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和动力，关系到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关系到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关系到生态环境，也涉及到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能源安全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稳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能源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能源安全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治和军事问题。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是有效利用、长时间延续我国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重大课题。面对来自多个方向、日益严峻的能源安全新挑战，必须着眼于今后十几年几十年内外环境的可能变化，以前瞻性战略思维谋划新的应对举措。对于能源方面的问题，能源的转型是国家经济转型的关键环节，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实现低碳化的、有序的。能源结构是中国能源战略定位的根本。 我国的能源效率低、污染严重，在某种程度上并非由于技术力量不足，而是由于体制不合理和市场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技术创新支持产业发展的制度性轨道缺失，使得大量高效清洁的能源技术得不到普遍采用。通过促进天然气、煤层气等清洁气体能源的跨越式发展，促进能源体系由“以煤为基础”的结构特征向“煤油气并重转化。这是“十一五”期间中国能源体系改造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实现基础能源体系多元化战略的必然选择。在已初步实现产业化的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中，太阳能和光伏能源的发展极为重要。我国现已成为太阳能电池的生产大国，截至2008年底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达1000MW，居世界首位。2009年太阳能电池产量已达2800MW，并且发展和利用空间仍巨大。此外，核电的振兴也成为新时期能源多元化发展的重点之一。随着国际战略空间的不断扩大，我国已积极参与到国际能源资源市场的“集体大合唱”中。目前，我国的能源国际合作领域已从最初的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逐步扩展到天然铀、煤炭、电力、风能、生物燃料、能源科技装备等多个方面；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6个国家建立了双边能源合作机制。 此外，近年来，通过独资、合资、股权参与、并购等灵活的方式，中国的能源企业在海外能源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本文显示从长期趋势看，我国油气资源生产总体上呈稳步增长态势，但油气消费却呈快速增长态势，因此进口原油在消费中的占比在不断提高，而进口天然气在快速上升后有可能出现回调。
2008 年我国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仅为5.99%，2012 年为28.2%，呈快速提升态势；2008 年我国原油及油品合计的进口依存度为56.6%，2012 年为63.2%，平均每年增加1.6 个百分点。从长期趋势看，我国油气资源生产总体上呈稳步增长态势，但油气消费却呈快速增长态势，因此进口原油在消费中的占比在不断提高，而进口天然气在快速上升后有可能出现回调。总体来看，我国油气能源消费的对外依赖度很高，面临能源安全较大的隐患。所谓能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以能够承受的代价获得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的足够的能源供应,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可以承受的代价”,既包括经济方面的支出,也包括政治妥协和军事支撑等,代价“可以承受”即视为安全;二是“发展所需”,能满足发展所需即视为安全。能源安全不是单纯的能源问题、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对外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利益以及外交手段等多层次的战略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源需求急剧增加,能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自2011年以来,福岛核事故、欧债危机、地缘冲突、油价波动等一连串的事件,无一不在刺激着中国能源安全的敏感神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的大国来说,能源安全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所以,基于上述认识, 2008 年我国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仅为5.99%，2012 年为28.2%，呈快速提升态势；2008 年我国原油及油品合计的进口依存度为56.6%，2012 年为63.2%，平均每年增加1.6 个百分点。从长期趋势看，我国油气资源生产总体上呈稳步增长态势，但油气消费却呈快速增长态势，因此进口原油在消费中的占比在不断提高，而进口天然气在快速上升后有可能出现回调。总体来看，我国油气能源消费的对外依赖度很高，面临能源安全较大的隐患。应对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应采用多管齐下的对策，通过加大海上油气开采，发展煤基替代能源，以及加快非常规油气资源的科研和开发力度等措施，以缓解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升的压力。从时间轴上看，加大海上油气开采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煤基替代能源经过近年的示范工程建设已经掌握了技术，即将开始大规模推广；而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还需要在技术和工程上加大投
