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祥吉村田雄二郎
学术研究 2004年05期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2-0085-07
对晚清历史影响深远的百日维新，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模仿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光绪皇帝，他们都希望借助日本明治经验，采用西法，对传统的封建体制进行改革。在百日维新进程中，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只可惜主观、客观条件都不具备，使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昙花一现，以悲剧而告结束。
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1897年11月14日）胶州湾事件发生之后，康有为即一再吁请光绪皇帝采取联合英日的外交政策。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98年1月2日）御史杨深秀上《请联英日，以制德氛而坚俄助折》，十天以后御史王鹏运再递《胶州不可借德，宜密联英日以图抵制折》，光绪二十四年春御史陈其璋又递《外善邦交，内修边备折》，亦主联英日。这些言官们所提出的请联合英国、日本，背后都是康有为在起决定的作用。（注：孔祥吉编著《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18页。）
后来，俄国出兵侵占了旅顺、大连湾，其狰狞面目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康有为和他的学生麦孟华等再次递折，吁请联英日。康氏之《俄胁旅大，覆亡在即，乞密联英日，坚拒勿许折》，集中反映了康有为联合英日的要求。
对于维新派的这些接连不断的要求，光绪皇帝始终没有明确地表示他自己的态度。那么，光绪皇帝的态度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人们有各种推测，但是，始终没有确实可信的资料来说明光绪皇帝在变法中所采取的外交政策。
近期，我们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找到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98年9月11日）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林权助，写给外务大臣伯爵大隈重信的一份编号为机密第94号的报告，它以确凿可信的事实说明，光绪皇帝直至戊戌七月，才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告诉驻京日使林权助，他决定实行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政策。该报告揭示，军机大臣王文韶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奉光绪皇帝亲笔谕旨，到日本驻京公使馆联络，表示要与日亲交的具体过程。
一、借鉴日本经验是康有为变法方案的核心内容
光绪皇帝之所以在变法中要亲近日本，是与康有为自戊戌正月以来反复强调日本变法经验有直接关系。而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之经验，推行中国的改革，则是康有为的一贯思想。
戊戌正月初三日，总理衙门王大臣传康有为到总署询问变法事宜。次日，皇帝“召见枢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见，恭邸谓：请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40页。）
于是，康有为正月初八日递上《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其目的在于统筹变法全局，系统提出他自己的改革构想。康氏此折之核心内容，即是借明治维新经验以推行新政。康有为认为，日本离中国最近，政俗又与中国相同，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康有为还告诉光绪皇帝说：
职译纂累年，成《日本政变考》一书，专明日本改政之次第。又有《大彼得政变记》，顷方缮写，若承垂采，当以进呈。……诚令译署并进此书，几馀披阅，皇上劳精垂意讲之于上，枢译各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权衡在握，施行自异，起衰振靡，警聩发聋，其举动非常，更有迥出意计外者，风声所播，海内熠耸，职可保外人改视易听，必不敢为无厌之求。（注：孔祥吉编著《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8页。）
康有为在这次上书中还把明治维新的经验归纳为三件大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曰主以时见之，称旨则隶入制度局。”
康有为指出：以上三条乃是“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总之，康氏用意十分清楚：中国要想变法成功，必须走明治维新之路。
为了进一步阐述明治维新之经验，推行中国的改革事业，康有为还做了两件事：
头一件事是向朝廷进呈变法新书。康有为把他用多年心血写成的《日本变政考》一书，于戊戌年春夏两次向清廷进呈。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今保存的是戊戌五月第二次进呈本，上下两函，凡十三卷。康有为于书前题记中称：“是书经于二月恭进，顷奉旨宣取，原本所译日文太奥，顷加润色，令文从字顺，并附表注，以便阅看。”（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戊戌进呈本，题记。）
据此不难推断，该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曾两度向清廷进呈，一部书籍在短短的数月中，竟需要两次呈递，足见康有为与光绪帝对它的重视。
康有为在首次进呈《日本变政考》时，还向光绪皇帝呈递了一件奏折，此折原称为《为译纂〈日本变政考〉成书，可考日本由弱致强之故，恭呈御览，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在这件奏折中，康有为着重阐述了一个重要的变法理论，即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要借鉴明治维新的经验。
康氏指出，中国之所以要采用明治维新经验，首先是因为当前的形势非常危迫，“分割已至，亡国在即”，只有像明治天皇那样，讲求新法，刮垢除弊，方能够“扶危定倾，转危为安”。其次，康有为认为中国与日本同处亚洲，文字政俗相同。他说：
惟泰西国数极多，情势各异，文字政俗，与我迥殊，虽欲采法之，译书既难，事势不合，且其富强精巧，皆逾我百倍，骤欲致之，下手实难。惟日本文字政俗皆与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摹之，始则亦步亦趋，继则出新振奇，一切新法，维妙维肖，……吾地大人众，皆十倍日本，若能采鉴变法，三年之内，治具毕张，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矣。（注：孔祥吉编著《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58页。）
