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欠缺对改革目标和方向的坚持，改革政策出台盲目，随性而为。改革计划的混乱使地方层面根本无法落实，苏共的政治威信一落千丈，不久便彻底走向失败。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与西方信息革命和新自由主义理念主导的发展态势相比，苏联日显落后。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被老一代苏共领导人寄予厚望，希望他“尽全力将苏联带出困境”。但不幸的是，仅仅短短几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改革即以苏共下台、苏联解体而告终，成为“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原本是要给社会主义注入活力，期望社会主义“加速发展”、增加“更多社会主义”成分的改革，缘何最终演变成为一条亡党亡国的“不归路”？本文拟从改革方法论视角，深入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教训。
戈尔巴乔夫改革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战略性失误
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多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环境等不同领域进行剖析和总结，并得出不同结论。站在改革方法论的视角来看，戈尔巴乔夫改革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国民、民主与法制四大基本关系时，均出现重大战略性失误。
（一）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缺乏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和明确的市场化改革策略
戈尔巴乔夫改革没能正确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苏联自创立时起，政府一直都是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力量，政府被赋予了行政与经济双重权力，几乎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各个领域。计划经济中行政配置资源、国家垄断资源，最终导致了价格扭曲和低效率，这也是苏联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逐渐丧失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戈尔巴乔夫期望通过改革来修正苏联传统模式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使政府从宏观视角监控市场，根据国家发展规划调整利益分配格局，从而既保证经济的活跃、发展的稳定，又保证社会公众享受到更充分的公平和正义，整个社会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但由于一直没有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或平衡区域，戈尔巴乔夫政府在这方面的改革并不顺利，甚至出现反复和倒退。如1987年颁布的《企业法》提出要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发挥市场作用，但1989年又开始批判这一政策主张。
戈尔巴乔夫改革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出现一系列战略性失误，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思潮由计划主导，缺乏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明确的市场化改革策略，而这背后的根源则在于苏联市场经济改革领域人才的极度匮乏。苏联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该体制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已延续了近70年，苏联有两三代人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计划经济思维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长期冷战对东西方世界的隔离，使苏联经济学界与西方经济学界缺乏必要的理论交流与深入沟通，人才的交叉培养与输送更是天方夜谭。这直接导致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真正懂得市场经济的本土专家非常稀少。同时受超级大国思维和冷战竞赛的思想局限，苏联又很难放下姿态向相对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派驻人才交流学习，吸收成功经验，并结合本国实际逐渐探索形成具有苏联市场经济理论。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由计划经济体系下培养的专业人才来推行的市场化经济改革，这也不难理解戈尔巴乔夫政府为什么会推出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充满计划色彩的、运动式的“全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
由于在顶层设计中缺乏对市场经济科学、合理的认识，而改革的领导层也从未就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内容达成普遍共识，因此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程中，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一再出现反复，理论界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完全反对和极度迷恋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游走。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要么是全盘否定，要么是完全照搬，缺乏从本国客观实际出发的、独立的认知和判断，更谈不上将市场经济理论与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紧密结合。这就从根本上注定戈尔巴乔夫市场化改革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二）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没能及时顺应地方政府的改革诉求，调动地方改革积极性
