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梁祝》文化的发展根源
[内容摘要] 民间传说故事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朵朵奇葩，是我国文化的瑰
宝。《梁祝》与《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被称作我国四大民间故事。千百年来，它以反抗封建礼教，崇尚爱情自由的鲜明主题，受到大家的喜爱，老幼皆知，传诵不息。为真正深入理解和传承《梁祝》文化，本文仅从《梁祝》故事流传、发展的社会背景和
时代背景及它故事中情节与人物形象的渐变两个方面来浅析《梁祝》文化。
[关键词]《梁祝》文化 发展根源 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 人物形象的渐变
《梁祝》与《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被称作我国四大民间故事。关于《梁
祝》神奇而美丽的传说，从有关史料的点滴记载到民间流传直至搬上现代的舞台银幕，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在梁祝故事的研究中，有一个一直为大家所默认的观点，即《梁
祝》故事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因为这个故事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斗争性。但是，要说故
事自产生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斗争性，并认为这是故事不断流传发展的根源，就
过于简单了。分析、评价《梁祝》的思想内容，真正传承《梁祝》文化，就必须理清《梁
祝》文化的发展根源，理清《梁祝》文化的发展根源，不仅要探索作品流传、发展的社
会背景和时代背景，还必须注意到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渐变。
一 《梁祝》故事流传、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
民间传说故事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它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但是它又不等于历史，却有着历史的依据和凭借，又有着成为
这一传说故事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又深深地烙下历史真实的痕迹。它
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朵朵奇葩，是我国文化的瑰宝。《梁祝》故事就是在梁山伯和
祝英台之间婚姻悲剧的基础上改造、发展、完善起来的。在这期间每一个阶段的演变，
都是社会与时代的深刻积淀。若把梁祝故事的情节流变分阶段来分析的话，大致如下：
第一个时期是六朝至晚唐。
有人认为这个故事的最早材料，是《韩凭妻》①和《华山畿》，也有说梁祝故事虽然
是从这两个故事衍变而来，但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继承关系，只是这几个故事之间的情节
有些类似，而最突出的类似点就是他们的主人公都能坚贞地为纯洁爱情而死；死后不管是“冢合”，是“合葬”，还是“化鸟”，其意义都是在于表现他们的精魂不死，挚爱永存。
一般认为梁祝故事发生于东晋。联系起明·徐树丕的《识小录》提供的线索，其产生时代，是有理由向上推至六朝。最早的可靠的书面资料，还应是宋代张津《乾道四明图经》所引初唐梁载言的《十道四蕃志》：
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也，其朴质如此。接《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这个故事在当时民间流传的情节可能较为详细，可惜梁载言记载得较略，只有一个内容的梗概。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促进文人对梁祝故事的重视，到了晚唐张读的《宣室志》，故事情节就发展得更具规模了：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肆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表其墓曰义妇冢。
在张读的记载中已明确指出梁祝故事产生于东晋。梁载言和张读都是唐代人，他们记录的故事，至少应该早已流传于人民口头，引起文人注意后，才载入方志中。
宋以前资料缺乏，有关情况难以考证，梁祝故事的文字材料一般都比较简单。宋代李茂诚为浙江鄞县梁山伯庙写的碑记《义忠王庙记》，应是现存较早、也较完整地记叙梁祝故事的一篇瑕瑜互见的作品，现今流传的情节已大致具备：
宋大观中，明州知事李茂诚记云，神讳处仁，字山伯，姓梁氏，会稽人也。神母梦日贯怀，孕十二月，时东晋，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分瑞而生。幼聪慧有奇，长就学，笃好坟典。尝从师过钱塘，道逢一子，容止端伟，负笈担簦。渡航相与坐而问曰：“子为谁？”曰：“姓祝名贞字信斋。” 曰：“奚自？”曰：“上虞之乡。”曰：“奚适？”曰：“师氏在迩。”从容与之讨论旨奥，恬然相得。神乃曰：“家山相连，予不敏，攀鳞附翼，望不为异。”于是乐然同往。肄业三年，祝思亲而先返。后二年，山伯亦归省，之上虞，访信斋，举无识者。一叟笑曰：“我知之矣，善属文者，其祝氏九娘英台乎! ”踵门引见，诗酒而别。山伯怅然，始知其为女子也。退而慕其清白，告父母求婚。奈何已许鄮城廊头马氏，弗克。„„夫记者，纪也，以纪其传不朽云尔。为之词曰：生同师
