田家英（1922―1966年），原名曾正昌，四川省成都市人，自幼家境贫困，曾在中药店当学徒。在几位年长的进步人士的影响下，很早就有救国救民的志向。1937年，田家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后在延安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等单位工作。从1948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解放后，又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由于受陈伯达、江青一伙的诬陷和迫害，1966年5月23日含冤逝世。1980年初，中央为他平反昭雪，并将封存的田家英遗物退还家属。田家英的夫人董边默默地在几十页遗物点交清单上签了字。望着一卡车满是尘土的书籍和字轴，不胜感慨：这些就是田家英生前称之为“小莽苍苍斋”的藏品，他为此耗费了多少心血！ “小莽苍苍斋”斋名来源于谭嗣同的“莽苍苍斋”。谭嗣同是“戊戌变法”中遇难的六君子之一。他辅佐光绪皇帝，力图变法维新，在改革遭到失败、旁人劝其出走时，表现了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的英雄气概，就义时年仅33岁。谭氏书斋名为“莽苍苍斋”，语出《庄子・逍遥游》：“适莽苍者，三�而返,腹犹果然。”田家英十分敬仰谭氏的骨气，因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小莽苍苍斋”。田家英解释说，“莽苍”是博大宽阔、一览无际之意，“小莽苍苍”以小见大，对立统一。这是一本介绍我父亲从政之余收集清代学者文人墨迹，成就了一件很有意义的文化之事的书，也是一本介绍父亲一段特殊的治学经历的书。书的作者，是我的爱人，他要我为这本书的出版说一点话。说些什么呢，想到父亲正值风华正茂之年便离开了我们，想到在他身后几十年，他所钟爱的收集清人墨迹这一文化活动将广泛地介绍给世人，真是感慨万千。连日来，父亲那英俊的面庞，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许多人都知道父亲是毛主席的秘书，很有才华，但不一定了解他早年的生活，他离开家乡去延安之前那一段既艰辛苦涩又充满着求知少年的理想和浪漫的生活。父亲一生发奋自强，酷爱学习，尤其热爱文学和史学，这和他少年时代的那段特有的人生经历也许是分不开的。由此，我想从女儿的角度，讲一点父亲少年时代的往事，也许与本书的内容关系不大，但我觉得，或许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了解我父亲这个人。 记得小的时候，父亲常爱说我们是泡在蜜罐子里长大的人，意思是指我们的生活条件太好了，生在福中不知福。看到我们的生活，他联想到自己孤苦的童年，父亲有感而发啊。 父亲是四川成都人，原名曾正昌，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全家人靠祖父经营的一家小药店生活。曾家原是小康人家，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曾家生意一直不景气。父亲三岁那年，我的祖父就去世了，九岁那年，祖母也不幸去世了，父亲成了孤儿。 父亲自幼天资聪颖，深得祖母的疼爱，祖母虽然没有文化，但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身上，六岁便让他进了私塾，以后又进城北小学读书，父亲在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父亲对祖母感情很深，在他幼年时代，祖母常常把他抱在腿上，听他背“三字经”、“千字文”和古诗词，希望他成才。９０年代。我在中组部保存的干部档案中看到父亲１９３９年在延安填写的一份自述，对他在家乡那段生活有过这样的描述，“我能清晰地回忆得起的是我的母亲，她扶着我没有肉的肩头，用动情的调子说：娃娃，要发奋做个人才好咯！母亲深爱着我，并要我成人。当我的大哥大嫂向她商量将来要我去做学徒的时候，母亲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意见。但是她在我九岁时就死了，这是我幼年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祖母去世后，父亲成了孤儿，哥嫂因再雇不起店员，强令父亲辍学，在药店当了一名学徒，小小年纪，便做了店铺的伙计“抓抓匠”，这对于生性活泼、热爱学习的父亲，心灵深处无疑是极大的创伤。