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岁的江苏省委副书记石泰峰于6月23日被宣布兼任苏州市委书记。 苏州市委书记只有在兼任省委常委时才是副省级，副书记兼任苏州市委书记，算是一种罕见的“高配”。 他的前任、今年1月已满60岁的蒋宏坤当选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一般被认为是“到点退居二线”的表现。 以“低调实干”著称的蒋宏坤一直深耕苏南政坛，历任张家港市委书记、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苏州市委书记。2009年担任苏州市委书记伊始，蒋宏坤曾自曝只有“大专学历”，并表示来苏州就是“干事来了”。 蒋宏坤在苏州一待就是4年多，未在江苏省内升迁也未外调，他的几位前任则往往被升迁外调，和他的出路不同。 苏州号称“高官的摇篮”、“官员的福地”。虽然仅仅是一个地级市，但苏州以其亮眼的经济成绩单为中国政坛输送了很多高官。苏州被誉为中国经济“第六城”，GDP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天津。多位苏州主政者要么内迁，要么外调，均仕途通达。 2012年5月22日，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石泰峰率团抵台，参加将于5月23日在台北拉开帷幕的2012“台湾・江苏周”活动。 从1994年到2014年的20年间，共有6名官员先后担任苏州市委书记一职。 1994年到1998年，杨晓堂担任苏州市委书记，调离苏州之后转战国企，59岁时，杨担任中国电子信息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正部级。 杨晓堂之后的梁保华是以“救火”之姿来到苏州。当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爆发，新加坡政府与苏州市政府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风雨飘摇。时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的梁保华到任后，就与时任市长陈德铭一起奔赴新加坡进行谈判，最终确保中国政府在园区占有大部分股份。 2000年12月，梁保华调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副省长；3年后成为江苏省长；4年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 梁保华的继任者是陈德铭，他在不足两年的任期内平衡了土洋园区的发展，即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新区，并主导了昆山的发展，使得昆山吸纳台资占到台商大陆总投资的十分之一，获得“小台北”的美誉。陈德铭也因其开创的“苏州模式”得到重用，于2002年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05年担任陕西省省长，之后出任商务部部长。 2002年，王岷成为苏州市委书记，苏州的外资经济达到巅峰，2003年和2004年，苏州GDP增速创下了十多年来的最高峰。之后王岷调往吉林，担任省委副书记、吉林省省长、省委书记等职务。 2004年到2009年，苏州市委书记一职由王荣担任，相比于前几任，王荣执政苏州的时间最长，他在任内推动苏州外向型经济继续发展并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2009年王荣南下担任深圳市委书记。 中国的“市”意味着不同的行政级别，同样的市长的级别可能会差很多，省级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完全不同。 这种复杂的分级还意味着主管的权限――副省级市拥有的是省级政府的权限；而计划单列市在财政预算上是独立的，财政收入也是由自己支配。中国现有15个副省级市，其中有5个是计划单列市。 地级市中有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叫做“较大的市”。这个概念虽然看起来乡土，但对官员很有帮助，它的行政级别上次于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市，但相比普通地级市又有较大的优势。按照《地方组织法》的规定，相比于地级市，“较大的市”拥有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权：地方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文件”升格为“法”；可以设定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行政许可等。 苏州和徐州在1993年成为“较大的市”，这赋予了苏州立法权上的优势，为苏州招商引资、开创外向型经济之路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江苏省有一个副省级城市―南京，无锡1984年成为“较大的市”、徐州和苏州1993年获批之后，国务院已经多年没有给“较大的市”了，在2013年，东莞、温州等城市都试图获得这样的一个头衔，没有成功。 公开统计显示，1993年以来，苏州市地区生产总值预期增速一直保持在10%以上，总量相当于西部地区一个省。1996年苏州GDP突破千亿元大关，2011年突破万亿，2012年更是达到1.2万亿元，同比增长10%，位居全国地级市之首。2012年，苏州地区生产总值高出无锡3148.54亿，高出南京3500多亿。 中国人民大学人大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告诉《博客天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干部的考核更侧重于绩效和业绩的考察，关注地方官员任职期间的经济发展，经济快速增长是地市级主官晋升的关键。”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则认为，苏州之所以被称为“高官的摇篮”，和她（苏州）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密切相关。