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戈尔巴乔夫改革在路径选择上也存在问题。针对苏联中央与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口号是“回归列宁”。例如，在民族问题上，回归“列宁的民族政策原则”，实际上是试图恢复20世纪20年代的观念和实践。但这种非斯大林化的战略实际上是“现代革命者在重复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的旧错误”，没有也不可能带来好的结果。
在上台后，戈尔巴乔夫排除对苏联建构提出替代模式。他认为除联邦制外不可能有其他途径。但在地方层面，已经开始有重塑央地关系的诉求。乌克兰第一任总统克拉夫丘克指出：“当我们聚集在新奥加廖沃讨论新联盟的方案时，曾经提出这样一项任务：应有一部新宪法，一个新联邦，应对20世纪20年代签署的条约进行彻底更新。于是，我们这些来自地方的人……，带着将真正建立一个新联邦的希望去了那里。但当我们开始讨论这项条约时才知道，谁也不提建立新联邦的任务。目的只是改头换面，其他一切照旧，包括政权和人。于是我们就产生了再开一次会，不让戈尔巴乔夫参加的想法。”戈尔巴乔夫回避矛盾，对地方的改革诉求没能及时回应并共同探索合理的解决模式，最终人心离散、苏联走向解体。
（三）在处理政府与国民的关系上，打击原体制下特权者的同时未能实现真正民主化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形成一个享有特定利益的特权官僚阶层。他们处处与民争利，侵犯广大民众的基本权利，公民无法有效、平等地参与政治权力的运作。这样的政治环境无法激发每个国民的主人翁责任感，也难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戈尔巴乔夫开启改革三年之后，由于经济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日益成熟，于是他将民主化、公开性提到首位，开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并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而是列宁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思想，目的是让人民群众享有民主权利，提高民众对国家政治的参与程度。要达到目的，戈尔巴乔夫认为只有两种办法：“组织社会上大多数坚决主张彻底变革的力量，对党政官僚阶层施加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运用策略手段削弱上层的抵制，孤立其中最保守的部分，广招具有新思维的人士一起参与改革。不采取策略手段，已经形成的总体系的强大的官僚阶层是永远不会拱手让出权力的。”
但改革的后果表明，戈尔巴乔夫完全抛弃原有体制中当权者的改革策略是不明智的，激起更强烈的反对与抵制，这也是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把群众吸引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切实落实群众的民主权利，这一思路并不错，错在戈尔巴乔夫不是从基层做起，没有真正落实苏共提出的实现人民自治的目标，而是从中央一级做起，摊子铺得过大，难与人民的切身利益结合，实际上为平民主义的政客们提供了舞台。”
（四）在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上，民主化操之过急且缺乏法治保障而流于形式
民主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强调的一个重点。戈尔巴乔夫一再宣称：“改革的实质恰恰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构想。”“我们的整个改革纲领，……完全是建立在多一些社会主义和多一些民主这样一个原则基础上的。”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中，特别强调要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身价值。这一主张引起了民众极大的兴趣与热情。
1985年春，苏联开始建设新型的现代化社会，目的是形成民主政治，取消经济垄断，发挥个人主动性，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措施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给人们提供更广阔的发挥和创造空间。同时国家保障民众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与人身权利。但这些都只停留在纸面和口号上，最终都没有实现。
戈尔巴乔夫改革强调民主却忽视法治。法治是民主的基础，进行民主化改革必须建立一套人人都要遵守的法律法规来保障。但戈尔巴乔夫在进行民主化改革之前并没有启动相应的修法、立法等工作。最终，戈尔巴乔夫改革仅仅使苏联“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民主’，民主成为凌驾于政治自由和民众社会责任之上的空洞口号。从1985年起，苏联与真正的民主制度渐行渐远，至今都无法扭转。可以说，在几十年间，改革把民主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一位西方评论家曾指出：‘专制到民主的有序过渡必须具备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愿意交权的精英和另一准备受权的精英’。而俄罗斯两者皆无，部分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在执政的最后几年不愿退位和政局混乱所致”。“他没能使自己的同胞对重大的政治经济变革做好准备。他没有帮助设计民主制度，也没有为有序的经济改革打下基础” 。
戈尔巴乔夫改革经验与教训
原本是要给社会主义注入活力，期望苏联社会主义“加速发展”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却最终落得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结局。举国上下皆拥护的改革却以失败告终，从改革方法论角度来看，应从中汲取以下四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一）不断凝聚改革共识是改革成功的首要前提
戈尔巴乔夫改革从1985年3月-1987年12月的举国上下认同、支持与拥护，走到1988年初党内高层共识分裂、知识分子质疑、民众失望，并最终在1991年落得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结局，其深刻教训值得省思。
