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运抟先生发表在《红豆》2013年第6期上的《山水人文总相关——胡适的一次遭遇》一文，是一篇精美的历史文化散文。作者以胡适于上个世纪30年代在广东和广西的不同遭遇，反映了那个时代同属于岭南文化范畴中的两广在文化上的差异，读后令人十分感慨。掩卷沉思，不由使人联想到广西也曾在历史上有过文化上的开明、包容和宽容，这种文化上的开明、包容和宽容，为抗战时期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为中国抗战文化软实力的展现，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潜移默化的文化生存发展的地域空间。 《山水人文总相关——胡适的一次遭遇》是一篇内容和文字都很好的文章，但美中不足之处是文中有几处史实不够准确的地方，我想在此对该文作些补正，以就教于李先生。 “1925年秋广西宣告地方统一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位广西首脑，提出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全省实行军事化管理，采取了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方针，施行了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募于征的‘三寓’政策……”此说不够准确。广西于1925年7月22日宣告重新统一。当时的新桂系首脑人物是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1930年，新桂系响应冯（玉祥）、阎（锡山）反蒋失败后，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分手，从南宁取道龙州，经越南转往香港到南京投奔蒋介石。1931年6月9日，广州国民政府根据李宗仁的建议，任命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黄于同年7月1日就职，从此他进入新桂系集团最高领导层。广西开始了由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为一体”的长期统治，并以广西为基地，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政治主张和“三自”、“三寓”政策。① 李、白、黄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方面的全面建设。在政治上，从省以至乡村推行政、军、学的“三为一体制”，使各项政令的贯彻执行直接通达村甲基层。在军事上，除加强正规军外，还大搞民团建设，实行“全省皆兵”。在经济上，农业、工业、矿业、交通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文教事业的发展也比较突出，特别是著名教育家雷沛鸿先生从广西的实际出发，推行以“救亡”、“救贫”、“救愚”为目的的各种类型的国民教育，尤具特色。这些在广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使广西取得了“中国模范省”的美名，为广西投入30年代后期的抗日战争，在组织和人力、物力上奠定了基础，在抗战中作出了引人瞩目的贡献，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好评。在广西的近现代史上，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当时两广联合在广州组织西南政务委员会，拥护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峙。桂系的第一把手李宗仁常驻广州，与广东的实力派陈济棠共撑西南局面，在广西主持全面工作的是第二把手白崇禧。白崇禧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在广西搞建设，获得了一些中外人士的赞誉。恰于此时胡适在广州受了陈济棠的一番窝囊气，原定在中山大学的演讲也被迫取消。正准备打道回府之时，接到了白崇禧和黄旭初热情洋溢的邀请电，白、黄十分谦恭地请胡适到广西来考察指导工作。胡适出于礼貌，接受邀请，原打算也就在广西停留两天，他已和正在香港的他的广西籍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太平天国史学家的罗尔纲约定一同北返，并已预订好了船票。不料，胡适在广西游览考察中，被广西的一番新气象所吸引，足足停留了十二天，使得在香港等候他一同北返的学生罗尔纲不得不将已订的船票改期。 胡适离开广西前夕，白崇禧设宴款待。他命人将500大洋放在餐桌上，对胡适说：“胡先生，我们这次请你到广西来，是盼望你回去之后写文章骂我们的。我们广西落后呀，特别是文化上落后，你骂我们，我们才会进步。这500块大洋，是预付你写文章骂我们的润笔费！” 胡适回去之后，不但没有骂广西，还写文章赞扬了广西一番，他说： “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好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② 胡适的这句话，除了表扬广西之外，大约也是针对陈济棠在广东大肆提倡“尊孔读经”的不满而来的。