“东部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包括苏州在内的许多东部城市对于全国来说具有标本和示范意义。苏州是一个锻炼干部的地方，许多干部经历过苏州的锻炼后外调升迁，可以把这里的经验和智慧推广到其他地区。” 从杨晓堂到王荣，5位主政者的年龄分别为52岁、53岁、51岁、52岁和46岁。 组织部门倾向于安排更富有斗志和更年轻的官员去执掌苏州，在苏州能够收获工业管理以及与国外、台湾打交道的经验，也特别有利于下一步的发展， 近两年的蒋宏坤和石泰峰算是例外。前者任职时已55岁，而石泰峰已经58岁。 石泰峰1978年入读北京大学法律系，比现任总理李克强晚一年，7年后硕士毕业。他曾在河北担任过县委副书记一职。此后，进入中央党校任职。2010年，石泰峰调往江苏，担任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1年后，他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 从2001年开始，石泰峰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长达9年，和在2007年到2012年期间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有过交集。 1987年到1990年间，石泰峰曾在河北邢台宁晋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一职，这时也曾在河北任职的习近平已经调到福建工作，但现任中办主任栗战书在此期间是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 石泰峰在法学方面颇有建树，曾公开出版和发表过诸多著作和论文。竹立家说，从石泰峰的履历来看，他对于近年来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和顶层设计等问题应该有所研究，因此在实现苏州的社会转型和工业转型、开创苏州发展的新局面等问题上，他可以有所作为。 至于石泰峰是像蒋宏坤一样“到点退”还是像其他官员一样，获得晋升，在毛寿龙看来，石泰峰的年龄是个问题。 “中国对于干部的任用和退休制度有明确的规定，干部年轻化是普遍趋势。”毛寿龙说，“地市级的官员如果年龄超过55岁，基本可以认为升迁空间不大了，因此相比于昔日几位年富力强、处于上升期的苏州市委书记而言，他（石泰峰）的上升空间相对有限。” 但竹立家表示，尽管中国的干部任用条例、公务员法等对不同级别官员的退休年龄有明确规定，但并非决定因素。 相较于历任苏州市委书记，石泰峰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兼任，于苏州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高配”。 长三角地区的人事变动从来都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今年3月，年轻的浙江嘉兴市委副书记胡海峰兼任政法委书记，嘉兴属于浙江省，和苏州一样，是上海非常重要的邻居。
58岁的江苏省委副书记石泰峰于6月23日被宣布兼任苏州市委书记。 苏州市委书记只有在兼任省委常委时才是副省级，副书记兼任苏州市委书记，算是一种罕见的“高配”。 他的前任、今年1月已满60岁的蒋宏坤当选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一般被认为是“到点退居二线”的表现。 以“低调实干”著称的蒋宏坤一直深耕苏南政坛，历任张家港市委书记、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苏州市委书记。2009年担任苏州市委书记伊始，蒋宏坤曾自曝只有“大专学历”，并表示来苏州就是“干事来了”。 蒋宏坤在苏州一待就是4年多，未在江苏省内升迁也未外调，他的几位前任则往往被升迁外调，和他的出路不同。 苏州号称“高官的摇篮”、“官员的福地”。虽然仅仅是一个地级市，但苏州以其亮眼的经济成绩单为中国政坛输送了很多高官。苏州被誉为中国经济“第六城”，GDP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天津。多位苏州主政者要么内迁，要么外调，均仕途通达。 2012年5月22日，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石泰峰率团抵台，参加将于5月23日在台北拉开帷幕的2012“台湾・江苏周”活动。 从1994年到2014年的20年间，共有6名官员先后担任苏州市委书记一职。 1994年到1998年，杨晓堂担任苏州市委书记，调离苏州之后转战国企，59岁时，杨担任中国电子信息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正部级。 杨晓堂之后的梁保华是以“救火”之姿来到苏州。当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爆发，新加坡政府与苏州市政府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风雨飘摇。时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的梁保华到任后，就与时任市长陈德铭一起奔赴新加坡进行谈判，最终确保中国政府在园区占有大部分股份。 2000年12月，梁保华调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副省长；3年后成为江苏省长；4年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 梁保华的继任者是陈德铭，他在不足两年的任期内平衡了土洋园区的发展，即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新区，并主导了昆山的发展，使得昆山吸纳台资占到台商大陆总投资的十分之一，获得“小台北”的美誉。陈德铭也因其开创的“苏州模式”得到重用，于2002年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05年担任陕西省省长，之后出任商务部部长。 2002年，王岷成为苏州市委书记，苏州的外资经济达到巅峰，2003年和2004年，苏州GDP增速创下了十多年来的最高峰。