６０年代，父亲经常下去搞农村调查，空闲的时候，他和同事聊天还常常忆起童年的生活故事。我听奚原伯伯讲，父亲曾问他：你知道为什么做买卖的叫“生意人”吗？生意人的“意”，就是立着说话还要把话说到人家心里去的人，就是买卖人。这是他当店员第一天老板对他的教诲，他记了一辈子。父亲自己生活孤苦，从情感上非常同情受苦人。四川旧社会有讨饭的乞丐，还有讨药的乞丐，他们把讨来的草药做成药丸，到江湖上卖了挣饭吃。父亲抓药时故意把药撒到地上，待讨药的来了，用小簸箕扫了倒给人家。他和同事们笑着说，千万别相信江湖郎中，他们自称能治百病的丸药里，除了土面，还有老鼠屎呢。父亲还和于光远伯伯讲起他当店员时如何整治老板，如何从钱箱里偷钱，他说这叫“就地取材”，药店有的是黏性很强的膏药，他把膏药抹在竹竿上，从钱柜的缝里伸下去，粘到钱往上提，不论硬币纸币都可以取出来。这就是父亲童年时代的生活，充满诙谐和苦涩。正如他在自述中说的：“在我十二岁，家里就不许我跨进学堂的门槛，我开始了顽童的放荡的生活……” 父亲过了近两年的学徒生活，就在他自称“放荡”生活的开始，有一个同伴的父亲叫徐昌文。他看父亲聪敏过人，就常把他叫到家里，父亲回忆道：“是他教育了我，他使我开始用我从学校学得的断断续续的知识去读《生活周刊》和鲁迅、郭沫若的文章。这样，我虽然没有得到正规的发展，却强烈地爱好上了新文学。能成为一个作家多好啊！”当一名作家成为少年时代父亲的梦想。 父亲少年时的一位同学90年代曾在《巴蜀史志》中撰文记述父亲当年的生活情景：“我和正昌曾在一个学校同一教室内坐前后座位读书，他住在城北拐枣树街一家中药店楼上，我住在离拐枣树街不远的正顺街，上下学大多数时间我们结伴同行，有时我去到他的住处。他的学习生活条件之差是惊人的，他住的阁楼实为店中堆放药材之处，在干枝枯叶之间仅放一木板撑起的小床，三角小桌和一矮凳而已。由于药材干枯，易于引火，哥嫂不许他点灯，幸好小窗之前有一路灯，正昌取下窗上的一个小木板，借着透入的一线灯光，展读深夜。以后他又找了一个旧汽油筒，把铁筒横放下，煤油灯放在里面，这样就可以躺着读书了，他每天不到三更午夜决不入睡。” 父亲憧憬着当作家的梦想，在学徒的两年里，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同伴忆道：“那阵我们只不过十二三岁，但却不似一般少年那样贪玩好耍，只要稍有空隙的时间，正昌就埋头在古典小说之中，他对列国、三国、水浒、红楼爱不释手，惟不喜西游，三读未终而弃。”这些书大部分是从徐昌文大伯处借来的，一套《资治通鉴》也是父亲在十三岁那年读完的。父亲因钱少，总爱买最便宜的活页文选，在小小的文选上，他学到不少中国著名的古诗文，直到60年代，他还一直保持着读活页文选的习惯。 经过大量的阅读和自修，父亲打下了一定的语文基础，他在自述中写道：“能当一名作家多好啊，我曾这样鼓励自己，开始了冒险的尝试，1934年，我的文章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我开始变成靠领取稿金为生的文乞。”1934年父亲才十二岁，他最早的文章发表在什么杂志上，已不得而知，但有幸的是从1936年起，到1937年11月他离开成都去延安前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近百篇文章，其中有小说、散文、随笔、书评、诗歌等，大部分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今天了解父亲那个时期心路历程最宝贵的材料。 你听，他在一篇题为《春》的散文中写道： 是春天了，我应当呼吸一口春日之温暖，然而，春阳于我不是太淡漠了么？……我没有快乐，我是用自己的眼泪给自己灌溉。忧郁的孩子，你是受过苦难和煎熬？是的，我是夜之子，在困难和煎熬里，在血和唾液里，在恐怖和黑暗里，我成长起来。（《华西日报》1936年3月12日） 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心灵深处饱尝了世态炎凉。