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末,我赴渝参加会议。会议间隙我独自漫步在山城的街头巷尾。上世纪三十年代,正值民族危亡之秋,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迁到重庆,称为“陪都”。国内的文化界和新闻界有识之士也都聚集于此。在政治部三厅郭沫若、洪深的领导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我的父母亲王云阶和李青蕙那时也来到重庆。 据说由于山城的人口剧增,一屋难求,不少人只能栖身于山洞,或是几家人挤在一间屋中,至于大米和盐巴更是洛阳纸贵。除此以外还要不断地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一日数次“跑警报”已成为家常便饭。尽管生活艰辛,但是抗日救国的热情却空前高涨,在当时艰苦环境中人们依然斗志昂扬,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信仰,生活有目标,行动有方向。许多优秀作品就是在那一时期创作出来的,话剧舞台更是佳作频出,成为雾都重庆的一盏闪亮的明灯。 我抱着寻觅父辈生活遗迹的愿望,踯躅在重庆的街头,希望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当年的朝天门码头和珊瑚坝机场早已不复存在;那些依山而建的竹棚瓦房,坡度陡峭的石板路,石板路上吱嘎作响的滑竿也难觅踪影;还有挑着担子卖炒米糖开水和担担面的小贩悠长的吆喝声,它们总是在雾霭中久久地回荡着,往往会勾起客居者无尽的乡愁……更有嘉陵江上撕心裂肺的川江船夫号子,它们伴随着日寇飞机投下的炸弹呼啸声,这也许就是我父亲日后创作第二交响乐《抗日战争》最原始的旋律冲动……然而这一切仿佛都已经恍若隔世。映入眼帘的尽是高楼大厦、广告霓虹。现代化的重庆让山城失去了特色和传统,沧海桑田,难觅往日踪影。正当我失望而归时,同行的龚永林高工告诉我,他在博物馆看到了我父亲王云阶的签名。 第二天一早,在龚总的陪同下我们造访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那里果然保留了一些历史遗迹,有不少抗战时期的文物。在三楼的“抗战岁月厅”里,一幅三米多长的签名长卷赫然入目。卷首写着“政治部招待陪都文化界新闻界晚会来宾题名,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夜于纯阳洞电影制片厂”。其后,郭沫若题诗一首,诗曰:“四百余宾聚一堂,水银灯柱竞辉煌。祭洒血战三杯酒,鼓舞心愿万烛光。笔剑无分同敌忾,胆肝相对共筹量。醉余豪兴传歌曲,声浪如潮日绕梁。”诗后又有题句 :“晚会来宾题名者计四百余人,宾主相洽极一时之盛。酒后,寿昌、老舍、谢峰、彦祥诸兄先后曼声作歌,佐以话剧及电影,直至夜阑始散。在下思之,犹有余兴,因赠此律。十二月二十一日郭沫若题(加盖了印章)”。 其后四百余来宾签名,蔚为大观。我数过几遍,在长卷上签字的实际人数约三百二十人左右。卷末有田汉题字 “紫电清霜惊四檐,一时群贤见毫纤。梁龙酒令如军令,敢说枪尖逊笔尖?天下几人锅有米,川中老小食无盐。诸公且尽盈杯缘,好为民间达苦甜。当夜部属演员(以下数字不可辨)……问题,尤得举座同感,盖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泪也。田汉(加盖了印章)。” 长卷的左眉处有收藏印鉴一枚并题“植耘珍藏。一九四五年郭老嘱保存,一九六六年遭劫,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六日失而复得,谨献北京郭沫若故居。”遭劫的不仅是此卷,1967年郭沫若的儿子因举办光明文学社被造反派打死,未几郭老也含恨离世。 植耘既将此卷献给郭沫若故居为何又到了三峡博物馆?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郭老对这件长卷十分珍视,以为弦佩。故1945年抗战胜利时特意“嘱保存”。这也证明1945年此卷并不在郭老手中,因而1983年才能劫后余生,失而复得。 卷中提及晚会举办的时间是1940年11月7日。前一年日军在诺门坎向苏军大举进攻,结果被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红军击败,一个日军师团几乎全军覆没。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将“北上”改为“南进”。同年11月冈村宁次指挥日军五个师向长沙一线发动猛攻,薛岳将军沉着应战,诱敌深入,围歼日军两万余人,取得第一次长沙战役的胜利。郭沫若诗云“祭洒血战三杯酒,鼓舞心愿万烛光。”即指此役而言。 日寇企图速战灭亡中国的计划受挫,转而采取军事进攻和诱降并举的方针,汪精卫公然投敌,成立南京伪政府,中国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 其时,斯大林正忙着瓜分波兰,又出兵占领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美国也隔岸观火尚未对日宣战。