入，估计尚需5~10 年才能初步见效。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工业化将进入后期阶段，城市化进入中期加速阶段，与此同时，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经济发展受到更多制约条件。短期内，经济增长还会依赖资源投入，因此，未来资源环境消耗程度还将保持较高的水平，在全球资源供给偏紧和环境约束强化的背景下，保持国内经济较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目前，中国的战略短缺资源基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严重短缺，主要依赖进口；二是不能满足国内需求，需要进口补缺；三是具有储量优势，但由于乱挖滥采、需求加大、大量廉价出口等导致潜在短缺风险。资源短缺、资源依赖是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控制资源及能源的开采权、定价权，以及运输通道等方式依然对其全球供应产生重大影响。未来十年全球资源争夺将可能演变为常态化趋势。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与过去几十年间全球资源能源需求爆发式增长相比，总体需求有所放缓，但对一些战略资源的刚性需求还将持续增长，特别是各国对资源能源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升，全球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利用国外资源的风险和难度加大。消费趋同正改变着全球资源的供求平衡，国家间的竞争将演变为资源特别是能源竞争。经济性短缺、区域性短缺导致的供给中断以及需求型短缺将会不同程度的存在。考虑到未来全球经济重心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全球经济增长的人口基数变化和新兴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产生大规模的消费及升级换代需求。因此，新一轮消费势必推动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和能源需求的上升。这里尤其关注的是能源安全问题。经济性短缺、区域性短缺、地缘政治导致的供给中断或短缺以及需求型短缺将会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控制能源的开采权、定价权，以及运输通道等方式依然对全球能源供应产生重大的影响。面对日益突出的能源供需矛盾和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未来中国必须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能源发展大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按照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充分利用全球能源资源，这是中国能源安全必须坚持的长期战略，不但要“走出去”，也要“拿回来”，也就是要通过能源资源勘探开发、贸易和科技合作，以及运输管道建设、能力建设，建设完善的能源资源贸易基础设施，真正把能源“拿回来”，增强对国际大宗能源资源市场的影响力和定价权。当前，世界能源版图正在发生板块裂变。近些年，随着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有效推进以及“页岩气革命”溢出效应的重大影响，美国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变化：美国石油需求从升转降，已经彻底扭转了能源自给率下滑的态势。美国“能源独立”的经验表明，国内能源开发是保持能源安全相对独立的重要基矗中国应该深化和加速资源外交，使资源外交成为国家实现全球资源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大，美、日、欧等国担心中国崛起，正以政治、经济、法律、贸易保护、军事等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突破能源资源瓶颈，获取石油、铁、铜等战略短缺资源。中国如何与资源供应国强化经贸联系，建立一种资源体制，以便在全球能源资源供求关系紧迫的情况下能够优先确保中国能源需求尤为迫切。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能源资源外交战略比较成熟，通过能源资源外交一方面确保国家获得持续、稳定、价格合理的资源供应，密切与能源资源输出国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海外能源资源的合作开发，实现能源来源多样化。日本作为一个能源资源贫瘠的国家，积极拓展资源外交已经成为日本资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11月，日本就对拥有丰富的稀土、石油及铀等天然资源的中亚五国投资总额达7亿美元规模的项目，以此来促进能源资源外交，保障国内能源资源安全。因此，中国必须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中加强和深化能源资源外交以减少对抗和摩擦。
（一）构建新时期应对新挑战的能源安全指标体系
我国新时期能源安全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适应应对新挑战的战略需要。既要考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国际能源环境的可能变化。这一指标体系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能源安全体系。根据国