父亲不断地写着，用笔诉说着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紧接着，他又连续发表了《灯》、《路》、《街》、《窗》、《帘》、《井》等一系列散文，“华灯初上，我走过街和街……”，“春风用花丰润了平原，编织成美丽的艳色，在天和地之间……”，“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走出来的路才是路……”，随着文章的不断发表，父亲所用的笔名“田家英”渐渐被人们注意起来，人们称赞田家英的文章朗朗上口，如行云流水，思想活跃，意境新颖，表现出作者不凡的才气，尤其是他那流畅简练的文字，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人们哪里知道，作者仅仅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1936年，父亲毅然地和阻碍他读书的哥嫂脱离了经济关系，靠卖文为生。这一年，他考取成都县立一中，又回到了校园。经过两年动荡生活的父亲，比以前更加成熟，他的苦学精神，给同学们留下极深的印象。那时，父亲靠很少的钱生活，早上一碗锅巴稀饭，二三块泡萝卜皮，中午或买一个小饼子，或干脆不吃饭，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他的同学回忆说：“县立中学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名为‘墨池’，每天中午12点至下午6点开放，那是家英常去的地方。馆里藏有一套《万有文库》，家英从中选读了英法帝俄文学名著，如《三剑客》、《茶花女》、《战争与和平》、《猎人日记》等，手捧名著，他一读就是一个下午，图书馆的管理员陈先生戏称其是小书迷、书疯子。”（《巴蜀史志》1996年1期）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原先较为封闭的校风为之一转，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朱自清的作品渐在校中流传，父亲读得如饥似渴，其中影响最深的是巴金的《家》、《春》、《秋》、《雷》、《电》几部长篇，他在一篇题为《巴金的“家”》中写道：读了《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些青年的愤，是青年的奋力拼扎，想突破这狭的笼，飞向阔的天边去，……所以我爱觉慧，他勇敢地走着一条光明的路。”（《华西日报》1937年8月3日） 文学创作的激情使父亲异常兴奋，他不满足仅在报刊发表文章，和两三志同道合的好友合作，一起创办同仁刊物。那时候，有几元钱就能出一期几百份的小型刊物，大家一毛两毛地凑钱。刊物起名为《极光》，文体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父亲在创刊号上发表散文《手》：“自己生活在泥泞里，我在不断挣扎着”。“有两只黑手，一只紧紧掐着我的喉咙，另一只蒙蔽我的眼睛，不让我看到光明，斗争再次失败了，我要贮蓄我的生命力，准备做第三次斗争。”文章透视着那一代青年追求光明的渴望。杂志出刊了，第一期居然卖掉二百多份，大家欣喜之至，简直无法形容。《极光》以后又易名《散文》双月刊，人们看到一批青年活跃在文坛上。 正当父亲憧憬着走一条文学之路的时候，抗日救亡的热潮和风暴改变了他的人生。1936年下半年，他加入了成都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这实际是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进步团体，父亲第一次接触到马列主义。《大众哲学》、《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斯大林传）、《共产党宣言》，这些新鲜的道理，新鲜的世界，使父亲的眼界豁然开阔。要建立平等、富裕、美满幸福的社会，只有走《共产党宣言》指引的路。到延安去，做一名共产党人，成了他的向往。这年3月，父亲把自己的心声融入在一篇小文中，这篇题为《苦难――答妈妈》的文字，至今读来，仍使我为之感动。故事是通过一位双目失明的母亲和已经投身革命的儿子的对话展开的。 “她每天抚摸孩子的头。 ‘孩子，你跟你爸爸一样高了。’ ‘有什么不一样呢？’ ‘可是，你也像你爸爸一样，为着幸福发过愁吗？’ ‘不，完全不的。妈，我高兴，妈，我告诉你：只有现在不幸的人，将来才会有真的幸福。妈，我高兴呢！’ ‘是的，我知道，每次朋友来，不都是高高兴兴的笑着的？孩子。’ ‘对了，妈，将来的幸福做梦也临不到现在过着幸福日子的人。’ 儿子告诉妈将来的世界，是和花一样的。花，她闻过，她永远幻想着像花一样香，将来的世界。 夜――把一座快要塌下的草屋包围了。儿子在睡着。她听到有人打门。 ‘孩子，你的朋友来啦。’ 儿子并不埋怨母亲，他只是对着电筒的光，对着来人，对着钢铁的手铐： ‘朋友’，他把手并拢着，‘来吧！’ 