道，人正其伦。死同窀穸，天合其姻。神功于国，膏泽于民。谥义溢忠，以祀以禋。名辉不朽，日新又新。”
第二阶段是宋元以后到清代。
这一阶段流传范围扩大，由宋以前浙江周围的南方地区流传到全国各地，远至日本、朝鲜等国。有梁祝遗迹的地方，除宁波鄞州外，还有七处：山东曲阜（读书处）、甘肃清水（墓）、安徽舒城（墓）、江苏宜兴（读书处、墓）、河北河间（林镇墓）、山东嘉祥（墓）、江苏江都（墓）。流传的形式有传奇、民歌、鼓词、木鱼书、弹词以及各种地方戏等等。但是从现在各地流传民间的梁祝故事来看，以祝英台为主角的占多数。比如清道光邵金彪撰的《祝英台小传》：
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无兄弟，才貌双绝。父母欲为择偶，英台曰：“儿出外求学，得贤士事之耳。”因易男装，改称九官。遇会稽梁山伯亦游学，遂与偕至宜兴善权寺之碧鲜岩，筑庵读书，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为女子。临别梁，约曰：“某月日可相访，将告母，以妹妻君。”实则以身许之也。梁家贫，羞涩衍期。父母以英台字马氏子。后梁为鄞令，过祝家询九官。家童曰：“吾家但有九娘，无九官。”梁惊语，以同学之谊乞一见。英台罗扇遮面，出身一揖而已。梁悔念而卒，遗言葬清道山下。明年，英台将归马氏，命舟子迂道过其处。至则风涛大作，舟遂停泊。英台乃造梁墓前，失声恸哭，地忽开裂，坠入茔中。绣裙绮襦，化蝶飞去。丞相谢安闻其事于朝，请封为义妇冢，此东晋永和时事也。齐和帝时，梁复显灵异，助战有功，有司为立庙于鄞，合祀梁祝。其读书宅称碧鲜庵。齐建元间，改为善权寺。今寺后有石刻，大书“祝英台读书处”。寺前里许，村名祝陵。山中杜鹃花发时，辄有大蜨双飞不散，俗传是两人之精魂。今称大彩蜨尚谓“祝英台”云。
从清末到现在，可以称为第三阶段。
这阶段主要是通过对原有情节的综合筛选，重新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情节结构，主要要素基本没变，但更多了一些男女平等的思想。越剧的故事情节可作为代表：
古时，上虞祝员外的女儿祝英台，想往杭城访师求学，祝员外拒绝了女儿的请求。祝英台求学心切，伪装卖卜者，对祝员外说：“按卦而断，还是让令爱出门的好。”祝父见女乔装男儿，一无破绽，为了不忍使她失望，勉强应允。
祝英台女扮男装，远去杭州求学。途中，邂逅会稽书生梁山伯，在草桥结金兰。从此，两人同窗共读，形影不离。同学三年，梁山伯不知祝英台是个女子。
祝父思女，催归甚急。英台临行，托师母为媒，决与梁山伯偕老终身。不料归家后，为其父强许婚太守之子马文才；待梁山伯赶到祝家求婚时，美满姻缘，已成泡影。梁山伯悲恸欲绝，归后病亡。英台闻山伯噩耗，誓以身殉，而马家迎亲花轿已临门前。
祝英台被迫出嫁时，绕道去梁山伯墓前祭奠，在祝英台哀恸感应下，风雨雷电大作，坟墓爆裂，祝英台纵身跃入。梁山伯与祝英台双双化作蝴蝶，在人间蹁跹飞舞。（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前记）
从上述三个阶段来看，故事情节的逐渐丰富固然有着文学流传的既定规律，诞生于民间的若干载体（小说、戏曲）的成熟与发展也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更应该关注的是，这逐渐丰富发展的情节又是不同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的折射，从中可以窥见各时期民众（包括记载与转述的文人）的心理变化轨迹。
其一，对梁祝二人未能结合原因的探寻与解说，展示了不同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 初唐梁载言的《十道四蕃志》所载由于篇幅短小，且无意于渲染故事，对此不见交代；晚唐张读的《宣室志》也只是简单提及梁山伯的错失良机。宋代李茂诚写《义忠王庙记》，尽管也在意于梁山伯的错失良机，但这“错失”，已有了深层的社会心理因素：梁山伯寻访祝英台，知道英台为女子，“诗酒而别”，并未谋划亲事，回家后“慕其清白”，方“告父母求婚”；而结合其失意后“喟然叹曰”的表白，则可以看出他的踌躇未尝不与自身尚未“封侯”有关。至于清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更是点明了“梁家贫，羞涩衍期”。
梁祝故事产生于东晋，当时由于士族制度，门第相等才能互通婚姻。青年男女在这种严格的阶级对立的情况下，纵然有缘相识，互相倾慕，但是由于门第、身份等，婚姻不由自主，不知酿成多少悲剧。这一情节的逐渐“坐实”，反映了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封建门第关系。
而清末至今，随着民主思想的影响，“门第”的情节则相应淡化，人们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谴责马文才的仗势欺人上，表明人们对原先“正常”悲剧原因的反思，表达了人们期盼社会公正的美好愿望。
其二，故事的叙事方式由一条线索发展成若干条线索，由事件的简单记载发展到全方位勾画渲染，体现了不同时期民间传说叙事艺术的日益多样化并走向成熟。
在初唐《十道四蕃志》中的梁祝故事，是文人在这一阶段记录下来的民间传闻。分析这条记载，似乎有两种可能：一是梁、祝实有其人，且两人确有同冢之事。因此，这是一条确凿的历史记载。另有可能是梁、祝本无其人，是后来根据传闻附会出了一个梁