内权威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该体系应当包括高效合理的能源利用体系、安全稳定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及时灵活的能源预警与应急响应体系、复合多元的世界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协同保障体系。核心目标应是，全面提升持续稳定的能源供应能力、合理需求调控能力、风险规避与应对能力、国际能源市场影响能力。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能源发展战略与能源外交战略，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健全能源安全保障机制；推动能源生产方式的变革，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实行能源消费总量与强度的“双控制”；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打造符合现代化、国际化要求的能源发展与能源外交人才队伍。
（二）将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纳入破解美国战略围堵总体战略谋划中
我国能源资源供给与运输、国内资源开发与国际能源合作、绿色能源发展与能效技术研发等领域的战略布局，必须充分考虑应对美国战略围堵的需要，放到破解美国战略围堵的总体战略中去谋划。既要努力推进对美能源合作特别是能源技术合作，又要为维护我平等利用世界能源资源的权利、世界贸易规则赋予的权利展开必要的斗争。在维护我国海洋能源资源权益问题上，尤其应当充分考虑美国因素。我国布局周边能源运输战略通道，必须考虑到海上运输受制于美国的危险性，加快周边陆上油气运输走廊的建设，增强海上油气运输的政治和军事保障能力。考虑到美国在世界能源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有必要大力发展与能源资源国的能源金融关系，推进本币结算和货币互换，防范美国可能制造的能源金融风险。针对美等西方国家散布的“中国能源威胁论”，必须理直气壮地向世界讲明：中国拥有平等利用世界能源资源的权利；中国能源消耗是种生存消耗、发展消耗，并且正在努力控制其过快增长；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参与世界能源资源开发，是对国际能源市场的重要“增量贡献”。此外，还要通过能源外交运筹，发展“紧密朋友圈”，强化新兴大国的能源安全协作，共同抵御霸权国家对新兴国家能源利益的损害。
（三）在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构建新型国际能源秩序中有更大作为
着眼于“全球能源安全不可分割”的现实，倡导“全球能源共同安全”理念，树立“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立足于既是能源消费大国又是能源生产大国的特殊国情，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发挥大国引领作用。在各类能源国际组织及不同能源地位的国家之间纵横捭阖，强化我国的国际能源地位。重点在G20框架下推动多边能源合作机制建设，同时扩大与欧佩克、国际能源署等国际能源政治中心的合作。强化主要新兴大国的团结，推动建立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为新兴国家争取更大的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空间。金砖国家在能源领域加强合作利于新型全球能源合作机制的建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重组及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有必要予以积极推动，下大力打造“能源金砖”。⑥ 应将构建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能源秩序作为营造良好国际能源环境的努力重点。新型国际能源秩序应以“稳定、共赢、合理、和谐”作为基本诉求，其中又应以“稳定、共赢”作为当前最具关键性的着力方向。推动建立有资源国、消费国、过境国共同组成的新型多边能源合作机制，推动资源国与消费国建立价格协调、利益平衡机制。强化“综合能源安全观”，推动能源领域上中下游全链条各环节、各领域的互利共赢合作。制止新干涉主义的肆虐，维护世界主要能源资源产地的稳定。推动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同加强能源金融监管，减少国际油气市场的波动。抑制资源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促进国际能源体系的开放性发展。
（四）将能源外交重点更多地转向周边地区
考虑到环里海国家、俄罗斯能源资源储量丰富，扩大能源资源开发合作是其发展战略的重要取向，也是我国运筹周边外交、打造“睦邻友好带”、“战略稳定带”和“经济合作带”的需要，为了避免中东海湾局势长时间动荡、非常事态下美国干扰我海上能源运输对我国能源安全造成冲击，有必要将我国国际能源合作战略布局的重点更多地转向中亚国家、俄罗斯及周边其他友好国家，着力打造新时代的“能源丝绸之路”。
要大力推动上合组织统一能源空间的建设，构建应对大国能源博弈的战略依托。还可考虑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战略伙伴建立能源风险与金融风险战略协作机制，将对方的资源优势与我国的金融优势相互结合，实现对方因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而引发的财政风险与我国因遭遇强力围堵而导致的油气供给风险之间的相互对冲。通往南亚和经过南亚通往印度洋的南方“能源丝绸之路”，对于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尽快打通。⑦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我国对中东海湾国家的石油依赖短时间里难以实质性减少，因而必须在强化周边能源合作的同时，并行不悖地发展与沙特等主要产油国的能源伙伴关系，构建更加广泛的国际能源供给网络。
（五）将经略海洋作为能源发展战略与能源安全战略新的进取方向