于是，那手铐套在他的手上。门开了，他跨出门槛…… ‘妈，我跟朋友走了，什么时候回来说不定，你等待着吧。有那么一天，我，也许我的朋友，会把妈妈所爱的花一样的世界送给你。妈，你等着吧。’ 月亮红着脸，躲开这荒凉的地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因参加救亡活动，父亲被学校开除了，这时，他追随共产党的决心已定，和几个要好的同伴曾彦修、赵石英、何郝炬等常常聚在少城公园，悄悄商量去延安的事，筹划行动计划。几年前，李鹏同志和他的夫人朱琳送给妈妈一套《延河之子》，从那本书中，我惊讶地发现，当年成都西御西街113号革命烈士赵世炎的哥哥赵世珏的宅第，竟是父亲和他的同伴们，一伙进步青年聚会的地方。原来，赵世珏的儿子赵石英是父亲在县立中学的同学，又是极其要好的朋友。那时，赵世珏的妹妹赵君陶因丈夫李硕勋被国民党杀害后，生活困难，带着幼子李鹏和小女李远芹住在成都哥哥家里。赵君陶的姐姐赵世兰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当时也在成都。赵世兰一接触到父亲，就很喜欢这个年轻聪颖、爱说爱笑、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青年，送给他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和《列宁主义概论》读，给他们讲中国革命的道理。当知道他们决心投奔延安后，她和赵君陶联名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夏之栩以及延安的李富春、王若飞写信，中肯地介绍这几个爱国青年。 那年9月，父亲在巴蜀文艺协会机关刊物《金箭月刊》第二期发表了他在成都青少年时代写作生涯的最后一篇文章《去路》：“我的话像是从心里说出来的，……我感到我的全个心都在说话了，……是的，我应当走了。我为什么要远远地离开自己的一群呢，我为什么要看着他们的活动，看着他们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呢！我要去，为了友人，为了自己，我应当把声音变成行动，是我应当交出一切的时候了，我去交出我的生命……”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思想，特别是他对追求光明去路的决心――是到了奋起参与行动的时候了。这无疑是他决心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表白书，也是他向成都友人们的临别誓言。两个月后，父亲和赵石英等四个青年，踏上了北去的征途，他们绕经重庆、武汉、郑州、西安，行程七千多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 父亲十六岁到延安，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和血与火的斗争考验。1948年，他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那年，他二十六岁。 ………… 父亲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十八年。凡是和父亲熟悉的人，都觉得他不像是为官的，更愿意视他为书生，连毛泽东都曾戏言要送父亲一个墓碑――“读书人之墓”。可见父亲爱读书、喜钻研的禀性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父亲去世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还曾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在这里，我还想告诉读者一个信息，父亲搜集的这批清代文人墨迹资料，1987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专家鉴定，充分肯定了其学术和历史价值，愿在将来新建的国家博物馆内辟专室收藏，作长久展出和供研究之用，这大概是这批资料最好的归宿，也是父亲的夙愿。 2002年2月于毛家湾 （选自《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陈烈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9月版）
