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末期，劳动分工、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人类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利益分化和对立。面对这种社会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变化，氏族社会原有的公共权力及其组织制度和设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共同利益基础，又不能胜任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协调新的利益矛盾的要求，因此已经过时了。
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镇压和控制奴隶阶级的反抗，协调其他利益矛盾，需要一种新的、不同以往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国家即是这种新的公共权力组织。因此，“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定义，国家是阶级社会中的特殊的公共权力。比起原始社会中的公共权力来，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
（1）国家是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其本质是阶级统治。因此，“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在实行阶级统治的同时，国家也必须承担社会管理职能。同时，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但是形式上却表现为超然于社会之上的独立力量。
（2）国家是按照地区来划分其国民的。阶级的产生，破坏了原始社会的血缘关系，形成了社会流动和不同血缘关系的社会成员交杂居住，为了便于实行对于居民的统治，国家不再按照氏族划分居民，而按照地区实行对于国民的统治。
（3）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暴力机器。其特殊性在于：国家具有武装的人和常设的暴力机关；国家的暴力为统治阶级专属，统治阶级以此为凭借实行对于内外的统治，国家的暴力具有精巧性和系统性。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也不是一簇而就的。马克思的国家观经历了一个从支持或赞美现代国家到批判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 而这一过程主要是在青年时期完成的。
青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 其最初的国家观基本上是黑格尔国家哲学思想的翻版。主要内容是赞美理性精神, 认为国家只不过是理性精神的体现, 国家即使死亡也是因为与国家观念发生了矛盾, 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国家的态度是非批判性的。
理性或理智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核心概念, 这一概念的使用当然主要受18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影响。理性对青年马克思如此重要以至于他把国家也看作理性精神的体现。 现代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 它是根据整体观念来构想国家的。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 在这里, 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 同时, 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
青年马克思也曾表露出一些关于国家消亡的看法, 但这一看法与后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消亡理论不同。前者只是从逻辑上认为当国家的本质与概念相矛盾的时候就“不值得继续存在了”, 并且这一观点与现实国家的消亡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与《莱茵报》时期的理性国家观相比, 马克思国家观最为根本的一个转变是抛弃了黑格尔把国家看作是观念运动的产物(或理性的实现), 而代之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 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 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这一观点被认为是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萌芽。在黑格尔看来, 家庭和市民社会不过是国家的概念领域, 从家庭和市民社会结合成国家不是他们自己的生存过程而是观念的生存过程。马克思把这一部分内容看作是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把黑格尔颠倒了的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 认为二者不是观念上或内在想象中的活动而是现实的运动, 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根本性的(当然不是彻底的或最终的) 除魅。
因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具有强烈的批判性特征。批判性是植根于马克思哲学中一种深刻的反思模式，是贯穿马克思理论发展始终的思想精髓。马克思哲学的形成与构建，是在批判性地继承前人思想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思想的创新与发展，是在批判性的论辩中不断前进的；马克思理论的生命与活力，也是在科学批判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和验证的。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识是马克思学说的灵魂，也是其国家理论的首要特征和本质。
而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合理性和国家的必然消亡就是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又一重要特征。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因为他不仅要保护市民社会的整体利益，还要对社会执行公共管理；但是马克思也认识到，国家存在的基础是私有制，要克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国家就必须消灭自己，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末期，劳动分工、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人类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利益分化和对立。面对这种社会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变化，氏族社会原有的公共权力及其组织制度和设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共同利益基础，又不能胜任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协调新的利益矛盾的要求，因此已经过时了。
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镇压和控制奴隶阶级的反抗，协调其他利益矛盾，需要一种新的、不同以往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国家即是这种新的公共权力组织。因此，“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定义，国家是阶级社会中的特殊的公共权力。比起原始社会中的公共权力来，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
（1）国家是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其本质是阶级统治。因此，“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在实行阶级统治的同时，国家也必须承担社会管理职能。同时，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但是形式上却表现为超然于社会之上的独立力量。
（2）国家是按照地区来划分其国民的。阶级的产生，破坏了原始社会的血缘关系，形成了社会流动和不同血缘关系的社会成员交杂居住，为了便于实行对于居民的统治，国家不再按照氏族划分居民，而按照地区实行对于国民的统治。
（3）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暴力机器。其特殊性在于：国家具有武装的人和常设的暴力机关；国家的暴力为统治阶级专属，统治阶级以此为凭借实行对于内外的统治，国家的暴力具有精巧性和系统性。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也不是一簇而就的。马克思的国家观经历了一个从支持或赞美现代国家到批判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 而这一过程主要是在青年时期完成的。
青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 其最初的国家观基本上是黑格尔国家哲学思想的翻版。主要内容是赞美理性精神, 认为国家只不过是理性精神的体现, 国家即使死亡也是因为与国家观念发生了矛盾, 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国家的态度是非批判性的。
理性或理智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核心概念, 这一概念的使用当然主要受18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影响。理性对青年马克思如此重要以至于他把国家也看作理性精神的体现。 现代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 它是根据整体观念来构想国家的。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 在这里, 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 同时, 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
青年马克思也曾表露出一些关于国家消亡的看法, 但这一看法与后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消亡理论不同。前者只是从逻辑上认为当国家的本质与概念相矛盾的时候就“不值得继续存在了”, 并且这一观点与现实国家的消亡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与《莱茵报》时期的理性国家观相比, 马克思国家观最为根本的一个转变是抛弃了黑格尔把国家看作是观念运动的产物(或理性的实现), 而代之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 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 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这一观点被认为是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萌芽。在黑格尔看来, 家庭和市民社会不过是国家的概念领域, 从家庭和市民社会结合成国家不是他们自己的生存过程而是观念的生存过程。马克思把这一部分内容看作是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把黑格尔颠倒了的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 认为二者不是观念上或内在想象中的活动而是现实的运动, 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根本性的(当然不是彻底的或最终的) 除魅。
因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具有强烈的批判性特征。批判性是植根于马克思哲学中一种深刻的反思模式，是贯穿马克思理论发展始终的思想精髓。马克思哲学的形成与构建，是在批判性地继承前人思想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思想的创新与发展，是在批判性的论辩中不断前进的；马克思理论的生命与活力，也是在科学批判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和验证的。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识是马克思学说的灵魂，也是其国家理论的首要特征和本质。
而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合理性和国家的必然消亡就是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又一重要特征。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因为他不仅要保护市民社会的整体利益，还要对社会执行公共管理；但是马克思也认识到，国家存在的基础是私有制，要克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国家就必须消灭自己，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