一句话，康有为认为采用日本经验，乃是向西方学习的捷径。因此，他恳求光绪皇帝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凡日本行之而错谬者，中国不复践之；凡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国但取而誊写之。这样，“取而鉴之，举而行之，按迹临摹，使成图样”，一转移间，便可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矣”。（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
由于康有为戊戌春季所进的奏折和《日本变政考》等新书，都被军机大臣送到了颐和园，恭请太后慈览，（注：《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日记曰：命将康折并书及前两次折并《俄彼得变政记》皆呈大后慈览。）等到四月二十三日百日维新的帷幕拉开之后，光绪皇帝要看此书，自己手头已经没有。于是，光绪皇帝要康有为再次誊写进呈。
第二件事是当面向皇帝提出学习日本以变法维新的建议。康氏利用颐和园难得的召对机会，再次重申中国变法应采取明治维新经验“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康氏还进一步告诉光绪皇帝称：
臣于变法之事，尝辑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可施行，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但待推行耳。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上曰：然，汝条理甚详。（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45页。）
康有为不断重复的劝说，给皇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颐和园召对之后不久，康有为正要写谢恩折，光绪皇帝又亲自派军机大臣廖寿恒来登门拜访康氏，并传达皇帝旨意，要康有为将所著《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等书，“立即抄写进呈”。（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48页。）
于是，康有为向自己所属的总理衙门告假，称“昼夜编书，不能赴署当差。”可见，颐和园之召对以后，康有为以全部精力，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明治维新经验，编写新书。
《日本变政考》部帙浩繁，规模宏大。康有为自戊戌五月上旬即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编写此书。他于自编年谱中宣称，皇上已经被打动。康氏云：
每日本一新政，皆借发一义于案语中。凡中国变法之曲折条理，无不借此书发之，兼胲详尽，网罗宏大，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上以皆日本施行有效者，阅之甚喜。自官制、财政、宪法、海陆军、经营新疆、合满汉、教男女、改元迁都、农工商矿各事，上皆深然之。新政之旨，有自上特出者，每一旨下，多出奏折之外，枢臣及朝士皆茫然不知所自来，于是疑上谕皆我所议拟，然本朝安有是事？惟间日进书，上采案语，以为谕旨。（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50页。）
康有为写罢一卷，即由军机大臣廖寿恒呈上一卷，下面的一卷尚未完稿，光绪帝又派人催促。不难想见，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对正在推行新政的光绪帝该有多大的吸引力！
光绪皇帝一边阅读《日本变政考》，一边在变法实践中加以运用。显然，光绪皇帝已经认识到，康有为所介绍的明治维新经验，不但非常及时，而且对正在进行的变法有指导作用。
光绪帝通过康有为的谈话、奏折及进呈的书籍，了解了不少日本维新的经验，并且试图加以运用。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国是诏书，到屡次催促军机大臣议覆康有为请开制度新政局之折，再到译书、游学等项，均可看出，光绪皇帝力图按照明治维新的步骤进行。
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光绪皇帝并没有采纳康有为曾反复提出的联英、日的外交政策。因为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涉及到朝廷内部人事问题与复杂的外交问题。然而，联合日本，加强与明治天皇的交往，已经逐渐提上了光绪皇帝的议事日程。
二、黄遵宪、李鸿章的任免是光绪帝联日的重要步骤
在繁忙的百日维新中，如何处理同日本的关系，是光绪皇帝经常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皇帝内心的思考，在清宫档案中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依据，然而，在新法推行过程中，清廷的人事任免仍有十分清楚的踪迹可寻。
首先是黄遵宪的任命。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光绪三年随同何如璋出使日本，充使馆参赞，耳闻目睹明治新政，羡慕向往。曾为何如璋撰写《朝鲜国策》，此书被修信使带回朝鲜之后，影响深远。黄遵宪还力主中国变从西法。其所著《日本国志》介绍日本明治维新采用西法尤其详备，成为中国国内最早了解日本国情的重要参考书籍之一。后来黄遵宪又奔走京师及上海参与强学会事宜，主持开办《时务报》。黄氏自担任湖南按察使后，又延梁启超入湘，主讲时务学堂，大造变法舆论。黄遵宪深通外情，力主变法，给光绪皇帝留下深刻印象。
戊戌四月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向朝廷荐举新政人才，称颂黄遵宪“于各国政治之本原，无不穷究，器识远大，办事精细，其所言必求可行，其所行必求有效，近在湖南办理时务学堂、课吏馆、保卫局等事，规模宏远，成效已著。若能进诸政府，参赞庶务，或畀以疆寄，资其（易文）历，必能不负主知，有补大局。”（注：孔祥吉编著《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99页。）书上，光绪帝即命“送部引见”，六月二十三日正式任命黄氏“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
光绪皇帝对黄遵宪的任命，绝非一般驻外公使之任命。一般任命驻外公使的上谕，均由军机大臣票拟，而黄遵宪之任命，却出自光绪皇帝的亲笔（石朱）谕，它意味着光绪皇帝对黄遵宪寄以厚望，希望他出使日本，能够密切清廷与日本天皇联系，成功吸取维新经验，给中日关系带来崭新的局面。
其次是把李鸿章撵出总理衙门。