“尊孔读经”到底是不是“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我们暂且不说，但是陈济棠在广东大搞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却也是有目共睹的。陈济棠将军的老家是现在的广西防城港市，也算我们广西老乡了。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也曾当过广东第一把手，广东人把他主政广东的时期，赞誉为“陈济棠时代”。甚至在50多年过后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在接见陈济棠的儿子、著名教育家陈树柏时，还赞扬过陈济棠在广东主政时的政绩。 胡适还说：“广西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俭朴的风气，一进了广西境内，到处都是所谓‘灰布化’。”③ 白崇禧为了提振广西军政人员的俭朴风气，下令无论将军还是士兵，行政主官还是小公务员，一律穿广西产的粗布灰色服装，打绑腿，人人都剃光头，无尊卑之分，他本人也一样，看上去和一般的军政人员毫无特殊之处，这一点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胡适又说：“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只有十七团兵，但全省无盗匪，人民能享受治安的幸福。”④ 胡适说的是事实，广西由于实行民团制度，平时仅养很少的正规军，社会治安良好。但到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战军兴，广西一经动员，立即编组了数十万组训良好的正规军队开赴抗日战场。1939年2月，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军政部报告各省出兵人数，广西为最多者之一，共49万。以人口比较，广西实为出兵最多之一省。⑤ 又据广西省政府在抗战中的历年征兵人数统计，八年抗战，广西共出兵946715人，所征兵员多为受过民团训练的团兵。⑥ 李运抟先生说：“胡适说马君武先生是他的老师，我没有去查这种师生关系的出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对师生在文学方面还有共同话题。” 据《民国广西人物传》所载《马君武》：“由于反清运动在中国留日学生中蓬勃发展，一九○五年底，日本政府应清政府之请，颁布所谓《取缔清、韩学生规则》，限制留日学生的反清运动。留日学生纷纷离日，马君武也激于义愤回国。后来，马君武在上海公学任总教习（教务长）兼理化教授，但懋辛、胡适、朱经农、杨杏佛、熊克武等当时都是他的学生。” ⑦ 但据马君武儿子马卫之回忆：“1906年先父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日本文部省取缔中国留学生一系列推翻清廷行动，先父偕同一部分留日学生回国，在上海创立中国公学，自任教务长，培植出一大批人才。”⑧ 《又据马君武年谱简编》：“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26岁，夏，马君武毕业于日本西京帝国大学工艺化学专业，旋与曹亚伯等归国被聘为中国公学总教习（教务长）兼理化教授，并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主盟。” ⑨ 马君武从日本回国的时间应为1906年。1930年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辞职，马君武被校董会推举续任校长，兼主讲《世界文化发展史》。马君武与胡适由24年前的师生关系变成了前后任校长的关系，但胡适仍一如继往地尊崇马君武。这次胡适被白崇禧邀请到广西考察指导工作，马君武正担任广西大学校长，这一对当年的师生相逢，他们的“共同话题”，并非李运抟先生所肯定的是“在文学方面”，而是他们都碰上了相同的遭遇。 胡适在广州由于反对陈济棠提倡的“尊孔读经”，而被“禁言”，被迫取消原定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心中窝了一肚子的气。而此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因不满白崇禧所倡导的“三自”、“三寓”政策，正被白崇禧排挤，心中也窝着一肚子的气。因为“寓将于学”一项规定，必须在学生中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那些被派到广西大学担任军训教官的桂系军官态度粗暴恶劣，马君武非常反感，他在白崇禧主持的一次高级会议上公开指责军人不懂教育，蹂躏学界，只顾军事，不顾其他，有如头重脚轻，欲行不得。但是白崇禧却强调：“如果离开军事而妄谈教育……那是一种自杀政策。” ⑩ 马君武却反唇相讥说：“‘三自’政策应该再加一‘自’。”有人问：“应该加什么？”马君武道：“应该再加一个‘自杀’。” {11} 白崇禧听到马君武竟然公开反对军训的言论，心里十分气愤，本想把马“修理”一番，但因马君武资格太老，名望太高，一时也不好动他。于是，白崇禧开始谋划改组广西大学，赶走马君武校长，而这时正好胡适来了。胡适得知马君武的遭遇，虽然爱莫能助，但却在白崇禧面前十分推崇他的老师马君武先生。白崇禧也不得不暂时给胡适一个面子。