中国的沿海城市相继沦陷,重庆当时是在没有国际援助,物资供应被全部切断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日军每天出动大批战机对重庆这座没有空防的城市狂轰滥炸,企图以炸逼降。整个重庆弹痕累累,遍地瓦砾。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除了被炸死,每天都有饥民倒毙街头。田汉诗云“天下几人锅有米,川中老小食无盐”正是描述了这一惨状。 1940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23周年纪念日,郭老举办招待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庆祝这一伟大的节日,但又不便明说,而且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还特意请来了国民党政治部的官员张道藩和谷正纲(他们都在长卷上签了名)。既然请来这两位国民党大员,也不能让他们太安逸,于是就上演了一幕演员请愿的活剧。据田汉记载“当夜部属演员(以下数字难以辨认)……问题,尤得举座同感,盖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泪也。” 所谓“部属演员”又是什么人呢?上海淞沪抗战时,政治部三厅曾组织十个抗敌演剧队,分赴前线宣传抗日,徐州会战失利,南京陷落后演剧队撤至武汉,此后一部分到了桂林、昆明,一部分到了重庆,是夜签到的演员绝大部分都是演剧队的成员;另一些“部属演员”是指政治部下属中央电影制片厂即卷中的“纯阳洞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他们来到重庆后,生活极其困难,许多人居无定所,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这些演员肯定围住张道藩和谷正纲大倒苦水,要求政治部关怀他们这些“部属演员”。这些诉求“尤得举座同感,盖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泪也。”猜想当时张、谷二人一定也十分无奈,因为大批难民涌入重庆,物资极度匮乏,很多政府机关都发不出薪饷。 与会的来宾多为社会名流,从签名中知道: 文学界有郭沫若和他的夫人叶以群、茅盾、胡风、艾青、于立群、邹韬奋、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孔罗荪、老舍、张光宇、浦熙修、姚逢子、曹靖华、潘子农、黄洛�、梅林、胡肃枫、郑伯奇、郭春涛、张西芳、沈启予、刘雪庵、张元济、陈纪滢、林辰等; 影剧界有洪深、田汉、阳翰笙、陈鲤庭、吴茵、孟君谋、齐衡、白杨、何非光、赵慧深、应云卫、冯乃超、吕少春、辛汉文、翁植耘、马彦祥、方殷、王梵生、赵望云等; 美术界有吴作人、丁聪、陈烟桥、林风眠、关良、来楚生、常任侠、张书旗等; 音乐界有王云阶、沙梅、安娥、任钧等; 教育界有陶行知和他的夫人吴树琴、力扬、徐仲年、李长之、赵景深、袁孟超、吴全衡、陈适怀、张申府、沈志远、钟可记、丘哲、曹清华、胡秋原、吴茂荪、徐步等; 科技界有胡绳、潘梓年等; 新闻界有张西洛、彭子冈、凤子、浦熙修、许君武、徐伯昕、何公敢、舒展、高集、金仲华、戈今、浦熙修、刘尊棋、赵敏恒等; 此外翦伯赞、沈钧儒、李公朴、王炳南、章乃器、章伯钧、唐国桢、史良、沈默予、施复亮、阎宝航、于右任、侯外庐、韩光、邓初名、刘清扬、李剑华、来楚生、杨公达、黄琪翔、李公模、吴克坚、汪日章、施复亮、阎宝航、谷正纲、康泽、黄少谷、张道藩等名仕也都留有签名。 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田汉诗赞“紫电清霜惊四檐”,极一时之盛也。翁植耘应为当时中央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他知道这份“群贤长卷”的分量,特意进行了装裱并在卷首留出空白,于11月21日拿去请郭沫若添加题词,郭老“在下思之,犹有余兴”,便欣然命笔“因赠此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来临,解放前的“中制”职员全被定为反动军官,翁植耘被抄家审查,直至1983年获得平反昭雪才索回此卷,而此时郭老已经含冤去世,他便将此卷献给了北京郭沫若故居。这是根据植耘的题词做出的推断,相信与事实相去不会太远。 我父亲王云阶有幸躬逢盛会,可惜他在世时没对我谈及此事。1940年6月是我呱呱坠地的日子,母亲的叙述印证了当年锅无米、食无盐的艰辛。她说1941年6月5日抱着我去“跑警报”,到了大隧道防空洞里我大哭大闹,不得已又把我抱出防空洞,结果因防空洞门被锁无法再进去,只得到另一处小防空洞里,就在这一天的轰炸中发生了大隧道惨案,死在山洞中的同胞达两万多人,而我们侥幸逃过这一劫。