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儿童攻击行为研究中Dodge等人提出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强调社会交互作用情境下个体的信息加工过程与后来的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对于信息加工所依据的数据库则缺乏系统的阐述。领域理论源于对道德认知的思考，将个体的社会知识分为道德、常规和个人三个领域，强调个体在领域认同标准和领域混合事件推理上的差异。Arsenio和Lemerise在情绪与社会信息加工模型整合的基础上，提出借鉴领域理论来说明数据库的内部结构以及其中的社会知识对于信息加工的影响。这些整合体现了认知和情绪在社会行为加工和决策过程中的交互作用，有利于说明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社会知识之间的联系及作用，引发了对各种形式的内部心理成分的理论思考和多个实证研究方向，也为心理研究其他方面的整合工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 社会信息加工模型，道德领域理论，攻击行为，道德认知。 分类号 B844 Dodge等人在儿童攻击行为的研究过程中提出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最初主要是为了描述认知过程是如何导致儿童采取攻击行为的。在过去的20年中，它被广泛地应用于同伴欺负、童年期焦虑、青少年抑郁等社会行为和心理现象的研究中[1]。与此同时，大量研究发现情绪或情感、心境、情绪调节技能等因素对儿童的社会行为和信息加工具有显著影响[2,3]。于是，近来有研究者将情绪加工加入到社会信息加工模型当中[4,5]。随后，整合的目光又聚焦在模型中实时加工所依据的、由社会知识和经验构成的数据库上。道德研究中日渐突出的领域理论强调社会知识的领域性，关注个体在不同知识领域内社会判断的差异以及对混合领域事件判断的个体差异。因此，Arsenio和Lemeris提出借鉴道德领域理论来说明社会知识或经验对于信息加工及社会行为的影响[6]。 1 攻击行为社会信息加工模型 攻击行为研究中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al，以下简称SIP模型），其理论背景可以追溯到认知的信息加工模型，但是它的提出却与Piaget的道德判断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Dodge本人接受过Piaget学派的正统训练，他最初关于儿童敌意归因偏见的实证研究受到Chandler一项干预研究的启发。Chandler的那项研究旨在应用Piaget空间知觉采择理论来帮助攻击性儿童学习采择他人观点，以减少他们自我中心的归因模式[7]。Dodge重复Chandler的研究发现，无论攻击性儿童在空间知觉采择方面训练的有多好，在实际的社会相互作用中还是会爆发情绪并采取攻击行为；而且在社会事件的理解过程中，攻击性儿童并没有在同伴意图的解释上表现出太多的错误[8]。由此他认为，观点采择理论只是一个认知模型，不是一个行为模型；在结构性的知识和行为反应之间还有许多认知成分和情绪成分掺杂其中，尤其是一些满载情绪的个性化经验。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但是不能充分地解释一些进行敌意归因的儿童克制采取攻击性报复的原因，也不能解释其他类型的欺负行为。于是Dodge开始融合认知科学关于个体如何存储、提取信息以及信息的平行、系列加工观点和问题解决模型，强调心理运算，最终发展出一个反映社会交互作用即时加工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9]。 SIP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儿童对社会情境的理解会影响他们随后的行为，据此研究者提出了六个在不同社会情境下影响社会行为的在线实时加工阶段：前两个阶段，对社会线索进行编码和解释，即试图理解在某个特殊的情境中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目标澄清阶段，在对情境的初始理解（或者错误理解）以及在存储于长时记忆中的过去经验的指导下明确和选择与情境有关的目标；反应的评估和决策阶段，儿童生成对这一情境的可能性反应，并且根据执行这一反应的自我效能感以及可能产生的相关结果进行评估；在最后的行为实施阶段中，儿童将选择的反应予以实施[10]。通常情况下这些加工步骤是快速呈现、按顺序进行的，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儿童的反应并不是所有这些加工阶段的结果。在涉及高唤醒的情境中，抢先加工或者未加思考的自动加工更有可能[11]。大量的研究表明，不同加工阶段中的变量对于攻击行为具有不同的作用，综合相关系数高达0.94[12]。 SIP模型还关注社会行为的个体差异，认为这与社会情境下的儿童拥有不同的生物能力和经验装备有关。个体经验和知识构成了潜在的心理结构（即数据库），存储于长时记忆，与在线加工过程相互作用，间接影响社会行为；儿童对这些社会行为及其结果进行心理表征并存储于记忆当中，成为一般社会知识，继而影响未来的行为[10]。不断增加的研究证据表明，儿童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知识通过社会信息加工对后来的行为倾向发挥预测作用。不过，这方面的工作仍然分属不同的研究主题：原型和图式、自我概念、常规信念、工作模型，等等[12]。 2 道德领域理论 领域理论（domain theory）源于对道德认知的思考，与早期关于道德认知的发展模型不同的是，强调人们对于道德领域事件的思考不同于对其他领域社会事件的思考，具有领域特殊性。Turiel等人认为，人们对于社会事件的判断包括许多重要的领域：与身体伤害、心理伤害、公平或正义有关的行为都被视为道德领域（moral domain）事件，往往被描述成为内在的、会对他人造成消极结果的；常规领域（conventional domain）事件则关乎一致性或规则，服务于社会和谐的功能；与冲突性伤害或公平和权利无关、不能由社会常规调控、属于个人权限之内的行为就是个人领域（personal domain）事件。这些领域事件的判断是不同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常规是一些建构的共同行为，其意义由所在的建构系统决定。