能否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一大关键。海洋油气开发是进军海洋的重中之重，加强海洋能源资源开发，既可增强国家的能源安全，又可宣示我国的海洋主权，既是能源经济活动，也是国际政治活动，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我国是海洋资源开发的后到者、落后者，必须迎头赶上。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海洋疆土疏于管理、海洋资源开发迟慢的被动局面。为了加快海洋油气开发，必须努力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及维护海洋主权和海洋资源的意识，实现国家地缘战略定位由“陆上大国”向“陆海大国”的转变；必须制定符合进军海洋需要的国家海洋战略，推出激励海洋能源资源开发的政策法规，构建灵活高效的海洋能源资源管理体制与机制，提高主要能源企业的深海油气开发能力，做好防范各种海上油气开发风险的准备。国有大型油气公司率先在争议海域进行油气开发义不容辞，可考虑以主要国有大型油气公司为主，吸纳有实力的地方国有公司和民营公司参与，共同打造几支海洋能源开发“航母战斗群”，逐步确立我国海洋能源资源开发的世界强国地位。我国海军发展滞后，维护海洋主权、保障海上经济活动的能力严重不足，必须大力加强现代化海军建设，在重点强化近海作战能力建设的基础上，争取尽快建成几支兼具近海和远海作战能力的航母战斗群，实现由近海海军向深蓝海军的跨越式发展。
（六）从经济结构、增长方式、技术创新等方面着力，争取在绿色发展中走在世界的前列、、、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变重GDP为重GNP和附加值，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重化工业比重过大的现状，切实解决能源消耗增长过快、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问题。同时应当认识到，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我国以常规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可能根本性改变，因而必须在提高能效技术、降低能源强度方面尽快取得突破，从而“倒逼”能源消耗下降，将石油对外依存度控制在一个合理限度内。清洁发展的时代潮流必然引发国际能源规则、体系和制度新的调整，未来国际能源领域的斗争与合作，相当大程度上将围绕新能源的技术标准、贸易规则及其管理制度展开。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低碳发展、清洁发展、绿色发展方面，应当发挥世界引领作用。为此，既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更需要加强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在技术创新领域，有必要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制造“两弹一星”的精神，争取关键技术研发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同时要努力调动民营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为其释放创新潜力创造条件。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是绿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强化全民族的生态文明意识，制定低碳生活规范，推动绿色革命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广泛展开。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和动力，关系到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关系到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关系到生态环境，也涉及到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能源安全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稳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能源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能源安全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治和军事问题。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是有效利用、长时间延续我国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重大课题。面对来自多个方向、日益严峻的能源安全新挑战，必须着眼于今后十几年几十年内外环境的可能变化，以前瞻性战略思维谋划新的应对举措。对于能源方面的问题，能源的转型是国家经济转型的关键环节，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实现低碳化的、有序的。能源结构是中国能源战略定位的根本。 我国的能源效率低、污染严重，在某种程度上并非由于技术力量不足，而是由于体制不合理和市场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技术创新支持产业发展的制度性轨道缺失，使得大量高效清洁的能源技术得不到普遍采用。通过促进天然气、煤层气等清洁气体能源的跨越式发展，促进能源体系由“以煤为基础”的结构特征向“煤油气并重转化。这是“十一五”期间中国能源体系改造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实现基础能源体系多元化战略的必然选择。在已初步实现产业化的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中，太阳能和光伏能源的发展极为重要。我国现已成为太阳能电池的生产大国，截至2008年底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达1000MW，居世界首位。2009年太阳能电池产量已达2800MW，并且发展和利用空间仍巨大。此外，核电的振兴也成为新时期能源多元化发展的重点之一。随着国际战略空间的不断扩大，我国已积极参与到国际能源资源市场的“集体大合唱”中。目前，我国的能源国际合作领域已从最初的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逐步扩展到天然铀、煤炭、电力、风能、生物燃料、能源科技装备等多个方面；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6个国家建立了双边能源合作机制。 此外，近年来，通过独资、合资、股权参与、并购等灵活的方式，中国的能源企业在海外能源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本文显示从长期趋势看，我国油气资源生产总体上呈稳步增长态势，但油气消费却呈快速增长态势，因此进口原油在消费中的占比在不断提高，而进口天然气在快速上升后有可能出现回调。