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在苏联举国上下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开启的。从党和国家领导层面看，他们“渴望加入富裕的民主国家俱乐部”，以便使苏联摆脱发展困境；从知识分子阶层来看，他们热烈地拥护改革，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们就谋求改变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试图将市场刺激因素纳入统一国家计划的僵化体制内，以便使经济制度变得更加灵活；从广大民众的视角看，他们期盼改革，一方面人们急切地盼望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另一方面，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既是精英的向往，也是民众的向往。此外，广大民众也期盼执政党通过改革改变其“官僚特权阶层”代理人的形象，真正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因此，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正顺应了苏联发展的历史潮流。
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政府推行的主要改革措施欠缺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实施几年后，改革取得的实际效果与最初描绘的改革蓝图渐行渐远，改革共识便逐渐开始破裂，党内高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对改革的理解出现严重分化，大多数普通民众对改革的态度则由支持、拥护转变为失望、绝望。自1988年初开始，苏联改革决策层内部出现两种改革观，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一派希望大刀阔斧地改革苏维埃制度；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一派希望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改革掉阻碍社会发展的不良因素，但不触动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基本结构。此后，裂痕不断扩大，到成立“八一九”紧急状态委员会之际，党内高层中的绝大多数，诸如亚纳耶夫、普戈等都不再认同戈尔巴乔夫改革。同时，在苏联，由于执政党包揽一切，对社会生活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所以当改革出现失误，民众便把所有责任都清算到执政党的头上，民众对苏共的信任度一降再降。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从反面印证凝聚改革共识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首要前提，而改革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则是进一步巩固改革共识的重要手段。如果在改革决策层内部对改革路径、方向出现严重分歧，社会公众对改革产生悲观和失望情绪时，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破解，那么改革失败的势头则无可挽回。
（二）改革要“言必行，行必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立信
戈尔巴乔夫改革推进过程中的另一失误，是没能在执政初期在社会公众普遍寄予厚望的背景下，通过选择实施一系列短平快且惠及全民的改革来全面提升政治威信，而他却选择推行诸如过于激进的“反酗酒运动”等措施，反而使他加速丧失民众的支持。改革初期的错误策略，致使深化改革举步维艰。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苏共中央就提出“加速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革新方针，改革目标明确具体。但改革尚在筹备阶段，苏共中央却在1985年5月决定实行激进的“反酗酒运动”。如果苏共是立足从严治党的角度，把“反酗酒运动”限定在党内执行，以此彰显党的先进作用，则该项举措会提高苏共政治威信。但实际上，一是反酗酒运动并没有限制在禁止饮用烈性酒范围内，而是将啤酒、葡萄酒等都列入范围；二是禁酒对象不是只针对共产党员，而是扩大到了全体民众；三是反酗酒运动最后演变成酒类产品变相涨价的依据。由于缺乏科学严谨的论证、调研和评估，过于激进的反酗酒运动严重脱离苏联人民生活实际，激起强烈的反对，在全面改革还未开始，改革共识即已出现裂痕。
戈尔巴乔夫在工业领域实施的改革，也同样产生恶化改革形势的负面影响。原本的改革目标是通过给工厂更多的生产自主权来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保留了公有制、价格和准垄断分配机制，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最终导致绝大多数苏联企业选择停止生产低价的日用消费品。很快市场上就出现了日用消费品大量短缺现象，激起民众强烈不满。诸如此类事件的累积，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其推行的进一步改革产生抵触情绪。
（三）改革应注重保持政策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改革推进过程中，改革者应在明确改革目标后，科学规划改革进程，制定出台符合国情民情、具有可执行性的政策措施，并尽力维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以确保改革政策的有效执行。而纵观戈尔巴乔夫改革历程，“碰壁即转弯”成了戈氏政策的常态，在经济改革未能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马上就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最终两项改革都无果而终。
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欠缺对改革目标和方向的坚持，改革政策出台盲目，随性而为。例如从1985年3月-1990年10月，短短五年多的时间，苏共中央曾先后推出12套经济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大都欠缺科学规划，没有经过严整的论证、调研和评估，甚至前后内容相互否定。1988年末刚刚出台“全面经济计划”，1989年10月就出台“全面修订经济并向市场转换”计划，上一项计划还未全部落地执行即对其进行全面修订。1990年2月出台“400天计划”，5月又出台“5年计划”，8月又随即出台“500天计划”，改革计划的混乱使地方层面根本无法落实，苏共的政治威信一落千丈，不久便彻底走向失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招标课题“改革方法论研究——基于古今中外经典改革案例的视角”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魏加宁，课题协调人：王莹莹，课题组成员：陈爱茹、匡贤明、李文钊、梁琦、朱太辉、江晓成、刘祥东、甘顺利、彭旋、赵伟欣、姜启舟，报告执笔：陈爱茹、王莹莹）