因此，是否遵守常规行为由建构系统所赋意义的影响力而定，常规的情境性也可能因为社会建构意义的不同而变化。而道德不是由存在的社会构成来建构或定义的，是无条件必须遵守的、普遍适用的以及非个人化的[13]。 领域理论早期实证研究的一个方向就是检验儿童如何对道德、常规和个人事件进行判断。通常研究会向儿童呈现一系列社会行为或者根据领域区别划分的侵犯行为，要求儿童判断不同情况下行为的合理性。研究特别考察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关于领域内思考的认同标准（即领域标准判断），一个关于个体对于行为过程的推理（即领域推理原由）。在第一个方面，即便是儿童和青少年也认为道德判断与一般的社会事件判断不同。来自东西方文化背景的60多项研究检验并证实了这种领域不同理论的有效性[14]。从儿童早期开始，道德、常规和个人的概念就有所不同，似乎与早期的社会经验有关。一些针对年幼儿童的研究表明，2岁儿童不能区分领域，3岁期间儿童对侵犯行为的道德判断通常是错误的，3岁末儿童能够独立进行道德判断，4～5岁对于道德侵犯和常规侵犯的区别逐渐趋于一致，6～7岁的儿童能对熟悉事情进行领域区分，到了9～10岁领域区分也能应用于不熟悉的事情[13]。 在领域推理研究方面有研究发现，个体的社会判断实际上是多种因素混合的，包括以公正、公平和真理为基础的对错理解，也根据对社会价值的接受，还有根据相对性和情境特殊性对社会规则与和谐的常规理解。于是，研究者对于人们如何将来自多种领域的元素进行综合推理的关注不断增加，演变为后期的混合领域推理研究。研究问题从个体和常规事件中父母与儿童之间的冲突，扩展到广泛的社会冲突，包括关于性别、阶级以及资源公正分配的道德问题[15]。对于领域整合推理模式，Turiel和Smetana曾经提出三种，分别是领域从属（domain subordinate）、缺乏领域决策（lack of domain resolution）、领域协调（domain coordination）。例如，有一名儿童正在排队准备喝水，而另一个明显很热很渴的儿童插到队伍前面去了，因为他必须尽快返回到足球比赛当中去。如果儿童认为排队儿童正在等待轮到他喝水、插队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这就是一种领域从属模式，这个事件被简化为一个简单、易分的道德事件；如果儿童注意到排队按顺序喝水与插队者非常口渴、需尽快返回比赛之间存在矛盾，但不能对这些因素进行整合，那么这就是缺乏领域决策模式；如果儿童清楚这个事件中的矛盾，并且能够进行一个顾全整体的反应，即偶尔一次插队是可以的，但大多数的插队都是不对的，因为会导致饮水处的暴力行为，这样的模式就是领域协调[16]。
总的来看，领域理论同样认为，儿童对于社会情境的理解对于他们随后的行为有重大的影响。尽管早期研究者更多关注儿童和青少年对于明显的领域事件或各个领域的原型事件的推理，但是过去的10年中研究兴趣不断集中于考察人们如何综合来自各个领域的因素对事件进行推理的过程。相比之下，早期的研究较少获得个体差异，但是对混合领域事件推理的考察更有助于考察个体差异。 3 整合的前提 一般说来，两个已有理论模型的整合首先需要二者在基本假设上存在共同点。如此看来，SIP模型与领域理论并不符合这样的整合要求。从研究发展来看，SIP模型与认知的信息加工模型一脉相承，关注的是动态系统内的在线实时加工[10]；而领域理论产生于认知发展取向，继承了建构主义理论的精髓，强调儿童对于内部心理结构的逐步建构，即关注稳定系统内部的变化[13]。其次，在理论目标上，SIP模型对社会情境中的即时信息加工进行模拟，旨在评估社会能力及其行为（特别是攻击性行为）的个体差异[10]；领域理论则用于考察儿童的社会道德知识是如何加以组织进入可划分的领域之中的，是对用来理解与这些领域相关的社会相互作用的心理结构的描述，关注更多的是领域差异，目标是建立一个有说服力的标准化的心理结构模型[13]。 在方法论方面，尽管两种研究取向都向儿童呈现一些涉及相同活动类型（特别是各种类型的攻击活动）的故事或情境，但是它们在呈现的刺激和问题的本质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异。SIP模型关注社会认知即时加工的个体差异，要求儿童想象扮演一个角色，面对同伴引发的问题或者存在多种可能性反应的挑衅情境，同伴或挑衅者的意图信息经常变换，以检验它们在各个SIP阶段中是如何影响推理的[17,18]。领域理论的实证研究中，关于儿童如何对不同类型的社会道德事件进行解释和分类这个问题，也通过呈现故事的方法来考察，通常描述一个完整的事件，要求儿童对其中行为做各种各样的判断，行为发生的条件不断变化，并对这些判断的合理性进行解释[19,20]。 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在元理论等方面的差异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二者存在一些相同的地方。例如，二者都强调个体对于社会经验的主动加工，阐述同伴相互作用在社会知识形成中的核心作用；都关注故意伤害行为，目的都在于对更为广泛的非攻击行为和非道德事件进行解释。最为关键的是，两个模型都强调儿童社会认知和相关行为之间的重要联系。在这个共同的大前提下，Arsenio和Lemeris认为，有三个相似之处为两种研究取向的整合提供了可能[6]。 第一，行为意图的判断是两个研究取向的共同关注点。SIP模型中，意图判断是六个加工阶段当中的第二个阶段，被看作是对他人行为的归因，时常会涉及有关公平、规则这样的道德或非道德知识。SIP研究对意图判断的考察旨在说明个体后来采取的行为差异。在领域理论及其他道德认知理论中，儿童关于伤害行为是否故意的判断在决定这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方面居于核心地位。领域研究对意图判断的考察是为了推断个体内在的领域知识结构。虽然两种研究根据意图判断结果进行推理的方向相反，却为理论整合提供了一个结合点。 第二，意图模糊情境与混合领域事件存在交叉。在上面提到的关于意图判断的SIP研究发现，攻击和非攻击儿童对明显的挑衅行为都会做出相同的意图判断。这样就无法解释意图判断对于行为差异的影响，因而研究者转向探讨意图模糊情境下个体在编码和解释上的差异，以及这些社会认知上的个体差异与社会能力和攻击性之间的联系。而领域理论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儿童对于涉及单一领域元素的社会事件推理不存在显著差异，没法说明个体内在心理结构的不同。于是，领域研究者开始探讨个体是如何对那些包含领域混合元素的社会事件进行领域界定或推理的。他们认为，大部分的社会事件都具有一个或者多个领域的元素，事件元素的领域混合本身就会导致意图模糊的情况。