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读者读出了什么？
读书能够助人超越时间限制和空间限界，因此与性、运动和赌博被视为人生四大乐趣。但对很多人而言，读书的乐趣远远比不上其他三种乐趣带来的快感。现代人对于读书保持“无N”状态：“70后”无暇读书，觥筹交错是生活的主弦律；“80后”无力读书，为生存奔波是唯一关注的话题；“90后”无心读书，智能手机全方位统管生活。对此，陈平原恨铁不成钢，他甚至用上“堕落”这样刺激眼球的字眼，“如果你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好长时间没读书而且没有任何负罪感的时候，你就必须知道，你已经堕落了。”这较之古人所言“一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的劝诫，那要严厉得多。这反衬出读不读书在当今社会，已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读书人，是最难名副其实的称号。这是一个读书人横行的不读书的社会，从未有过一个时代如此庞大的群体都在宣称自己是读书人，读过多少书，读得多高学位，读来多少财富。陈丹青说过一段让很多人极为不爽的话，“读书是一件很安静的事情。要是论教养，你真的是读书人，你不要讲出来。读书也好，画画也好，不能弄成一种身份。这是我到国外才学会的。国外很‘牛’的人都害羞得要命，躲着不讲自己挺在行的那些事。出国之前还没有人说我是读书人，是知识分子，回来后听到不少人说我是做学问的，是艺术家等等。我很害臊，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这段话实在是精彩至极，不知道那些高调宣称“我看的书多到足以让大学同班同学听不懂我在讲些什么”的“读书人”，听过之后会不会对陈丹青咬牙切齿？
善读者不会如此低俗化读书的功利性。当然，读书再怎么与功名利禄划清限界，但潜在的功利其实无处不在。只是，善读者会从多样化视角来审视读书行为产生的效用，尽量避免把读书变得太市侩太俗气。
读书让阅读者内心变得强大，心境趋于宁静。人在空虚无聊时往往自觉软弱无力，找不到生活的支撑点，此时读书能够使人平心静气。蒙田认为人类的一切灾难都源于“人回到家还安静不下来”，此时抱起一本书来阅读，不是为了发难或反驳，也不是为了相信和视为理所当然，而是为了掂量和考虑“为何无法安静”？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个人的房间》中说：“若以书而论，每本书都会变成你自己的房间，给你一个庇护，让你安静下来。”喧嚣尘世中挣扎的灵魂，没有了读书的荡涤，又去哪里找回纯净的心灵呢？内心强大能让人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书读得好，在真实世界的考核体系中自然占得先机，凭此可获得较好的工作岗位
，对现实问题的焦虑才会减弱。自由并非免费午餐，只有强者才能掌控更多的自主权。高校教师这一职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这一观点：大量闲暇时间、不被歧视的社会地位、少量教学任务、自由安排生活的权利、不受办公室政治的侵蚀等等。龙应台给儿子的期许正是如此。“孩子，我要求你用功读书，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且能给你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读书能够提高感知和识别他人情绪波动的能力。国外有研究表明，“看小说的人总体上比只看非虚构作品或从不读书的人对他人的情绪变化更敏感。更重要的是，与惊险悬疑但常常很容易就能猜到结局的流行小说相比，描述人类复杂情感的经典名著似乎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判断出他人的喜怒哀乐，并对那些微妙表情背后的情绪变化做出更准确的解读。”可见“书中自有读心术”，读书即是“读人”。钱钟书就给自己立下目标--勤奋地读书，敏锐地读人。有一种另类的读书方式，在金克木看来就是听话，他认为观察人和研究人不是“读人”，听话才算得是“读人”。同样是听话，周国平更主张“听别人发言是为了使自己能说话”。相比于上述几位的观点，贾平凹的看法则更接地气，“读书也不必只读纸做的书，山水可以读，云雨可以读，官场可以读，商界可以读。赌徒和妓女也都是书。只在家读书本，读了书还是读书，无异于整日喝酒、打牌和吸烟土，于社会、家人有什么好处？”贾平凹透露出读书与生活相互注解的一面。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征途，沿途的湖光山色需要自我的觉醒才能被赋予生机，书籍恰好能够为这种解读提供智力资源，这就是爱默生所提倡的“创造性的阅读”。犹太人更是直截了当地断言“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也不过是个邮差。”更为极端的说法来自罗曼圠灿，“从来没有人读书，只有人在书中读自己、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在罗曼圠灿看来，所有书籍的存在都只是为了帮助阅读者自我唤醒，寻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善读书可以累计知识从而增长才气。知识增进之所以重要，在于阅读者对世界的了解越少，就越容易将不如意简单归结于环境的制约。反之，随着对世界的了解逐渐加深，阅读者会慢慢学会适应并改善环境，而且不再轻易暴露对自我的不满意。而才气的集聚，让阅读者不那么害怕改变，乐于接受生活的安排，而这是幸福的重要源泉