祝同冢墓，而文人就把它作为真实事件记载下来。不管怎么说，这条采用史传笔法的记载，证明原在民间流传的梁祝故事已进入了这条叙事轨道。晚唐《宣室志》中梁祝故事，虽然基本上仍然是属于民间传说的记录，在结构的开合形式上，以人物名姓起笔，交代归宿为结，头尾完整，不留悬念，仍保持着明显的史传体痕迹（这样的结构特点，可说是唐代传奇的一种常见的固定格式）。但《宣室志》中梁祝故事在内容上已冲破了历史实录真人真事的规范。首先故事已有明显的幻想性虚构，如“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这样的虚构情节；其次这段文字虽然很简短，但情节曲折、细节周密，已包含了后来有关梁祝故事的所有重要关目：英台乔装求学、梁祝同窗、山伯访英台等等；第三在这段记载中，已有用文学性语言刻划的满含感情色彩的心理活动，如：“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这里“怅然如有所失”六个字，把山伯的后悔、思念、失落等等复杂、难言的情感表露无遗。到了宋朝，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更展开了梁山伯为官从宦的经历以及魂魄精诚报国的情节线索。李茂诚处于南北宋交替时期，当时民族矛盾尖锐，金人压境，国运日危。一般文人都以维护封建统治和礼教为己任，尤其像李茂诚这样的一个地方官吏。老百姓为民间传说的英雄人物建庙立碑，地方官要借此宣传封建礼教，维护封建统治。可见，唐宋之后，梁祝故事的情节不断丰满，不断完善，传播得也愈益广泛。
其三，随着时代的变迁，故事情节的变化体现着人民群众的审美意识的转变。
从《十道四蕃志》、《宣室志》看，这个故事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是因为祝英台是“义妇”典范，因而故事的主旨并不是反封建，而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义”。
梁祝故事流传、发展到第二阶段时，与《宣室志》相比，情节增加了很多。情节的发展，反映了历史生活内容的变化，也反映了人民群众道德观、审美观的变化；情节的丰富，增强了故事的艺术魅力，也使故事的思想内容有了更丰富、更复杂的内涵，比如增加了善恶观念，突出善恶对比。但总体上看，故事表现的伦理思想，在主人公身上体现的仍是“忠孝节义”：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床三年而不失贞，是节；山伯送英台是义；英台有心相许却不直言，要山伯明媒正娶，也是节；马家求聘，英台也认为不该违抗父命，这是孝；英台在出嫁途中为梁山伯殉情，既尽了孝，又尽了节和义（因为在祝英台看来，她已先许梁山伯，且同窗三年，虽无夫妻之实，但按当时的观念，她已是梁山伯的妻子）。从实际情节来看，这个时期故事内容所表现的忠孝义思想，比第一阶段更明显、更具体。这与宋元以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关。
到第三阶段，虽然故事“忠孝节义”的基调没有根本改变，但无论在宣导男女间的情感平等上，还是在斑斓的羽化蝶飞的自由想象中，都展示了新时代新风尚的影响。
二 《梁祝》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渐变
民间故事的情节朴素而又富于幻想，民间故事的人物形象更体现着各时期人们的理想、愿望与民族精神。把握与分析梁山伯和祝英台这两个人物形象，关注人物在不同流变阶段所呈现的特征，是研究梁祝文化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祝英台形象逐渐蜕脱现实女性的模式，其间的差异越大，反映女性的苦难与愿望更甚。
从现存最早的文字材料《十道四蕃志》推知，最早流传的梁祝故事一定是以祝英台为主。因为这里称祝英台为“义妇”。为什么称为“义妇”，她的“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也许当时在民间还有更多的情节流传，只可惜没有被记录下来。
到了晚唐张读的《宣室志》，故事仍以祝英台为主，不仅说她“伪为男装游学”，而且特别强调“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等等，首见“义妇”“义举”。
在封建社会中，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礼教影响之下，张读《宣室志》中所载祝英台“伪为男装游学”，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如果说北方民间文学中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表现的是女子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愿望，具有传奇色彩；那么英台乔装求学，无疑是封建社会中备受压抑的女性对自我解放的渴望，是当时晋南方文化中要求男女平等、呼唤女权回归的深层的民族潜意识。
《宣室志》中写英台哭坟，是因为“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而非主动前往墓地，结果地陷墓裂，梁祝并埋。这一结局的描述有更多的现实成分和社会意识，表现了封建意识对人性的残酷要求。在这里，向往自由的男女情爱观和从一而终的道德伦理观，揉合在一起。
《祝英台小传》，祝英台追求自由生活和反抗封建婚姻的英勇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与现实中女性的距离也愈益扩大。她外出求学，主要是为了避免父母为她“择偶”；与山伯临别前夕，她主动以身相托，“以妹妻君”，说明她对梁山伯的深情缱绻，为揭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罪恶作下铺垫。
