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英国贝尔法斯特中心举办泰坦尼克100周年纪念展览，一个模特打扮成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露丝
1912年4月10日，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南安普敦起航
从观影者的角度看，这一问充满着怀旧色彩，也暗含着对往日情的追悼，对制片方而言，这股温暖的情愫迎合了冰冷的商业逻辑，肯定让他们喜上心头。导演卡梅隆不一定完全盯着钱看，但对尽显自己雄心、抱负与才华的这一力作，他肯定是信心满满，否则，他不会再说服资方投资1800万美元，耗费三百多名计算机工程师一年多的时间，将一部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仅仅更改视觉效果就重新上映。
《泰坦尼克号》当年在全球创造了18亿美元的票房，在中国创造了3.6亿元人民币的票房，都是一时之最，其口碑传播，除了作为一部商业电影本身的精彩之外，更在于真实的泰坦尼克号灾难本身，已进入了人类特别是西方世界的集体文化意识当中。
当年在国家领导人的五星推介之下，中国大大小小的单位像50年代观摩革命电影一样，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观摩好莱坞商业电影。据说某机关集体观影之后，专门组织了座谈会，最后大家一致反思了这次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巨大损失的生产责任事故，批判了船长的经验主义与盲动主义，并结合本职工作检讨自身，提高警惕。
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人眼中也有一千个泰坦尼克号。情侣们看到的是爱情；知识分子们看到了西方理性精神与道德在灾难时刻的体现，并且反思对理性的盲目自信；性意识刚刚萌发的中小学生则对男女主角的亲热戏心事重重；电影业人士观察的是其中技术与商业元素的成功；社会学家观察的是一个阶层社会具体而微的样本……
泰坦尼克灾难百年来，人类有无数天灾人祸，远者如20年代伤亡25万人的东京大地震，近者如近三千人丧生的“9·11”恐怖袭击。无论就伤亡数字还是政治历史意义来说，超过泰坦尼克船难的多不胜数，但没有一起灾难像泰坦尼克一样造成持续而广泛的影响。
泰坦尼克号塑造了人类的部分文化景观。在好莱坞影片中，在各类书籍中，在艺术与音乐中，这场悲剧不断重演。“泰坦尼克”甚至塑造了一个新的短语——你别“重新摆放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躺椅”了（ re-arranging deckchairs on the Titanic），表示你别再“做无用功”了。有研究者称，在美国最常被写到的文章主题有3个：耶稣、南北战争与泰坦尼克灾难，而“Titanic”在最高认知度的英语词汇中排名第三，仅次于“God”与“Coca-Cola”。
在美国的中学里，一名学生可能不知道引发太平洋战争的珍珠港事件，而知道这起百年前的大西洋船难。严肃的历史学家诟病大众对泰坦尼克的兴趣为“波普历史学”，语气傲慢。在“波普历史”中，复杂而具有意义的事件与真相的发掘，让位于花边与情绪性的事件碎片的收集。无论从哪个时间段衡量，学者都倾向于认为泰坦尼克号灾难在历史学意义上不值一提，对业余历史研究者赋之以重大的政治与社会意义的言论，也嗤之以鼻。在绝大多数历史教科书中，对此事没有只言片语。
由卡梅隆电影创造的全球性狂热也激发了反弹。批评者指出泰坦尼克狂热是一种情绪传染现象，与戴安娜死后公众流露出的普遍悲伤近似。普通人的生活通常波澜不惊，而媒体与流行文化正是他们体验传奇与非凡的一种重要方式。
学者与公众的趣味之分野，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学者眼中的边角料，在通俗与流行文化眼里，却是一座富矿。
泰坦尼克事件的复杂、奇异与出人意料超出了天才作家的想象。很少有故事能如此完美地结合灾难、戏剧、启示录、道德剧与社会分析等各种元素。探寻灾难中个人与机构的责任很正常，但从未有一场悲剧像泰坦尼克事件一样受到如此多的追问与阐释。
泰坦尼克灾难提供了一个电影原型，这是许多电影的一个公式：将差异巨大的一群人——他们代表不同的年龄、文化、价值观与社会阶层——塞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测试他们面对灾难的态度与能力。观众已经知道将会有灾难发生，这是他们上影院的原因：享受那种在他们生活中通常不会发生的恐惧与兴奋。
卡梅隆的电影画面之精美、技术之前卫，鲜有人企及，但单靠贩卖这些，是不足以成为经典的。成功的流行文化作品具有共性，它们通俗，却并不庸俗，它们浅显，却并不浅薄。成功的作品必须关注人类的命运和处境，而非单纯炫耀技术。卡梅隆最近谈及97版《泰坦尼克号》时说，影片在每个国家发行都是冠军，打破了宗教、文化和语言的隔阂。对于很多观众来说，重新观看会有新的体会，对义务、责任和生存的意义会有更新、更深的领悟。对于首次观影的观众来说，处于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感受和领悟。
在影片中，女主角所追求的“心灵的自由与解放”；男主角的自我实现与牺牲；邮轮设计者勇敢面对自己的设计不良而与船共沉；船长因自己指挥不当而赴死；乐团演奏者面对“用音乐安抚人心”的责任，坚守到最后；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接电维持电力而献身。