2008 年我国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仅为5.99%，2012 年为28.2%，呈快速提升态势；2008 年我国原油及油品合计的进口依存度为56.6%，2012 年为63.2%，平均每年增加1.6 个百分点。从长期趋势看，我国油气资源生产总体上呈稳步增长态势，但油气消费却呈快速增长态势，因此进口原油在消费中的占比在不断提高，而进口天然气在快速上升后有可能出现回调。总体来看，我国油气能源消费的对外依赖度很高，面临能源安全较大的隐患。所谓能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以能够承受的代价获得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的足够的能源供应,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可以承受的代价”,既包括经济方面的支出,也包括政治妥协和军事支撑等,代价“可以承受”即视为安全;二是“发展所需”,能满足发展所需即视为安全。能源安全不是单纯的能源问题、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对外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利益以及外交手段等多层次的战略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源需求急剧增加,能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自2011年以来,福岛核事故、欧债危机、地缘冲突、油价波动等一连串的事件,无一不在刺激着中国能源安全的敏感神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的大国来说,能源安全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所以,基于上述认识, 2008 年我国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仅为5.99%，2012 年为28.2%，呈快速提升态势；2008 年我国原油及油品合计的进口依存度为56.6%，2012 年为63.2%，平均每年增加1.6 个百分点。从长期趋势看，我国油气资源生产总体上呈稳步增长态势，但油气消费却呈快速增长态势，因此进口原油在消费中的占比在不断提高，而进口天然气在快速上升后有可能出现回调。总体来看，我国油气能源消费的对外依赖度很高，面临能源安全较大的隐患。应对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应采用多管齐下的对策，通过加大海上油气开采，发展煤基替代能源，以及加快非常规油气资源的科研和开发力度等措施，以缓解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升的压力。从时间轴上看，加大海上油气开采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煤基替代能源经过近年的示范工程建设已经掌握了技术，即将开始大规模推广；而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还需要在技术和工程上加大投
入，估计尚需5~10 年才能初步见效。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工业化将进入后期阶段，城市化进入中期加速阶段，与此同时，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经济发展受到更多制约条件。短期内，经济增长还会依赖资源投入，因此，未来资源环境消耗程度还将保持较高的水平，在全球资源供给偏紧和环境约束强化的背景下，保持国内经济较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目前，中国的战略短缺资源基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严重短缺，主要依赖进口；二是不能满足国内需求，需要进口补缺；三是具有储量优势，但由于乱挖滥采、需求加大、大量廉价出口等导致潜在短缺风险。资源短缺、资源依赖是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控制资源及能源的开采权、定价权，以及运输通道等方式依然对其全球供应产生重大影响。未来十年全球资源争夺将可能演变为常态化趋势。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与过去几十年间全球资源能源需求爆发式增长相比，总体需求有所放缓，但对一些战略资源的刚性需求还将持续增长，特别是各国对资源能源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升，全球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利用国外资源的风险和难度加大。消费趋同正改变着全球资源的供求平衡，国家间的竞争将演变为资源特别是能源竞争。经济性短缺、区域性短缺导致的供给中断以及需求型短缺将会不同程度的存在。考虑到未来全球经济重心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全球经济增长的人口基数变化和新兴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产生大规模的消费及升级换代需求。因此，新一轮消费势必推动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和能源需求的上升。这里尤其关注的是能源安全问题。经济性短缺、区域性短缺、地缘政治导致的供给中断或短缺以及需求型短缺将会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控制能源的开采权、定价权，以及运输通道等方式依然对全球能源供应产生重大的影响。面对日益突出的能源供需矛盾和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未来中国必须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能源发展大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按照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充分利用全球能源资源，这是中国能源安全必须坚持的长期战略，不但要“走出去”，也要“拿回来”，也就是要通过能源资源勘探开发、贸易和科技合作，以及运输管道建设、能力建设，建设完善的能源资源贸易基础设施，真正把能源“拿回来”，增强对国际大宗能源资源市场的影响力和定价权。