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 摇曳沉浮两百年
中国保险，摇曳沉浮两百年
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 honoring the bicentennial of china's insurance industry
“保险”刚进入中国时，曾有个非常诗意的名称，“燕梳”(insurance的音译)。如此轻巧的一个名字，却背负着中国保险两百年的历史。
保险进入中国
1685年闭关多年的清政府出于对外贸易的需要，开放海禁，特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洋商在广州的海运贸易越来越频繁，其中尤以鸦片运输为多。在运输过程中，船舶常常会遇到风浪、海盗，甚至战争的威胁，商人们迫切地需要降低风险，于是在西方已经产生了两个世纪的现代保险业进入了中国。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达卫森在广州发起成立了谏当保安行。它是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保险机构，中国保险历史从此开始。
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保险的业务量不是非常多，外商保险公司更多是通过洋行代理其在华业务。洋行代理保险业务，是稳赚不赔，不仅可以从保费超过赔款的余额中，取得按股份分配的红利，而且每做成一笔保险生意都能收取佣金。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以及《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外商可以从事贸易的口岸，从上海等沿海“五口”逐步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十口”。保险也跟着贸易的脚步踏上了各个口岸，从沿海进入了内地。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中国保险业的中心。当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上海迅速取代了广州，成为保险业的中心。
敞开国门的中国很快就成为欧美国家远东贸易的中心。中国各个新开港口之间的短程货运逐渐频繁，但是这一时期时局动荡，战乱的危险也在增加，保险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亟待开发的保险市场。英国《泰晤士报》曾为此大肆鼓吹：“我们英国商人正在闯入中国，好像进入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带。„„‘能够保险吗?’中国托运商很快就提出这个迫切的询问了。因此，为1/3人类的贸易开办保险业务，也摆在这些新来的的冒险家的面前了。”兼营大量业务的洋行显然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洋行便筹措资金投资设立独立经营的保险公司。1835年宝顺洋行设立了于人洋面保安行，1836年怡和洋行设立了谏当保险公司，洋行既是投资者又是代理人。英商保险最早进入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垄断了中国保险市场。但如此广阔的市场，其他国家的洋行怎肯让英国人独享。19世纪60年代，美商、德商、日商洋行不仅开始代理本国保险公司的业务，而且和英商一样开始直接设立保险机构。
民族保险业之兴起
虽然19世纪初，保险就进入中国，但是对保险思想的引介却在鸦片战争之后。1841年，魏源受林则徐之托，根据林则徐在广东组织翻译的《四洲志》等资料，撰写了《海国图志》，望国人能师夷长技攻夷、制夷。书中介绍了世界各地人文、地理、历史等，其中谈到了“船担保”(即水险)、“宅担保”(即火险)及“命担保”(即寿险)三大“担保会”(即保险公司)及
其运作。《海国图志》启蒙了中国人的保险思想，但由于当时中国尚处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还不足以产生中国自己的保险业，因此并没有促使民族保险业的兴起。之后，洪仁轩、王韬、郑观应对保险思想多有论述。
1865年，闽粤著名的商号德盛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义和公司保险行，它标志着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开端。但是只此一家民族保险机构，势单力薄，又缺乏经验，很快就从保险市场上销声匿迹了。中国民族保险业的真正兴[0.25 -7.41%]起还要从保险招商局算起。
19世纪中叶，洋商迅速、安全、收费低廉的轮船进入中国的航运业后，很快将中国传统的沙帆船挤了出去。为了中国的航运业不致为外商所操纵，同时解决清政府供给的漕运问题，1872年在李鸿章、曾国藩等洋务派的多方努力下，清政府在上海开办了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抢走了洋商许多华商客户，洋商非常不满。当招商局向洋行托保轮船时，他们借机报复，向招商局收取近乎敲诈的高额保费。李鸿章意识到，欲求富国自强，“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
于是李鸿章委托有多年买办经验的唐廷枢、徐润筹办保险招商局，并于1875年11月开始公开招股。华商们多半都受过洋商保险公司的欺压，对于华商保险自是十分支持，很快“投股逾额”。12月28日，保险招商局正式成立。
但是保险招商局承保能力非常有限。当时每艘船的价值一般为10余万两，但保险招商局只能承保船舶价值1万两和货物3万两，溢额须向洋商保险公司投保，而洋商公司只限保六成，剩余风险仍需由保险招商局自己承担，且“转保于洋商，傍落利权，能无介意?”于是，1876年7月，唐廷枢、徐润等人公开招股，另行成立仁和水险公司。
1877年初由于美国旗昌洋行经营不善，轮船招商局并购了旗昌的轮船和码头栈房，轮船招商局的规模迅速扩大。但是仁和是水险公司，每年轮船招商局的码头、栈房和货物的火险仍须向洋商投保，保费大量外流。为维护利权，1878年4月在原保险招商局基础上，又招股20万两，成立济和船栈保险局。后来，唐廷枢推举张慎之为“江孚轮”船长。这是华人首次担任船长，之前这个职务一直都是由外国人担任。洋商不满于此，拒绝接受货物运输保险。于是，济和船栈保险局增资至50万两，扩大经营范围，更名为济和水火险公司。之后的几年，仁和与济和的业务扩展到海外，获利丰[26.40 -0.38%]厚。由于仁和、济和实力逐渐雄厚，外商保险公司刁难华商的行为也大为减少。
1883年中法战争的爆发引起了上海金融风潮，轮船招商局了陷入了非常拮据的处境，仁和、济和也深受影响。为重振雄风，1886年2月仁和、济和两家公司合并为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股款都存于轮船招商局。然而，从1888年起轮船招商局由“官督商办”进入“官办”阶段。到了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银达2000万两之局。由于仁济和大部分资金滞留在轮船招商局，严重影响了它的经营，业务慢慢萎缩，最终于1934年10月停业。
团结力量，对抗洋商
保险招商局成功地在洋商独霸的保险市场上，为其后的民族保险发展，打开了局面，民族保险公司逐渐多了起来。尽管保险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新生的产业，力量非常薄弱，但是众
多分散的力量集聚在一起，也是一股不容洋商忽视的力量。
1899年洋商成立了上海洋商火险公会，他们在佣金、折让、费率、险种、拒保、分保等方面协调一致，共同遵守。洋商势力像一堵高墙挡在了华商保险前面。恰在此时，香港华商同益水火保险上海分公司失败停业，洋商以之为口实，恶意对华商信誉进行诋毁，拒绝与华商进行分保和业务交换。洋商还采用跌价和放佣的不正当手段，排挤华商，使华商保险举步维艰。
1905年5月，由于美国排斥在美华工，引起国人激愤。上海商会会长、福建巨商曾铸组织全国各商会协力抵制美货，7月抵制美货运动开始席卷沿海和内地十几个省、一百六十余个城镇。国人抵制美货的同时，为不受洋商欺压，也在积极筹办民族保险。曾铸说：“目睹洋商挟资本来华从事种种经济上之侵略，深知国人非急起直追，自营银行、轮船、保险等事业，已不足与之争长短，而挽利权。”遂联合上海著名绅商朱葆三、王亭一等，筹办上海华兴保险公司。
但是民族保险公司毕竟资金力量薄弱，承保能力有限，分保又受到洋商的掣肘，想要与洋商“争长短、挽利权”，确实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团结同仁力量，才能与洋商一争长短。1907年，朱葆三(华兴、华成、华安三家保险公司的总董)利用自己的威望，发起成立华商火险公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保险社团组织。随着民族保险的发展，以及公会影响的扩大，华商火险公会多次改组，1931年更名为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
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先后创立的各类华商保险公司，总计有45家之多。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民族保险业终于在洋商称霸的保险市场争得了10%的份额，数额虽小，但却意义重大。