李鸿章乃慈禧之亲信，自甲午战争以来，即与光绪帝关系不洽。尤其是李氏签订《中俄密约》后，曾声称可保20年相安无事，然而，曾几何时，俄国却趁机侵占旅顺大连湾。其中，李鸿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是朝廷中亲俄派的代表人物，已是朝野共知的事实。戊戌七月二十二日（1898年9月7日）光绪皇帝正式颁布谕旨，免去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这在当时曾经在京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俄国对光绪皇帝的决定感到震惊，随即提出抗议。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李鸿章被免除总理衙门职务不久，日本驻俄公使于明治31年9月14日在发给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电报中称：
李鸿章此次被清国皇帝免黜总理衙门大臣职务，系因人弹劾，其内阁大学士职务仍然保留。北京林公使已确闻，驻清国俄国公使对李鸿章遭贬黜，甚感遗憾。认为是对俄国政界的一大打击。（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第490987页。）
当时，留心时政，同情变法的《国闻报》曾对李氏罢官之原因进行详尽探讨。认为，李中堂离开总署，中外议论不一，各执一说，传闻异词。该报把李鸿章离开总署的原因归结为以下数端：
其一，谓李傅相出署，系恭忠亲王定策。向来总署各堂与外人交接，均在衙门，无私宅延见外人者。傅相在北洋年久，且曾奉命游历欧美，凡西人之来，多有至私宅拜谒者，事为京朝士大夫所罕见，忠亲王恐有泄漏机要，故预定此策，以正人臣无外交之义。此一说也。
其二，李鸿章在比利时承借芦汉铁路款项中，暗藏俄款，英人抗议，认为“大臣言国之大事，不应如此欺人”。
其三，指责李氏实行联俄政策误国。略谓：中国士大夫惩于去年胶州、旅顺之事，均大悟往者联俄之非计，而思结好英、日，以为互相抵制之法。适日前相伊藤游历来华，欲借此结纳之，恐李傅相坚守联俄之说，或致阻挠大计，此又一说也。（注：《戊戌变法》第3册，第406页。）
总之，对李鸿章被罢免的原因，在社会上有多种猜测。这种现象说明，当时中国朝野对光绪皇帝所要实行的联合日本的外交政策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光绪帝把李鸿章撵出总理衙门，很明显是要把亲俄派赶走，搬去联合日本的一块绊脚石，从而为他的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外交政策铺平道路。
三、林权助的报告所揭示的内幕
光绪皇帝在罢免李鸿章在总理衙门的职务前两天，还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与军机大臣王文韶前往东交民巷的日本驻华公使馆，向他们陈述欲与明治天皇亲密交往的愿望。林权助认为，这是一起日本与清廷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须尽快向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报告。于是，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明治31年9月11日）写了一份名为《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来访，转达重要使命之报告》，该报告原文如下：
机密第九十四号
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带有使命来访一件
本月4日，本官因公访问总署时，张荫桓先出来应接，问道本官：明天即九月五日拟与王文韶同道访问本官，可无妨碍？于是我以下午三时想见为约。两大臣于同刻来访，遂即引见，并觉察到似有机密的要务，告之如有希望，可使使丁退去。于是根据客人意见，叫使丁回避。
张荫桓首先介绍说：王文韶因蒙受清国皇帝之命，亲自带来谕旨访问贵官，故而本大臣亦与王文韶大臣同道而来。其主旨是：
最近以来，我国与贵国大加亲密，由此我大皇帝陛下，欲使此亲交愈加密切。如今希望将头等第一勋章，赠送给贵国大皇帝陛下，并命正在北上途中的新任公使黄遵宪，将其携带至日本，奉呈贵国大皇帝陛下。
又此次黄遵宪携带的国书，其词句与以前同样奉呈者，有所不同。此次国书上大改字句，以示亲交相依之御意。其文句已由皇帝亲自拟定。新国书以“大清国大皇帝，敬问我同洲至亲至近友邦，诞膺天佑，践万世一系帝祚之大日本大皇帝好”之字句开头。现敬请电询贵国政府，以此清国大皇帝之御意，转达于贵国皇帝陛下。
张荫桓又曰：他还有一事，想问贵政府之意向。清国皇帝有意向贵国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不知贵国皇帝陛下是否有意受之。而且，贵国也向清国同样派大使。本件系以黄遵宪出发之期临近，我皇帝欲于事前得到贵政府的回答。这事亦请贵官以电报询问贵政府的意向。
据此，本官对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答曰：毫无疑问，清国皇帝陛下对于我皇帝陛下愈加亲密之意，与看重两国国交之愿望，我皇帝亦欣然接受。并且本官深信对于赠送勋章之一事，肯定会同样回礼。至于第二点，即互派大使之事，历来我政府也有此愿望，只是不得不先确认英俄两国是否有同样的希望。由于各种情况，或许难以速定互派大使。然而关于清国的情况，从去年年底以来，俄然大呈变状。由于我国与清国之关系势必成为所谓同洲至亲至近之友邦，在不远的将来，必须互派大使，这是不容置疑的。以上只能作为个人私见。
上述两大臣所带来的使命大要，已在本月6日第一百五十三号电禀，可见别纸。本官窃希望利用此次机会，使得彼我帝室的交际大增亲密。盖我相信如此有利于改良清国诸政，这又是增进我方利益，增大我方权利，以巩固我方地位的一大良剂。故但愿即速给清国皇帝赠送勋章，以作回礼。虽然，互换大使之议，似乎今日稍微难以直行之。可在两三年之内，（我国）有计划至少对清国与英俄派置大使。
近两个月以来，从清国帝室与政府的情况看来，皇帝似乎锐意改良庶政而缺乏得力的大臣。因此，如果我国教导得当，不无效果。李鸿章已失权于北京政府。在中央政府，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也许会占有重要地位。在地方政府，看来张之洞的权威日益加重。我认为，他们依靠日本之志向比李鸿章大得多，均是大可结盟的人物。希望趁着清国皇帝有意亲近日本，他们逐渐得到势力之机，来增强本公使馆的力量，隐然成为支持清国诸般的改良事业的一大势力，并且也培植本邦在清国的实力。
除电禀之外，再作如上详报。谨致
外务大臣伯爵大隈重信
在清临时代理公使 林权助
明治31年9月11日（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两国国交亲善之件》，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来访之报告。）
林权助此信称，他此前曾有电禀。该电报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已有保存。这是一份林权助于明治31年9月6日写成，次日发往东京的电报。该电报是林权助见过王文韶、张荫桓之次日，给大隈重信的紧急报告。内容与上引信件大体相同。只是关于黄遵宪派往日本的身份，光绪皇帝希望由此前的公使升格为“互派头等全权大使”，而林权助表示“其时未届”。（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两国国交亲善之件》，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电报译文。）
总之，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的信件与报告，讲了三件事。其一，光绪皇帝要送天皇头等第一勋章；其二，希望将黄遵宪的规格从原先的公使，升格为头等全权大使派往日本；其三，此次所奉国书，不同以往，字句格外亲密。