录入编辑：李琪
●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欠缺对改革目标和方向的坚持，改革政策出台盲目，随性而为。改革计划的混乱使地方层面根本无法落实，苏共的政治威信一落千丈，不久便彻底走向失败。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与西方信息革命和新自由主义理念主导的发展态势相比，苏联日显落后。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被老一代苏共领导人寄予厚望，希望他“尽全力将苏联带出困境”。但不幸的是，仅仅短短几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改革即以苏共下台、苏联解体而告终，成为“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原本是要给社会主义注入活力，期望社会主义“加速发展”、增加“更多社会主义”成分的改革，缘何最终演变成为一条亡党亡国的“不归路”？本文拟从改革方法论视角，深入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教训。
戈尔巴乔夫改革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战略性失误
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多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环境等不同领域进行剖析和总结，并得出不同结论。站在改革方法论的视角来看，戈尔巴乔夫改革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国民、民主与法制四大基本关系时，均出现重大战略性失误。
（一）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缺乏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和明确的市场化改革策略
戈尔巴乔夫改革没能正确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苏联自创立时起，政府一直都是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力量，政府被赋予了行政与经济双重权力，几乎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各个领域。计划经济中行政配置资源、国家垄断资源，最终导致了价格扭曲和低效率，这也是苏联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逐渐丧失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戈尔巴乔夫期望通过改革来修正苏联传统模式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使政府从宏观视角监控市场，根据国家发展规划调整利益分配格局，从而既保证经济的活跃、发展的稳定，又保证社会公众享受到更充分的公平和正义，整个社会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但由于一直没有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或平衡区域，戈尔巴乔夫政府在这方面的改革并不顺利，甚至出现反复和倒退。如1987年颁布的《企业法》提出要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发挥市场作用，但1989年又开始批判这一政策主张。
戈尔巴乔夫改革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出现一系列战略性失误，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思潮由计划主导，缺乏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明确的市场化改革策略，而这背后的根源则在于苏联市场经济改革领域人才的极度匮乏。苏联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该体制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已延续了近70年，苏联有两三代人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计划经济思维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长期冷战对东西方世界的隔离，使苏联经济学界与西方经济学界缺乏必要的理论交流与深入沟通，人才的交叉培养与输送更是天方夜谭。这直接导致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真正懂得市场经济的本土专家非常稀少。同时受超级大国思维和冷战竞赛的思想局限，苏联又很难放下姿态向相对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派驻人才交流学习，吸收成功经验，并结合本国实际逐渐探索形成具有苏联市场经济理论。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由计划经济体系下培养的专业人才来推行的市场化经济改革，这也不难理解戈尔巴乔夫政府为什么会推出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充满计划色彩的、运动式的“全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
由于在顶层设计中缺乏对市场经济科学、合理的认识，而改革的领导层也从未就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内容达成普遍共识，因此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程中，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一再出现反复，理论界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完全反对和极度迷恋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游走。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要么是全盘否定，要么是完全照搬，缺乏从本国客观实际出发的、独立的认知和判断，更谈不上将市场经济理论与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紧密结合。这就从根本上注定戈尔巴乔夫市场化改革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二）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没能及时顺应地方政府的改革诉求，调动地方改革积极性