所以，对领域混合事件造成的模糊情境进行考察，为理论整合提供了一个实证研究方向。 第三，对个体差异的关注使得两个研究取向可以整合、发挥优势互补。SIP模型的目的就是考察社会行为的个体差异并对其进行解释和预测。SIP研究表明，儿童对于社会世界的想法差异通常与社会能力有关，特别是与攻击性有关。领域理论的优势在于部分说明了潜在的心理结构对于行为判断的影响。近来的研究表明，对于模糊事件的行为推理不仅取决于事件本身领域元素的混合，还与具体组群和相关个体的心理特征有关。所以，一个类似于模拟混合领域相关选择的在线即时加工的方法可能有助于说明道德认知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而SIP模型及其方法将有助于考察“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不总是能够转换成“做对的事情”的原因，并为攻击性儿童的干预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4 整合的具体内容 Arsenio和Lemeris在强调情绪影响信息加工和社会行为的基础上指出，SIP模型虽然明确指出了心理结构的中心地位，包括构成心理结构的规则和社会知识的获得，但是对这些内容没有进行具体的阐述；而领域理论则提供了SIP模型中漏掉的那些关于社会道德规则和知识的详细结构模型；SIP模型则能够帮助领域理论解决它在解释个体差异方面的缺陷，可以说明即时加工在社会相互作用期间是如何影响领域知识的应用的。 图1 社会信息加工模型与情绪加工和道德领域模型整合后的模型内容 注：圆形标志的项目来自于Crick和Dodge（1994）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10]，菱形标志的项目是Lememerise和Arsenio（2000）将情绪过程加以时增加的内容[4]，方形标志的项目是Arsenio和Lememerise（2004）与道德领域模型整合时添加的部分[6]。 整合工作遵循了Crick和Dodge对于社会信息实时加工与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心理结构的区别及相互作用的原则。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SIP模型与情绪加工和领域理论整合后的模型内容：在外围的认知过程方面依然保持了SIP的六个阶段和相应的基本概念；增加了情绪加工过程，以及情绪加工与认知加工和数据库的相互作用；在模型中心，原来由“数据库”指代的内容现在则由“潜在的心理结构”这样的术语来描述，仍然包括存储的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规则、图式和知识的表征。正如领域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许多知识都是由与道德、社会常规和个人领域有关的知识结构来组织的。这些通过不断的社会互动形成的、具有相同特定核心特征的领域结构，包含了对新的社会事件进行评估的图式，还有对于过去原型式的领域相关经历的无数表征。此外，还可能有一些对于普通的混合或者模糊的领域事件的表征，不过儿童对于他们经历过的经常发生的显著混合事件的理解可能需要更加活跃或积极的在线即时加工。 如同SIP模型中所描述的那样，领域相关的潜在心理结构可能引导或者影响一些SIP阶段。在SIP模型中，儿童通常对挑衅做出反应的情况中，领域知识是解释阶段的关键点。例如，这是一个道德事件吗？伤害是否是故意的？另一个重要的SIP阶段是目标澄清阶段，因为一些目标可能比另一些目标更可能提示相关的道德知识结构。例如，关系型目标带有更多的解释关注，而建设性目标带有更多的自我关注，它们可能在提示道德知识结构的取向上有所不同；当前问题的解决是以事件为中心还是以个人为中心也有所不同。而这些将影响接下来的SIP阶段，即反应的产生、评估和决策。但是，领域相关的结构同样可能对反应产生、特别是反应选择的SIP阶段产生影响。例如，儿童可能对带有挑衅性的同伴产生不同的反应方式，但是到了挑选反应的时候，大多数的儿童在道德知识结构的影响下将会对一些选择施加巨大的选择性压力从而超越了其他的选择。
5 整合的意义与未来的工作 发展心理学对于“道德推理与社会行为”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攻击行为方面。运用道德领域理论来解释SIP模型中的数据库及其对信息加工的影响，说明了社会知识和经验是相互联系、紧密组织的，至少体现在实时加工的信息提取过程中，初步改变了以往潜在心理结构组织松散、研究独立的理论局面，是道德发展研究与攻击性研究一次有意义的整合尝试。另一方面，领域知识和领域判断对儿童行为分析和决策的影响，进一步支持了潜在心理结构与加工过程相互作用的基本假设，为模型整合后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方向：其一，考察模糊情境下或领域混合事件中儿童的信息加工过程及加工依据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将为道德领域理论与SIP模型的整合提供丰富的依据，例如，近来的研究发现社会事件的道德推理与种族排他行为和社会适应之间的相关[21,22]；其二，由于潜在知识结构不是静态的数据，也是SIP的产物，不仅存在量的增长，更多表现为建构主义所说的结构转换，所以对潜在知识结构转换与社会行为之间关系模式的考察，将有力支持信息加工理论与新皮亚杰主义在“已有的社会知识或认知结构与在线即时加工过程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的探讨[23]。 SIP模型的提出者接受道德发展与反社会行为密切相关的假设，肯定领域知识与社会行为的联系，承认道德推理影响社会行为的事实；同时又提出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今后的理论整合和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首先，他们认为社会知识和经验应当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道德领域知识并不是潜在心理结构的全部，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些重要成分，比如说，图式和原型、内部工作模式，等等[9]。