这三条内容，充分反映了光绪皇帝急切联合日本的真诚愿望。光绪皇帝希望通过与明治天皇的直接交往，来获取更多的维新方面的经验，以使中国能像日本一样变弱为强，摆脱任人宰割之局面。
林权助对光绪皇帝提出的三项建议，虽然表示欢迎，却又显得十分谨慎。他认为，互赠头等宝星与国书书写都毫无问题，而互派大使一事，须先由英、俄等国协调后方可决定。再有，光绪皇帝与日亲交，完全从吸取日本经验，迅致富强的目的出发；而林权助则希望通过亲交，增加日本在中国的影响，谋取更多的利益。可见，虽然都主张亲交，而动机却有区别。
光绪皇帝的联日政策，毫无疑问是由于康有为所进呈的书籍及奏章的影响。他可能就此事向张荫桓有所协商咨询。但是，这个决定肯定是光绪皇帝自己做出的。这是光绪皇帝在改革实践中，反复思考后所采取的重大决策。
林权助的报告应是千真万确之事，因为张荫桓曾经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可与林权助的报告互相印证。此事发生于戊戌政变之后，张荫桓获罪被发配到新疆，在赴西北途中，张荫桓曾向押解的差官谈起上月光绪帝试图联合日本。张氏称：
七月间，皇上有（石朱）笔谕条，令我向日使言，中国拟派头等钦差驻日本。又拟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我恐日廷不允接待，即至总署与廖仲山言论。正谈叙间，又奉皇上墨谕，内言告知日本，此后往来公牍，可将日皇徽号，全行书写。我即往拜日本使臣，将先奉（石朱）谕隐起，仅将墨笔谕宣示。因向该使臣谈及，中朝欲遣头等钦差之意。日使喜甚，允电日廷政府。念余日并未见有回电，竟作罢论。（注：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第1册，第503页。）
这里的“头等钦差”，即是林权助报告中所称“头等全权大使”。以前由于在清宫档案中，尚没有见到与此事有关的外交文件，故张荫桓的此番谈话，并未受到人们特别的注意。现在，由于林权助致大隈报告之发现，正好可以同张氏之回忆相互对照。
张荫桓的回忆提到了廖仲山（寿恒），而没有提王文韶，可能是他记忆有误。廖仲山与王文韶当时均为军机大臣，但是，王文韶班列在前，是汉军机首席，地位更为重要。廖仲山在百日维新过程中经常代表光绪皇帝同康有为联系，逐卷代递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等变法新书和奏章，京师守旧大臣称之为“康狗”。廖氏对新政抱同情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光绪皇帝让王文韶与张荫桓同去日本公使馆，更说明他对此事的格外重视。
另外，张荫桓谈到他奉有光绪皇帝（石朱）笔谕条有“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由于林权助秘密报告的发现，我们相信也很可能真有其事。它说明光绪皇帝推行亲近日本的外交政策与变法有直接关系。正如林权助的报告所说，正在进行的改革“缺乏得力的大臣”，故而想把康有为派往日本。
由于林权助致大隈重信报告的发现，使张荫桓的这一回忆变得十分重要。它似乎还可以说明，戊戌政变后，康有为说他奉有光绪皇帝亲笔诏书，前往日本，并非空穴来风，完全造假。因为光绪皇帝确实有过指示，让他前往日本“坐探变法事宜”。这有张荫桓所收起的“（石朱）笔谕条”为证。而张荫桓也许有可能将此事向康有为透露，或者携出“（石朱）笔谕条”向康有为展示。张荫桓讲此话时，已在政变之后。他之所以成了阶下囚，完全是因为受到康有为与新政的牵连，因此张氏没有必要再为康有为评功摆好，编造瞎话。以前人们在“衣带诏”问题上对康的批评，或许过于苛刻。
张氏回忆称并未见日本有回电，盖因当时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之中，而等到正式有回音时，张荫桓已在被放逐新疆的旅途之中。
日本外交文书的发现，印证了张荫桓的回忆。
四、日本政府的回应
非常可惜的是，光绪皇帝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计划，刚刚拉开了帷幕，十多天之后即发生了戊戌政变，改革的航船突然触礁。守旧势力卷土重来，北京的上空天昏地暗。慈禧重新上台执政后，光绪皇帝已变成了阶下囚，因此，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计划已成昨日黄花。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等守旧势力倒行逆施，迫害改革派人士。当时日本驻北京的矢野公使，已经从日本返回公使之任，他请求与慈禧、光绪皇帝见面，并得到允诺。矢野以前在京期间，正值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之际，曾与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广泛接触，对新政多有同情。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1898年11月5日）觐见慈禧和光绪皇帝，提出许多中肯意见：一方面他建议清政府应该继续维新改革，不应重走老路，同时还转达了日本天皇对光绪皇帝此前所表示愿意加强友好意向的回应。天皇还表示今后两国陛下要更加亲密。矢野还专门写了致清帝书。该书已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检到，其文曰：
明治31年10月24日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日）矢野文雄致清帝书：
外臣文雄，本日得忝觐见，将我皇帝圣意，面奏贵皇太后、贵皇帝御前，无任光荣之至。
我皇帝因贵皇帝告知，拟赠崇高宝星，具征诚实友爱之情，殊深睿感。经定将我崇高宝星，赠贵皇太后、贵皇帝，以表恭敬亲睦，具有同心之据。
至上月间，北部偶有意外之事，我皇帝殊深宸忧。我两国同在亚东，互相关切，我皇帝希望贵国，履宇外文明诸邦，克臻隆治之道，受兹介福。我皇帝切愿贵皇太后、贵皇帝，圣寿无疆，万年永庆。（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两国国交亲善之文件》，矢野文雄致两宫陛下。）
矢野此封信转达的是他回国面见天皇后日本方面对光绪皇帝拟采取的联日政策之正式回应。信中所称“上月间，北部偶有意外之事”，应是指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北京发生的戊戌政变。所谓“履宇外文明诸邦，克臻隆治之道，受兹介福”，即是建议清廷向西方学习，实现富强之目标。
在此次觐见之后，矢野还于明治31年11月5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专门向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禀报在京谒见详细情形。其文略谓：
今朝于西太后宫殿仪銮殿谒见，两陛下郑重迎接本官，且与本官原来预想相反，两陛下重申两国交谊益加亲密，有关事宜讨论十分详细云云。（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两国国交亲善之文件》，电信译文，第219号。）
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对变法维新持反对态度，当然不会继续奉行光绪皇帝以前所拟定的政策。因此，守旧派的上台，也同时表明了清廷“联合日本，大举新政”外交政策的终结。
作者介绍：孔祥吉，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东京大学大学院客座教授 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大学院地域文化研究副教授。