大隧道防空洞是重庆最大的防空洞,六月五日遇难人数之多,影响之大,惨烈程度之触目惊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唯一的,那次惨案震惊了国内外。旁边还有惨案的现场照片,真是惨不忍睹…… 再说当年父辈们参加那次晚会,穷哥儿们能有机会“打牙祭”饱餐一顿实在是难得的乐事,晚会上不仅向主管官员诉苦,郭老还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勉励大家团结起来,共度时艰,挽救民族危亡,真是“笔剑无分同敌忾,胆肝相对共筹量”。晚会还“佐以话剧及电影”。郭老在渝期间写了大量作品如话剧《孔雀胆》、《屈原》,当晚演出的是否就是他的剧作?至于电影极有可能是苏联电影《夏伯阳》,因为该片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苏联片,当日又值十月革命纪念日。 就是这一批中国文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的前辈们,为中国抗击日寇侵略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他们还为中国文学艺术创造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辉煌;并且他们还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屈指算来,那次晚会至今已过去七十个年头,与会的前辈诸公大多已经作古,然而他们当年抗日救国的豪情,对革命的追求,对未来的向往,依旧跃然于纸上。那一个个龙飞凤舞的签名,和不少加盖的图章,仿佛重现了那一晚“宾主相洽”“曼声作歌”的盛况,虽然身处困厄之中,仍然乐观向上的热烈气氛,犹如郭老在《凤凰涅�》中所写的“一切的一在欢笑,一的一切在欢笑”,他们憧憬着苦难的祖国能够有一天获得涅�再生。可惜我们没能听到他们最后的欢笑,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跋涉,却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先后含冤离世,至堪悲愕…… 幸运的是我们的国家历尽劫波后,终于在邓小平时代从灾难的余烬中浴火重生了,先辈们得知应含笑于九泉之下吧。 高晋石先生、叶元章教授和徐锟老师在解读此卷时,给予指导和帮助,特此致谢。尤其要感谢我的挚友徐伟杰,他把我的文章重新改写和润笔,并查阅了古诗集,还增加了很多相关的历史资料。这篇文章应该是伟杰和我合作的结晶。
2009年末,我赴渝参加会议。会议间隙我独自漫步在山城的街头巷尾。上世纪三十年代,正值民族危亡之秋,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迁到重庆,称为“陪都”。国内的文化界和新闻界有识之士也都聚集于此。在政治部三厅郭沫若、洪深的领导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我的父母亲王云阶和李青蕙那时也来到重庆。 据说由于山城的人口剧增,一屋难求,不少人只能栖身于山洞,或是几家人挤在一间屋中,至于大米和盐巴更是洛阳纸贵。除此以外还要不断地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一日数次“跑警报”已成为家常便饭。尽管生活艰辛,但是抗日救国的热情却空前高涨,在当时艰苦环境中人们依然斗志昂扬,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信仰,生活有目标,行动有方向。许多优秀作品就是在那一时期创作出来的,话剧舞台更是佳作频出,成为雾都重庆的一盏闪亮的明灯。 我抱着寻觅父辈生活遗迹的愿望,踯躅在重庆的街头,希望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当年的朝天门码头和珊瑚坝机场早已不复存在;那些依山而建的竹棚瓦房,坡度陡峭的石板路,石板路上吱嘎作响的滑竿也难觅踪影;还有挑着担子卖炒米糖开水和担担面的小贩悠长的吆喝声,它们总是在雾霭中久久地回荡着,往往会勾起客居者无尽的乡愁……更有嘉陵江上撕心裂肺的川江船夫号子,它们伴随着日寇飞机投下的炸弹呼啸声,这也许就是我父亲日后创作第二交响乐《抗日战争》最原始的旋律冲动……然而这一切仿佛都已经恍若隔世。映入眼帘的尽是高楼大厦、广告霓虹。现代化的重庆让山城失去了特色和传统,沧海桑田,难觅往日踪影。正当我失望而归时,同行的龚永林高工告诉我,他在博物馆看到了我父亲王云阶的签名。 第二天一早,在龚总的陪同下我们造访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那里果然保留了一些历史遗迹,有不少抗战时期的文物。在三楼的“抗战岁月厅”里,一幅三米多长的签名长卷赫然入目。卷首写着“政治部招待陪都文化界新闻界晚会来宾题名,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夜于纯阳洞电影制片厂”。其后,郭沫若题诗一首,诗曰:“四百余宾聚一堂,水银灯柱竞辉煌。