田家英（1922―1966年），原名曾正昌，四川省成都市人，自幼家境贫困，曾在中药店当学徒。在几位年长的进步人士的影响下，很早就有救国救民的志向。1937年，田家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后在延安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等单位工作。从1948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解放后，又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由于受陈伯达、江青一伙的诬陷和迫害，1966年5月23日含冤逝世。1980年初，中央为他平反昭雪，并将封存的田家英遗物退还家属。田家英的夫人董边默默地在几十页遗物点交清单上签了字。望着一卡车满是尘土的书籍和字轴，不胜感慨：这些就是田家英生前称之为“小莽苍苍斋”的藏品，他为此耗费了多少心血！ “小莽苍苍斋”斋名来源于谭嗣同的“莽苍苍斋”。谭嗣同是“戊戌变法”中遇难的六君子之一。他辅佐光绪皇帝，力图变法维新，在改革遭到失败、旁人劝其出走时，表现了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的英雄气概，就义时年仅33岁。谭氏书斋名为“莽苍苍斋”，语出《庄子・逍遥游》：“适莽苍者，三�而返,腹犹果然。”田家英十分敬仰谭氏的骨气，因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小莽苍苍斋”。田家英解释说，“莽苍”是博大宽阔、一览无际之意，“小莽苍苍”以小见大，对立统一。这是一本介绍我父亲从政之余收集清代学者文人墨迹，成就了一件很有意义的文化之事的书，也是一本介绍父亲一段特殊的治学经历的书。书的作者，是我的爱人，他要我为这本书的出版说一点话。说些什么呢，想到父亲正值风华正茂之年便离开了我们，想到在他身后几十年，他所钟爱的收集清人墨迹这一文化活动将广泛地介绍给世人，真是感慨万千。连日来，父亲那英俊的面庞，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许多人都知道父亲是毛主席的秘书，很有才华，但不一定了解他早年的生活，他离开家乡去延安之前那一段既艰辛苦涩又充满着求知少年的理想和浪漫的生活。父亲一生发奋自强，酷爱学习，尤其热爱文学和史学，这和他少年时代的那段特有的人生经历也许是分不开的。由此，我想从女儿的角度，讲一点父亲少年时代的往事，也许与本书的内容关系不大，但我觉得，或许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了解我父亲这个人。 记得小的时候，父亲常爱说我们是泡在蜜罐子里长大的人，意思是指我们的生活条件太好了，生在福中不知福。看到我们的生活，他联想到自己孤苦的童年，父亲有感而发啊。 父亲是四川成都人，原名曾正昌，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全家人靠祖父经营的一家小药店生活。曾家原是小康人家，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曾家生意一直不景气。父亲三岁那年，我的祖父就去世了，九岁那年，祖母也不幸去世了，父亲成了孤儿。 父亲自幼天资聪颖，深得祖母的疼爱，祖母虽然没有文化，但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身上，六岁便让他进了私塾，以后又进城北小学读书，父亲在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父亲对祖母感情很深，在他幼年时代，祖母常常把他抱在腿上，听他背“三字经”、“千字文”和古诗词，希望他成才。９０年代。我在中组部保存的干部档案中看到父亲１９３９年在延安填写的一份自述，对他在家乡那段生活有过这样的描述，“我能清晰地回忆得起的是我的母亲，她扶着我没有肉的肩头，用动情的调子说：娃娃，要发奋做个人才好咯！母亲深爱着我，并要我成人。当我的大哥大嫂向她商量将来要我去做学徒的时候，母亲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意见。但是她在我九岁时就死了，这是我幼年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祖母去世后，父亲成了孤儿，哥嫂因再雇不起店员，强令父亲辍学，在药店当了一名学徒，小小年纪，便做了店铺的伙计“抓抓匠”，这对于生性活泼、热爱学习的父亲，心灵深处无疑是极大的创伤。