之后王岷调往吉林，担任省委副书记、吉林省省长、省委书记等职务。 2004年到2009年，苏州市委书记一职由王荣担任，相比于前几任，王荣执政苏州的时间最长，他在任内推动苏州外向型经济继续发展并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2009年王荣南下担任深圳市委书记。 中国的“市”意味着不同的行政级别，同样的市长的级别可能会差很多，省级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完全不同。 这种复杂的分级还意味着主管的权限――副省级市拥有的是省级政府的权限；而计划单列市在财政预算上是独立的，财政收入也是由自己支配。中国现有15个副省级市，其中有5个是计划单列市。 地级市中有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叫做“较大的市”。这个概念虽然看起来乡土，但对官员很有帮助，它的行政级别上次于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市，但相比普通地级市又有较大的优势。按照《地方组织法》的规定，相比于地级市，“较大的市”拥有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权：地方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文件”升格为“法”；可以设定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行政许可等。 苏州和徐州在1993年成为“较大的市”，这赋予了苏州立法权上的优势，为苏州招商引资、开创外向型经济之路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江苏省有一个副省级城市―南京，无锡1984年成为“较大的市”、徐州和苏州1993年获批之后，国务院已经多年没有给“较大的市”了，在2013年，东莞、温州等城市都试图获得这样的一个头衔，没有成功。 公开统计显示，1993年以来，苏州市地区生产总值预期增速一直保持在10%以上，总量相当于西部地区一个省。1996年苏州GDP突破千亿元大关，2011年突破万亿，2012年更是达到1.2万亿元，同比增长10%，位居全国地级市之首。2012年，苏州地区生产总值高出无锡3148.54亿，高出南京3500多亿。 中国人民大学人大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告诉《博客天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干部的考核更侧重于绩效和业绩的考察，关注地方官员任职期间的经济发展，经济快速增长是地市级主官晋升的关键。”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则认为，苏州之所以被称为“高官的摇篮”，和她（苏州）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密切相关。“东部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包括苏州在内的许多东部城市对于全国来说具有标本和示范意义。苏州是一个锻炼干部的地方，许多干部经历过苏州的锻炼后外调升迁，可以把这里的经验和智慧推广到其他地区。” 从杨晓堂到王荣，5位主政者的年龄分别为52岁、53岁、51岁、52岁和46岁。 组织部门倾向于安排更富有斗志和更年轻的官员去执掌苏州，在苏州能够收获工业管理以及与国外、台湾打交道的经验，也特别有利于下一步的发展， 近两年的蒋宏坤和石泰峰算是例外。前者任职时已55岁，而石泰峰已经58岁。 石泰峰1978年入读北京大学法律系，比现任总理李克强晚一年，7年后硕士毕业。他曾在河北担任过县委副书记一职。此后，进入中央党校任职。2010年，石泰峰调往江苏，担任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1年后，他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 从2001年开始，石泰峰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长达9年，和在2007年到2012年期间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有过交集。 1987年到1990年间，石泰峰曾在河北邢台宁晋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一职，这时也曾在河北任职的习近平已经调到福建工作，但现任中办主任栗战书在此期间是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 石泰峰在法学方面颇有建树，曾公开出版和发表过诸多著作和论文。竹立家说，从石泰峰的履历来看，他对于近年来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和顶层设计等问题应该有所研究，因此在实现苏州的社会转型和工业转型、开创苏州发展的新局面等问题上，他可以有所作为。 至于石泰峰是像蒋宏坤一样“到点退”还是像其他官员一样，获得晋升，在毛寿龙看来，石泰峰的年龄是个问题。 “中国对于干部的任用和退休制度有明确的规定，干部年轻化是普遍趋势。”毛寿龙说，“地市级的官员如果年龄超过55岁，基本可以认为升迁空间不大了，因此相比于昔日几位年富力强、处于上升期的苏州市委书记而言，他（石泰峰）的上升空间相对有限。” 但竹立家表示，尽管中国的干部任用条例、公务员法等对不同级别官员的退休年龄有明确规定，但并非决定因素。 相较于历任苏州市委书记，石泰峰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兼任，于苏州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高配”。 长三角地区的人事变动从来都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今年3月，年轻的浙江嘉兴市委副书记胡海峰兼任政法委书记，嘉兴属于浙江省，和苏州一样，是上海非常重要的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