。才气可以引导阅读者获得自行解决问题的愉悦感和成就感。比尔·盖茨的父亲认为家庭教育与家中藏书密不可分，“我们不允许孩子多看电视，但会给孩子买大量的书。如果孩子读书读到很晚，我们不会强迫他休息。遇到不懂的问题，总会有人翻书查找答案，念给大家听。让孩子形成这样的观念：如果你有问题，答案一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你要做的就是找到它。”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美满的家庭一定需要大量好书。反观太多中国家庭，装修装饰极尽豪华奢侈，但书籍数量少得可怜。而且，父母很少和孩子共同开展家庭阅读，难怪现在的孩子喜欢手机胜过一切有价值的书本。这算得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吧。
读书能够治愈生理和心理疾病。毕淑敏对于人怎样度过人生低潮期，给出的建议是：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而金庸面对儿子自杀的惨痛，用读书来排解苦闷。在百无聊赖、无事可做的境况下，读书往往是最好的消遣方式。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在狱中不仅大量阅读，还完成了煌煌巨作。“在一个没有因特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MP3、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那样的时代下，没有了读书，会有多少人撑不到曙光的出现呢？读书甚至在潜移默化中能改变容颜，使人拥有上佳“气质”，而这对于那些饱受容颜不佳之痛苦者，提供了最好的美容术。曾国藩言训：“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读书是一种情怀，它“在你前行的时候，会提醒你向后看看”。当阅读者时时停驻反观自我时，曾经的阅读经验在不知不觉中沉淀为内在休养的升华，只是阅读者不自知罢了。三毛在《关于读书》中就曾写道，“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
读书尚能以读书会的名义拓展人脉资源，这是读书人最喜欢也最常使用的方式，不仅真有实效，而且在外人看来着实“高大上”。任志强组织的读书会就一票难求，他“在读书的过程中建立了多个圈子，相互之间传递着读好书的信息，也形成了共同学习的风气。”读书会具有“听人说书”的效果，和前述“听话读人”本质一致，而且可以形成
外部驱动力，使人主动减少“冲浪”行为，替之以阅读。对读书会完全没有贡献，就像大摇大摆走进婚宴大厅骗吃骗喝，实在是件极为羞耻之事。最重要的是，当读书会形成制度性约束后，对阅读喜爱的“自律”，会逐渐取代为挣工分求表现的“他律”，成为自发的心灵进化。
读书既能塑造思维，又能塑形行为。一方面，读书激发人类的想象力。正是凭借无限的想象，人类才能创造性地解决层出不穷的生存难题。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说：“一个人打开一本书，展开想象，那是一个非常有力和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希特勒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书都焚毁了，十年后他开始烧人。你无法知道一个人在读书的时候，他在想什么，那是发生在想象里的事情。如果我是一个独裁者的话，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禁书。”或许有人认为要彻底消除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政思想，还为时尚早。其实这是托宾的正话反说，突出强调了惟有持续读书才能让现象的翅膀越来越羽翼丰满。另一方面，读书能够矫正阅读者的行为模式。林则徐说：“行止不端，读书无益。”但是，如果不经过良好的教育培养正确的行为习惯，行止不端很难避免。读书就是最好的自我教育的方式。苏霍姆林斯基更是将读书与年轻人的行为选择紧密相连。他说：“生活证明，如果培养出的年轻人酷爱读书，那么他不会在闲暇时因无所事事而苦恼，更不会追求无谓的消遣。一个人的精神需求是不应靠别人来满足的，而应靠自己去创造个人的精神生活。”现代人的闲暇时间，多被满足人际交往需要的社交活动所充填----麻将、桑拿、泡吧、网聊、选秀节目等等。缺少了读书，行为举止也就没有了评价的参照系，塑造举止得当、有责任意识的公民，变得越来越困难。