但胡适离开广西后不久，白崇禧便强行改组广西大学，免去马君武校长的职务，由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兼任广西大学校长，只给马君武挂一个广西省政府高等顾问的空衔。马君武便离开广西，到安徽与人合伙办农场去了。1937年7月，抗战爆发，蒋介石在庐山办高级军官训练团，黄旭初应召到庐山担任训练团工作，蒋介石对黄旭初说：“西大校长仍请马君武先生担任，较好。”黄旭初敷衍蒋介石：“好吧，待我回去报告李、白副总司令，然后决定。” {12} 言下之意，你老蒋是不能插手广西的事务的。一直到了1939年暑假过后，广西大学正式改为国立，马君武才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广西大学的第一任校长。1940年7月26日，马君武因胃病复发，胃穿孔医治无效，于8月1日病逝于桂林良丰园国立广西大学校舍，享年60岁。{13} 李运抟先生文中“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马君武，民国成立时任过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可惜1939年就去世了”。对马君武逝世的时间所记有误。 注： ①：钟文典主编《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第20—2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②、③、④：赖彦于主编《广西一览》附录“游桂名人评语摘要”，广西印刷厂1936年版。 ⑤：孙仁林、龙家骧、叶贻政等编著《桂政纪实》第五篇《军事建设》第34页，桂林：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1946年版。 ⑥：广西省政府统计室编印《广西统计数字提要》第20—21页，1946年版。 ⑦：《民国广西人物传》（一）广西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第23页。 ⑧、⑨：《回忆马君武》第63页、第223页，桂林文史资料第四十三辑，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⑩：《白副总司令演讲集》，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1935年，第100页。 {11}《回忆马君武》第91页，桂林文史资料第四十三辑，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2}：同上第92页。 {13}：同上第244页。
李运抟先生发表在《红豆》2013年第6期上的《山水人文总相关——胡适的一次遭遇》一文，是一篇精美的历史文化散文。作者以胡适于上个世纪30年代在广东和广西的不同遭遇，反映了那个时代同属于岭南文化范畴中的两广在文化上的差异，读后令人十分感慨。掩卷沉思，不由使人联想到广西也曾在历史上有过文化上的开明、包容和宽容，这种文化上的开明、包容和宽容，为抗战时期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为中国抗战文化软实力的展现，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潜移默化的文化生存发展的地域空间。 《山水人文总相关——胡适的一次遭遇》是一篇内容和文字都很好的文章，但美中不足之处是文中有几处史实不够准确的地方，我想在此对该文作些补正，以就教于李先生。 “1925年秋广西宣告地方统一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位广西首脑，提出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全省实行军事化管理，采取了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方针，施行了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募于征的‘三寓’政策……”此说不够准确。广西于1925年7月22日宣告重新统一。当时的新桂系首脑人物是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1930年，新桂系响应冯（玉祥）、阎（锡山）反蒋失败后，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分手，从南宁取道龙州，经越南转往香港到南京投奔蒋介石。1931年6月9日，广州国民政府根据李宗仁的建议，任命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黄于同年7月1日就职，从此他进入新桂系集团最高领导层。广西开始了由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为一体”的长期统治，并以广西为基地，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政治主张和“三自”、“三寓”政策。① 李、白、黄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方面的全面建设。在政治上，从省以至乡村推行政、军、学的“三为一体制”，使各项政令的贯彻执行直接通达村甲基层。