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安
2011-03-26
南京市长江路上的几百棵梧桐树，最近仿佛成了“民意”的象征。在南京市地铁三号线的规划当中，由于施工的原因，这些行道树必须被移走。由此，触动了许多南京市民的情感。一场护树运动由此展开！
主张护树的民众认为，梧桐对于南京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市政建设应该为树让路。几番博弈之后，市政府终于让步，规划好的地铁重新修改了部分线路，某些地段的地铁出口也进行了一些修改，最后的结果是，这几百棵法国梧桐总算保住了。这一切，咋看起皆大欢喜。民众热爱自己的城市和文化记忆，表达自己的护树愿望。政府从开始的坚持己见到从善如流，是施政的善举。但细究起来，问题却没有这么简单。
在护树运动当中，人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民意。但民意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体，张三有张三的注意，李四有李四的利益，尽管他们都是民众的一份子。就护树运动而言，这片街区的市民和梧桐树的感情很可能最深，也最在意树的保留和迁移。但对于远离这片街区的许多民众而言，他们有可能更在意地铁尽早开通，尽可能少花钱修建一条便利的地铁。因此，护树的主张对于整个南京市民而言，也仅仅是部分民意，而不是全部。现代政治不是简单的民意和政府的对决，而是在不同民意之间寻求平衡的博弈。很可惜，在整个梧桐树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保护梧桐的民意主张，却基本没有看到主张维护地铁经济性和便利性的民意。他们很有可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他们的意愿，同样需要尊重！
起初，南京市政府并没有把部分民众的护树运动太当回事，但当运动风起云涌有转化为群体性事件的苗头，尤其是海峡对岸邱毅主张护树的言论一出，市政府态度立即急转弯，几天之内就宣布更改设计。这种施政的态度不是尊重民意，而是屈从民意，而且屈从的仅仅是部分民意。
我们要问的是，如此大的市政工程，在几天内就更改设计，有无进行充分的论证？修改线路究竟增加多少成本？压缩站台宽度，减少出入口数量和尺寸，会不会导致安全风险？这些问题没有清晰答案之前，凭什么就立即改弦更张？如果只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两岸政治考量，那这种“屈从民意”下的草率修改，就不是纠错，而是在继续犯第二个错误！
有人说，是政府施政疏失在先，方有民意反弹在后。因为政府在制定规划之初，就没有征询民意。这话有部分道理，但需考量的是，政府在制定类似工程的时候，究竟有无必要在类似的技术细节上一律征询民意？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因为成本太高。但当挪树之际骤然出现部分民众的强烈反对，这个时候，市政府就该认真思考，如何善后。
合理的做法是，针对这批树种的文化价值再次进行调查，然后广泛地征询民意，究竟有多少南京市民主张保留，多少人更看重尽早通行地铁与之带来的通行便利？维护一个城市的景观价值到底需要多高的成本？这些成本究竟由谁来出？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制定出两套方案：一套维持原方案不变，另一套保留梧桐，但需要增加成本。最后，两套方案交由人大或者全体市民表决。如果最后表决的结果依然是维持原定设计，那部分民众的主张虽然可以继续表达，但却无妨整个工程的继续。如果大多数民众愿意承担护树的成本，那就从长计议，慎重修改原有方案。
令人遗憾的是，从整个事件的处理来看，政府虽然最后修改了方案，但修改方案究竟花了多少钱，地铁站的设计修改会不会引发安全隐患，民众依然并不知晓。开始的移树由政府闭门决定，后来的改建，则是政府在部分民众的压力下屈从修改。这一切，呈现的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没人可以否认，中国正在逐渐步入公民社会，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将会逐步引入民众的参与。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需要逐渐学习公共决策的游戏规则。政府需要学习的是，如何在利益纷争的民意之间寻求平衡，体现效率和公平之道。而民众需要学习的是，把公共问题技术化的思维，不要凡事上升到民意对决的高度。每个人仅仅代表你自己，谁也不是“整个”民意的代表，如果希望自己的方案获得认同并付诸实施，需要争取多数民意对自己的支持。
民众还需理解的是，任何政策或方案的取舍，都需要考虑成本的概念。媒体在报道政府修改原规划方案时称，56%的南京市民主张保留梧桐，但我认为这个数据十分可疑。因为在没有成本核算和考量的前提下，许多人都会下意识主张保留，但如果真的算清保留和移树之间的成本帐，进而核算出地铁票价的不同，甚至包括修改地铁站台设计带来的不便和安全隐患，人们的支持和反对才是真实的“民意”， 也才是理性的现代政治表达。梧桐带来的夏日阴凉和昨日记忆虽好，但这一切，在面临地铁施工的方案选择时，是一个利益选择和平衡问题，而非简单的情感寄托的去和留。
一百多年前，殖民者第一次把法国梧桐引种在上海的法租界，其后，这个舶来树种在中国的江南落地，繁衍，生根，现如今，甚至成为了南京市的文化景观。但中国人对他的误解依旧，它虽然被中国人称为法国梧桐，但学名却是英国梧桐。一如同样是舶来品公民社会，政府和市民还都没有理解它的精髓。发生在这个春天里关于梧桐树的争议，仿佛是一个历史寓言。