确实，领域理论的认知结构与SIP模型的数据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内部工作模型、常规信念等心理标签背后可能包含了更多可分解的成分，这些成分以图式或者原型的形式加以储存，未来的理论工作依然需要对上述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各种形式的知识和经验进行分解和整合，当然也存在探讨社会记忆能力的需要。 其次，在潜在心理结构影响在线加工方面，SIP模型的提出者认为，领域知识并不比依恋理论中的内部工作模式这样的心理结构更有影响力，在不同加工阶段还有其他心理结构产生影响的可能性[9]。目前，已经有一些与SIP有关的研究检验了儿童的即时社会推理与潜在心理结构之间的关系。例如，Burks等人的研究表明，拥有敌意知识结构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的社会信息加工偏见模式，具有长期的攻击行为，敌意知识结构的发展和信息加工的敌意模式会共同影响攻击行为的稳定性，特别是调节了早期和后期攻击行为的相关[24]。Zelli等人发现，学龄儿童对于使用攻击来复仇是可以接受的信念，可以用来预测一年后他们不同的信息加工过程以及两年后的攻击行为；而且SIP的各个阶段对于后一种预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25]。但是，由于仍然缺乏相应的研究对儿童在社会道德领域的潜在心理结构与社会即时加工的关系进行考察，所以上述分歧最终将由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结论来回答。无论如何，研究只能更加丰富心理结构对在线加工过程的影响路径。 与情绪的整合方面，SIP研究者肯定了情绪加工的作用以及社会信息中的情绪成分，同时重申SIP理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忽视情绪的作用。根据Piaget和Cowan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信息加工本身就带有情绪性，体现在信息加工的能量水平上，能够驱动、组织、放大和削弱认知活动，反过来显现在认知活动的过程和外在表现中[9]。比较一下可以发现，Arsenio和Lemeris与Dodge和Rabiner其实分别阐述了情绪对于个体社会信息加工过程的两种影响。前者强调的是个体从外部获得的信息当中包含关于情绪的线索，这些情绪信息可能在不同的阶段直接参与认知加工，或者唤起个体过去经历中的情绪或情感成分间接影响信息加工；后者则强调个体自身的情绪或情感通过调整加工系统的能量水平和加工方式对信息加工产生影响。两个方面实际上互相补充，更加完整地呈现了情绪或情感对于个体社会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情绪对社会信息加工和社会行为的作用[26]，还有许多研究证实了认知加工对于情绪及其调节的作用[27]。如果能够结合这些研究成果，模型会更好地说明情绪与认知两大心理过程对于社会行为个体差异的影响。 SIP模型与领域理论的整合本身也有可借鉴之处。关于道德与攻击性研究的整合，Guerra等人曾经进行过尝试，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儿童道德发展与攻击性之间的联系。然而，两类研究在基本范式上的差异一直是摆在整合面前的一个难题。基本假设不一致将给整合带来灾难，所以研究者要么摧毁一个研究范式的基本假设，要么将一个研究范式的基本假设列入另一个研究范式的假设之中[23]。Arsenio和Lemeris的整合工作意识到了这种风险，但是他们并没有试图对两个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整合，而是对二者的异同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从研究问题中找到了合适的切入点，将两个理论描述的心理加工过程衔接了起来，从而完成了两个理论模型的整合。这种没有扭曲任何一种取向的核心理论假设和实证研究结论就完成整合的方式，将为今后心理研究其他方面的整合工作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Burgess K B, Wojslawowicz J C, Rubin K H, Rose-Krasnor L, Booth-LaForce C.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Shy/Withdrawn and Aggressive Children: Does Friendship Matter? Child Development, 2006, 77(2): 371～383 2 Tieden L Z, Linton S. Judgment under emotional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The effects of specific emotions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1, 81(6): 973～988 3 Eisenberg N, Fabes R A, Shepard S A, Murphy B C, Guthrie I K, Jones S, Friedman J, Poulin R, Maszk P. Contemporaneous and longitudinal prediction of children's social functioning from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ity. Child Development, 1997, 68(4):642～664 4 Lemerise E A, Arsenio W F. An integrated modal of emotion processes and cognition in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hild Development, 2000, 71(1): 107～118 5 王沛，胡林成. 儿童社会信息加工的情绪-认知整合模型. 