在军事上，除加强正规军外，还大搞民团建设，实行“全省皆兵”。在经济上，农业、工业、矿业、交通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文教事业的发展也比较突出，特别是著名教育家雷沛鸿先生从广西的实际出发，推行以“救亡”、“救贫”、“救愚”为目的的各种类型的国民教育，尤具特色。这些在广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使广西取得了“中国模范省”的美名，为广西投入30年代后期的抗日战争，在组织和人力、物力上奠定了基础，在抗战中作出了引人瞩目的贡献，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好评。在广西的近现代史上，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当时两广联合在广州组织西南政务委员会，拥护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峙。桂系的第一把手李宗仁常驻广州，与广东的实力派陈济棠共撑西南局面，在广西主持全面工作的是第二把手白崇禧。白崇禧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在广西搞建设，获得了一些中外人士的赞誉。恰于此时胡适在广州受了陈济棠的一番窝囊气，原定在中山大学的演讲也被迫取消。正准备打道回府之时，接到了白崇禧和黄旭初热情洋溢的邀请电，白、黄十分谦恭地请胡适到广西来考察指导工作。胡适出于礼貌，接受邀请，原打算也就在广西停留两天，他已和正在香港的他的广西籍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太平天国史学家的罗尔纲约定一同北返，并已预订好了船票。不料，胡适在广西游览考察中，被广西的一番新气象所吸引，足足停留了十二天，使得在香港等候他一同北返的学生罗尔纲不得不将已订的船票改期。 胡适离开广西前夕，白崇禧设宴款待。他命人将500大洋放在餐桌上，对胡适说：“胡先生，我们这次请你到广西来，是盼望你回去之后写文章骂我们的。我们广西落后呀，特别是文化上落后，你骂我们，我们才会进步。这500块大洋，是预付你写文章骂我们的润笔费！” 胡适回去之后，不但没有骂广西，还写文章赞扬了广西一番，他说： “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好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② 胡适的这句话，除了表扬广西之外，大约也是针对陈济棠在广东大肆提倡“尊孔读经”的不满而来的。“尊孔读经”到底是不是“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我们暂且不说，但是陈济棠在广东大搞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却也是有目共睹的。陈济棠将军的老家是现在的广西防城港市，也算我们广西老乡了。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也曾当过广东第一把手，广东人把他主政广东的时期，赞誉为“陈济棠时代”。甚至在50多年过后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在接见陈济棠的儿子、著名教育家陈树柏时，还赞扬过陈济棠在广东主政时的政绩。 胡适还说：“广西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俭朴的风气，一进了广西境内，到处都是所谓‘灰布化’。”③ 白崇禧为了提振广西军政人员的俭朴风气，下令无论将军还是士兵，行政主官还是小公务员，一律穿广西产的粗布灰色服装，打绑腿，人人都剃光头，无尊卑之分，他本人也一样，看上去和一般的军政人员毫无特殊之处，这一点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胡适又说：“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只有十七团兵，但全省无盗匪，人民能享受治安的幸福。”④ 胡适说的是事实，广西由于实行民团制度，平时仅养很少的正规军，社会治安良好。但到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战军兴，广西一经动员，立即编组了数十万组训良好的正规军队开赴抗日战场。1939年2月，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军政部报告各省出兵人数，广西为最多者之一，共49万。以人口比较，广西实为出兵最多之一省。⑤ 又据广西省政府在抗战中的历年征兵人数统计，八年抗战，广西共出兵946715人，所征兵员多为受过民团训练的团兵。⑥ 李运抟先生说：“胡适说马君武先生是他的老师，我没有去查这种师生关系的出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对师生在文学方面还有共同话题。” 据《民国广西人物传》所载《马君武》：“由于反清运动在中国留日学生中蓬勃发展，一九○五年底，日本政府应清政府之请，颁布所谓《取缔清、韩学生规则》，限制留日学生的反清运动。留日学生纷纷离日，马君武也激于义愤回国。