王志安
2011-03-26
南京市长江路上的几百棵梧桐树，最近仿佛成了“民意”的象征。在南京市地铁三号线的规划当中，由于施工的原因，这些行道树必须被移走。由此，触动了许多南京市民的情感。一场护树运动由此展开！
主张护树的民众认为，梧桐对于南京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市政建设应该为树让路。几番博弈之后，市政府终于让步，规划好的地铁重新修改了部分线路，某些地段的地铁出口也进行了一些修改，最后的结果是，这几百棵法国梧桐总算保住了。这一切，咋看起皆大欢喜。民众热爱自己的城市和文化记忆，表达自己的护树愿望。政府从开始的坚持己见到从善如流，是施政的善举。但细究起来，问题却没有这么简单。
在护树运动当中，人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民意。但民意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体，张三有张三的注意，李四有李四的利益，尽管他们都是民众的一份子。就护树运动而言，这片街区的市民和梧桐树的感情很可能最深，也最在意树的保留和迁移。但对于远离这片街区的许多民众而言，他们有可能更在意地铁尽早开通，尽可能少花钱修建一条便利的地铁。因此，护树的主张对于整个南京市民而言，也仅仅是部分民意，而不是全部。现代政治不是简单的民意和政府的对决，而是在不同民意之间寻求平衡的博弈。很可惜，在整个梧桐树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保护梧桐的民意主张，却基本没有看到主张维护地铁经济性和便利性的民意。他们很有可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他们的意愿，同样需要尊重！
起初，南京市政府并没有把部分民众的护树运动太当回事，但当运动风起云涌有转化为群体性事件的苗头，尤其是海峡对岸邱毅主张护树的言论一出，市政府态度立即急转弯，几天之内就宣布更改设计。这种施政的态度不是尊重民意，而是屈从民意，而且屈从的仅仅是部分民意。
我们要问的是，如此大的市政工程，在几天内就更改设计，有无进行充分的论证？修改线路究竟增加多少成本？压缩站台宽度，减少出入口数量和尺寸，会不会导致安全风险？这些问题没有清晰答案之前，凭什么就立即改弦更张？如果只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两岸政治考量，那这种“屈从民意”下的草率修改，就不是纠错，而是在继续犯第二个错误！
有人说，是政府施政疏失在先，方有民意反弹在后。因为政府在制定规划之初，就没有征询民意。这话有部分道理，但需考量的是，政府在制定类似工程的时候，究竟有无必要在类似的技术细节上一律征询民意？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因为成本太高。但当挪树之际骤然出现部分民众的强烈反对，这个时候，市政府就该认真思考，如何善后。
合理的做法是，针对这批树种的文化价值再次进行调查，然后广泛地征询民意，究竟有多少南京市民主张保留，多少人更看重尽早通行地铁与之带来的通行便利？维护一个城市的景观价值到底需要多高的成本？这些成本究竟由谁来出？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制定出两套方案：一套维持原方案不变，另一套保留梧桐，但需要增加成本。最后，两套方案交由人大或者全体市民表决。如果最后表决的结果依然是维持原定设计，那部分民众的主张虽然可以继续表达，但却无妨整个工程的继续。如果大多数民众愿意承担护树的成本，那就从长计议，慎重修改原有方案。
令人遗憾的是，从整个事件的处理来看，政府虽然最后修改了方案，但修改方案究竟花了多少钱，地铁站的设计修改会不会引发安全隐患，民众依然并不知晓。开始的移树由政府闭门决定，后来的改建，则是政府在部分民众的压力下屈从修改。这一切，呈现的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没人可以否认，中国正在逐渐步入公民社会，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将会逐步引入民众的参与。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需要逐渐学习公共决策的游戏规则。政府需要学习的是，如何在利益纷争的民意之间寻求平衡，体现效率和公平之道。而民众需要学习的是，把公共问题技术化的思维，不要凡事上升到民意对决的高度。每个人仅仅代表你自己，谁也不是“整个”民意的代表，如果希望自己的方案获得认同并付诸实施，需要争取多数民意对自己的支持。
民众还需理解的是，任何政策或方案的取舍，都需要考虑成本的概念。媒体在报道政府修改原规划方案时称，56%的南京市民主张保留梧桐，但我认为这个数据十分可疑。因为在没有成本核算和考量的前提下，许多人都会下意识主张保留，但如果真的算清保留和移树之间的成本帐，进而核算出地铁票价的不同，甚至包括修改地铁站台设计带来的不便和安全隐患，人们的支持和反对才是真实的“民意”， 也才是理性的现代政治表达。梧桐带来的夏日阴凉和昨日记忆虽好，但这一切，在面临地铁施工的方案选择时，是一个利益选择和平衡问题，而非简单的情感寄托的去和留。
一百多年前，殖民者第一次把法国梧桐引种在上海的法租界，其后，这个舶来树种在中国的江南落地，繁衍，生根，现如今，甚至成为了南京市的文化景观。但中国人对他的误解依旧，它虽然被中国人称为法国梧桐，但学名却是英国梧桐。一如同样是舶来品公民社会，政府和市民还都没有理解它的精髓。发生在这个春天里关于梧桐树的争议，仿佛是一个历史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