祭洒血战三杯酒,鼓舞心愿万烛光。笔剑无分同敌忾,胆肝相对共筹量。醉余豪兴传歌曲,声浪如潮日绕梁。”诗后又有题句 :“晚会来宾题名者计四百余人,宾主相洽极一时之盛。酒后,寿昌、老舍、谢峰、彦祥诸兄先后曼声作歌,佐以话剧及电影,直至夜阑始散。在下思之,犹有余兴,因赠此律。十二月二十一日郭沫若题(加盖了印章)”。 其后四百余来宾签名,蔚为大观。我数过几遍,在长卷上签字的实际人数约三百二十人左右。卷末有田汉题字 “紫电清霜惊四檐,一时群贤见毫纤。梁龙酒令如军令,敢说枪尖逊笔尖?天下几人锅有米,川中老小食无盐。诸公且尽盈杯缘,好为民间达苦甜。当夜部属演员(以下数字不可辨)……问题,尤得举座同感,盖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泪也。田汉(加盖了印章)。” 长卷的左眉处有收藏印鉴一枚并题“植耘珍藏。一九四五年郭老嘱保存,一九六六年遭劫,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六日失而复得,谨献北京郭沫若故居。”遭劫的不仅是此卷,1967年郭沫若的儿子因举办光明文学社被造反派打死,未几郭老也含恨离世。 植耘既将此卷献给郭沫若故居为何又到了三峡博物馆?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郭老对这件长卷十分珍视,以为弦佩。故1945年抗战胜利时特意“嘱保存”。这也证明1945年此卷并不在郭老手中,因而1983年才能劫后余生,失而复得。 卷中提及晚会举办的时间是1940年11月7日。前一年日军在诺门坎向苏军大举进攻,结果被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红军击败,一个日军师团几乎全军覆没。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将“北上”改为“南进”。同年11月冈村宁次指挥日军五个师向长沙一线发动猛攻,薛岳将军沉着应战,诱敌深入,围歼日军两万余人,取得第一次长沙战役的胜利。郭沫若诗云“祭洒血战三杯酒,鼓舞心愿万烛光。”即指此役而言。 日寇企图速战灭亡中国的计划受挫,转而采取军事进攻和诱降并举的方针,汪精卫公然投敌,成立南京伪政府,中国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 其时,斯大林正忙着瓜分波兰,又出兵占领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美国也隔岸观火尚未对日宣战。中国的沿海城市相继沦陷,重庆当时是在没有国际援助,物资供应被全部切断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日军每天出动大批战机对重庆这座没有空防的城市狂轰滥炸,企图以炸逼降。整个重庆弹痕累累,遍地瓦砾。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除了被炸死,每天都有饥民倒毙街头。田汉诗云“天下几人锅有米,川中老小食无盐”正是描述了这一惨状。 1940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23周年纪念日,郭老举办招待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庆祝这一伟大的节日,但又不便明说,而且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还特意请来了国民党政治部的官员张道藩和谷正纲(他们都在长卷上签了名)。既然请来这两位国民党大员,也不能让他们太安逸,于是就上演了一幕演员请愿的活剧。据田汉记载“当夜部属演员(以下数字难以辨认)……问题,尤得举座同感,盖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泪也。” 所谓“部属演员”又是什么人呢?上海淞沪抗战时,政治部三厅曾组织十个抗敌演剧队,分赴前线宣传抗日,徐州会战失利,南京陷落后演剧队撤至武汉,此后一部分到了桂林、昆明,一部分到了重庆,是夜签到的演员绝大部分都是演剧队的成员;另一些“部属演员”是指政治部下属中央电影制片厂即卷中的“纯阳洞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他们来到重庆后,生活极其困难,许多人居无定所,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这些演员肯定围住张道藩和谷正纲大倒苦水,要求政治部关怀他们这些“部属演员”。这些诉求“尤得举座同感,盖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泪也。”猜想当时张、谷二人一定也十分无奈,因为大批难民涌入重庆,物资极度匮乏,很多政府机关都发不出薪饷。 