北洋军阀时期寿险崭露头角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结束了清政府三百年的统治，消除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制度性障碍。1914年—1918年，一战战火烧遍欧洲，欧洲国家忙着处理自家“后院”之事，无暇分身远东，让长期在欧美势力压制下的中国的工商业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5年“五卅”惨案，唤醒了广大国人沉睡的民族意识，人们以抵制洋货、爱用国货的实际行动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国民族保险业也趁着大好形势加速了自身的发展，1912年—1925年陆续设立了39家民族保险公司，其中寿险公司就有19家。
1850年以前已有外资寿险公司委托洋行在上海代理寿险业务，最初只限于旅华外侨，业务量非常小。不过敞开了大门的中国很快就吸引了大批外国人，在华外侨人数快速增长，洋商开始直接在华设立人寿公司或分支机构。迨到1889年英商永福人寿保险公司制定了《1846—1900年华人死亡率经验表》后，洋商逐渐开始承保华人寿险业务。彼时，华人对寿险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及至民国初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造就了大批城市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些生活相对宽裕的人是寿险主要的业务对象。特别是在上海，这类小康人群大大增加，其中有不少人愿意购买寿险，于是民族人寿公司大量涌现。但是寿险与水火险不同，它对费率的计算、业务的管理等等，要求更为精细。不少不懂寿险原理知识和科学管理的民族寿险公司，
开办没几年就关张了。1912年吕岳泉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组织纯粹华人资本，联合政界要人、工商巨绅，成立了中国华[0.05 4.26%]安合群保寿险股份有限公司。吕岳泉曾在洋商保险公司服务多年，他虽然对寿险业务不是很熟悉，但他长袖善舞，深谙与权贵交往之道，非常重视引政界显贵、商界和金融界精英入股或进入董事会，这也成为华安在发展中刻意追求的传统。也正是通过拉拢权势人物，华安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公司的业务空间。他们甚至上书袁世凯，“今欲开通社会，维系信用，不得不赖在上者赞助扶持”，“倘蒙钧座赞助，则公司事业之扩充，当易如反掌。”1916年化安还约请到黎元洪出任名誉董事长。当然华安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它能够充分利用“权势网络”，它还聘请了洋商寿险的精算和管理人才，懂得如何利用时局、顺应时势。五卅惨案后，华安发起“经济救国保寿”，深望举国人士，共同扶植该险种，使国民既尽爱国之义务，亦可获得对自身及家庭之保障。20世纪30年代初，华安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成为可与洋商寿险公司相抗衡的著名华商寿险公司。但随着同业竞争日益激烈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寿险业务发展所需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被破坏，20世纪30年代后期，华安的业务一落千丈，惨淡经营到解放前夕。
金融资本激荡民族保险业高潮
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当时民族金融业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规模，金融资本大量投入保险业。1926年12月东莱银行开设了第一家由银行投资的保险公司——安平水火保险公司。1929年，金城银行创办了太平水火保险公司。周作民(金城银行总经理)任董事长，丁雪农任经理。(丁雪农的岳父吴蔚如是东莱银行总经理，他任职太平，为后来太平接办安平保险创造了条件。)金城兴办太平后，不仅能从保险业务中获得收益，还可“肥水不流外人田”，由太平承揽自己的放款、押汇等金融往来，以及金城下属的众多企业的保险业务。
1933年，中南、大陆、交通、国华四家银行注资太平，太平一跃成为数一数二的华商保险公司。从1933年到1936年，太平先后合并了安平保险、丰盛保险、中国天一保险。太平组织总管理处，以太平为母公司，这三家保险公司仍保留原来的牌号，以各自的名义招揽生意，继续对外营业。这样，太平只需用一家公司的管理班子就可以经营四个公司的业务。万一某一公司亏损，也可以只就该公司原登记的有限股本清偿，不致影响全局。
1929年到1934年，为了联合力量，扩大承保能力，上海成立了多个联合经营的保险组织，有华商联合保险公司、中国船舶[74.86 -2.53%]保险联合会等。1936年华商联合保险公司成员通易公司倒闭，联合保险公司受到很大影响，处境困难。太平为扶助同业，出资收购了通易在联合的股份，周作民出任联合的董事长，主持其事务。这样，太平在遇到自己无力承做的大额保单时，就可以通过联合的其他九家公司分保，形成了以太平为首的“保险团”。太平在诸多民营银行创办的保险公司中是最成功的。
拥有雄厚实力的官僚金融资本，参与到保险事业中，是这一时期民族保险业掀起发展高潮的一个关键元素。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步建立起“四行、两局、一库”(即中央银行、中国银
行[3.90 -1.76%]、交通银行[8.26 -3.28%]、农业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合作金库)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成立初期的国民政府也曾励精图治，“查上海保险业务大都操诸洋商，每年被吸收之保费„„外溢之数实足惊人。”1931年，中国银行有鉴于此在上海设立了中国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经营业务，与其他保险机构都不一样，他们的全部业务都由中国银行各地分支机构代理，只需支付少许代理佣金，就牢牢掌握了与中国银行相关的保险业务。根据国民政府保险法规，1937年中国保险公司分离出“中国人寿[26.58 -3.31%]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中国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不过这两家公司内部实质上仍为一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撤，中国保险总公司部分机构随政府内迁，其余仍留在上海租界。太平洋[15.63 -4.29%]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总公司仓促之间来不及撤退，结果被日军监控起来。其间东京海上保险株式会社董事三番四次要求与其合营，总公司负责人虚应道：既然要合营，公司内部就必须要进行全面的改组。他们以这个借口拖延时间，最终保持了白璧无瑕。
除了中国保险公司，官方银行投资的保险机构还有，1935年中央银行拨款设立的中央信托局保险部，交通部设立的邮政储金汇业局保险处。
1926年到1936年期间，雄厚的金融资本投入到民族保险业中，提升了保险公司的管理水平，同时利用银行贷款关系，拓展了业务，民族保险业前所未有地繁荣。
远东保险王
在民族保险业蓬勃发展之时，洋商仍在继续吞噬着中国保险市场的份额。一战前英商凭借在华特权、雄厚的资金、丰富的技术经验和再保险实力的优势，率先占据中国市场。但一战后，美商保险乘英国休养战争创伤之际，逐渐渗入中国。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商保险已能与英商平分秋色，其中尤以美商美亚保险公司发展最为迅猛。
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史带，1919年来到“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在美丰银行老板鼎力相助之下，成立美亚保险公司。史带的脚跟尚未在他的新办公室踩实，1920年美亚承保的上海一些堆栈就发生火灾，损失惨重。美亚还没赚到多少保费，就要赔出一大笔，许多灾户都谣传，美亚要赖账了。但是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史带甚至不惜负债，迅速处理了赔款事宜。美亚公司“被灾户深为满意，从此获得社会人士的信任，业务日有起色”。小小的美亚很快就从众多保险公司中脱颖而出。1921年后，史带在上海陆续创建友邦人寿保险公司和友邦水火保险公司，甚至利用保险资金开设了友邦银行。美亚还与英商、法商、华商合办保险公司，同时还代理了26家保险行的业务。在业务最发达的时候，史带旗下的公司占中国保险总收入的30%以上。史带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在中国创建了一个庞大的保险帝国，被人们称作“远东保险王”。他的发迹史也成为旧上海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1939年由于中国局势不稳，美亚总公司由上海迁至纽约。在经历了中国抗战、解放战争之后，1951年美亚停业，撤离上海。