６０年代，父亲经常下去搞农村调查，空闲的时候，他和同事聊天还常常忆起童年的生活故事。我听奚原伯伯讲，父亲曾问他：你知道为什么做买卖的叫“生意人”吗？生意人的“意”，就是立着说话还要把话说到人家心里去的人，就是买卖人。这是他当店员第一天老板对他的教诲，他记了一辈子。父亲自己生活孤苦，从情感上非常同情受苦人。四川旧社会有讨饭的乞丐，还有讨药的乞丐，他们把讨来的草药做成药丸，到江湖上卖了挣饭吃。父亲抓药时故意把药撒到地上，待讨药的来了，用小簸箕扫了倒给人家。他和同事们笑着说，千万别相信江湖郎中，他们自称能治百病的丸药里，除了土面，还有老鼠屎呢。父亲还和于光远伯伯讲起他当店员时如何整治老板，如何从钱箱里偷钱，他说这叫“就地取材”，药店有的是黏性很强的膏药，他把膏药抹在竹竿上，从钱柜的缝里伸下去，粘到钱往上提，不论硬币纸币都可以取出来。这就是父亲童年时代的生活，充满诙谐和苦涩。正如他在自述中说的：“在我十二岁，家里就不许我跨进学堂的门槛，我开始了顽童的放荡的生活……” 父亲过了近两年的学徒生活，就在他自称“放荡”生活的开始，有一个同伴的父亲叫徐昌文。他看父亲聪敏过人，就常把他叫到家里，父亲回忆道：“是他教育了我，他使我开始用我从学校学得的断断续续的知识去读《生活周刊》和鲁迅、郭沫若的文章。这样，我虽然没有得到正规的发展，却强烈地爱好上了新文学。能成为一个作家多好啊！”当一名作家成为少年时代父亲的梦想。 父亲少年时的一位同学90年代曾在《巴蜀史志》中撰文记述父亲当年的生活情景：“我和正昌曾在一个学校同一教室内坐前后座位读书，他住在城北拐枣树街一家中药店楼上，我住在离拐枣树街不远的正顺街，上下学大多数时间我们结伴同行，有时我去到他的住处。他的学习生活条件之差是惊人的，他住的阁楼实为店中堆放药材之处，在干枝枯叶之间仅放一木板撑起的小床，三角小桌和一矮凳而已。由于药材干枯，易于引火，哥嫂不许他点灯，幸好小窗之前有一路灯，正昌取下窗上的一个小木板，借着透入的一线灯光，展读深夜。以后他又找了一个旧汽油筒，把铁筒横放下，煤油灯放在里面，这样就可以躺着读书了，他每天不到三更午夜决不入睡。” 父亲憧憬着当作家的梦想，在学徒的两年里，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同伴忆道：“那阵我们只不过十二三岁，但却不似一般少年那样贪玩好耍，只要稍有空隙的时间，正昌就埋头在古典小说之中，他对列国、三国、水浒、红楼爱不释手，惟不喜西游，三读未终而弃。”这些书大部分是从徐昌文大伯处借来的，一套《资治通鉴》也是父亲在十三岁那年读完的。父亲因钱少，总爱买最便宜的活页文选，在小小的文选上，他学到不少中国著名的古诗文，直到60年代，他还一直保持着读活页文选的习惯。 经过大量的阅读和自修，父亲打下了一定的语文基础，他在自述中写道：“能当一名作家多好啊，我曾这样鼓励自己，开始了冒险的尝试，1934年，我的文章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我开始变成靠领取稿金为生的文乞。”1934年父亲才十二岁，他最早的文章发表在什么杂志上，已不得而知，但有幸的是从1936年起，到1937年11月他离开成都去延安前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近百篇文章，其中有小说、散文、随笔、书评、诗歌等，大部分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今天了解父亲那个时期心路历程最宝贵的材料。 你听，他在一篇题为《春》的散文中写道： 是春天了，我应当呼吸一口春日之温暖，然而，春阳于我不是太淡漠了么？……我没有快乐，我是用自己的眼泪给自己灌溉。忧郁的孩子，你是受过苦难和煎熬？是的，我是夜之子，在困难和煎熬里，在血和唾液里，在恐怖和黑暗里，我成长起来。（《华西日报》1936年3月12日） 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心灵深处饱尝了世态炎凉。