故事演变到第三阶段，情节更加完备，出现“楼台会”（或“祝庄访友”）、“闻耗”、“逼嫁”、“吊孝”、“化蝶”等情节。英台由前期故事中没有准备的哭祭跳墓到身穿素服有备而去的情节变化，从“失声恸哭，地忽开裂，坠入茔中”到“哀恸感应，
风雨雷电大作，坟墓爆裂，祝英台纵身跃入”这些情节改动所体现出来的是她对世俗社会的抗争、对爱情理想执著和大胆的追求。当她的爱情追求遭受世俗的压抑时，她毫不犹豫地以自己的生命来实现“生不同帐死同坟”的诺言，她的跳墓埋璧、舍身殉情，就像西施舍身赴敌、曹娥舍身投江一样。人民群众在塑造这个形象时，不仅倾入了自己的思想观念、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而且连同自己的性格特征也一并铸入了。
梁山伯形象由轩昂豁达“弱化”为痴情无奈，更多地表现出男女情感对等的意识与愿望。
从宋代李茂诚所写的《义忠王庙记》开始，梁祝故事演变为以梁山伯为主。《庙记》中应社会对男性的要求，使梁山伯走上士大夫求取功名之路，并将其塑造成为一个清廉、贤良的好官，死后因显灵“梦裕以助”被帝封为“义忠神圣王”。他对祝英台有情有义，但思念尚未达到患相思病而死的程度。当他知道祝英台已许配马家时，“喟然叹曰：‘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这里的“区区”，就是梁山伯认为他与祝英台之间的爱情的渺小，为了“封候”、“庙食”，可以忽视爱情。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形象越来越不符合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所以同唐人元稹传奇《会真记》中“始乱而终弃之”的张生逐渐演变成元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张生一样，梁山伯的形象逐渐发展成为清以来《梁祝》中的单纯、朴实、用功好学的青年形象。
他心地纯洁，没有对女性的不正确观点。“我只道天下男子一般样，难得他，也为女子抱不平”，这正是英台爱他的开端。从此以后，通过三载同窗的基础，彼此尊重、互相了解，逐渐地打下了爱情的基础。他不仅在三年同窗中没有发现英台是女的，就在“十八相送”中也丝毫不领会英台给他的种种暗示，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忠厚的青年形象。当师母告知英台是女的，他就欢喜若狂，立即动身，满怀幸福的愿望向祝家奔去求亲，他的痴情表露无遗。越剧《楼台会》充分表现了梁山伯对祝英台的深情。当他得知英台已许配马家时，他真恨啊，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幼稚的可爱的痴心青年：“你爹爹不肯亲退，我梁家的花轿先来抬。”他还对官府抱着一线幻想：“我要写成冤状当官告，头顶状纸进衙门。„„就告你父亲祝员外，他不该欺贫爱富图赖婚姻犯大罪。我再告那仗势欺人的马文才，他活夺我爱妻该有罪，我一张状纸进衙内，倘若为官是清正，只断拢来不断开。”他丝毫没有去考虑一下，到底会不会有哪个清官站出来，替他说话，当英台明确告诉他状告无益之后，他才感到世道如此：“我满怀悲愤无处诉，„„无限欢喜变成灰。”也只有到这时才使他明白使他俩“不能夫妻配”的根由。
清末川剧《柳荫记》中的梁山伯则通过对社会的直接控诉，表现出与祝英台一样的反抗意识与为自由幸福的爱情奋斗至死的坚强决心：“说什么父母之命，说什么月老红线，父母命坑人陷阱，媒妁言害人妖精。爱儿反把儿女损，骨肉之情变仇人。周公礼如泰山压顶，早埋葬有情之人。春蚕到死丝方尽，贤弟啊，兄不到黄河不甘心。”“哪怕是九天仙女我不爱，„„儿与她在世不能夫妻配，儿死后也要和她同坟台。”
当然，梁祝二人的形象虽然都具有反抗的精神，但是因为性别不同，反抗的程度也不一样。梁山伯形象的最终落脚点是不懂世故，敦厚多情，书生气较浓，他虽然受封建礼教的压迫较轻，但受封建礼教思想的毒害却严重，所以他的性格敦厚而稍显拘泥，深情而显得软弱；他缺乏对婚姻自由的主动性，所以当婚姻绝望后，他只能消极的以死殉情。而祝英台不仅要求婚姻自由，而且还具有不惜冲破一切封建思想桎梏的勇气；梁山伯殉情后她敢于破俗吊孝和素服祭坟，表现她敢于与封建礼教公然决裂的刚烈性格。后期的故事中特别强调她的机智、大胆、热情、坚贞，不顾习俗的一面，超出了古人对她的所作的“义”的评价。
当然,《梁祝》文化的发展根源远远不止《梁祝》故事流传、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及它故事中情节与人物形象的渐变这两个方面;要细致深入的研究《梁祝》文化的发展根源,还得研究《梁祝》文化的剧情剧变以及人们的反抗封建礼教，崇尚爱情自由等方面的因素。希望大家都来弘扬民族文化,共同创造幸福美满的自由生活。
注释：①记于晋干宝《搜神记》：宋大夫韩凭，娶妻美，宋康王夺之，凭自杀。妻阴腐其衣，与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着手化为蝴蝶。
［参考文献］
1、周静书编:《梁祝文化大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Z]
2、《梁祝“化蝶”成因及其文化意义》[N]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BJY199602008.htm
目 录
一、内容摘要„„„„„„„„„„„„„„„„„„„„„„„„1
二、关键词„„„„„„„„„„„„„„„„„„„„„„„„„1
三、《梁祝》故事流传、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1
四、《梁祝》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渐变„„„„„„„„„„„„5 参考文献„„„„„„„„„„„„„„„„„„„„„„„„„„8