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戈尔巴乔夫改革在路径选择上也存在问题。针对苏联中央与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口号是“回归列宁”。例如，在民族问题上，回归“列宁的民族政策原则”，实际上是试图恢复20世纪20年代的观念和实践。但这种非斯大林化的战略实际上是“现代革命者在重复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的旧错误”，没有也不可能带来好的结果。
在上台后，戈尔巴乔夫排除对苏联建构提出替代模式。他认为除联邦制外不可能有其他途径。但在地方层面，已经开始有重塑央地关系的诉求。乌克兰第一任总统克拉夫丘克指出：“当我们聚集在新奥加廖沃讨论新联盟的方案时，曾经提出这样一项任务：应有一部新宪法，一个新联邦，应对20世纪20年代签署的条约进行彻底更新。于是，我们这些来自地方的人……，带着将真正建立一个新联邦的希望去了那里。但当我们开始讨论这项条约时才知道，谁也不提建立新联邦的任务。目的只是改头换面，其他一切照旧，包括政权和人。于是我们就产生了再开一次会，不让戈尔巴乔夫参加的想法。”戈尔巴乔夫回避矛盾，对地方的改革诉求没能及时回应并共同探索合理的解决模式，最终人心离散、苏联走向解体。
（三）在处理政府与国民的关系上，打击原体制下特权者的同时未能实现真正民主化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形成一个享有特定利益的特权官僚阶层。他们处处与民争利，侵犯广大民众的基本权利，公民无法有效、平等地参与政治权力的运作。这样的政治环境无法激发每个国民的主人翁责任感，也难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戈尔巴乔夫开启改革三年之后，由于经济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日益成熟，于是他将民主化、公开性提到首位，开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并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而是列宁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思想，目的是让人民群众享有民主权利，提高民众对国家政治的参与程度。要达到目的，戈尔巴乔夫认为只有两种办法：“组织社会上大多数坚决主张彻底变革的力量，对党政官僚阶层施加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运用策略手段削弱上层的抵制，孤立其中最保守的部分，广招具有新思维的人士一起参与改革。不采取策略手段，已经形成的总体系的强大的官僚阶层是永远不会拱手让出权力的。”
但改革的后果表明，戈尔巴乔夫完全抛弃原有体制中当权者的改革策略是不明智的，激起更强烈的反对与抵制，这也是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把群众吸引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切实落实群众的民主权利，这一思路并不错，错在戈尔巴乔夫不是从基层做起，没有真正落实苏共提出的实现人民自治的目标，而是从中央一级做起，摊子铺得过大，难与人民的切身利益结合，实际上为平民主义的政客们提供了舞台。”
（四）在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上，民主化操之过急且缺乏法治保障而流于形式
民主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强调的一个重点。戈尔巴乔夫一再宣称：“改革的实质恰恰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构想。”“我们的整个改革纲领，……完全是建立在多一些社会主义和多一些民主这样一个原则基础上的。”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中，特别强调要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身价值。这一主张引起了民众极大的兴趣与热情。
1985年春，苏联开始建设新型的现代化社会，目的是形成民主政治，取消经济垄断，发挥个人主动性，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措施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给人们提供更广阔的发挥和创造空间。同时国家保障民众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与人身权利。但这些都只停留在纸面和口号上，最终都没有实现。
戈尔巴乔夫改革强调民主却忽视法治。法治是民主的基础，进行民主化改革必须建立一套人人都要遵守的法律法规来保障。但戈尔巴乔夫在进行民主化改革之前并没有启动相应的修法、立法等工作。最终，戈尔巴乔夫改革仅仅使苏联“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民主’，民主成为凌驾于政治自由和民众社会责任之上的空洞口号。从1985年起，苏联与真正的民主制度渐行渐远，至今都无法扭转。可以说，在几十年间，改革把民主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一位西方评论家曾指出：‘专制到民主的有序过渡必须具备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愿意交权的精英和另一准备受权的精英’。而俄罗斯两者皆无，部分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在执政的最后几年不愿退位和政局混乱所致”。“他没能使自己的同胞对重大的政治经济变革做好准备。他没有帮助设计民主制度，也没有为有序的经济改革打下基础” 。
戈尔巴乔夫改革经验与教训
原本是要给社会主义注入活力，期望苏联社会主义“加速发展”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却最终落得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结局。举国上下皆拥护的改革却以失败告终，从改革方法论角度来看，应从中汲取以下四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一）不断凝聚改革共识是改革成功的首要前提
戈尔巴乔夫改革从1985年3月-1987年12月的举国上下认同、支持与拥护，走到1988年初党内高层共识分裂、知识分子质疑、民众失望，并最终在1991年落得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结局，其深刻教训值得省思。