抗战期间的“大后方”与“孤岛”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军队采取不抵抗政策，华东、中南地区迅速为日军侵占，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京撤退到重庆，据守西南、西北地区。中国的西部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为了保证战争中战略物资的供应，国民政府从1937年8月，开始有步骤地将上海、武汉的一些工矿企业迁移到大后方，规模非常庞大，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运输的车船由东往西络绎不绝。重庆很快就成为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保险的需求也迅速增加。
大后方的保险机构以8家官办保险机构为主，包括中国保险公司(1931年)、中央信托局保险部(1935年)、太平洋[15.63 -4.29%]产物保险公司(1943年)、中国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等，它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强大的政治后台，几乎包揽了与主要经济命脉相关的所有保险业务，形成了一个官办保险体系。其中以中央信托局保险处规模最大。
1935年10月，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成立，经营信托、储蓄、易货、运输等业务。同年11月，为了追求丰厚的利润，以及保障自身资金的安全，中央信托局设立保险部。1937年8月国民政府为了保证内迁工厂物资运输安全，委托中央信托局保险处筹办战时运输兵险。10月开始正式办理，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当时日本飞机到处轰炸，这项业务的风险极大。保险部经理项馨吾，曾任中国保险公司副经理，在中国保险公司任职期间，曾被派赴英国伦敦考察深造，是一位保险专家，在国内外同业中有比较高的声望。他多次劝说华洋保安公司，接受战时兵险的再保险，但是各公司都觉得风险太大，不愿接受。无奈之余，国家只好全部承保。运输兵险费率较高，由中央信托局保险部视危险程度确定标准，赔付率也相当高。1939年，中央信托局还开办了陆地兵险，承保存放在国内后方，对抗战和民生有关的物资设备。为此，中央信托局特意从上海保险界选聘了13个精英，南下昆明联系业务。他们在“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支持下，绕过日军占领的地区，辗转香港、越南，来到昆明，顺利完成陆地兵险的组织和筹备。后来这13个传奇人物被保险界誉为“十三太保”。中央信托局的这两个战时险种，对工厂内迁，发展后方经济，充实战争资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0年后，大后方的局势比较稳定，金融界和工商界人士看好保险带来的高回报，纷纷开设保险公司。一时间，保险机构开业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仅中国小小的西南一隅，加上抗战前就存在的，1945年民营保险公司已达到50多家。然而，僧多粥少，官方保险机构又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民营保险公司竞争异常地激烈。
而大部分洋商保险公司在二战爆发后，就陆续撤离回国，留在重庆、昆明等地的，只有太古、怡和还在经营与自身贸易相关的保险业务，友邦人寿也在坚持着惨淡经营。
抗日战争前期的上海，由于日本依赖英美为其提供物资，在他们面前还比较驯良。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撤后，日本攻占了上海，但止步于公共租界的苏州河畔。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日占区的包围下成为独立于战争之外的“孤岛”。“孤岛”的平静，很快就吸引了众多沦陷区的富有阶层来此躲避战火。他们将所携的大量游资投放于工商业，孤岛的经济畸形地增长。上海的保险业随着涌入租界人口的激增，以及经济形势的逆转，收益也相应增加。
但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扯下了在英美面前的伪装，举着刺刀，进驻租界。进入租界后，日军就勒令上海的英、美、法等国保险公司停业，外籍工作人员被关进了集中营。日军以为将外商保险机构驱逐出去，上海保险市场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由日本十余家株式会社联合投资的“东亚火灾海上再保险株式会社”，却在中国人高涨的抗日情绪下毫无作为。后来，他们转换策略，与太平保险公司合资开办了
华商名义的“通惠水火保险公司”，但不久人们了解到该公司的日资背景后，都对其“敬”而远之。日商保险始终没能控制上海的保险市场。
与上海日商保险公司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商保险业的异常繁荣。由于日伪政府滥发伪币，物价飞涨，投机囤积物资之风盛行。一些新发展起来的银行、钱庄、工商业者，以及有保险业务的掮客，竞相投资保险业。但是他们并不志在保险事业的发展，只是利用保险公司，吸引游资，进行投机，囤积居奇，谋取更多利润。这样的保险公司，在新成立的保险公司中占3/4，整个上海保险市场无序而混乱。
抗战后保险业的混乱经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旧都南京，战争期间迁往重庆的官办和民营保险机构相继复员或返沪，被迫停业的洋商保险公司也纷纷复业。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再次东移，上海重新成为中国保险业的中心。
此时的官僚资本逐渐发展成为国家金融垄断势力。官僚保险机构在抗战时已经包揽了大部分的保险业务，而此时上海官僚保险机构的数量更是由战前的8家增加为24家，这些规模大小不一的机构，控制了企业财产、船舶、货物运输、人寿及再保险等业务，形成了官僚资本保险集团的网络。民营保险机构逐渐在保险市场上成为官僚资本的附庸。
战后国民政府没有对经济进行及时治理，整个国家经济秩序混乱不堪。金融市场上游资充斥，不少商人利用保险这一渠道，积聚游资，从事投机买卖，保险公司数量一时激增。1948年时，上海华商保险公司已有178家，良莠不齐，较有基础、管理水平较高的保险公司不到1/4。保险机构的数量大大超过市场的需求，以至于保险业恶性竞争的情况非常严重。不仅如此，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币值残跌，物价飞涨，保险效力锐减，已经失去了保险的意义和作用。尚有余力的民营保险公司改以银元、美金或港币承保，惨淡经营。整个保险业在解放前已陷入了瘫痪状态。
新中国保险事业的孕育与搁浅
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为中国保险业带来了新的契机。人民政府开始对旧中国的保险业进行了整顿改造。1949年1月起，地方军管会相继在解放了的城市对官僚资本保险机构进行了接收、清理。上海是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的集中地，自然成为接管工作的重心。在接管的24家保险机构中，除中国产物保险公司和中国航联意外责任保险公司复业外，其他保险公司对未到期的保险单一律退保，终了保险责任。
中国产物保险公司1931年由中国银行[3.90 -1.76%]拨资成立。解放后，考虑到它组织健全，经营稳健，国内外都有分支机构，基础较好，军管会决定恢复办理其各项保险业务，特别是办理已被接管和初步改造的各国营工商企业的保险业务，和进出口货物运输的外币保险业务，帮助解决私营保险公司分保问题。复业后的中国保险公司实际上起了国家保险机构的作
用。
根据“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人民政府积极扶持民营公司，促其复业并对其团结改造。解放后复业的大部分保险公司资力脆弱，承包能力都非常有限。1949年7月20日，上海成立了“民联分保交换处”，集中办理华商私营保险公司分保交换。它的创办，打破了依赖外商的心理，增强了民族保险业的信心。
新中国成立后，源于苏联的理论和经验，为恢复国民经济、平衡财政收支，中央政府批准了组建统一的国家保险机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并且以原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为基础专设中国保险公司，专门进行对国际贸易有关的外汇保险。
人保公司成立以后，依靠人民政府的支持迅速在全国建立起广泛的分支机构，以国营公司的实力开展各种保险业务，并组织民间联合分保机构，统一办理私营华商公司的溢额分保。这样，外资公司保险业务来源渐渐中断，陆续自动撤出中国保险市场。其中，友邦保险也于1951年6月撤退回国。
50年代初的保险业务，对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财产和运输工具的旅客实行强制保险;在城市开展自愿保险，包括火险、运输险及人身自愿保险;在农村采取自愿投保方式，先后开展牲畜险和农作物险。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期间，保险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一些波动，但保险业还是在整顿中稳步发展。
然而，1958年末，在“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中国保险业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金融会议决定立刻停止国内保险业务。自此，新中国保险业滑入了低谷。此时只有涉外保险业务得到极其有限的延续。尔后国内又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剧烈跌宕，中国经济严重受损，保险业几近夭折。