读书可以让两个心灵彼此靠近的人长久维系良性关系。如果两个人都憎恨读书，那么不读也罢，只要双方的有效沟通不存在障碍，其实也算是件好事。可怕的是一方开始求学上进，而另一方原地踏步，日积月累双方在知识结构上的不同步必将导致情感的决裂。如果双方硬要将关系维持下去，彼此间的交流恐怕近似于鸡同鸭讲。当一个人听不懂自己想亲近的人所言何物时，这应当算得是时间最大的悲哀了。读书甚至可以帮助阅读者找到“隔代知音”。所谓“隔代知音”就如同布鲁姆所描述的“找到什么才是贴近你又可被你用来掂量和考虑，且击中你心坎的东西，仿佛与你分享同一种天性，摆脱了时间的独裁”。古今异代相距千百年的学者，因思想和感觉的相同，竟会在书页上会面时完全和谐融洽，如面对自己的肖像，
这种精神的认同或融合被林语堂称作“灵魂转世”，而庄子、苏东坡等先哲则被其引为隔代知音。龙应台以《在紫藤庐与Starbucks之间》一文荣获台湾九歌出版社颁发的2003“年度散文奖”时也说，“在中文作家里我欣赏韩非的冷峻，庄子的放肆，柳宗元的内敛，苏轼的舒展，张岱的清澈。我自觉和韩非、苏轼是心灵相通的”。
北岛在《城门开》中指出，“读书与上学无关，那是另一码事：读——在校园以外，书——在课本以外，读书来自生命中某种神秘的动力，与现实利益无关。而阅读经验如一路灯光，照亮人生黑暗，黑暗尽头是一豆烛火，即读书的起点。”读书能够点燃希望，照亮未来。台湾嘉义的林花枝爷爷，为圆大学梦，克服记忆力差和重听等疾病，79岁时报名空中大学，花8年取得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又攻读生活科学系，再用6年取得第2个学士。在林爷爷看来，“读书很有趣啊，怎么会辛苦？我要念到100岁！”这样的求学是真正地享受到了读书之乐，为步入暮年的人生重新点起希望之光，且光耀久远。
当然，“读书毫无用处”的观点，同样有生命力，总有信徒追随和相信这种极端化的说法。如果将读书与功利进行完全的切割，那么读书在毫无用处之地产生出另一种价值：超脱现实的羁绊。当阅读的灵魂以超脱心凌驾于世俗社会时，读书反而发挥出更高层次的作用，它令到阅读者思绪遨游四方，心境清澈澄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书变得更有效用，只不过这种效用非一般人所能体验罢了。
善读者读出了什么？
读书能够助人超越时间限制和空间限界，因此与性、运动和赌博被视为人生四大乐趣。但对很多人而言，读书的乐趣远远比不上其他三种乐趣带来的快感。现代人对于读书保持“无N”状态：“70后”无暇读书，觥筹交错是生活的主弦律；“80后”无力读书，为生存奔波是唯一关注的话题；“90后”无心读书，智能手机全方位统管生活。对此，陈平原恨铁不成钢，他甚至用上“堕落”这样刺激眼球的字眼，“如果你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好长时间没读书而且没有任何负罪感的时候，你就必须知道，你已经堕落了。”这较之古人所言“一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的劝诫，那要严厉得多。这反衬出读不读书在当今社会，已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读书人，是最难名副其实的称号。这是一个读书人横行的不读书的社会，从未有过一个时代如此庞大的群体都在宣称自己是读书人，读过多少书，读得多高学位，读来多少财富。陈丹青说过一段让很多人极为不爽的话，“读书是一件很安静的事情。要是论教养，你真的是读书人，你不要讲出来。读书也好，画画也好，不能弄成一种身份。这是我到国外才学会的。国外很‘牛’的人都害羞得要命，躲着不讲自己挺在行的那些事。出国之前还没有人说我是读书人，是知识分子，回来后听到不少人说我是做学问的，是艺术家等等。我很害臊，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这段话实在是精彩至极，不知道那些高调宣称“我看的书多到足以让大学同班同学听不懂我在讲些什么”的“读书人”，听过之后会不会对陈丹青咬牙切齿？
善读者不会如此低俗化读书的功利性。当然，读书再怎么与功名利禄划清限界，但潜在的功利其实无处不在。只是，善读者会从多样化视角来审视读书行为产生的效用，尽量避免把读书变得太市侩太俗气。
读书让阅读者内心变得强大，心境趋于宁静。人在空虚无聊时往往自觉软弱无力，找不到生活的支撑点，此时读书能够使人平心静气。蒙田认为人类的一切灾难都源于“人回到家还安静不下来”，此时抱起一本书来阅读，不是为了发难或反驳，也不是为了相信和视为理所当然，而是为了掂量和考虑“为何无法安静”？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个人的房间》中说：“若以书而论，每本书都会变成你自己的房间，给你一个庇护，让你安静下来。”喧嚣尘世中挣扎的灵魂，没有了读书的荡涤，又去哪里找回纯净的心灵呢？内心强大能让人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书读得好，在真实世界的考核体系中自然占得先机，凭此可获得较好的工作岗位