父亲不断地写着，用笔诉说着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紧接着，他又连续发表了《灯》、《路》、《街》、《窗》、《帘》、《井》等一系列散文，“华灯初上，我走过街和街……”，“春风用花丰润了平原，编织成美丽的艳色，在天和地之间……”，“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走出来的路才是路……”，随着文章的不断发表，父亲所用的笔名“田家英”渐渐被人们注意起来，人们称赞田家英的文章朗朗上口，如行云流水，思想活跃，意境新颖，表现出作者不凡的才气，尤其是他那流畅简练的文字，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人们哪里知道，作者仅仅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1936年，父亲毅然地和阻碍他读书的哥嫂脱离了经济关系，靠卖文为生。这一年，他考取成都县立一中，又回到了校园。经过两年动荡生活的父亲，比以前更加成熟，他的苦学精神，给同学们留下极深的印象。那时，父亲靠很少的钱生活，早上一碗锅巴稀饭，二三块泡萝卜皮，中午或买一个小饼子，或干脆不吃饭，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他的同学回忆说：“县立中学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名为‘墨池’，每天中午12点至下午6点开放，那是家英常去的地方。馆里藏有一套《万有文库》，家英从中选读了英法帝俄文学名著，如《三剑客》、《茶花女》、《战争与和平》、《猎人日记》等，手捧名著，他一读就是一个下午，图书馆的管理员陈先生戏称其是小书迷、书疯子。”（《巴蜀史志》1996年1期）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原先较为封闭的校风为之一转，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朱自清的作品渐在校中流传，父亲读得如饥似渴，其中影响最深的是巴金的《家》、《春》、《秋》、《雷》、《电》几部长篇，他在一篇题为《巴金的“家”》中写道：读了《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些青年的愤，是青年的奋力拼扎，想突破这狭的笼，飞向阔的天边去，……所以我爱觉慧，他勇敢地走着一条光明的路。”（《华西日报》1937年8月3日） 文学创作的激情使父亲异常兴奋，他不满足仅在报刊发表文章，和两三志同道合的好友合作，一起创办同仁刊物。那时候，有几元钱就能出一期几百份的小型刊物，大家一毛两毛地凑钱。刊物起名为《极光》，文体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父亲在创刊号上发表散文《手》：“自己生活在泥泞里，我在不断挣扎着”。“有两只黑手，一只紧紧掐着我的喉咙，另一只蒙蔽我的眼睛，不让我看到光明，斗争再次失败了，我要贮蓄我的生命力，准备做第三次斗争。”文章透视着那一代青年追求光明的渴望。杂志出刊了，第一期居然卖掉二百多份，大家欣喜之至，简直无法形容。《极光》以后又易名《散文》双月刊，人们看到一批青年活跃在文坛上。 正当父亲憧憬着走一条文学之路的时候，抗日救亡的热潮和风暴改变了他的人生。1936年下半年，他加入了成都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这实际是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进步团体，父亲第一次接触到马列主义。《大众哲学》、《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斯大林传）、《共产党宣言》，这些新鲜的道理，新鲜的世界，使父亲的眼界豁然开阔。要建立平等、富裕、美满幸福的社会，只有走《共产党宣言》指引的路。到延安去，做一名共产党人，成了他的向往。这年3月，父亲把自己的心声融入在一篇小文中，这篇题为《苦难――答妈妈》的文字，至今读来，仍使我为之感动。故事是通过一位双目失明的母亲和已经投身革命的儿子的对话展开的。 “她每天抚摸孩子的头。 ‘孩子，你跟你爸爸一样高了。’ ‘有什么不一样呢？’ ‘可是，你也像你爸爸一样，为着幸福发过愁吗？’ ‘不，完全不的。妈，我高兴，妈，我告诉你：只有现在不幸的人，将来才会有真的幸福。妈，我高兴呢！’ ‘是的，我知道，每次朋友来，不都是高高兴兴的笑着的？孩子。’ ‘对了，妈，将来的幸福做梦也临不到现在过着幸福日子的人。’ 儿子告诉妈将来的世界，是和花一样的。花，她闻过，她永远幻想着像花一样香，将来的世界。 夜――把一座快要塌下的草屋包围了。儿子在睡着。她听到有人打门。 ‘孩子，你的朋友来啦。’ 儿子并不埋怨母亲，他只是对着电筒的光，对着来人，对着钢铁的手铐： ‘朋友’，他把手并拢着，‘来吧！’ 