作者：孔祥吉村田雄二郎
学术研究 2004年05期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2-0085-07
对晚清历史影响深远的百日维新，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模仿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光绪皇帝，他们都希望借助日本明治经验，采用西法，对传统的封建体制进行改革。在百日维新进程中，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只可惜主观、客观条件都不具备，使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昙花一现，以悲剧而告结束。
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1897年11月14日）胶州湾事件发生之后，康有为即一再吁请光绪皇帝采取联合英日的外交政策。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98年1月2日）御史杨深秀上《请联英日，以制德氛而坚俄助折》，十天以后御史王鹏运再递《胶州不可借德，宜密联英日以图抵制折》，光绪二十四年春御史陈其璋又递《外善邦交，内修边备折》，亦主联英日。这些言官们所提出的请联合英国、日本，背后都是康有为在起决定的作用。（注：孔祥吉编著《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18页。）
后来，俄国出兵侵占了旅顺、大连湾，其狰狞面目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康有为和他的学生麦孟华等再次递折，吁请联英日。康氏之《俄胁旅大，覆亡在即，乞密联英日，坚拒勿许折》，集中反映了康有为联合英日的要求。
对于维新派的这些接连不断的要求，光绪皇帝始终没有明确地表示他自己的态度。那么，光绪皇帝的态度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人们有各种推测，但是，始终没有确实可信的资料来说明光绪皇帝在变法中所采取的外交政策。
近期，我们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找到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98年9月11日）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林权助，写给外务大臣伯爵大隈重信的一份编号为机密第94号的报告，它以确凿可信的事实说明，光绪皇帝直至戊戌七月，才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告诉驻京日使林权助，他决定实行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政策。该报告揭示，军机大臣王文韶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奉光绪皇帝亲笔谕旨，到日本驻京公使馆联络，表示要与日亲交的具体过程。
一、借鉴日本经验是康有为变法方案的核心内容
光绪皇帝之所以在变法中要亲近日本，是与康有为自戊戌正月以来反复强调日本变法经验有直接关系。而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之经验，推行中国的改革，则是康有为的一贯思想。
戊戌正月初三日，总理衙门王大臣传康有为到总署询问变法事宜。次日，皇帝“召见枢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见，恭邸谓：请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40页。）
于是，康有为正月初八日递上《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其目的在于统筹变法全局，系统提出他自己的改革构想。康氏此折之核心内容，即是借明治维新经验以推行新政。康有为认为，日本离中国最近，政俗又与中国相同，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康有为还告诉光绪皇帝说：
职译纂累年，成《日本政变考》一书，专明日本改政之次第。又有《大彼得政变记》，顷方缮写，若承垂采，当以进呈。……诚令译署并进此书，几馀披阅，皇上劳精垂意讲之于上，枢译各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权衡在握，施行自异，起衰振靡，警聩发聋，其举动非常，更有迥出意计外者，风声所播，海内熠耸，职可保外人改视易听，必不敢为无厌之求。（注：孔祥吉编著《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8页。）
康有为在这次上书中还把明治维新的经验归纳为三件大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曰主以时见之，称旨则隶入制度局。”
康有为指出：以上三条乃是“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总之，康氏用意十分清楚：中国要想变法成功，必须走明治维新之路。
为了进一步阐述明治维新之经验，推行中国的改革事业，康有为还做了两件事：
头一件事是向朝廷进呈变法新书。康有为把他用多年心血写成的《日本变政考》一书，于戊戌年春夏两次向清廷进呈。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今保存的是戊戌五月第二次进呈本，上下两函，凡十三卷。康有为于书前题记中称：“是书经于二月恭进，顷奉旨宣取，原本所译日文太奥，顷加润色，令文从字顺，并附表注，以便阅看。”（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戊戌进呈本，题记。）
据此不难推断，该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曾两度向清廷进呈，一部书籍在短短的数月中，竟需要两次呈递，足见康有为与光绪帝对它的重视。
康有为在首次进呈《日本变政考》时，还向光绪皇帝呈递了一件奏折，此折原称为《为译纂〈日本变政考〉成书，可考日本由弱致强之故，恭呈御览，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在这件奏折中，康有为着重阐述了一个重要的变法理论，即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要借鉴明治维新的经验。
康氏指出，中国之所以要采用明治维新经验，首先是因为当前的形势非常危迫，“分割已至，亡国在即”，只有像明治天皇那样，讲求新法，刮垢除弊，方能够“扶危定倾，转危为安”。其次，康有为认为中国与日本同处亚洲，文字政俗相同。他说：
惟泰西国数极多，情势各异，文字政俗，与我迥殊，虽欲采法之，译书既难，事势不合，且其富强精巧，皆逾我百倍，骤欲致之，下手实难。惟日本文字政俗皆与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摹之，始则亦步亦趋，继则出新振奇，一切新法，维妙维肖，……吾地大人众，皆十倍日本，若能采鉴变法，三年之内，治具毕张，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矣。（注：孔祥吉编著《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58页。）