，对现实问题的焦虑才会减弱。自由并非免费午餐，只有强者才能掌控更多的自主权。高校教师这一职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这一观点：大量闲暇时间、不被歧视的社会地位、少量教学任务、自由安排生活的权利、不受办公室政治的侵蚀等等。龙应台给儿子的期许正是如此。“孩子，我要求你用功读书，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且能给你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读书能够提高感知和识别他人情绪波动的能力。国外有研究表明，“看小说的人总体上比只看非虚构作品或从不读书的人对他人的情绪变化更敏感。更重要的是，与惊险悬疑但常常很容易就能猜到结局的流行小说相比，描述人类复杂情感的经典名著似乎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判断出他人的喜怒哀乐，并对那些微妙表情背后的情绪变化做出更准确的解读。”可见“书中自有读心术”，读书即是“读人”。钱钟书就给自己立下目标--勤奋地读书，敏锐地读人。有一种另类的读书方式，在金克木看来就是听话，他认为观察人和研究人不是“读人”，听话才算得是“读人”。同样是听话，周国平更主张“听别人发言是为了使自己能说话”。相比于上述几位的观点，贾平凹的看法则更接地气，“读书也不必只读纸做的书，山水可以读，云雨可以读，官场可以读，商界可以读。赌徒和妓女也都是书。只在家读书本，读了书还是读书，无异于整日喝酒、打牌和吸烟土，于社会、家人有什么好处？”贾平凹透露出读书与生活相互注解的一面。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征途，沿途的湖光山色需要自我的觉醒才能被赋予生机，书籍恰好能够为这种解读提供智力资源，这就是爱默生所提倡的“创造性的阅读”。犹太人更是直截了当地断言“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也不过是个邮差。”更为极端的说法来自罗曼圠灿，“从来没有人读书，只有人在书中读自己、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在罗曼圠灿看来，所有书籍的存在都只是为了帮助阅读者自我唤醒，寻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善读书可以累计知识从而增长才气。知识增进之所以重要，在于阅读者对世界的了解越少，就越容易将不如意简单归结于环境的制约。反之，随着对世界的了解逐渐加深，阅读者会慢慢学会适应并改善环境，而且不再轻易暴露对自我的不满意。而才气的集聚，让阅读者不那么害怕改变，乐于接受生活的安排，而这是幸福的重要源泉
。才气可以引导阅读者获得自行解决问题的愉悦感和成就感。比尔·盖茨的父亲认为家庭教育与家中藏书密不可分，“我们不允许孩子多看电视，但会给孩子买大量的书。如果孩子读书读到很晚，我们不会强迫他休息。遇到不懂的问题，总会有人翻书查找答案，念给大家听。让孩子形成这样的观念：如果你有问题，答案一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你要做的就是找到它。”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美满的家庭一定需要大量好书。反观太多中国家庭，装修装饰极尽豪华奢侈，但书籍数量少得可怜。而且，父母很少和孩子共同开展家庭阅读，难怪现在的孩子喜欢手机胜过一切有价值的书本。这算得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吧。
读书能够治愈生理和心理疾病。毕淑敏对于人怎样度过人生低潮期，给出的建议是：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而金庸面对儿子自杀的惨痛，用读书来排解苦闷。在百无聊赖、无事可做的境况下，读书往往是最好的消遣方式。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在狱中不仅大量阅读，还完成了煌煌巨作。“在一个没有因特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MP3、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那样的时代下，没有了读书，会有多少人撑不到曙光的出现呢？读书甚至在潜移默化中能改变容颜，使人拥有上佳“气质”，而这对于那些饱受容颜不佳之痛苦者，提供了最好的美容术。曾国藩言训：“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读书是一种情怀，它“在你前行的时候，会提醒你向后看看”。当阅读者时时停驻反观自我时，曾经的阅读经验在不知不觉中沉淀为内在休养的升华，只是阅读者不自知罢了。三毛在《关于读书》中就曾写道，“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