心理科学进展，2003，11（4）：4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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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儿童攻击行为研究中Dodge等人提出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强调社会交互作用情境下个体的信息加工过程与后来的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对于信息加工所依据的数据库则缺乏系统的阐述。领域理论源于对道德认知的思考，将个体的社会知识分为道德、常规和个人三个领域，强调个体在领域认同标准和领域混合事件推理上的差异。Arsenio和Lemerise在情绪与社会信息加工模型整合的基础上，提出借鉴领域理论来说明数据库的内部结构以及其中的社会知识对于信息加工的影响。这些整合体现了认知和情绪在社会行为加工和决策过程中的交互作用，有利于说明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社会知识之间的联系及作用，引发了对各种形式的内部心理成分的理论思考和多个实证研究方向，也为心理研究其他方面的整合工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 社会信息加工模型，道德领域理论，攻击行为，道德认知。 分类号 B844 Dodge等人在儿童攻击行为的研究过程中提出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最初主要是为了描述认知过程是如何导致儿童采取攻击行为的。在过去的20年中，它被广泛地应用于同伴欺负、童年期焦虑、青少年抑郁等社会行为和心理现象的研究中[1]。与此同时，大量研究发现情绪或情感、心境、情绪调节技能等因素对儿童的社会行为和信息加工具有显著影响[2,3]。于是，近来有研究者将情绪加工加入到社会信息加工模型当中[4,5]。随后，整合的目光又聚焦在模型中实时加工所依据的、由社会知识和经验构成的数据库上。道德研究中日渐突出的领域理论强调社会知识的领域性，关注个体在不同知识领域内社会判断的差异以及对混合领域事件判断的个体差异。因此，Arsenio和Lemeris提出借鉴道德领域理论来说明社会知识或经验对于信息加工及社会行为的影响[6]。 1 攻击行为社会信息加工模型 攻击行为研究中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al，以下简称SIP模型），其理论背景可以追溯到认知的信息加工模型，但是它的提出却与Piaget的道德判断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Dodge本人接受过Piaget学派的正统训练，他最初关于儿童敌意归因偏见的实证研究受到Chandler一项干预研究的启发。Chandler的那项研究旨在应用Piaget空间知觉采择理论来帮助攻击性儿童学习采择他人观点，以减少他们自我中心的归因模式[7]。Dodge重复Chandler的研究发现，无论攻击性儿童在空间知觉采择方面训练的有多好，在实际的社会相互作用中还是会爆发情绪并采取攻击行为；而且在社会事件的理解过程中，攻击性儿童并没有在同伴意图的解释上表现出太多的错误[8]。由此他认为，观点采择理论只是一个认知模型，不是一个行为模型；在结构性的知识和行为反应之间还有许多认知成分和情绪成分掺杂其中，尤其是一些满载情绪的个性化经验。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但是不能充分地解释一些进行敌意归因的儿童克制采取攻击性报复的原因，也不能解释其他类型的欺负行为。于是Dodge开始融合认知科学关于个体如何存储、提取信息以及信息的平行、系列加工观点和问题解决模型，强调心理运算，最终发展出一个反映社会交互作用即时加工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9]。 SIP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儿童对社会情境的理解会影响他们随后的行为，据此研究者提出了六个在不同社会情境下影响社会行为的在线实时加工阶段：前两个阶段，对社会线索进行编码和解释，即试图理解在某个特殊的情境中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目标澄清阶段，在对情境的初始理解（或者错误理解）以及在存储于长时记忆中的过去经验的指导下明确和选择与情境有关的目标；反应的评估和决策阶段，儿童生成对这一情境的可能性反应，并且根据执行这一反应的自我效能感以及可能产生的相关结果进行评估；在最后的行为实施阶段中，儿童将选择的反应予以实施[10]。通常情况下这些加工步骤是快速呈现、按顺序进行的，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儿童的反应并不是所有这些加工阶段的结果。在涉及高唤醒的情境中，抢先加工或者未加思考的自动加工更有可能[11]。大量的研究表明，不同加工阶段中的变量对于攻击行为具有不同的作用，综合相关系数高达0.94[12]。 SIP模型还关注社会行为的个体差异，认为这与社会情境下的儿童拥有不同的生物能力和经验装备有关。个体经验和知识构成了潜在的心理结构（即数据库），存储于长时记忆，与在线加工过程相互作用，间接影响社会行为；儿童对这些社会行为及其结果进行心理表征并存储于记忆当中，成为一般社会知识，继而影响未来的行为[10]。不断增加的研究证据表明，儿童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知识通过社会信息加工对后来的行为倾向发挥预测作用。不过，这方面的工作仍然分属不同的研究主题：原型和图式、自我概念、常规信念、工作模型，等等[12]。 2 道德领域理论 领域理论（domain theory）源于对道德认知的思考，与早期关于道德认知的发展模型不同的是，强调人们对于道德领域事件的思考不同于对其他领域社会事件的思考，具有领域特殊性。Turiel等人认为，人们对于社会事件的判断包括许多重要的领域：与身体伤害、心理伤害、公平或正义有关的行为都被视为道德领域（moral domain）事件，往往被描述成为内在的、会对他人造成消极结果的；常规领域（conventional domain）事件则关乎一致性或规则，服务于社会和谐的功能；与冲突性伤害或公平和权利无关、不能由社会常规调控、属于个人权限之内的行为就是个人领域（personal domain）事件。这些领域事件的判断是不同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常规是一些建构的共同行为，其意义由所在的建构系统决定。