后来，马君武在上海公学任总教习（教务长）兼理化教授，但懋辛、胡适、朱经农、杨杏佛、熊克武等当时都是他的学生。” ⑦ 但据马君武儿子马卫之回忆：“1906年先父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日本文部省取缔中国留学生一系列推翻清廷行动，先父偕同一部分留日学生回国，在上海创立中国公学，自任教务长，培植出一大批人才。”⑧ 《又据马君武年谱简编》：“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26岁，夏，马君武毕业于日本西京帝国大学工艺化学专业，旋与曹亚伯等归国被聘为中国公学总教习（教务长）兼理化教授，并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主盟。” ⑨ 马君武从日本回国的时间应为1906年。1930年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辞职，马君武被校董会推举续任校长，兼主讲《世界文化发展史》。马君武与胡适由24年前的师生关系变成了前后任校长的关系，但胡适仍一如继往地尊崇马君武。这次胡适被白崇禧邀请到广西考察指导工作，马君武正担任广西大学校长，这一对当年的师生相逢，他们的“共同话题”，并非李运抟先生所肯定的是“在文学方面”，而是他们都碰上了相同的遭遇。 胡适在广州由于反对陈济棠提倡的“尊孔读经”，而被“禁言”，被迫取消原定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心中窝了一肚子的气。而此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因不满白崇禧所倡导的“三自”、“三寓”政策，正被白崇禧排挤，心中也窝着一肚子的气。因为“寓将于学”一项规定，必须在学生中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那些被派到广西大学担任军训教官的桂系军官态度粗暴恶劣，马君武非常反感，他在白崇禧主持的一次高级会议上公开指责军人不懂教育，蹂躏学界，只顾军事，不顾其他，有如头重脚轻，欲行不得。但是白崇禧却强调：“如果离开军事而妄谈教育……那是一种自杀政策。” ⑩ 马君武却反唇相讥说：“‘三自’政策应该再加一‘自’。”有人问：“应该加什么？”马君武道：“应该再加一个‘自杀’。” {11} 白崇禧听到马君武竟然公开反对军训的言论，心里十分气愤，本想把马“修理”一番，但因马君武资格太老，名望太高，一时也不好动他。于是，白崇禧开始谋划改组广西大学，赶走马君武校长，而这时正好胡适来了。胡适得知马君武的遭遇，虽然爱莫能助，但却在白崇禧面前十分推崇他的老师马君武先生。白崇禧也不得不暂时给胡适一个面子。但胡适离开广西后不久，白崇禧便强行改组广西大学，免去马君武校长的职务，由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兼任广西大学校长，只给马君武挂一个广西省政府高等顾问的空衔。马君武便离开广西，到安徽与人合伙办农场去了。1937年7月，抗战爆发，蒋介石在庐山办高级军官训练团，黄旭初应召到庐山担任训练团工作，蒋介石对黄旭初说：“西大校长仍请马君武先生担任，较好。”黄旭初敷衍蒋介石：“好吧，待我回去报告李、白副总司令，然后决定。” {12} 言下之意，你老蒋是不能插手广西的事务的。一直到了1939年暑假过后，广西大学正式改为国立，马君武才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广西大学的第一任校长。1940年7月26日，马君武因胃病复发，胃穿孔医治无效，于8月1日病逝于桂林良丰园国立广西大学校舍，享年60岁。{13} 李运抟先生文中“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马君武，民国成立时任过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可惜1939年就去世了”。对马君武逝世的时间所记有误。 注： ①：钟文典主编《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第20—2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②、③、④：赖彦于主编《广西一览》附录“游桂名人评语摘要”，广西印刷厂1936年版。 ⑤：孙仁林、龙家骧、叶贻政等编著《桂政纪实》第五篇《军事建设》第34页，桂林：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1946年版。 ⑥：广西省政府统计室编印《广西统计数字提要》第20—21页，1946年版。 ⑦：《民国广西人物传》（一）广西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第23页。 ⑧、⑨：《回忆马君武》第63页、第223页，桂林文史资料第四十三辑，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⑩：《白副总司令演讲集》，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1935年，第100页。 {11}《回忆马君武》第91页，桂林文史资料第四十三辑，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2}：同上第92页。 {13}：同上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