浅析《梁祝》文化的发展根源
[内容摘要] 民间传说故事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朵朵奇葩，是我国文化的瑰
宝。《梁祝》与《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被称作我国四大民间故事。千百年来，它以反抗封建礼教，崇尚爱情自由的鲜明主题，受到大家的喜爱，老幼皆知，传诵不息。为真正深入理解和传承《梁祝》文化，本文仅从《梁祝》故事流传、发展的社会背景和
时代背景及它故事中情节与人物形象的渐变两个方面来浅析《梁祝》文化。
[关键词]《梁祝》文化 发展根源 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 人物形象的渐变
《梁祝》与《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被称作我国四大民间故事。关于《梁
祝》神奇而美丽的传说，从有关史料的点滴记载到民间流传直至搬上现代的舞台银幕，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在梁祝故事的研究中，有一个一直为大家所默认的观点，即《梁
祝》故事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因为这个故事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斗争性。但是，要说故
事自产生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斗争性，并认为这是故事不断流传发展的根源，就
过于简单了。分析、评价《梁祝》的思想内容，真正传承《梁祝》文化，就必须理清《梁
祝》文化的发展根源，理清《梁祝》文化的发展根源，不仅要探索作品流传、发展的社
会背景和时代背景，还必须注意到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渐变。
一 《梁祝》故事流传、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
民间传说故事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它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但是它又不等于历史，却有着历史的依据和凭借，又有着成为
这一传说故事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又深深地烙下历史真实的痕迹。它
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朵朵奇葩，是我国文化的瑰宝。《梁祝》故事就是在梁山伯和
祝英台之间婚姻悲剧的基础上改造、发展、完善起来的。在这期间每一个阶段的演变，
都是社会与时代的深刻积淀。若把梁祝故事的情节流变分阶段来分析的话，大致如下：
第一个时期是六朝至晚唐。
有人认为这个故事的最早材料，是《韩凭妻》①和《华山畿》，也有说梁祝故事虽然
是从这两个故事衍变而来，但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继承关系，只是这几个故事之间的情节
有些类似，而最突出的类似点就是他们的主人公都能坚贞地为纯洁爱情而死；死后不管是“冢合”，是“合葬”，还是“化鸟”，其意义都是在于表现他们的精魂不死，挚爱永存。
一般认为梁祝故事发生于东晋。联系起明·徐树丕的《识小录》提供的线索，其产生时代，是有理由向上推至六朝。最早的可靠的书面资料，还应是宋代张津《乾道四明图经》所引初唐梁载言的《十道四蕃志》：
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也，其朴质如此。接《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这个故事在当时民间流传的情节可能较为详细，可惜梁载言记载得较略，只有一个内容的梗概。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促进文人对梁祝故事的重视，到了晚唐张读的《宣室志》，故事情节就发展得更具规模了：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肆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表其墓曰义妇冢。
在张读的记载中已明确指出梁祝故事产生于东晋。梁载言和张读都是唐代人，他们记录的故事，至少应该早已流传于人民口头，引起文人注意后，才载入方志中。
宋以前资料缺乏，有关情况难以考证，梁祝故事的文字材料一般都比较简单。宋代李茂诚为浙江鄞县梁山伯庙写的碑记《义忠王庙记》，应是现存较早、也较完整地记叙梁祝故事的一篇瑕瑜互见的作品，现今流传的情节已大致具备：
宋大观中，明州知事李茂诚记云，神讳处仁，字山伯，姓梁氏，会稽人也。神母梦日贯怀，孕十二月，时东晋，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分瑞而生。幼聪慧有奇，长就学，笃好坟典。尝从师过钱塘，道逢一子，容止端伟，负笈担簦。渡航相与坐而问曰：“子为谁？”曰：“姓祝名贞字信斋。” 曰：“奚自？”曰：“上虞之乡。”曰：“奚适？”曰：“师氏在迩。”从容与之讨论旨奥，恬然相得。神乃曰：“家山相连，予不敏，攀鳞附翼，望不为异。”于是乐然同往。肄业三年，祝思亲而先返。后二年，山伯亦归省，之上虞，访信斋，举无识者。一叟笑曰：“我知之矣，善属文者，其祝氏九娘英台乎! ”踵门引见，诗酒而别。山伯怅然，始知其为女子也。退而慕其清白，告父母求婚。奈何已许鄮城廊头马氏，弗克。„„夫记者，纪也，以纪其传不朽云尔。为之词曰：生同师