因此，是否遵守常规行为由建构系统所赋意义的影响力而定，常规的情境性也可能因为社会建构意义的不同而变化。而道德不是由存在的社会构成来建构或定义的，是无条件必须遵守的、普遍适用的以及非个人化的[13]。 领域理论早期实证研究的一个方向就是检验儿童如何对道德、常规和个人事件进行判断。通常研究会向儿童呈现一系列社会行为或者根据领域区别划分的侵犯行为，要求儿童判断不同情况下行为的合理性。研究特别考察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关于领域内思考的认同标准（即领域标准判断），一个关于个体对于行为过程的推理（即领域推理原由）。在第一个方面，即便是儿童和青少年也认为道德判断与一般的社会事件判断不同。来自东西方文化背景的60多项研究检验并证实了这种领域不同理论的有效性[14]。从儿童早期开始，道德、常规和个人的概念就有所不同，似乎与早期的社会经验有关。一些针对年幼儿童的研究表明，2岁儿童不能区分领域，3岁期间儿童对侵犯行为的道德判断通常是错误的，3岁末儿童能够独立进行道德判断，4～5岁对于道德侵犯和常规侵犯的区别逐渐趋于一致，6～7岁的儿童能对熟悉事情进行领域区分，到了9～10岁领域区分也能应用于不熟悉的事情[13]。 在领域推理研究方面有研究发现，个体的社会判断实际上是多种因素混合的，包括以公正、公平和真理为基础的对错理解，也根据对社会价值的接受，还有根据相对性和情境特殊性对社会规则与和谐的常规理解。于是，研究者对于人们如何将来自多种领域的元素进行综合推理的关注不断增加，演变为后期的混合领域推理研究。研究问题从个体和常规事件中父母与儿童之间的冲突，扩展到广泛的社会冲突，包括关于性别、阶级以及资源公正分配的道德问题[15]。对于领域整合推理模式，Turiel和Smetana曾经提出三种，分别是领域从属（domain subordinate）、缺乏领域决策（lack of domain resolution）、领域协调（domain coordination）。例如，有一名儿童正在排队准备喝水，而另一个明显很热很渴的儿童插到队伍前面去了，因为他必须尽快返回到足球比赛当中去。如果儿童认为排队儿童正在等待轮到他喝水、插队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这就是一种领域从属模式，这个事件被简化为一个简单、易分的道德事件；如果儿童注意到排队按顺序喝水与插队者非常口渴、需尽快返回比赛之间存在矛盾，但不能对这些因素进行整合，那么这就是缺乏领域决策模式；如果儿童清楚这个事件中的矛盾，并且能够进行一个顾全整体的反应，即偶尔一次插队是可以的，但大多数的插队都是不对的，因为会导致饮水处的暴力行为，这样的模式就是领域协调[16]。
总的来看，领域理论同样认为，儿童对于社会情境的理解对于他们随后的行为有重大的影响。尽管早期研究者更多关注儿童和青少年对于明显的领域事件或各个领域的原型事件的推理，但是过去的10年中研究兴趣不断集中于考察人们如何综合来自各个领域的因素对事件进行推理的过程。相比之下，早期的研究较少获得个体差异，但是对混合领域事件推理的考察更有助于考察个体差异。 3 整合的前提 一般说来，两个已有理论模型的整合首先需要二者在基本假设上存在共同点。如此看来，SIP模型与领域理论并不符合这样的整合要求。从研究发展来看，SIP模型与认知的信息加工模型一脉相承，关注的是动态系统内的在线实时加工[10]；而领域理论产生于认知发展取向，继承了建构主义理论的精髓，强调儿童对于内部心理结构的逐步建构，即关注稳定系统内部的变化[13]。其次，在理论目标上，SIP模型对社会情境中的即时信息加工进行模拟，旨在评估社会能力及其行为（特别是攻击性行为）的个体差异[10]；领域理论则用于考察儿童的社会道德知识是如何加以组织进入可划分的领域之中的，是对用来理解与这些领域相关的社会相互作用的心理结构的描述，关注更多的是领域差异，目标是建立一个有说服力的标准化的心理结构模型[13]。 在方法论方面，尽管两种研究取向都向儿童呈现一些涉及相同活动类型（特别是各种类型的攻击活动）的故事或情境，但是它们在呈现的刺激和问题的本质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异。SIP模型关注社会认知即时加工的个体差异，要求儿童想象扮演一个角色，面对同伴引发的问题或者存在多种可能性反应的挑衅情境，同伴或挑衅者的意图信息经常变换，以检验它们在各个SIP阶段中是如何影响推理的[17,18]。领域理论的实证研究中，关于儿童如何对不同类型的社会道德事件进行解释和分类这个问题，也通过呈现故事的方法来考察，通常描述一个完整的事件，要求儿童对其中行为做各种各样的判断，行为发生的条件不断变化，并对这些判断的合理性进行解释[19,20]。 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在元理论等方面的差异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二者存在一些相同的地方。例如，二者都强调个体对于社会经验的主动加工，阐述同伴相互作用在社会知识形成中的核心作用；都关注故意伤害行为，目的都在于对更为广泛的非攻击行为和非道德事件进行解释。最为关键的是，两个模型都强调儿童社会认知和相关行为之间的重要联系。在这个共同的大前提下，Arsenio和Lemeris认为，有三个相似之处为两种研究取向的整合提供了可能[6]。 第一，行为意图的判断是两个研究取向的共同关注点。SIP模型中，意图判断是六个加工阶段当中的第二个阶段，被看作是对他人行为的归因，时常会涉及有关公平、规则这样的道德或非道德知识。SIP研究对意图判断的考察旨在说明个体后来采取的行为差异。在领域理论及其他道德认知理论中，儿童关于伤害行为是否故意的判断在决定这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方面居于核心地位。领域研究对意图判断的考察是为了推断个体内在的领域知识结构。虽然两种研究根据意图判断结果进行推理的方向相反，却为理论整合提供了一个结合点。 第二，意图模糊情境与混合领域事件存在交叉。在上面提到的关于意图判断的SIP研究发现，攻击和非攻击儿童对明显的挑衅行为都会做出相同的意图判断。这样就无法解释意图判断对于行为差异的影响，因而研究者转向探讨意图模糊情境下个体在编码和解释上的差异，以及这些社会认知上的个体差异与社会能力和攻击性之间的联系。而领域理论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儿童对于涉及单一领域元素的社会事件推理不存在显著差异，没法说明个体内在心理结构的不同。于是，领域研究者开始探讨个体是如何对那些包含领域混合元素的社会事件进行领域界定或推理的。他们认为，大部分的社会事件都具有一个或者多个领域的元素，事件元素的领域混合本身就会导致意图模糊的情况。