当前，世界能源版图正在发生板块裂变。近些年，随着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有效推进以及“页岩气革命”溢出效应的重大影响，美国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变化：美国石油需求从升转降，已经彻底扭转了能源自给率下滑的态势。美国“能源独立”的经验表明，国内能源开发是保持能源安全相对独立的重要基矗中国应该深化和加速资源外交，使资源外交成为国家实现全球资源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大，美、日、欧等国担心中国崛起，正以政治、经济、法律、贸易保护、军事等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突破能源资源瓶颈，获取石油、铁、铜等战略短缺资源。中国如何与资源供应国强化经贸联系，建立一种资源体制，以便在全球能源资源供求关系紧迫的情况下能够优先确保中国能源需求尤为迫切。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能源资源外交战略比较成熟，通过能源资源外交一方面确保国家获得持续、稳定、价格合理的资源供应，密切与能源资源输出国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海外能源资源的合作开发，实现能源来源多样化。日本作为一个能源资源贫瘠的国家，积极拓展资源外交已经成为日本资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11月，日本就对拥有丰富的稀土、石油及铀等天然资源的中亚五国投资总额达7亿美元规模的项目，以此来促进能源资源外交，保障国内能源资源安全。因此，中国必须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中加强和深化能源资源外交以减少对抗和摩擦。
（一）构建新时期应对新挑战的能源安全指标体系
我国新时期能源安全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适应应对新挑战的战略需要。既要考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国际能源环境的可能变化。这一指标体系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能源安全体系。根据国
内权威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该体系应当包括高效合理的能源利用体系、安全稳定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及时灵活的能源预警与应急响应体系、复合多元的世界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协同保障体系。核心目标应是，全面提升持续稳定的能源供应能力、合理需求调控能力、风险规避与应对能力、国际能源市场影响能力。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能源发展战略与能源外交战略，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健全能源安全保障机制；推动能源生产方式的变革，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实行能源消费总量与强度的“双控制”；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打造符合现代化、国际化要求的能源发展与能源外交人才队伍。
（二）将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纳入破解美国战略围堵总体战略谋划中
我国能源资源供给与运输、国内资源开发与国际能源合作、绿色能源发展与能效技术研发等领域的战略布局，必须充分考虑应对美国战略围堵的需要，放到破解美国战略围堵的总体战略中去谋划。既要努力推进对美能源合作特别是能源技术合作，又要为维护我平等利用世界能源资源的权利、世界贸易规则赋予的权利展开必要的斗争。在维护我国海洋能源资源权益问题上，尤其应当充分考虑美国因素。我国布局周边能源运输战略通道，必须考虑到海上运输受制于美国的危险性，加快周边陆上油气运输走廊的建设，增强海上油气运输的政治和军事保障能力。考虑到美国在世界能源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有必要大力发展与能源资源国的能源金融关系，推进本币结算和货币互换，防范美国可能制造的能源金融风险。针对美等西方国家散布的“中国能源威胁论”，必须理直气壮地向世界讲明：中国拥有平等利用世界能源资源的权利；中国能源消耗是种生存消耗、发展消耗，并且正在努力控制其过快增长；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参与世界能源资源开发，是对国际能源市场的重要“增量贡献”。此外，还要通过能源外交运筹，发展“紧密朋友圈”，强化新兴大国的能源安全协作，共同抵御霸权国家对新兴国家能源利益的损害。
（三）在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构建新型国际能源秩序中有更大作为