读书尚能以读书会的名义拓展人脉资源，这是读书人最喜欢也最常使用的方式，不仅真有实效，而且在外人看来着实“高大上”。任志强组织的读书会就一票难求，他“在读书的过程中建立了多个圈子，相互之间传递着读好书的信息，也形成了共同学习的风气。”读书会具有“听人说书”的效果，和前述“听话读人”本质一致，而且可以形成
外部驱动力，使人主动减少“冲浪”行为，替之以阅读。对读书会完全没有贡献，就像大摇大摆走进婚宴大厅骗吃骗喝，实在是件极为羞耻之事。最重要的是，当读书会形成制度性约束后，对阅读喜爱的“自律”，会逐渐取代为挣工分求表现的“他律”，成为自发的心灵进化。
读书既能塑造思维，又能塑形行为。一方面，读书激发人类的想象力。正是凭借无限的想象，人类才能创造性地解决层出不穷的生存难题。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说：“一个人打开一本书，展开想象，那是一个非常有力和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希特勒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书都焚毁了，十年后他开始烧人。你无法知道一个人在读书的时候，他在想什么，那是发生在想象里的事情。如果我是一个独裁者的话，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禁书。”或许有人认为要彻底消除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政思想，还为时尚早。其实这是托宾的正话反说，突出强调了惟有持续读书才能让现象的翅膀越来越羽翼丰满。另一方面，读书能够矫正阅读者的行为模式。林则徐说：“行止不端，读书无益。”但是，如果不经过良好的教育培养正确的行为习惯，行止不端很难避免。读书就是最好的自我教育的方式。苏霍姆林斯基更是将读书与年轻人的行为选择紧密相连。他说：“生活证明，如果培养出的年轻人酷爱读书，那么他不会在闲暇时因无所事事而苦恼，更不会追求无谓的消遣。一个人的精神需求是不应靠别人来满足的，而应靠自己去创造个人的精神生活。”现代人的闲暇时间，多被满足人际交往需要的社交活动所充填----麻将、桑拿、泡吧、网聊、选秀节目等等。缺少了读书，行为举止也就没有了评价的参照系，塑造举止得当、有责任意识的公民，变得越来越困难。
读书可以让两个心灵彼此靠近的人长久维系良性关系。如果两个人都憎恨读书，那么不读也罢，只要双方的有效沟通不存在障碍，其实也算是件好事。可怕的是一方开始求学上进，而另一方原地踏步，日积月累双方在知识结构上的不同步必将导致情感的决裂。如果双方硬要将关系维持下去，彼此间的交流恐怕近似于鸡同鸭讲。当一个人听不懂自己想亲近的人所言何物时，这应当算得是时间最大的悲哀了。读书甚至可以帮助阅读者找到“隔代知音”。所谓“隔代知音”就如同布鲁姆所描述的“找到什么才是贴近你又可被你用来掂量和考虑，且击中你心坎的东西，仿佛与你分享同一种天性，摆脱了时间的独裁”。古今异代相距千百年的学者，因思想和感觉的相同，竟会在书页上会面时完全和谐融洽，如面对自己的肖像，
这种精神的认同或融合被林语堂称作“灵魂转世”，而庄子、苏东坡等先哲则被其引为隔代知音。龙应台以《在紫藤庐与Starbucks之间》一文荣获台湾九歌出版社颁发的2003“年度散文奖”时也说，“在中文作家里我欣赏韩非的冷峻，庄子的放肆，柳宗元的内敛，苏轼的舒展，张岱的清澈。我自觉和韩非、苏轼是心灵相通的”。
北岛在《城门开》中指出，“读书与上学无关，那是另一码事：读——在校园以外，书——在课本以外，读书来自生命中某种神秘的动力，与现实利益无关。而阅读经验如一路灯光，照亮人生黑暗，黑暗尽头是一豆烛火，即读书的起点。”读书能够点燃希望，照亮未来。台湾嘉义的林花枝爷爷，为圆大学梦，克服记忆力差和重听等疾病，79岁时报名空中大学，花8年取得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又攻读生活科学系，再用6年取得第2个学士。在林爷爷看来，“读书很有趣啊，怎么会辛苦？我要念到100岁！”这样的求学是真正地享受到了读书之乐，为步入暮年的人生重新点起希望之光，且光耀久远。
当然，“读书毫无用处”的观点，同样有生命力，总有信徒追随和相信这种极端化的说法。如果将读书与功利进行完全的切割，那么读书在毫无用处之地产生出另一种价值：超脱现实的羁绊。当阅读的灵魂以超脱心凌驾于世俗社会时，读书反而发挥出更高层次的作用，它令到阅读者思绪遨游四方，心境清澈澄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书变得更有效用，只不过这种效用非一般人所能体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