所以，对领域混合事件造成的模糊情境进行考察，为理论整合提供了一个实证研究方向。 第三，对个体差异的关注使得两个研究取向可以整合、发挥优势互补。SIP模型的目的就是考察社会行为的个体差异并对其进行解释和预测。SIP研究表明，儿童对于社会世界的想法差异通常与社会能力有关，特别是与攻击性有关。领域理论的优势在于部分说明了潜在的心理结构对于行为判断的影响。近来的研究表明，对于模糊事件的行为推理不仅取决于事件本身领域元素的混合，还与具体组群和相关个体的心理特征有关。所以，一个类似于模拟混合领域相关选择的在线即时加工的方法可能有助于说明道德认知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而SIP模型及其方法将有助于考察“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不总是能够转换成“做对的事情”的原因，并为攻击性儿童的干预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4 整合的具体内容 Arsenio和Lemeris在强调情绪影响信息加工和社会行为的基础上指出，SIP模型虽然明确指出了心理结构的中心地位，包括构成心理结构的规则和社会知识的获得，但是对这些内容没有进行具体的阐述；而领域理论则提供了SIP模型中漏掉的那些关于社会道德规则和知识的详细结构模型；SIP模型则能够帮助领域理论解决它在解释个体差异方面的缺陷，可以说明即时加工在社会相互作用期间是如何影响领域知识的应用的。 图1 社会信息加工模型与情绪加工和道德领域模型整合后的模型内容 注：圆形标志的项目来自于Crick和Dodge（1994）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10]，菱形标志的项目是Lememerise和Arsenio（2000）将情绪过程加以时增加的内容[4]，方形标志的项目是Arsenio和Lememerise（2004）与道德领域模型整合时添加的部分[6]。 整合工作遵循了Crick和Dodge对于社会信息实时加工与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心理结构的区别及相互作用的原则。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SIP模型与情绪加工和领域理论整合后的模型内容：在外围的认知过程方面依然保持了SIP的六个阶段和相应的基本概念；增加了情绪加工过程，以及情绪加工与认知加工和数据库的相互作用；在模型中心，原来由“数据库”指代的内容现在则由“潜在的心理结构”这样的术语来描述，仍然包括存储的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规则、图式和知识的表征。正如领域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许多知识都是由与道德、社会常规和个人领域有关的知识结构来组织的。这些通过不断的社会互动形成的、具有相同特定核心特征的领域结构，包含了对新的社会事件进行评估的图式，还有对于过去原型式的领域相关经历的无数表征。此外，还可能有一些对于普通的混合或者模糊的领域事件的表征，不过儿童对于他们经历过的经常发生的显著混合事件的理解可能需要更加活跃或积极的在线即时加工。 如同SIP模型中所描述的那样，领域相关的潜在心理结构可能引导或者影响一些SIP阶段。在SIP模型中，儿童通常对挑衅做出反应的情况中，领域知识是解释阶段的关键点。例如，这是一个道德事件吗？伤害是否是故意的？另一个重要的SIP阶段是目标澄清阶段，因为一些目标可能比另一些目标更可能提示相关的道德知识结构。例如，关系型目标带有更多的解释关注，而建设性目标带有更多的自我关注，它们可能在提示道德知识结构的取向上有所不同；当前问题的解决是以事件为中心还是以个人为中心也有所不同。而这些将影响接下来的SIP阶段，即反应的产生、评估和决策。但是，领域相关的结构同样可能对反应产生、特别是反应选择的SIP阶段产生影响。例如，儿童可能对带有挑衅性的同伴产生不同的反应方式，但是到了挑选反应的时候，大多数的儿童在道德知识结构的影响下将会对一些选择施加巨大的选择性压力从而超越了其他的选择。
5 整合的意义与未来的工作 发展心理学对于“道德推理与社会行为”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攻击行为方面。运用道德领域理论来解释SIP模型中的数据库及其对信息加工的影响，说明了社会知识和经验是相互联系、紧密组织的，至少体现在实时加工的信息提取过程中，初步改变了以往潜在心理结构组织松散、研究独立的理论局面，是道德发展研究与攻击性研究一次有意义的整合尝试。另一方面，领域知识和领域判断对儿童行为分析和决策的影响，进一步支持了潜在心理结构与加工过程相互作用的基本假设，为模型整合后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方向：其一，考察模糊情境下或领域混合事件中儿童的信息加工过程及加工依据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将为道德领域理论与SIP模型的整合提供丰富的依据，例如，近来的研究发现社会事件的道德推理与种族排他行为和社会适应之间的相关[21,22]；其二，由于潜在知识结构不是静态的数据，也是SIP的产物，不仅存在量的增长，更多表现为建构主义所说的结构转换，所以对潜在知识结构转换与社会行为之间关系模式的考察，将有力支持信息加工理论与新皮亚杰主义在“已有的社会知识或认知结构与在线即时加工过程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的探讨[23]。 SIP模型的提出者接受道德发展与反社会行为密切相关的假设，肯定领域知识与社会行为的联系，承认道德推理影响社会行为的事实；同时又提出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今后的理论整合和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首先，他们认为社会知识和经验应当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道德领域知识并不是潜在心理结构的全部，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些重要成分，比如说，图式和原型、内部工作模式，等等[9]。