一句话，康有为认为采用日本经验，乃是向西方学习的捷径。因此，他恳求光绪皇帝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凡日本行之而错谬者，中国不复践之；凡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国但取而誊写之。这样，“取而鉴之，举而行之，按迹临摹，使成图样”，一转移间，便可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矣”。（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
由于康有为戊戌春季所进的奏折和《日本变政考》等新书，都被军机大臣送到了颐和园，恭请太后慈览，（注：《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日记曰：命将康折并书及前两次折并《俄彼得变政记》皆呈大后慈览。）等到四月二十三日百日维新的帷幕拉开之后，光绪皇帝要看此书，自己手头已经没有。于是，光绪皇帝要康有为再次誊写进呈。
第二件事是当面向皇帝提出学习日本以变法维新的建议。康氏利用颐和园难得的召对机会，再次重申中国变法应采取明治维新经验“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康氏还进一步告诉光绪皇帝称：
臣于变法之事，尝辑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可施行，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但待推行耳。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上曰：然，汝条理甚详。（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45页。）
康有为不断重复的劝说，给皇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颐和园召对之后不久，康有为正要写谢恩折，光绪皇帝又亲自派军机大臣廖寿恒来登门拜访康氏，并传达皇帝旨意，要康有为将所著《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等书，“立即抄写进呈”。（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48页。）
于是，康有为向自己所属的总理衙门告假，称“昼夜编书，不能赴署当差。”可见，颐和园之召对以后，康有为以全部精力，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明治维新经验，编写新书。
《日本变政考》部帙浩繁，规模宏大。康有为自戊戌五月上旬即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编写此书。他于自编年谱中宣称，皇上已经被打动。康氏云：
每日本一新政，皆借发一义于案语中。凡中国变法之曲折条理，无不借此书发之，兼胲详尽，网罗宏大，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上以皆日本施行有效者，阅之甚喜。自官制、财政、宪法、海陆军、经营新疆、合满汉、教男女、改元迁都、农工商矿各事，上皆深然之。新政之旨，有自上特出者，每一旨下，多出奏折之外，枢臣及朝士皆茫然不知所自来，于是疑上谕皆我所议拟，然本朝安有是事？惟间日进书，上采案语，以为谕旨。（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50页。）
康有为写罢一卷，即由军机大臣廖寿恒呈上一卷，下面的一卷尚未完稿，光绪帝又派人催促。不难想见，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对正在推行新政的光绪帝该有多大的吸引力！
光绪皇帝一边阅读《日本变政考》，一边在变法实践中加以运用。显然，光绪皇帝已经认识到，康有为所介绍的明治维新经验，不但非常及时，而且对正在进行的变法有指导作用。
光绪帝通过康有为的谈话、奏折及进呈的书籍，了解了不少日本维新的经验，并且试图加以运用。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国是诏书，到屡次催促军机大臣议覆康有为请开制度新政局之折，再到译书、游学等项，均可看出，光绪皇帝力图按照明治维新的步骤进行。
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光绪皇帝并没有采纳康有为曾反复提出的联英、日的外交政策。因为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涉及到朝廷内部人事问题与复杂的外交问题。然而，联合日本，加强与明治天皇的交往，已经逐渐提上了光绪皇帝的议事日程。
二、黄遵宪、李鸿章的任免是光绪帝联日的重要步骤
在繁忙的百日维新中，如何处理同日本的关系，是光绪皇帝经常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皇帝内心的思考，在清宫档案中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依据，然而，在新法推行过程中，清廷的人事任免仍有十分清楚的踪迹可寻。
首先是黄遵宪的任命。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光绪三年随同何如璋出使日本，充使馆参赞，耳闻目睹明治新政，羡慕向往。曾为何如璋撰写《朝鲜国策》，此书被修信使带回朝鲜之后，影响深远。黄遵宪还力主中国变从西法。其所著《日本国志》介绍日本明治维新采用西法尤其详备，成为中国国内最早了解日本国情的重要参考书籍之一。后来黄遵宪又奔走京师及上海参与强学会事宜，主持开办《时务报》。黄氏自担任湖南按察使后，又延梁启超入湘，主讲时务学堂，大造变法舆论。黄遵宪深通外情，力主变法，给光绪皇帝留下深刻印象。
戊戌四月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向朝廷荐举新政人才，称颂黄遵宪“于各国政治之本原，无不穷究，器识远大，办事精细，其所言必求可行，其所行必求有效，近在湖南办理时务学堂、课吏馆、保卫局等事，规模宏远，成效已著。若能进诸政府，参赞庶务，或畀以疆寄，资其（易文）历，必能不负主知，有补大局。”（注：孔祥吉编著《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99页。）书上，光绪帝即命“送部引见”，六月二十三日正式任命黄氏“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
光绪皇帝对黄遵宪的任命，绝非一般驻外公使之任命。一般任命驻外公使的上谕，均由军机大臣票拟，而黄遵宪之任命，却出自光绪皇帝的亲笔（石朱）谕，它意味着光绪皇帝对黄遵宪寄以厚望，希望他出使日本，能够密切清廷与日本天皇联系，成功吸取维新经验，给中日关系带来崭新的局面。
其次是把李鸿章撵出总理衙门。
李鸿章乃慈禧之亲信，自甲午战争以来，即与光绪帝关系不洽。尤其是李氏签订《中俄密约》后，曾声称可保20年相安无事，然而，曾几何时，俄国却趁机侵占旅顺大连湾。其中，李鸿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是朝廷中亲俄派的代表人物，已是朝野共知的事实。戊戌七月二十二日（1898年9月7日）光绪皇帝正式颁布谕旨，免去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这在当时曾经在京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俄国对光绪皇帝的决定感到震惊，随即提出抗议。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李鸿章被免除总理衙门职务不久，日本驻俄公使于明治31年9月14日在发给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电报中称：