道，人正其伦。死同窀穸，天合其姻。神功于国，膏泽于民。谥义溢忠，以祀以禋。名辉不朽，日新又新。”
第二阶段是宋元以后到清代。
这一阶段流传范围扩大，由宋以前浙江周围的南方地区流传到全国各地，远至日本、朝鲜等国。有梁祝遗迹的地方，除宁波鄞州外，还有七处：山东曲阜（读书处）、甘肃清水（墓）、安徽舒城（墓）、江苏宜兴（读书处、墓）、河北河间（林镇墓）、山东嘉祥（墓）、江苏江都（墓）。流传的形式有传奇、民歌、鼓词、木鱼书、弹词以及各种地方戏等等。但是从现在各地流传民间的梁祝故事来看，以祝英台为主角的占多数。比如清道光邵金彪撰的《祝英台小传》：
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无兄弟，才貌双绝。父母欲为择偶，英台曰：“儿出外求学，得贤士事之耳。”因易男装，改称九官。遇会稽梁山伯亦游学，遂与偕至宜兴善权寺之碧鲜岩，筑庵读书，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为女子。临别梁，约曰：“某月日可相访，将告母，以妹妻君。”实则以身许之也。梁家贫，羞涩衍期。父母以英台字马氏子。后梁为鄞令，过祝家询九官。家童曰：“吾家但有九娘，无九官。”梁惊语，以同学之谊乞一见。英台罗扇遮面，出身一揖而已。梁悔念而卒，遗言葬清道山下。明年，英台将归马氏，命舟子迂道过其处。至则风涛大作，舟遂停泊。英台乃造梁墓前，失声恸哭，地忽开裂，坠入茔中。绣裙绮襦，化蝶飞去。丞相谢安闻其事于朝，请封为义妇冢，此东晋永和时事也。齐和帝时，梁复显灵异，助战有功，有司为立庙于鄞，合祀梁祝。其读书宅称碧鲜庵。齐建元间，改为善权寺。今寺后有石刻，大书“祝英台读书处”。寺前里许，村名祝陵。山中杜鹃花发时，辄有大蜨双飞不散，俗传是两人之精魂。今称大彩蜨尚谓“祝英台”云。
从清末到现在，可以称为第三阶段。
这阶段主要是通过对原有情节的综合筛选，重新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情节结构，主要要素基本没变，但更多了一些男女平等的思想。越剧的故事情节可作为代表：
古时，上虞祝员外的女儿祝英台，想往杭城访师求学，祝员外拒绝了女儿的请求。祝英台求学心切，伪装卖卜者，对祝员外说：“按卦而断，还是让令爱出门的好。”祝父见女乔装男儿，一无破绽，为了不忍使她失望，勉强应允。
祝英台女扮男装，远去杭州求学。途中，邂逅会稽书生梁山伯，在草桥结金兰。从此，两人同窗共读，形影不离。同学三年，梁山伯不知祝英台是个女子。
祝父思女，催归甚急。英台临行，托师母为媒，决与梁山伯偕老终身。不料归家后，为其父强许婚太守之子马文才；待梁山伯赶到祝家求婚时，美满姻缘，已成泡影。梁山伯悲恸欲绝，归后病亡。英台闻山伯噩耗，誓以身殉，而马家迎亲花轿已临门前。
祝英台被迫出嫁时，绕道去梁山伯墓前祭奠，在祝英台哀恸感应下，风雨雷电大作，坟墓爆裂，祝英台纵身跃入。梁山伯与祝英台双双化作蝴蝶，在人间蹁跹飞舞。（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前记）
从上述三个阶段来看，故事情节的逐渐丰富固然有着文学流传的既定规律，诞生于民间的若干载体（小说、戏曲）的成熟与发展也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更应该关注的是，这逐渐丰富发展的情节又是不同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的折射，从中可以窥见各时期民众（包括记载与转述的文人）的心理变化轨迹。
其一，对梁祝二人未能结合原因的探寻与解说，展示了不同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 初唐梁载言的《十道四蕃志》所载由于篇幅短小，且无意于渲染故事，对此不见交代；晚唐张读的《宣室志》也只是简单提及梁山伯的错失良机。宋代李茂诚写《义忠王庙记》，尽管也在意于梁山伯的错失良机，但这“错失”，已有了深层的社会心理因素：梁山伯寻访祝英台，知道英台为女子，“诗酒而别”，并未谋划亲事，回家后“慕其清白”，方“告父母求婚”；而结合其失意后“喟然叹曰”的表白，则可以看出他的踌躇未尝不与自身尚未“封侯”有关。至于清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更是点明了“梁家贫，羞涩衍期”。
梁祝故事产生于东晋，当时由于士族制度，门第相等才能互通婚姻。青年男女在这种严格的阶级对立的情况下，纵然有缘相识，互相倾慕，但是由于门第、身份等，婚姻不由自主，不知酿成多少悲剧。这一情节的逐渐“坐实”，反映了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封建门第关系。
而清末至今，随着民主思想的影响，“门第”的情节则相应淡化，人们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谴责马文才的仗势欺人上，表明人们对原先“正常”悲剧原因的反思，表达了人们期盼社会公正的美好愿望。
其二，故事的叙事方式由一条线索发展成若干条线索，由事件的简单记载发展到全方位勾画渲染，体现了不同时期民间传说叙事艺术的日益多样化并走向成熟。
在初唐《十道四蕃志》中的梁祝故事，是文人在这一阶段记录下来的民间传闻。分析这条记载，似乎有两种可能：一是梁、祝实有其人，且两人确有同冢之事。因此，这是一条确凿的历史记载。另有可能是梁、祝本无其人，是后来根据传闻附会出了一个梁