于是，那手铐套在他的手上。门开了，他跨出门槛…… ‘妈，我跟朋友走了，什么时候回来说不定，你等待着吧。有那么一天，我，也许我的朋友，会把妈妈所爱的花一样的世界送给你。妈，你等着吧。’ 月亮红着脸，躲开这荒凉的地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因参加救亡活动，父亲被学校开除了，这时，他追随共产党的决心已定，和几个要好的同伴曾彦修、赵石英、何郝炬等常常聚在少城公园，悄悄商量去延安的事，筹划行动计划。几年前，李鹏同志和他的夫人朱琳送给妈妈一套《延河之子》，从那本书中，我惊讶地发现，当年成都西御西街113号革命烈士赵世炎的哥哥赵世珏的宅第，竟是父亲和他的同伴们，一伙进步青年聚会的地方。原来，赵世珏的儿子赵石英是父亲在县立中学的同学，又是极其要好的朋友。那时，赵世珏的妹妹赵君陶因丈夫李硕勋被国民党杀害后，生活困难，带着幼子李鹏和小女李远芹住在成都哥哥家里。赵君陶的姐姐赵世兰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当时也在成都。赵世兰一接触到父亲，就很喜欢这个年轻聪颖、爱说爱笑、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青年，送给他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和《列宁主义概论》读，给他们讲中国革命的道理。当知道他们决心投奔延安后，她和赵君陶联名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夏之栩以及延安的李富春、王若飞写信，中肯地介绍这几个爱国青年。 那年9月，父亲在巴蜀文艺协会机关刊物《金箭月刊》第二期发表了他在成都青少年时代写作生涯的最后一篇文章《去路》：“我的话像是从心里说出来的，……我感到我的全个心都在说话了，……是的，我应当走了。我为什么要远远地离开自己的一群呢，我为什么要看着他们的活动，看着他们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呢！我要去，为了友人，为了自己，我应当把声音变成行动，是我应当交出一切的时候了，我去交出我的生命……”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思想，特别是他对追求光明去路的决心――是到了奋起参与行动的时候了。这无疑是他决心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表白书，也是他向成都友人们的临别誓言。两个月后，父亲和赵石英等四个青年，踏上了北去的征途，他们绕经重庆、武汉、郑州、西安，行程七千多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 父亲十六岁到延安，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和血与火的斗争考验。1948年，他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那年，他二十六岁。 ………… 父亲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十八年。凡是和父亲熟悉的人，都觉得他不像是为官的，更愿意视他为书生，连毛泽东都曾戏言要送父亲一个墓碑――“读书人之墓”。可见父亲爱读书、喜钻研的禀性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父亲去世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还曾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在这里，我还想告诉读者一个信息，父亲搜集的这批清代文人墨迹资料，1987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专家鉴定，充分肯定了其学术和历史价值，愿在将来新建的国家博物馆内辟专室收藏，作长久展出和供研究之用，这大概是这批资料最好的归宿，也是父亲的夙愿。 2002年2月于毛家湾 （选自《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陈烈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