保险业重获新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1979年4月，中央政府做出了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定。沉睡了20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开始复苏，中国保险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1985年以前，一直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垄断中国保险市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速，市场发生了变化。198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首先在新疆批设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该公司在2002年被批准成为全国性财产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1987年，恢复了交通银行[8.26 -3.28%]保险部(其前身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太平洋[15.63 -4.29%]保险公司)。在1991年，交通银行将其组建成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这是继中国人保公司之后的第二家全国性商业综合保险公司。第三家全国性的保险公司是1988年深圳设立的平安保险公司，它是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人保、太保、平保三巨头的形成使我国保险市场竞争格局基本呈现。
中国保险市场的新变化及其蕴藏的巨大潜力，吸引了世界各地保险公司纷纷来华设立代表处。直到1992年10月，带有浓厚“中国情结”的美国友邦获准在上海经营业务，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外资保险企业，这位久违的“老朋友”又重新被请进国门。
他第一次将个人营销理念带入中国，为中国首先市场培养出了第一代寿险营销员。随后，寿险个人营销之风席卷中国大陆，中国寿险业发生了历史性的革命。目前，友邦保险仍然是内地唯一的外商独资寿险公司，足可见国人对“老朋友”的特殊情怀了。
随着保险市场的发展，80年代初期的传统法规早已不适应市场经营管理的需要。于是，1995年6月30日，建国以来的第一部保险法——《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它的实施，从根本上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保险立法支离破碎、很多方面无法可依的局面，可谓中国保险法制史上的分水岭。为配合《保险法》的施行，1998年11月中国保监会正式成立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1996年，新华人寿、泰康人寿、华泰、华安及永安五家在《保险法》实施后的首批商业性、股份制保险企业成立。这时，一批外资财险公司也相继开业发展。至此，一个以国有制为主体，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的保险市场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
在保险市场百花争艳之时，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酝酿机构体制改革。1996年，公司改制成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实行产、寿险分业经营。到1998年，与中国保监会筹备相对应，中保集团完成历史使命，其属下三个子公司脱离母体，成为独立法人，更名后分别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26.58 -3.31%]保险公司和中国再保险公司。
2003年起，国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取得突破，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的股份公司相继在香港和纽约成功上市，为国内保险业引来巨额境外资本;三家国有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相继建立，为进一步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打下基础。到2004年底，全国保费总量年均增长超过30%，市场主体从唯一的中国人保增加到44家中资保险公司、41家外资保险公司，以及1200多家保险中介机构。截至2005年1月，保险总资产达到1.2万亿元。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是时代赋予的责任。尽管经过长期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用开放进取的精神，看待目前存在的问题，争取用20年的时间做大作强中国保险业，我们要做现代中国保险市场的奠基人。”中国*****吴定富踌躇满志。
中国保险经历的两百年，是历经坎坷、磨难的两百年，是由泥泞走向坦途的两百年，是风雨兼程的两百年。
附 *****吴定富：《中国保险业二百年》序
2005年，恰逢中国保险业走过200年的历程。从1805年中国第一家保险机构“谏当保安行”(CantonInsuranceSociety)在广州成立以来，中国保险业经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走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
1949年以前，外资保险机构纷至沓来，民族保险企业在夹缝中成长，留下了许多兴衰存亡的故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保险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既遭遇过风风雨雨，又创造了辉煌成就。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保险业在改革开放中获得长足的发展，到2004年底，全国保费收入已从1980年的4.6亿元增长到4318.1亿元(未含港澳台地区)，年均增长率超过30%，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
相对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而言，200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对于具有特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功能的保险业来说，200年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重要的现实价值，是一段值得认真回顾和总结的历史，是一个值得隆重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历史时刻，中国保险学会和中国保险报共同编辑的大型历史画册———《中国保险业二百年》即将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欲知大道，必先治史”。提高保险行业广大干部员工的理论素养，不仅需要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而且要注重对保险史的研究，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更好地掌握保险知识，认识保险业的发展规律。记载和反映历史的方式很多，除了史料浩繁的文献档案、史学著作和各种历史教科书外，也可以采用电影、录像、画册等比较直观的方式。《中国保险业二百年》作为一部大型历史画册，大量采集了分散在全国各处的珍贵历史照片、实物图片和典藏文献，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追忆保险业的发展轨迹，展示保险业的辉煌成就，可以看作是一部“直述”中国保险业200年历史的通俗读本。希望它能帮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把握中国保险业的来龙去脉，了解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状况，同时也希望它在宣传和普及保险知识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2004年12月11日，我国保险市场进入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时期。尽管经过长期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上说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整理中国保险业的文化遗产，努力汲取历史营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提高保险业的整体水平，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保险 摇曳沉浮两百年