正如有文化研究者指出的，在这些壮丽的影像中，导演呈现一个“勇于负责”的社会，对比其中许多自私、胆怯、耍手段的各种人。“故事是永恒的。”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航海遗产部主任詹姆斯·德加多说，“在泰坦尼克号上面，演绎了胜利、骄傲和悲剧，勇敢和怯懦聚于一身，全都在这一刻体现出来。”
在泰坦尼克号中，杰克与露丝的爱情令人唏嘘，但同样令人感叹的，是西方社会的外在或内在的律令，前者是法规，后者是道德，在极端情形下，仍能践行不紊。比如“妇女儿童优先”的原则，在每个人的生命危急关头，男士们并不恃最原始的体格优势凌驾最本能的求生欲望，再如危难时刻的秩序与民主意识，在泰坦尼克下沉时我们看到了，在“9·11”事件中93号航班乘客投票决定要不要与劫机者搏斗时我们看到了，此时，你不得不感叹文明的深邃。
一言蔽之，卡梅隆与他的《泰坦尼克号》，不但炫耀画面与技术，同时也宣扬价值观。严格地说，学术的最高价值是求真，而非向善。在同一个历史事件中，有人明白了权限的重要，有人却了解了权术的重要。向善的功能，往往是由宗教，以及童话、故事、影视等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的叙事完成的，这，恐怕是学者对流行文化不以有智力上的傲慢却无法有道德上的傲慢的原因。
的确，从历史学意义上说，泰坦尼克灾难不是一起重大事件，它未能引发一场战争，未能引起一项社会治理的革命，或者自然与人文思想的范式转移，将其定义为一起和平年代的事故可能更准确一些，只不过这是一起伤亡巨大的事故。但这起事故却为人们思考人类处境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真实的舞台，——生死问题、男女问题、利己与利他问题，义务、责任与生存意义，人类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其实都会遇到这些大问题，犹如泰坦尼克号注定要沉没一样，这些问题注定要永恒地伴随人类，而无论文明进化到何种程度。这艘注定要沉没的轮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索和诠释这些大问题的机会。
每一个对泰坦尼克号有兴趣的人，无论他（她）是否看过电影或者书籍，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在相同处境中我会怎么做？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两小时40分钟里，每个人都面临道德抉择。正是这种换位思考的能力，以及道德抉择，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也是泰坦尼克号悲剧散发持久魅力的深层原因。
4月6日，英国贝尔法斯特中心举办泰坦尼克100周年纪念展览，一个模特打扮成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露丝
1912年4月10日，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南安普敦起航
从观影者的角度看，这一问充满着怀旧色彩，也暗含着对往日情的追悼，对制片方而言，这股温暖的情愫迎合了冰冷的商业逻辑，肯定让他们喜上心头。导演卡梅隆不一定完全盯着钱看，但对尽显自己雄心、抱负与才华的这一力作，他肯定是信心满满，否则，他不会再说服资方投资1800万美元，耗费三百多名计算机工程师一年多的时间，将一部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仅仅更改视觉效果就重新上映。
《泰坦尼克号》当年在全球创造了18亿美元的票房，在中国创造了3.6亿元人民币的票房，都是一时之最，其口碑传播，除了作为一部商业电影本身的精彩之外，更在于真实的泰坦尼克号灾难本身，已进入了人类特别是西方世界的集体文化意识当中。
当年在国家领导人的五星推介之下，中国大大小小的单位像50年代观摩革命电影一样，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观摩好莱坞商业电影。据说某机关集体观影之后，专门组织了座谈会，最后大家一致反思了这次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巨大损失的生产责任事故，批判了船长的经验主义与盲动主义，并结合本职工作检讨自身，提高警惕。
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人眼中也有一千个泰坦尼克号。情侣们看到的是爱情；知识分子们看到了西方理性精神与道德在灾难时刻的体现，并且反思对理性的盲目自信；性意识刚刚萌发的中小学生则对男女主角的亲热戏心事重重；电影业人士观察的是其中技术与商业元素的成功；社会学家观察的是一个阶层社会具体而微的样本……
泰坦尼克灾难百年来，人类有无数天灾人祸，远者如20年代伤亡25万人的东京大地震，近者如近三千人丧生的“9·11”恐怖袭击。无论就伤亡数字还是政治历史意义来说，超过泰坦尼克船难的多不胜数，但没有一起灾难像泰坦尼克一样造成持续而广泛的影响。
泰坦尼克号塑造了人类的部分文化景观。在好莱坞影片中，在各类书籍中，在艺术与音乐中，这场悲剧不断重演。“泰坦尼克”甚至塑造了一个新的短语——你别“重新摆放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躺椅”了（ re-arranging deckchairs on the Titanic），表示你别再“做无用功”了。有研究者称，在美国最常被写到的文章主题有3个：耶稣、南北战争与泰坦尼克灾难，而“Titanic”在最高认知度的英语词汇中排名第三，仅次于“God”与“Coca-Cola”。