祝同冢墓，而文人就把它作为真实事件记载下来。不管怎么说，这条采用史传笔法的记载，证明原在民间流传的梁祝故事已进入了这条叙事轨道。晚唐《宣室志》中梁祝故事，虽然基本上仍然是属于民间传说的记录，在结构的开合形式上，以人物名姓起笔，交代归宿为结，头尾完整，不留悬念，仍保持着明显的史传体痕迹（这样的结构特点，可说是唐代传奇的一种常见的固定格式）。但《宣室志》中梁祝故事在内容上已冲破了历史实录真人真事的规范。首先故事已有明显的幻想性虚构，如“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这样的虚构情节；其次这段文字虽然很简短，但情节曲折、细节周密，已包含了后来有关梁祝故事的所有重要关目：英台乔装求学、梁祝同窗、山伯访英台等等；第三在这段记载中，已有用文学性语言刻划的满含感情色彩的心理活动，如：“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这里“怅然如有所失”六个字，把山伯的后悔、思念、失落等等复杂、难言的情感表露无遗。到了宋朝，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更展开了梁山伯为官从宦的经历以及魂魄精诚报国的情节线索。李茂诚处于南北宋交替时期，当时民族矛盾尖锐，金人压境，国运日危。一般文人都以维护封建统治和礼教为己任，尤其像李茂诚这样的一个地方官吏。老百姓为民间传说的英雄人物建庙立碑，地方官要借此宣传封建礼教，维护封建统治。可见，唐宋之后，梁祝故事的情节不断丰满，不断完善，传播得也愈益广泛。
其三，随着时代的变迁，故事情节的变化体现着人民群众的审美意识的转变。
从《十道四蕃志》、《宣室志》看，这个故事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是因为祝英台是“义妇”典范，因而故事的主旨并不是反封建，而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义”。
梁祝故事流传、发展到第二阶段时，与《宣室志》相比，情节增加了很多。情节的发展，反映了历史生活内容的变化，也反映了人民群众道德观、审美观的变化；情节的丰富，增强了故事的艺术魅力，也使故事的思想内容有了更丰富、更复杂的内涵，比如增加了善恶观念，突出善恶对比。但总体上看，故事表现的伦理思想，在主人公身上体现的仍是“忠孝节义”：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床三年而不失贞，是节；山伯送英台是义；英台有心相许却不直言，要山伯明媒正娶，也是节；马家求聘，英台也认为不该违抗父命，这是孝；英台在出嫁途中为梁山伯殉情，既尽了孝，又尽了节和义（因为在祝英台看来，她已先许梁山伯，且同窗三年，虽无夫妻之实，但按当时的观念，她已是梁山伯的妻子）。从实际情节来看，这个时期故事内容所表现的忠孝义思想，比第一阶段更明显、更具体。这与宋元以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关。
到第三阶段，虽然故事“忠孝节义”的基调没有根本改变，但无论在宣导男女间的情感平等上，还是在斑斓的羽化蝶飞的自由想象中，都展示了新时代新风尚的影响。
二 《梁祝》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渐变
民间故事的情节朴素而又富于幻想，民间故事的人物形象更体现着各时期人们的理想、愿望与民族精神。把握与分析梁山伯和祝英台这两个人物形象，关注人物在不同流变阶段所呈现的特征，是研究梁祝文化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祝英台形象逐渐蜕脱现实女性的模式，其间的差异越大，反映女性的苦难与愿望更甚。
从现存最早的文字材料《十道四蕃志》推知，最早流传的梁祝故事一定是以祝英台为主。因为这里称祝英台为“义妇”。为什么称为“义妇”，她的“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也许当时在民间还有更多的情节流传，只可惜没有被记录下来。
到了晚唐张读的《宣室志》，故事仍以祝英台为主，不仅说她“伪为男装游学”，而且特别强调“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等等，首见“义妇”“义举”。
在封建社会中，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礼教影响之下，张读《宣室志》中所载祝英台“伪为男装游学”，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如果说北方民间文学中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表现的是女子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愿望，具有传奇色彩；那么英台乔装求学，无疑是封建社会中备受压抑的女性对自我解放的渴望，是当时晋南方文化中要求男女平等、呼唤女权回归的深层的民族潜意识。
《宣室志》中写英台哭坟，是因为“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而非主动前往墓地，结果地陷墓裂，梁祝并埋。这一结局的描述有更多的现实成分和社会意识，表现了封建意识对人性的残酷要求。在这里，向往自由的男女情爱观和从一而终的道德伦理观，揉合在一起。
《祝英台小传》，祝英台追求自由生活和反抗封建婚姻的英勇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与现实中女性的距离也愈益扩大。她外出求学，主要是为了避免父母为她“择偶”；与山伯临别前夕，她主动以身相托，“以妹妻君”，说明她对梁山伯的深情缱绻，为揭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罪恶作下铺垫。
故事演变到第三阶段，情节更加完备，出现“楼台会”（或“祝庄访友”）、“闻耗”、“逼嫁”、“吊孝”、“化蝶”等情节。英台由前期故事中没有准备的哭祭跳墓到身穿素服有备而去的情节变化，从“失声恸哭，地忽开裂，坠入茔中”到“哀恸感应，