中国保险，摇曳沉浮两百年
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 honoring the bicentennial of china's insurance industry
“保险”刚进入中国时，曾有个非常诗意的名称，“燕梳”(insurance的音译)。如此轻巧的一个名字，却背负着中国保险两百年的历史。
保险进入中国
1685年闭关多年的清政府出于对外贸易的需要，开放海禁，特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洋商在广州的海运贸易越来越频繁，其中尤以鸦片运输为多。在运输过程中，船舶常常会遇到风浪、海盗，甚至战争的威胁，商人们迫切地需要降低风险，于是在西方已经产生了两个世纪的现代保险业进入了中国。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达卫森在广州发起成立了谏当保安行。它是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保险机构，中国保险历史从此开始。
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保险的业务量不是非常多，外商保险公司更多是通过洋行代理其在华业务。洋行代理保险业务，是稳赚不赔，不仅可以从保费超过赔款的余额中，取得按股份分配的红利，而且每做成一笔保险生意都能收取佣金。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以及《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外商可以从事贸易的口岸，从上海等沿海“五口”逐步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十口”。保险也跟着贸易的脚步踏上了各个口岸，从沿海进入了内地。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中国保险业的中心。当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上海迅速取代了广州，成为保险业的中心。
敞开国门的中国很快就成为欧美国家远东贸易的中心。中国各个新开港口之间的短程货运逐渐频繁，但是这一时期时局动荡，战乱的危险也在增加，保险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亟待开发的保险市场。英国《泰晤士报》曾为此大肆鼓吹：“我们英国商人正在闯入中国，好像进入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带。„„‘能够保险吗?’中国托运商很快就提出这个迫切的询问了。因此，为1/3人类的贸易开办保险业务，也摆在这些新来的的冒险家的面前了。”兼营大量业务的洋行显然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洋行便筹措资金投资设立独立经营的保险公司。1835年宝顺洋行设立了于人洋面保安行，1836年怡和洋行设立了谏当保险公司，洋行既是投资者又是代理人。英商保险最早进入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垄断了中国保险市场。但如此广阔的市场，其他国家的洋行怎肯让英国人独享。19世纪60年代，美商、德商、日商洋行不仅开始代理本国保险公司的业务，而且和英商一样开始直接设立保险机构。
民族保险业之兴起
虽然19世纪初，保险就进入中国，但是对保险思想的引介却在鸦片战争之后。1841年，魏源受林则徐之托，根据林则徐在广东组织翻译的《四洲志》等资料，撰写了《海国图志》，望国人能师夷长技攻夷、制夷。书中介绍了世界各地人文、地理、历史等，其中谈到了“船担保”(即水险)、“宅担保”(即火险)及“命担保”(即寿险)三大“担保会”(即保险公司)及
其运作。《海国图志》启蒙了中国人的保险思想，但由于当时中国尚处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还不足以产生中国自己的保险业，因此并没有促使民族保险业的兴起。之后，洪仁轩、王韬、郑观应对保险思想多有论述。
1865年，闽粤著名的商号德盛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义和公司保险行，它标志着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开端。但是只此一家民族保险机构，势单力薄，又缺乏经验，很快就从保险市场上销声匿迹了。中国民族保险业的真正兴[0.25 -7.41%]起还要从保险招商局算起。
19世纪中叶，洋商迅速、安全、收费低廉的轮船进入中国的航运业后，很快将中国传统的沙帆船挤了出去。为了中国的航运业不致为外商所操纵，同时解决清政府供给的漕运问题，1872年在李鸿章、曾国藩等洋务派的多方努力下，清政府在上海开办了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抢走了洋商许多华商客户，洋商非常不满。当招商局向洋行托保轮船时，他们借机报复，向招商局收取近乎敲诈的高额保费。李鸿章意识到，欲求富国自强，“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
于是李鸿章委托有多年买办经验的唐廷枢、徐润筹办保险招商局，并于1875年11月开始公开招股。华商们多半都受过洋商保险公司的欺压，对于华商保险自是十分支持，很快“投股逾额”。12月28日，保险招商局正式成立。
但是保险招商局承保能力非常有限。当时每艘船的价值一般为10余万两，但保险招商局只能承保船舶价值1万两和货物3万两，溢额须向洋商保险公司投保，而洋商公司只限保六成，剩余风险仍需由保险招商局自己承担，且“转保于洋商，傍落利权，能无介意?”于是，1876年7月，唐廷枢、徐润等人公开招股，另行成立仁和水险公司。
1877年初由于美国旗昌洋行经营不善，轮船招商局并购了旗昌的轮船和码头栈房，轮船招商局的规模迅速扩大。但是仁和是水险公司，每年轮船招商局的码头、栈房和货物的火险仍须向洋商投保，保费大量外流。为维护利权，1878年4月在原保险招商局基础上，又招股20万两，成立济和船栈保险局。后来，唐廷枢推举张慎之为“江孚轮”船长。这是华人首次担任船长，之前这个职务一直都是由外国人担任。洋商不满于此，拒绝接受货物运输保险。于是，济和船栈保险局增资至50万两，扩大经营范围，更名为济和水火险公司。之后的几年，仁和与济和的业务扩展到海外，获利丰[26.40 -0.38%]厚。由于仁和、济和实力逐渐雄厚，外商保险公司刁难华商的行为也大为减少。
1883年中法战争的爆发引起了上海金融风潮，轮船招商局了陷入了非常拮据的处境，仁和、济和也深受影响。为重振雄风，1886年2月仁和、济和两家公司合并为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股款都存于轮船招商局。然而，从1888年起轮船招商局由“官督商办”进入“官办”阶段。到了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银达2000万两之局。由于仁济和大部分资金滞留在轮船招商局，严重影响了它的经营，业务慢慢萎缩，最终于1934年10月停业。
团结力量，对抗洋商
保险招商局成功地在洋商独霸的保险市场上，为其后的民族保险发展，打开了局面，民族保险公司逐渐多了起来。尽管保险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新生的产业，力量非常薄弱，但是众
多分散的力量集聚在一起，也是一股不容洋商忽视的力量。
1899年洋商成立了上海洋商火险公会，他们在佣金、折让、费率、险种、拒保、分保等方面协调一致，共同遵守。洋商势力像一堵高墙挡在了华商保险前面。恰在此时，香港华商同益水火保险上海分公司失败停业，洋商以之为口实，恶意对华商信誉进行诋毁，拒绝与华商进行分保和业务交换。洋商还采用跌价和放佣的不正当手段，排挤华商，使华商保险举步维艰。
1905年5月，由于美国排斥在美华工，引起国人激愤。上海商会会长、福建巨商曾铸组织全国各商会协力抵制美货，7月抵制美货运动开始席卷沿海和内地十几个省、一百六十余个城镇。国人抵制美货的同时，为不受洋商欺压，也在积极筹办民族保险。曾铸说：“目睹洋商挟资本来华从事种种经济上之侵略，深知国人非急起直追，自营银行、轮船、保险等事业，已不足与之争长短，而挽利权。”遂联合上海著名绅商朱葆三、王亭一等，筹办上海华兴保险公司。
但是民族保险公司毕竟资金力量薄弱，承保能力有限，分保又受到洋商的掣肘，想要与洋商“争长短、挽利权”，确实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团结同仁力量，才能与洋商一争长短。1907年，朱葆三(华兴、华成、华安三家保险公司的总董)利用自己的威望，发起成立华商火险公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保险社团组织。随着民族保险的发展，以及公会影响的扩大，华商火险公会多次改组，1931年更名为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
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先后创立的各类华商保险公司，总计有45家之多。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民族保险业终于在洋商称霸的保险市场争得了10%的份额，数额虽小，但却意义重大。