李鸿章此次被清国皇帝免黜总理衙门大臣职务，系因人弹劾，其内阁大学士职务仍然保留。北京林公使已确闻，驻清国俄国公使对李鸿章遭贬黜，甚感遗憾。认为是对俄国政界的一大打击。（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第490987页。）
当时，留心时政，同情变法的《国闻报》曾对李氏罢官之原因进行详尽探讨。认为，李中堂离开总署，中外议论不一，各执一说，传闻异词。该报把李鸿章离开总署的原因归结为以下数端：
其一，谓李傅相出署，系恭忠亲王定策。向来总署各堂与外人交接，均在衙门，无私宅延见外人者。傅相在北洋年久，且曾奉命游历欧美，凡西人之来，多有至私宅拜谒者，事为京朝士大夫所罕见，忠亲王恐有泄漏机要，故预定此策，以正人臣无外交之义。此一说也。
其二，李鸿章在比利时承借芦汉铁路款项中，暗藏俄款，英人抗议，认为“大臣言国之大事，不应如此欺人”。
其三，指责李氏实行联俄政策误国。略谓：中国士大夫惩于去年胶州、旅顺之事，均大悟往者联俄之非计，而思结好英、日，以为互相抵制之法。适日前相伊藤游历来华，欲借此结纳之，恐李傅相坚守联俄之说，或致阻挠大计，此又一说也。（注：《戊戌变法》第3册，第406页。）
总之，对李鸿章被罢免的原因，在社会上有多种猜测。这种现象说明，当时中国朝野对光绪皇帝所要实行的联合日本的外交政策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光绪帝把李鸿章撵出总理衙门，很明显是要把亲俄派赶走，搬去联合日本的一块绊脚石，从而为他的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外交政策铺平道路。
三、林权助的报告所揭示的内幕
光绪皇帝在罢免李鸿章在总理衙门的职务前两天，还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与军机大臣王文韶前往东交民巷的日本驻华公使馆，向他们陈述欲与明治天皇亲密交往的愿望。林权助认为，这是一起日本与清廷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须尽快向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报告。于是，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明治31年9月11日）写了一份名为《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来访，转达重要使命之报告》，该报告原文如下：
机密第九十四号
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带有使命来访一件
本月4日，本官因公访问总署时，张荫桓先出来应接，问道本官：明天即九月五日拟与王文韶同道访问本官，可无妨碍？于是我以下午三时想见为约。两大臣于同刻来访，遂即引见，并觉察到似有机密的要务，告之如有希望，可使使丁退去。于是根据客人意见，叫使丁回避。
张荫桓首先介绍说：王文韶因蒙受清国皇帝之命，亲自带来谕旨访问贵官，故而本大臣亦与王文韶大臣同道而来。其主旨是：
最近以来，我国与贵国大加亲密，由此我大皇帝陛下，欲使此亲交愈加密切。如今希望将头等第一勋章，赠送给贵国大皇帝陛下，并命正在北上途中的新任公使黄遵宪，将其携带至日本，奉呈贵国大皇帝陛下。
又此次黄遵宪携带的国书，其词句与以前同样奉呈者，有所不同。此次国书上大改字句，以示亲交相依之御意。其文句已由皇帝亲自拟定。新国书以“大清国大皇帝，敬问我同洲至亲至近友邦，诞膺天佑，践万世一系帝祚之大日本大皇帝好”之字句开头。现敬请电询贵国政府，以此清国大皇帝之御意，转达于贵国皇帝陛下。
张荫桓又曰：他还有一事，想问贵政府之意向。清国皇帝有意向贵国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不知贵国皇帝陛下是否有意受之。而且，贵国也向清国同样派大使。本件系以黄遵宪出发之期临近，我皇帝欲于事前得到贵政府的回答。这事亦请贵官以电报询问贵政府的意向。
据此，本官对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答曰：毫无疑问，清国皇帝陛下对于我皇帝陛下愈加亲密之意，与看重两国国交之愿望，我皇帝亦欣然接受。并且本官深信对于赠送勋章之一事，肯定会同样回礼。至于第二点，即互派大使之事，历来我政府也有此愿望，只是不得不先确认英俄两国是否有同样的希望。由于各种情况，或许难以速定互派大使。然而关于清国的情况，从去年年底以来，俄然大呈变状。由于我国与清国之关系势必成为所谓同洲至亲至近之友邦，在不远的将来，必须互派大使，这是不容置疑的。以上只能作为个人私见。
上述两大臣所带来的使命大要，已在本月6日第一百五十三号电禀，可见别纸。本官窃希望利用此次机会，使得彼我帝室的交际大增亲密。盖我相信如此有利于改良清国诸政，这又是增进我方利益，增大我方权利，以巩固我方地位的一大良剂。故但愿即速给清国皇帝赠送勋章，以作回礼。虽然，互换大使之议，似乎今日稍微难以直行之。可在两三年之内，（我国）有计划至少对清国与英俄派置大使。
近两个月以来，从清国帝室与政府的情况看来，皇帝似乎锐意改良庶政而缺乏得力的大臣。因此，如果我国教导得当，不无效果。李鸿章已失权于北京政府。在中央政府，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也许会占有重要地位。在地方政府，看来张之洞的权威日益加重。我认为，他们依靠日本之志向比李鸿章大得多，均是大可结盟的人物。希望趁着清国皇帝有意亲近日本，他们逐渐得到势力之机，来增强本公使馆的力量，隐然成为支持清国诸般的改良事业的一大势力，并且也培植本邦在清国的实力。
除电禀之外，再作如上详报。谨致
外务大臣伯爵大隈重信
在清临时代理公使 林权助
明治31年9月11日（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两国国交亲善之件》，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来访之报告。）
林权助此信称，他此前曾有电禀。该电报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已有保存。这是一份林权助于明治31年9月6日写成，次日发往东京的电报。该电报是林权助见过王文韶、张荫桓之次日，给大隈重信的紧急报告。内容与上引信件大体相同。只是关于黄遵宪派往日本的身份，光绪皇帝希望由此前的公使升格为“互派头等全权大使”，而林权助表示“其时未届”。（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两国国交亲善之件》，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电报译文。）
总之，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的信件与报告，讲了三件事。其一，光绪皇帝要送天皇头等第一勋章；其二，希望将黄遵宪的规格从原先的公使，升格为头等全权大使派往日本；其三，此次所奉国书，不同以往，字句格外亲密。
这三条内容，充分反映了光绪皇帝急切联合日本的真诚愿望。光绪皇帝希望通过与明治天皇的直接交往，来获取更多的维新方面的经验，以使中国能像日本一样变弱为强，摆脱任人宰割之局面。