确实，领域理论的认知结构与SIP模型的数据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内部工作模型、常规信念等心理标签背后可能包含了更多可分解的成分，这些成分以图式或者原型的形式加以储存，未来的理论工作依然需要对上述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各种形式的知识和经验进行分解和整合，当然也存在探讨社会记忆能力的需要。 其次，在潜在心理结构影响在线加工方面，SIP模型的提出者认为，领域知识并不比依恋理论中的内部工作模式这样的心理结构更有影响力，在不同加工阶段还有其他心理结构产生影响的可能性[9]。目前，已经有一些与SIP有关的研究检验了儿童的即时社会推理与潜在心理结构之间的关系。例如，Burks等人的研究表明，拥有敌意知识结构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的社会信息加工偏见模式，具有长期的攻击行为，敌意知识结构的发展和信息加工的敌意模式会共同影响攻击行为的稳定性，特别是调节了早期和后期攻击行为的相关[24]。Zelli等人发现，学龄儿童对于使用攻击来复仇是可以接受的信念，可以用来预测一年后他们不同的信息加工过程以及两年后的攻击行为；而且SIP的各个阶段对于后一种预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25]。但是，由于仍然缺乏相应的研究对儿童在社会道德领域的潜在心理结构与社会即时加工的关系进行考察，所以上述分歧最终将由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结论来回答。无论如何，研究只能更加丰富心理结构对在线加工过程的影响路径。 与情绪的整合方面，SIP研究者肯定了情绪加工的作用以及社会信息中的情绪成分，同时重申SIP理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忽视情绪的作用。根据Piaget和Cowan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信息加工本身就带有情绪性，体现在信息加工的能量水平上，能够驱动、组织、放大和削弱认知活动，反过来显现在认知活动的过程和外在表现中[9]。比较一下可以发现，Arsenio和Lemeris与Dodge和Rabiner其实分别阐述了情绪对于个体社会信息加工过程的两种影响。前者强调的是个体从外部获得的信息当中包含关于情绪的线索，这些情绪信息可能在不同的阶段直接参与认知加工，或者唤起个体过去经历中的情绪或情感成分间接影响信息加工；后者则强调个体自身的情绪或情感通过调整加工系统的能量水平和加工方式对信息加工产生影响。两个方面实际上互相补充，更加完整地呈现了情绪或情感对于个体社会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情绪对社会信息加工和社会行为的作用[26]，还有许多研究证实了认知加工对于情绪及其调节的作用[27]。如果能够结合这些研究成果，模型会更好地说明情绪与认知两大心理过程对于社会行为个体差异的影响。 SIP模型与领域理论的整合本身也有可借鉴之处。关于道德与攻击性研究的整合，Guerra等人曾经进行过尝试，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儿童道德发展与攻击性之间的联系。然而，两类研究在基本范式上的差异一直是摆在整合面前的一个难题。基本假设不一致将给整合带来灾难，所以研究者要么摧毁一个研究范式的基本假设，要么将一个研究范式的基本假设列入另一个研究范式的假设之中[23]。Arsenio和Lemeris的整合工作意识到了这种风险，但是他们并没有试图对两个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整合，而是对二者的异同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从研究问题中找到了合适的切入点，将两个理论描述的心理加工过程衔接了起来，从而完成了两个理论模型的整合。这种没有扭曲任何一种取向的核心理论假设和实证研究结论就完成整合的方式，将为今后心理研究其他方面的整合工作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Burgess K B, Wojslawowicz J C, Rubin K H, Rose-Krasnor L, Booth-LaForce C.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Shy/Withdrawn and Aggressive Children: Does Friendship Matter? Child Development, 2006, 77(2): 371～383 2 Tieden L Z, Linton S. Judgment under emotional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The effects of specific emotions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1, 81(6): 973～988 3 Eisenberg N, Fabes R A, Shepard S A, Murphy B C, Guthrie I K, Jones S, Friedman J, Poulin R, Maszk P. Contemporaneous and longitudinal prediction of children's social functioning from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ity. Child Development, 1997, 68(4):642～664 4 Lemerise E A, Arsenio W F. An integrated modal of emotion processes and cognition in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hild Development, 2000, 71(1): 107～118 5 王沛，胡林成. 儿童社会信息加工的情绪-认知整合模型. 心理科学进展，2003，11（4）：4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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