北洋军阀时期寿险崭露头角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结束了清政府三百年的统治，消除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制度性障碍。1914年—1918年，一战战火烧遍欧洲，欧洲国家忙着处理自家“后院”之事，无暇分身远东，让长期在欧美势力压制下的中国的工商业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5年“五卅”惨案，唤醒了广大国人沉睡的民族意识，人们以抵制洋货、爱用国货的实际行动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国民族保险业也趁着大好形势加速了自身的发展，1912年—1925年陆续设立了39家民族保险公司，其中寿险公司就有19家。
1850年以前已有外资寿险公司委托洋行在上海代理寿险业务，最初只限于旅华外侨，业务量非常小。不过敞开了大门的中国很快就吸引了大批外国人，在华外侨人数快速增长，洋商开始直接在华设立人寿公司或分支机构。迨到1889年英商永福人寿保险公司制定了《1846—1900年华人死亡率经验表》后，洋商逐渐开始承保华人寿险业务。彼时，华人对寿险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及至民国初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造就了大批城市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些生活相对宽裕的人是寿险主要的业务对象。特别是在上海，这类小康人群大大增加，其中有不少人愿意购买寿险，于是民族人寿公司大量涌现。但是寿险与水火险不同，它对费率的计算、业务的管理等等，要求更为精细。不少不懂寿险原理知识和科学管理的民族寿险公司，
开办没几年就关张了。1912年吕岳泉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组织纯粹华人资本，联合政界要人、工商巨绅，成立了中国华[0.05 4.26%]安合群保寿险股份有限公司。吕岳泉曾在洋商保险公司服务多年，他虽然对寿险业务不是很熟悉，但他长袖善舞，深谙与权贵交往之道，非常重视引政界显贵、商界和金融界精英入股或进入董事会，这也成为华安在发展中刻意追求的传统。也正是通过拉拢权势人物，华安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公司的业务空间。他们甚至上书袁世凯，“今欲开通社会，维系信用，不得不赖在上者赞助扶持”，“倘蒙钧座赞助，则公司事业之扩充，当易如反掌。”1916年化安还约请到黎元洪出任名誉董事长。当然华安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它能够充分利用“权势网络”，它还聘请了洋商寿险的精算和管理人才，懂得如何利用时局、顺应时势。五卅惨案后，华安发起“经济救国保寿”，深望举国人士，共同扶植该险种，使国民既尽爱国之义务，亦可获得对自身及家庭之保障。20世纪30年代初，华安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成为可与洋商寿险公司相抗衡的著名华商寿险公司。但随着同业竞争日益激烈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寿险业务发展所需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被破坏，20世纪30年代后期，华安的业务一落千丈，惨淡经营到解放前夕。
金融资本激荡民族保险业高潮
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当时民族金融业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规模，金融资本大量投入保险业。1926年12月东莱银行开设了第一家由银行投资的保险公司——安平水火保险公司。1929年，金城银行创办了太平水火保险公司。周作民(金城银行总经理)任董事长，丁雪农任经理。(丁雪农的岳父吴蔚如是东莱银行总经理，他任职太平，为后来太平接办安平保险创造了条件。)金城兴办太平后，不仅能从保险业务中获得收益，还可“肥水不流外人田”，由太平承揽自己的放款、押汇等金融往来，以及金城下属的众多企业的保险业务。
1933年，中南、大陆、交通、国华四家银行注资太平，太平一跃成为数一数二的华商保险公司。从1933年到1936年，太平先后合并了安平保险、丰盛保险、中国天一保险。太平组织总管理处，以太平为母公司，这三家保险公司仍保留原来的牌号，以各自的名义招揽生意，继续对外营业。这样，太平只需用一家公司的管理班子就可以经营四个公司的业务。万一某一公司亏损，也可以只就该公司原登记的有限股本清偿，不致影响全局。
1929年到1934年，为了联合力量，扩大承保能力，上海成立了多个联合经营的保险组织，有华商联合保险公司、中国船舶[74.86 -2.53%]保险联合会等。1936年华商联合保险公司成员通易公司倒闭，联合保险公司受到很大影响，处境困难。太平为扶助同业，出资收购了通易在联合的股份，周作民出任联合的董事长，主持其事务。这样，太平在遇到自己无力承做的大额保单时，就可以通过联合的其他九家公司分保，形成了以太平为首的“保险团”。太平在诸多民营银行创办的保险公司中是最成功的。
拥有雄厚实力的官僚金融资本，参与到保险事业中，是这一时期民族保险业掀起发展高潮的一个关键元素。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步建立起“四行、两局、一库”(即中央银行、中国银
行[3.90 -1.76%]、交通银行[8.26 -3.28%]、农业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合作金库)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成立初期的国民政府也曾励精图治，“查上海保险业务大都操诸洋商，每年被吸收之保费„„外溢之数实足惊人。”1931年，中国银行有鉴于此在上海设立了中国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经营业务，与其他保险机构都不一样，他们的全部业务都由中国银行各地分支机构代理，只需支付少许代理佣金，就牢牢掌握了与中国银行相关的保险业务。根据国民政府保险法规，1937年中国保险公司分离出“中国人寿[26.58 -3.31%]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中国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不过这两家公司内部实质上仍为一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撤，中国保险总公司部分机构随政府内迁，其余仍留在上海租界。太平洋[15.63 -4.29%]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总公司仓促之间来不及撤退，结果被日军监控起来。其间东京海上保险株式会社董事三番四次要求与其合营，总公司负责人虚应道：既然要合营，公司内部就必须要进行全面的改组。他们以这个借口拖延时间，最终保持了白璧无瑕。
除了中国保险公司，官方银行投资的保险机构还有，1935年中央银行拨款设立的中央信托局保险部，交通部设立的邮政储金汇业局保险处。
1926年到1936年期间，雄厚的金融资本投入到民族保险业中，提升了保险公司的管理水平，同时利用银行贷款关系，拓展了业务，民族保险业前所未有地繁荣。
远东保险王
在民族保险业蓬勃发展之时，洋商仍在继续吞噬着中国保险市场的份额。一战前英商凭借在华特权、雄厚的资金、丰富的技术经验和再保险实力的优势，率先占据中国市场。但一战后，美商保险乘英国休养战争创伤之际，逐渐渗入中国。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商保险已能与英商平分秋色，其中尤以美商美亚保险公司发展最为迅猛。
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史带，1919年来到“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在美丰银行老板鼎力相助之下，成立美亚保险公司。史带的脚跟尚未在他的新办公室踩实，1920年美亚承保的上海一些堆栈就发生火灾，损失惨重。美亚还没赚到多少保费，就要赔出一大笔，许多灾户都谣传，美亚要赖账了。但是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史带甚至不惜负债，迅速处理了赔款事宜。美亚公司“被灾户深为满意，从此获得社会人士的信任，业务日有起色”。小小的美亚很快就从众多保险公司中脱颖而出。1921年后，史带在上海陆续创建友邦人寿保险公司和友邦水火保险公司，甚至利用保险资金开设了友邦银行。美亚还与英商、法商、华商合办保险公司，同时还代理了26家保险行的业务。在业务最发达的时候，史带旗下的公司占中国保险总收入的30%以上。史带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在中国创建了一个庞大的保险帝国，被人们称作“远东保险王”。他的发迹史也成为旧上海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1939年由于中国局势不稳，美亚总公司由上海迁至纽约。在经历了中国抗战、解放战争之后，1951年美亚停业，撤离上海。
抗战期间的“大后方”与“孤岛”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军队采取不抵抗政策，华东、中南地区迅速为日军侵占，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京撤退到重庆，据守西南、西北地区。中国的西部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为了保证战争中战略物资的供应，国民政府从1937年8月，开始有步骤地将上海、武汉的一些工矿企业迁移到大后方，规模非常庞大，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运输的车船由东往西络绎不绝。重庆很快就成为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保险的需求也迅速增加。