林权助对光绪皇帝提出的三项建议，虽然表示欢迎，却又显得十分谨慎。他认为，互赠头等宝星与国书书写都毫无问题，而互派大使一事，须先由英、俄等国协调后方可决定。再有，光绪皇帝与日亲交，完全从吸取日本经验，迅致富强的目的出发；而林权助则希望通过亲交，增加日本在中国的影响，谋取更多的利益。可见，虽然都主张亲交，而动机却有区别。
光绪皇帝的联日政策，毫无疑问是由于康有为所进呈的书籍及奏章的影响。他可能就此事向张荫桓有所协商咨询。但是，这个决定肯定是光绪皇帝自己做出的。这是光绪皇帝在改革实践中，反复思考后所采取的重大决策。
林权助的报告应是千真万确之事，因为张荫桓曾经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可与林权助的报告互相印证。此事发生于戊戌政变之后，张荫桓获罪被发配到新疆，在赴西北途中，张荫桓曾向押解的差官谈起上月光绪帝试图联合日本。张氏称：
七月间，皇上有（石朱）笔谕条，令我向日使言，中国拟派头等钦差驻日本。又拟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我恐日廷不允接待，即至总署与廖仲山言论。正谈叙间，又奉皇上墨谕，内言告知日本，此后往来公牍，可将日皇徽号，全行书写。我即往拜日本使臣，将先奉（石朱）谕隐起，仅将墨笔谕宣示。因向该使臣谈及，中朝欲遣头等钦差之意。日使喜甚，允电日廷政府。念余日并未见有回电，竟作罢论。（注：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第1册，第503页。）
这里的“头等钦差”，即是林权助报告中所称“头等全权大使”。以前由于在清宫档案中，尚没有见到与此事有关的外交文件，故张荫桓的此番谈话，并未受到人们特别的注意。现在，由于林权助致大隈报告之发现，正好可以同张氏之回忆相互对照。
张荫桓的回忆提到了廖仲山（寿恒），而没有提王文韶，可能是他记忆有误。廖仲山与王文韶当时均为军机大臣，但是，王文韶班列在前，是汉军机首席，地位更为重要。廖仲山在百日维新过程中经常代表光绪皇帝同康有为联系，逐卷代递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等变法新书和奏章，京师守旧大臣称之为“康狗”。廖氏对新政抱同情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光绪皇帝让王文韶与张荫桓同去日本公使馆，更说明他对此事的格外重视。
另外，张荫桓谈到他奉有光绪皇帝（石朱）笔谕条有“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由于林权助秘密报告的发现，我们相信也很可能真有其事。它说明光绪皇帝推行亲近日本的外交政策与变法有直接关系。正如林权助的报告所说，正在进行的改革“缺乏得力的大臣”，故而想把康有为派往日本。
由于林权助致大隈重信报告的发现，使张荫桓的这一回忆变得十分重要。它似乎还可以说明，戊戌政变后，康有为说他奉有光绪皇帝亲笔诏书，前往日本，并非空穴来风，完全造假。因为光绪皇帝确实有过指示，让他前往日本“坐探变法事宜”。这有张荫桓所收起的“（石朱）笔谕条”为证。而张荫桓也许有可能将此事向康有为透露，或者携出“（石朱）笔谕条”向康有为展示。张荫桓讲此话时，已在政变之后。他之所以成了阶下囚，完全是因为受到康有为与新政的牵连，因此张氏没有必要再为康有为评功摆好，编造瞎话。以前人们在“衣带诏”问题上对康的批评，或许过于苛刻。
张氏回忆称并未见日本有回电，盖因当时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之中，而等到正式有回音时，张荫桓已在被放逐新疆的旅途之中。
日本外交文书的发现，印证了张荫桓的回忆。
四、日本政府的回应
非常可惜的是，光绪皇帝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计划，刚刚拉开了帷幕，十多天之后即发生了戊戌政变，改革的航船突然触礁。守旧势力卷土重来，北京的上空天昏地暗。慈禧重新上台执政后，光绪皇帝已变成了阶下囚，因此，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计划已成昨日黄花。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等守旧势力倒行逆施，迫害改革派人士。当时日本驻北京的矢野公使，已经从日本返回公使之任，他请求与慈禧、光绪皇帝见面，并得到允诺。矢野以前在京期间，正值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之际，曾与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广泛接触，对新政多有同情。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1898年11月5日）觐见慈禧和光绪皇帝，提出许多中肯意见：一方面他建议清政府应该继续维新改革，不应重走老路，同时还转达了日本天皇对光绪皇帝此前所表示愿意加强友好意向的回应。天皇还表示今后两国陛下要更加亲密。矢野还专门写了致清帝书。该书已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检到，其文曰：
明治31年10月24日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日）矢野文雄致清帝书：
外臣文雄，本日得忝觐见，将我皇帝圣意，面奏贵皇太后、贵皇帝御前，无任光荣之至。
我皇帝因贵皇帝告知，拟赠崇高宝星，具征诚实友爱之情，殊深睿感。经定将我崇高宝星，赠贵皇太后、贵皇帝，以表恭敬亲睦，具有同心之据。
至上月间，北部偶有意外之事，我皇帝殊深宸忧。我两国同在亚东，互相关切，我皇帝希望贵国，履宇外文明诸邦，克臻隆治之道，受兹介福。我皇帝切愿贵皇太后、贵皇帝，圣寿无疆，万年永庆。（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两国国交亲善之文件》，矢野文雄致两宫陛下。）
矢野此封信转达的是他回国面见天皇后日本方面对光绪皇帝拟采取的联日政策之正式回应。信中所称“上月间，北部偶有意外之事”，应是指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北京发生的戊戌政变。所谓“履宇外文明诸邦，克臻隆治之道，受兹介福”，即是建议清廷向西方学习，实现富强之目标。
在此次觐见之后，矢野还于明治31年11月5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专门向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禀报在京谒见详细情形。其文略谓：
今朝于西太后宫殿仪銮殿谒见，两陛下郑重迎接本官，且与本官原来预想相反，两陛下重申两国交谊益加亲密，有关事宜讨论十分详细云云。（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两国国交亲善之文件》，电信译文，第219号。）
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对变法维新持反对态度，当然不会继续奉行光绪皇帝以前所拟定的政策。因此，守旧派的上台，也同时表明了清廷“联合日本，大举新政”外交政策的终结。
作者介绍：孔祥吉，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东京大学大学院客座教授 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大学院地域文化研究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