在美国的中学里，一名学生可能不知道引发太平洋战争的珍珠港事件，而知道这起百年前的大西洋船难。严肃的历史学家诟病大众对泰坦尼克的兴趣为“波普历史学”，语气傲慢。在“波普历史”中，复杂而具有意义的事件与真相的发掘，让位于花边与情绪性的事件碎片的收集。无论从哪个时间段衡量，学者都倾向于认为泰坦尼克号灾难在历史学意义上不值一提，对业余历史研究者赋之以重大的政治与社会意义的言论，也嗤之以鼻。在绝大多数历史教科书中，对此事没有只言片语。
由卡梅隆电影创造的全球性狂热也激发了反弹。批评者指出泰坦尼克狂热是一种情绪传染现象，与戴安娜死后公众流露出的普遍悲伤近似。普通人的生活通常波澜不惊，而媒体与流行文化正是他们体验传奇与非凡的一种重要方式。
学者与公众的趣味之分野，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学者眼中的边角料，在通俗与流行文化眼里，却是一座富矿。
泰坦尼克事件的复杂、奇异与出人意料超出了天才作家的想象。很少有故事能如此完美地结合灾难、戏剧、启示录、道德剧与社会分析等各种元素。探寻灾难中个人与机构的责任很正常，但从未有一场悲剧像泰坦尼克事件一样受到如此多的追问与阐释。
泰坦尼克灾难提供了一个电影原型，这是许多电影的一个公式：将差异巨大的一群人——他们代表不同的年龄、文化、价值观与社会阶层——塞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测试他们面对灾难的态度与能力。观众已经知道将会有灾难发生，这是他们上影院的原因：享受那种在他们生活中通常不会发生的恐惧与兴奋。
卡梅隆的电影画面之精美、技术之前卫，鲜有人企及，但单靠贩卖这些，是不足以成为经典的。成功的流行文化作品具有共性，它们通俗，却并不庸俗，它们浅显，却并不浅薄。成功的作品必须关注人类的命运和处境，而非单纯炫耀技术。卡梅隆最近谈及97版《泰坦尼克号》时说，影片在每个国家发行都是冠军，打破了宗教、文化和语言的隔阂。对于很多观众来说，重新观看会有新的体会，对义务、责任和生存的意义会有更新、更深的领悟。对于首次观影的观众来说，处于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感受和领悟。
在影片中，女主角所追求的“心灵的自由与解放”；男主角的自我实现与牺牲；邮轮设计者勇敢面对自己的设计不良而与船共沉；船长因自己指挥不当而赴死；乐团演奏者面对“用音乐安抚人心”的责任，坚守到最后；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接电维持电力而献身。
正如有文化研究者指出的，在这些壮丽的影像中，导演呈现一个“勇于负责”的社会，对比其中许多自私、胆怯、耍手段的各种人。“故事是永恒的。”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航海遗产部主任詹姆斯·德加多说，“在泰坦尼克号上面，演绎了胜利、骄傲和悲剧，勇敢和怯懦聚于一身，全都在这一刻体现出来。”
在泰坦尼克号中，杰克与露丝的爱情令人唏嘘，但同样令人感叹的，是西方社会的外在或内在的律令，前者是法规，后者是道德，在极端情形下，仍能践行不紊。比如“妇女儿童优先”的原则，在每个人的生命危急关头，男士们并不恃最原始的体格优势凌驾最本能的求生欲望，再如危难时刻的秩序与民主意识，在泰坦尼克下沉时我们看到了，在“9·11”事件中93号航班乘客投票决定要不要与劫机者搏斗时我们看到了，此时，你不得不感叹文明的深邃。
一言蔽之，卡梅隆与他的《泰坦尼克号》，不但炫耀画面与技术，同时也宣扬价值观。严格地说，学术的最高价值是求真，而非向善。在同一个历史事件中，有人明白了权限的重要，有人却了解了权术的重要。向善的功能，往往是由宗教，以及童话、故事、影视等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的叙事完成的，这，恐怕是学者对流行文化不以有智力上的傲慢却无法有道德上的傲慢的原因。
的确，从历史学意义上说，泰坦尼克灾难不是一起重大事件，它未能引发一场战争，未能引起一项社会治理的革命，或者自然与人文思想的范式转移，将其定义为一起和平年代的事故可能更准确一些，只不过这是一起伤亡巨大的事故。但这起事故却为人们思考人类处境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真实的舞台，——生死问题、男女问题、利己与利他问题，义务、责任与生存意义，人类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其实都会遇到这些大问题，犹如泰坦尼克号注定要沉没一样，这些问题注定要永恒地伴随人类，而无论文明进化到何种程度。这艘注定要沉没的轮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索和诠释这些大问题的机会。
每一个对泰坦尼克号有兴趣的人，无论他（她）是否看过电影或者书籍，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在相同处境中我会怎么做？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两小时40分钟里，每个人都面临道德抉择。正是这种换位思考的能力，以及道德抉择，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也是泰坦尼克号悲剧散发持久魅力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