大后方的保险机构以8家官办保险机构为主，包括中国保险公司(1931年)、中央信托局保险部(1935年)、太平洋[15.63 -4.29%]产物保险公司(1943年)、中国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等，它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强大的政治后台，几乎包揽了与主要经济命脉相关的所有保险业务，形成了一个官办保险体系。其中以中央信托局保险处规模最大。
1935年10月，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成立，经营信托、储蓄、易货、运输等业务。同年11月，为了追求丰厚的利润，以及保障自身资金的安全，中央信托局设立保险部。1937年8月国民政府为了保证内迁工厂物资运输安全，委托中央信托局保险处筹办战时运输兵险。10月开始正式办理，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当时日本飞机到处轰炸，这项业务的风险极大。保险部经理项馨吾，曾任中国保险公司副经理，在中国保险公司任职期间，曾被派赴英国伦敦考察深造，是一位保险专家，在国内外同业中有比较高的声望。他多次劝说华洋保安公司，接受战时兵险的再保险，但是各公司都觉得风险太大，不愿接受。无奈之余，国家只好全部承保。运输兵险费率较高，由中央信托局保险部视危险程度确定标准，赔付率也相当高。1939年，中央信托局还开办了陆地兵险，承保存放在国内后方，对抗战和民生有关的物资设备。为此，中央信托局特意从上海保险界选聘了13个精英，南下昆明联系业务。他们在“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支持下，绕过日军占领的地区，辗转香港、越南，来到昆明，顺利完成陆地兵险的组织和筹备。后来这13个传奇人物被保险界誉为“十三太保”。中央信托局的这两个战时险种，对工厂内迁，发展后方经济，充实战争资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0年后，大后方的局势比较稳定，金融界和工商界人士看好保险带来的高回报，纷纷开设保险公司。一时间，保险机构开业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仅中国小小的西南一隅，加上抗战前就存在的，1945年民营保险公司已达到50多家。然而，僧多粥少，官方保险机构又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民营保险公司竞争异常地激烈。
而大部分洋商保险公司在二战爆发后，就陆续撤离回国，留在重庆、昆明等地的，只有太古、怡和还在经营与自身贸易相关的保险业务，友邦人寿也在坚持着惨淡经营。
抗日战争前期的上海，由于日本依赖英美为其提供物资，在他们面前还比较驯良。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撤后，日本攻占了上海，但止步于公共租界的苏州河畔。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日占区的包围下成为独立于战争之外的“孤岛”。“孤岛”的平静，很快就吸引了众多沦陷区的富有阶层来此躲避战火。他们将所携的大量游资投放于工商业，孤岛的经济畸形地增长。上海的保险业随着涌入租界人口的激增，以及经济形势的逆转，收益也相应增加。
但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扯下了在英美面前的伪装，举着刺刀，进驻租界。进入租界后，日军就勒令上海的英、美、法等国保险公司停业，外籍工作人员被关进了集中营。日军以为将外商保险机构驱逐出去，上海保险市场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由日本十余家株式会社联合投资的“东亚火灾海上再保险株式会社”，却在中国人高涨的抗日情绪下毫无作为。后来，他们转换策略，与太平保险公司合资开办了
华商名义的“通惠水火保险公司”，但不久人们了解到该公司的日资背景后，都对其“敬”而远之。日商保险始终没能控制上海的保险市场。
与上海日商保险公司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商保险业的异常繁荣。由于日伪政府滥发伪币，物价飞涨，投机囤积物资之风盛行。一些新发展起来的银行、钱庄、工商业者，以及有保险业务的掮客，竞相投资保险业。但是他们并不志在保险事业的发展，只是利用保险公司，吸引游资，进行投机，囤积居奇，谋取更多利润。这样的保险公司，在新成立的保险公司中占3/4，整个上海保险市场无序而混乱。
抗战后保险业的混乱经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旧都南京，战争期间迁往重庆的官办和民营保险机构相继复员或返沪，被迫停业的洋商保险公司也纷纷复业。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再次东移，上海重新成为中国保险业的中心。
此时的官僚资本逐渐发展成为国家金融垄断势力。官僚保险机构在抗战时已经包揽了大部分的保险业务，而此时上海官僚保险机构的数量更是由战前的8家增加为24家，这些规模大小不一的机构，控制了企业财产、船舶、货物运输、人寿及再保险等业务，形成了官僚资本保险集团的网络。民营保险机构逐渐在保险市场上成为官僚资本的附庸。
战后国民政府没有对经济进行及时治理，整个国家经济秩序混乱不堪。金融市场上游资充斥，不少商人利用保险这一渠道，积聚游资，从事投机买卖，保险公司数量一时激增。1948年时，上海华商保险公司已有178家，良莠不齐，较有基础、管理水平较高的保险公司不到1/4。保险机构的数量大大超过市场的需求，以至于保险业恶性竞争的情况非常严重。不仅如此，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币值残跌，物价飞涨，保险效力锐减，已经失去了保险的意义和作用。尚有余力的民营保险公司改以银元、美金或港币承保，惨淡经营。整个保险业在解放前已陷入了瘫痪状态。
新中国保险事业的孕育与搁浅
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为中国保险业带来了新的契机。人民政府开始对旧中国的保险业进行了整顿改造。1949年1月起，地方军管会相继在解放了的城市对官僚资本保险机构进行了接收、清理。上海是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的集中地，自然成为接管工作的重心。在接管的24家保险机构中，除中国产物保险公司和中国航联意外责任保险公司复业外，其他保险公司对未到期的保险单一律退保，终了保险责任。
中国产物保险公司1931年由中国银行[3.90 -1.76%]拨资成立。解放后，考虑到它组织健全，经营稳健，国内外都有分支机构，基础较好，军管会决定恢复办理其各项保险业务，特别是办理已被接管和初步改造的各国营工商企业的保险业务，和进出口货物运输的外币保险业务，帮助解决私营保险公司分保问题。复业后的中国保险公司实际上起了国家保险机构的作
用。
根据“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人民政府积极扶持民营公司，促其复业并对其团结改造。解放后复业的大部分保险公司资力脆弱，承包能力都非常有限。1949年7月20日，上海成立了“民联分保交换处”，集中办理华商私营保险公司分保交换。它的创办，打破了依赖外商的心理，增强了民族保险业的信心。
新中国成立后，源于苏联的理论和经验，为恢复国民经济、平衡财政收支，中央政府批准了组建统一的国家保险机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并且以原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为基础专设中国保险公司，专门进行对国际贸易有关的外汇保险。
人保公司成立以后，依靠人民政府的支持迅速在全国建立起广泛的分支机构，以国营公司的实力开展各种保险业务，并组织民间联合分保机构，统一办理私营华商公司的溢额分保。这样，外资公司保险业务来源渐渐中断，陆续自动撤出中国保险市场。其中，友邦保险也于1951年6月撤退回国。
50年代初的保险业务，对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财产和运输工具的旅客实行强制保险;在城市开展自愿保险，包括火险、运输险及人身自愿保险;在农村采取自愿投保方式，先后开展牲畜险和农作物险。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期间，保险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一些波动，但保险业还是在整顿中稳步发展。
然而，1958年末，在“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中国保险业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金融会议决定立刻停止国内保险业务。自此，新中国保险业滑入了低谷。此时只有涉外保险业务得到极其有限的延续。尔后国内又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剧烈跌宕，中国经济严重受损，保险业几近夭折。