与会的来宾多为社会名流,从签名中知道: 文学界有郭沫若和他的夫人叶以群、茅盾、胡风、艾青、于立群、邹韬奋、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孔罗荪、老舍、张光宇、浦熙修、姚逢子、曹靖华、潘子农、黄洛�、梅林、胡肃枫、郑伯奇、郭春涛、张西芳、沈启予、刘雪庵、张元济、陈纪滢、林辰等; 影剧界有洪深、田汉、阳翰笙、陈鲤庭、吴茵、孟君谋、齐衡、白杨、何非光、赵慧深、应云卫、冯乃超、吕少春、辛汉文、翁植耘、马彦祥、方殷、王梵生、赵望云等; 美术界有吴作人、丁聪、陈烟桥、林风眠、关良、来楚生、常任侠、张书旗等; 音乐界有王云阶、沙梅、安娥、任钧等; 教育界有陶行知和他的夫人吴树琴、力扬、徐仲年、李长之、赵景深、袁孟超、吴全衡、陈适怀、张申府、沈志远、钟可记、丘哲、曹清华、胡秋原、吴茂荪、徐步等; 科技界有胡绳、潘梓年等; 新闻界有张西洛、彭子冈、凤子、浦熙修、许君武、徐伯昕、何公敢、舒展、高集、金仲华、戈今、浦熙修、刘尊棋、赵敏恒等; 此外翦伯赞、沈钧儒、李公朴、王炳南、章乃器、章伯钧、唐国桢、史良、沈默予、施复亮、阎宝航、于右任、侯外庐、韩光、邓初名、刘清扬、李剑华、来楚生、杨公达、黄琪翔、李公模、吴克坚、汪日章、施复亮、阎宝航、谷正纲、康泽、黄少谷、张道藩等名仕也都留有签名。 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田汉诗赞“紫电清霜惊四檐”,极一时之盛也。翁植耘应为当时中央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他知道这份“群贤长卷”的分量,特意进行了装裱并在卷首留出空白,于11月21日拿去请郭沫若添加题词,郭老“在下思之,犹有余兴”,便欣然命笔“因赠此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来临,解放前的“中制”职员全被定为反动军官,翁植耘被抄家审查,直至1983年获得平反昭雪才索回此卷,而此时郭老已经含冤去世,他便将此卷献给了北京郭沫若故居。这是根据植耘的题词做出的推断,相信与事实相去不会太远。 我父亲王云阶有幸躬逢盛会,可惜他在世时没对我谈及此事。1940年6月是我呱呱坠地的日子,母亲的叙述印证了当年锅无米、食无盐的艰辛。她说1941年6月5日抱着我去“跑警报”,到了大隧道防空洞里我大哭大闹,不得已又把我抱出防空洞,结果因防空洞门被锁无法再进去,只得到另一处小防空洞里,就在这一天的轰炸中发生了大隧道惨案,死在山洞中的同胞达两万多人,而我们侥幸逃过这一劫。大隧道防空洞是重庆最大的防空洞,六月五日遇难人数之多,影响之大,惨烈程度之触目惊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唯一的,那次惨案震惊了国内外。旁边还有惨案的现场照片,真是惨不忍睹…… 再说当年父辈们参加那次晚会,穷哥儿们能有机会“打牙祭”饱餐一顿实在是难得的乐事,晚会上不仅向主管官员诉苦,郭老还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勉励大家团结起来,共度时艰,挽救民族危亡,真是“笔剑无分同敌忾,胆肝相对共筹量”。晚会还“佐以话剧及电影”。郭老在渝期间写了大量作品如话剧《孔雀胆》、《屈原》,当晚演出的是否就是他的剧作?至于电影极有可能是苏联电影《夏伯阳》,因为该片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苏联片,当日又值十月革命纪念日。 就是这一批中国文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的前辈们,为中国抗击日寇侵略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他们还为中国文学艺术创造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辉煌;并且他们还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屈指算来,那次晚会至今已过去七十个年头,与会的前辈诸公大多已经作古,然而他们当年抗日救国的豪情,对革命的追求,对未来的向往,依旧跃然于纸上。那一个个龙飞凤舞的签名,和不少加盖的图章,仿佛重现了那一晚“宾主相洽”“曼声作歌”的盛况,虽然身处困厄之中,仍然乐观向上的热烈气氛,犹如郭老在《凤凰涅�》中所写的“一切的一在欢笑,一的一切在欢笑”,他们憧憬着苦难的祖国能够有一天获得涅�再生。可惜我们没能听到他们最后的欢笑,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跋涉,却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先后含冤离世,至堪悲愕…… 幸运的是我们的国家历尽劫波后,终于在邓小平时代从灾难的余烬中浴火重生了,先辈们得知应含笑于九泉之下吧。 高晋石先生、叶元章教授和徐锟老师在解读此卷时,给予指导和帮助,特此致谢。尤其要感谢我的挚友徐伟杰,他把我的文章重新改写和润笔,并查阅了古诗集,还增加了很多相关的历史资料。这篇文章应该是伟杰和我合作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