风雨雷电大作，坟墓爆裂，祝英台纵身跃入”这些情节改动所体现出来的是她对世俗社会的抗争、对爱情理想执著和大胆的追求。当她的爱情追求遭受世俗的压抑时，她毫不犹豫地以自己的生命来实现“生不同帐死同坟”的诺言，她的跳墓埋璧、舍身殉情，就像西施舍身赴敌、曹娥舍身投江一样。人民群众在塑造这个形象时，不仅倾入了自己的思想观念、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而且连同自己的性格特征也一并铸入了。
梁山伯形象由轩昂豁达“弱化”为痴情无奈，更多地表现出男女情感对等的意识与愿望。
从宋代李茂诚所写的《义忠王庙记》开始，梁祝故事演变为以梁山伯为主。《庙记》中应社会对男性的要求，使梁山伯走上士大夫求取功名之路，并将其塑造成为一个清廉、贤良的好官，死后因显灵“梦裕以助”被帝封为“义忠神圣王”。他对祝英台有情有义，但思念尚未达到患相思病而死的程度。当他知道祝英台已许配马家时，“喟然叹曰：‘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这里的“区区”，就是梁山伯认为他与祝英台之间的爱情的渺小，为了“封候”、“庙食”，可以忽视爱情。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形象越来越不符合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所以同唐人元稹传奇《会真记》中“始乱而终弃之”的张生逐渐演变成元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张生一样，梁山伯的形象逐渐发展成为清以来《梁祝》中的单纯、朴实、用功好学的青年形象。
他心地纯洁，没有对女性的不正确观点。“我只道天下男子一般样，难得他，也为女子抱不平”，这正是英台爱他的开端。从此以后，通过三载同窗的基础，彼此尊重、互相了解，逐渐地打下了爱情的基础。他不仅在三年同窗中没有发现英台是女的，就在“十八相送”中也丝毫不领会英台给他的种种暗示，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忠厚的青年形象。当师母告知英台是女的，他就欢喜若狂，立即动身，满怀幸福的愿望向祝家奔去求亲，他的痴情表露无遗。越剧《楼台会》充分表现了梁山伯对祝英台的深情。当他得知英台已许配马家时，他真恨啊，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幼稚的可爱的痴心青年：“你爹爹不肯亲退，我梁家的花轿先来抬。”他还对官府抱着一线幻想：“我要写成冤状当官告，头顶状纸进衙门。„„就告你父亲祝员外，他不该欺贫爱富图赖婚姻犯大罪。我再告那仗势欺人的马文才，他活夺我爱妻该有罪，我一张状纸进衙内，倘若为官是清正，只断拢来不断开。”他丝毫没有去考虑一下，到底会不会有哪个清官站出来，替他说话，当英台明确告诉他状告无益之后，他才感到世道如此：“我满怀悲愤无处诉，„„无限欢喜变成灰。”也只有到这时才使他明白使他俩“不能夫妻配”的根由。
清末川剧《柳荫记》中的梁山伯则通过对社会的直接控诉，表现出与祝英台一样的反抗意识与为自由幸福的爱情奋斗至死的坚强决心：“说什么父母之命，说什么月老红线，父母命坑人陷阱，媒妁言害人妖精。爱儿反把儿女损，骨肉之情变仇人。周公礼如泰山压顶，早埋葬有情之人。春蚕到死丝方尽，贤弟啊，兄不到黄河不甘心。”“哪怕是九天仙女我不爱，„„儿与她在世不能夫妻配，儿死后也要和她同坟台。”
当然，梁祝二人的形象虽然都具有反抗的精神，但是因为性别不同，反抗的程度也不一样。梁山伯形象的最终落脚点是不懂世故，敦厚多情，书生气较浓，他虽然受封建礼教的压迫较轻，但受封建礼教思想的毒害却严重，所以他的性格敦厚而稍显拘泥，深情而显得软弱；他缺乏对婚姻自由的主动性，所以当婚姻绝望后，他只能消极的以死殉情。而祝英台不仅要求婚姻自由，而且还具有不惜冲破一切封建思想桎梏的勇气；梁山伯殉情后她敢于破俗吊孝和素服祭坟，表现她敢于与封建礼教公然决裂的刚烈性格。后期的故事中特别强调她的机智、大胆、热情、坚贞，不顾习俗的一面，超出了古人对她的所作的“义”的评价。
当然,《梁祝》文化的发展根源远远不止《梁祝》故事流传、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及它故事中情节与人物形象的渐变这两个方面;要细致深入的研究《梁祝》文化的发展根源,还得研究《梁祝》文化的剧情剧变以及人们的反抗封建礼教，崇尚爱情自由等方面的因素。希望大家都来弘扬民族文化,共同创造幸福美满的自由生活。
注释：①记于晋干宝《搜神记》：宋大夫韩凭，娶妻美，宋康王夺之，凭自杀。妻阴腐其衣，与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着手化为蝴蝶。
［参考文献］
1、周静书编:《梁祝文化大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Z]
2、《梁祝“化蝶”成因及其文化意义》[N]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BJY199602008.htm
目 录
一、内容摘要„„„„„„„„„„„„„„„„„„„„„„„„1
二、关键词„„„„„„„„„„„„„„„„„„„„„„„„„1
三、《梁祝》故事流传、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1
四、《梁祝》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渐变„„„„„„„„„„„„5 参考文献„„„„„„„„„„„„„„„„„„„„„„„„„„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