保险业重获新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1979年4月，中央政府做出了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定。沉睡了20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开始复苏，中国保险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1985年以前，一直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垄断中国保险市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速，市场发生了变化。198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首先在新疆批设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该公司在2002年被批准成为全国性财产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1987年，恢复了交通银行[8.26 -3.28%]保险部(其前身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太平洋[15.63 -4.29%]保险公司)。在1991年，交通银行将其组建成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这是继中国人保公司之后的第二家全国性商业综合保险公司。第三家全国性的保险公司是1988年深圳设立的平安保险公司，它是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人保、太保、平保三巨头的形成使我国保险市场竞争格局基本呈现。
中国保险市场的新变化及其蕴藏的巨大潜力，吸引了世界各地保险公司纷纷来华设立代表处。直到1992年10月，带有浓厚“中国情结”的美国友邦获准在上海经营业务，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外资保险企业，这位久违的“老朋友”又重新被请进国门。
他第一次将个人营销理念带入中国，为中国首先市场培养出了第一代寿险营销员。随后，寿险个人营销之风席卷中国大陆，中国寿险业发生了历史性的革命。目前，友邦保险仍然是内地唯一的外商独资寿险公司，足可见国人对“老朋友”的特殊情怀了。
随着保险市场的发展，80年代初期的传统法规早已不适应市场经营管理的需要。于是，1995年6月30日，建国以来的第一部保险法——《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它的实施，从根本上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保险立法支离破碎、很多方面无法可依的局面，可谓中国保险法制史上的分水岭。为配合《保险法》的施行，1998年11月中国保监会正式成立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1996年，新华人寿、泰康人寿、华泰、华安及永安五家在《保险法》实施后的首批商业性、股份制保险企业成立。这时，一批外资财险公司也相继开业发展。至此，一个以国有制为主体，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的保险市场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
在保险市场百花争艳之时，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酝酿机构体制改革。1996年，公司改制成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实行产、寿险分业经营。到1998年，与中国保监会筹备相对应，中保集团完成历史使命，其属下三个子公司脱离母体，成为独立法人，更名后分别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26.58 -3.31%]保险公司和中国再保险公司。
2003年起，国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取得突破，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的股份公司相继在香港和纽约成功上市，为国内保险业引来巨额境外资本;三家国有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相继建立，为进一步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打下基础。到2004年底，全国保费总量年均增长超过30%，市场主体从唯一的中国人保增加到44家中资保险公司、41家外资保险公司，以及1200多家保险中介机构。截至2005年1月，保险总资产达到1.2万亿元。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是时代赋予的责任。尽管经过长期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用开放进取的精神，看待目前存在的问题，争取用20年的时间做大作强中国保险业，我们要做现代中国保险市场的奠基人。”中国*****吴定富踌躇满志。
中国保险经历的两百年，是历经坎坷、磨难的两百年，是由泥泞走向坦途的两百年，是风雨兼程的两百年。
附 *****吴定富：《中国保险业二百年》序
2005年，恰逢中国保险业走过200年的历程。从1805年中国第一家保险机构“谏当保安行”(CantonInsuranceSociety)在广州成立以来，中国保险业经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走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
1949年以前，外资保险机构纷至沓来，民族保险企业在夹缝中成长，留下了许多兴衰存亡的故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保险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既遭遇过风风雨雨，又创造了辉煌成就。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保险业在改革开放中获得长足的发展，到2004年底，全国保费收入已从1980年的4.6亿元增长到4318.1亿元(未含港澳台地区)，年均增长率超过30%，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
相对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而言，200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对于具有特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功能的保险业来说，200年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重要的现实价值，是一段值得认真回顾和总结的历史，是一个值得隆重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历史时刻，中国保险学会和中国保险报共同编辑的大型历史画册———《中国保险业二百年》即将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欲知大道，必先治史”。提高保险行业广大干部员工的理论素养，不仅需要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而且要注重对保险史的研究，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更好地掌握保险知识，认识保险业的发展规律。记载和反映历史的方式很多，除了史料浩繁的文献档案、史学著作和各种历史教科书外，也可以采用电影、录像、画册等比较直观的方式。《中国保险业二百年》作为一部大型历史画册，大量采集了分散在全国各处的珍贵历史照片、实物图片和典藏文献，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追忆保险业的发展轨迹，展示保险业的辉煌成就，可以看作是一部“直述”中国保险业200年历史的通俗读本。希望它能帮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把握中国保险业的来龙去脉，了解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状况，同时也希望它在宣传和普及保险知识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2004年12月11日，我国保险市场进入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时期。尽管经过长期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上说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整理中国保险业的文化遗产，努力汲取历史营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提高保险业的整体水平，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