着眼于“全球能源安全不可分割”的现实，倡导“全球能源共同安全”理念，树立“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立足于既是能源消费大国又是能源生产大国的特殊国情，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发挥大国引领作用。在各类能源国际组织及不同能源地位的国家之间纵横捭阖，强化我国的国际能源地位。重点在G20框架下推动多边能源合作机制建设，同时扩大与欧佩克、国际能源署等国际能源政治中心的合作。强化主要新兴大国的团结，推动建立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为新兴国家争取更大的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空间。金砖国家在能源领域加强合作利于新型全球能源合作机制的建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重组及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有必要予以积极推动，下大力打造“能源金砖”。⑥ 应将构建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能源秩序作为营造良好国际能源环境的努力重点。新型国际能源秩序应以“稳定、共赢、合理、和谐”作为基本诉求，其中又应以“稳定、共赢”作为当前最具关键性的着力方向。推动建立有资源国、消费国、过境国共同组成的新型多边能源合作机制，推动资源国与消费国建立价格协调、利益平衡机制。强化“综合能源安全观”，推动能源领域上中下游全链条各环节、各领域的互利共赢合作。制止新干涉主义的肆虐，维护世界主要能源资源产地的稳定。推动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同加强能源金融监管，减少国际油气市场的波动。抑制资源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促进国际能源体系的开放性发展。
（四）将能源外交重点更多地转向周边地区
考虑到环里海国家、俄罗斯能源资源储量丰富，扩大能源资源开发合作是其发展战略的重要取向，也是我国运筹周边外交、打造“睦邻友好带”、“战略稳定带”和“经济合作带”的需要，为了避免中东海湾局势长时间动荡、非常事态下美国干扰我海上能源运输对我国能源安全造成冲击，有必要将我国国际能源合作战略布局的重点更多地转向中亚国家、俄罗斯及周边其他友好国家，着力打造新时代的“能源丝绸之路”。
要大力推动上合组织统一能源空间的建设，构建应对大国能源博弈的战略依托。还可考虑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战略伙伴建立能源风险与金融风险战略协作机制，将对方的资源优势与我国的金融优势相互结合，实现对方因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而引发的财政风险与我国因遭遇强力围堵而导致的油气供给风险之间的相互对冲。通往南亚和经过南亚通往印度洋的南方“能源丝绸之路”，对于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尽快打通。⑦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我国对中东海湾国家的石油依赖短时间里难以实质性减少，因而必须在强化周边能源合作的同时，并行不悖地发展与沙特等主要产油国的能源伙伴关系，构建更加广泛的国际能源供给网络。
（五）将经略海洋作为能源发展战略与能源安全战略新的进取方向
能否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一大关键。海洋油气开发是进军海洋的重中之重，加强海洋能源资源开发，既可增强国家的能源安全，又可宣示我国的海洋主权，既是能源经济活动，也是国际政治活动，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我国是海洋资源开发的后到者、落后者，必须迎头赶上。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海洋疆土疏于管理、海洋资源开发迟慢的被动局面。为了加快海洋油气开发，必须努力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及维护海洋主权和海洋资源的意识，实现国家地缘战略定位由“陆上大国”向“陆海大国”的转变；必须制定符合进军海洋需要的国家海洋战略，推出激励海洋能源资源开发的政策法规，构建灵活高效的海洋能源资源管理体制与机制，提高主要能源企业的深海油气开发能力，做好防范各种海上油气开发风险的准备。国有大型油气公司率先在争议海域进行油气开发义不容辞，可考虑以主要国有大型油气公司为主，吸纳有实力的地方国有公司和民营公司参与，共同打造几支海洋能源开发“航母战斗群”，逐步确立我国海洋能源资源开发的世界强国地位。我国海军发展滞后，维护海洋主权、保障海上经济活动的能力严重不足，必须大力加强现代化海军建设，在重点强化近海作战能力建设的基础上，争取尽快建成几支兼具近海和远海作战能力的航母战斗群，实现由近海海军向深蓝海军的跨越式发展。
（六）从经济结构、增长方式、技术创新等方面着力，争取在绿色发展中走在世界的前列、、、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变重GDP为重GNP和附加值，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重化工业比重过大的现状，切实解决能源消耗增长过快、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问题。同时应当认识到，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我国以常规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可能根本性改变，因而必须在提高能效技术、降低能源强度方面尽快取得突破，从而“倒逼”能源消耗下降，将石油对外依存度控制在一个合理限度内。清洁发展的时代潮流必然引发国际能源规则、体系和制度新的调整，未来国际能源领域的斗争与合作，相当大程度上将围绕新能源的技术标准、贸易规则及其管理制度展开。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低碳发展、清洁发展、绿色发展方面，应当发挥世界引领作用。为此，既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更需要加强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在技术创新领域，有必要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制造“两弹一星”的精神，争取关键技术研发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同时要努力调动民营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为其释放创新潜力创造条件。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是绿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强化全民族的生态文明意识，制定低碳生活规范，推动绿色革命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广泛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