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在苏联举国上下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开启的。从党和国家领导层面看，他们“渴望加入富裕的民主国家俱乐部”，以便使苏联摆脱发展困境；从知识分子阶层来看，他们热烈地拥护改革，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们就谋求改变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试图将市场刺激因素纳入统一国家计划的僵化体制内，以便使经济制度变得更加灵活；从广大民众的视角看，他们期盼改革，一方面人们急切地盼望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另一方面，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既是精英的向往，也是民众的向往。此外，广大民众也期盼执政党通过改革改变其“官僚特权阶层”代理人的形象，真正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因此，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正顺应了苏联发展的历史潮流。
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政府推行的主要改革措施欠缺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实施几年后，改革取得的实际效果与最初描绘的改革蓝图渐行渐远，改革共识便逐渐开始破裂，党内高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对改革的理解出现严重分化，大多数普通民众对改革的态度则由支持、拥护转变为失望、绝望。自1988年初开始，苏联改革决策层内部出现两种改革观，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一派希望大刀阔斧地改革苏维埃制度；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一派希望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改革掉阻碍社会发展的不良因素，但不触动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基本结构。此后，裂痕不断扩大，到成立“八一九”紧急状态委员会之际，党内高层中的绝大多数，诸如亚纳耶夫、普戈等都不再认同戈尔巴乔夫改革。同时，在苏联，由于执政党包揽一切，对社会生活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所以当改革出现失误，民众便把所有责任都清算到执政党的头上，民众对苏共的信任度一降再降。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从反面印证凝聚改革共识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首要前提，而改革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则是进一步巩固改革共识的重要手段。如果在改革决策层内部对改革路径、方向出现严重分歧，社会公众对改革产生悲观和失望情绪时，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破解，那么改革失败的势头则无可挽回。
（二）改革要“言必行，行必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立信
戈尔巴乔夫改革推进过程中的另一失误，是没能在执政初期在社会公众普遍寄予厚望的背景下，通过选择实施一系列短平快且惠及全民的改革来全面提升政治威信，而他却选择推行诸如过于激进的“反酗酒运动”等措施，反而使他加速丧失民众的支持。改革初期的错误策略，致使深化改革举步维艰。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苏共中央就提出“加速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革新方针，改革目标明确具体。但改革尚在筹备阶段，苏共中央却在1985年5月决定实行激进的“反酗酒运动”。如果苏共是立足从严治党的角度，把“反酗酒运动”限定在党内执行，以此彰显党的先进作用，则该项举措会提高苏共政治威信。但实际上，一是反酗酒运动并没有限制在禁止饮用烈性酒范围内，而是将啤酒、葡萄酒等都列入范围；二是禁酒对象不是只针对共产党员，而是扩大到了全体民众；三是反酗酒运动最后演变成酒类产品变相涨价的依据。由于缺乏科学严谨的论证、调研和评估，过于激进的反酗酒运动严重脱离苏联人民生活实际，激起强烈的反对，在全面改革还未开始，改革共识即已出现裂痕。
戈尔巴乔夫在工业领域实施的改革，也同样产生恶化改革形势的负面影响。原本的改革目标是通过给工厂更多的生产自主权来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保留了公有制、价格和准垄断分配机制，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最终导致绝大多数苏联企业选择停止生产低价的日用消费品。很快市场上就出现了日用消费品大量短缺现象，激起民众强烈不满。诸如此类事件的累积，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其推行的进一步改革产生抵触情绪。
（三）改革应注重保持政策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改革推进过程中，改革者应在明确改革目标后，科学规划改革进程，制定出台符合国情民情、具有可执行性的政策措施，并尽力维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以确保改革政策的有效执行。而纵观戈尔巴乔夫改革历程，“碰壁即转弯”成了戈氏政策的常态，在经济改革未能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马上就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最终两项改革都无果而终。
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欠缺对改革目标和方向的坚持，改革政策出台盲目，随性而为。例如从1985年3月-1990年10月，短短五年多的时间，苏共中央曾先后推出12套经济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大都欠缺科学规划，没有经过严整的论证、调研和评估，甚至前后内容相互否定。1988年末刚刚出台“全面经济计划”，1989年10月就出台“全面修订经济并向市场转换”计划，上一项计划还未全部落地执行即对其进行全面修订。1990年2月出台“400天计划”，5月又出台“5年计划”，8月又随即出台“500天计划”，改革计划的混乱使地方层面根本无法落实，苏共的政治威信一落千丈，不久便彻底走向失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招标课题“改革方法论研究——基于古今中外经典改革案例的视角”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魏加宁，课题协调人：王莹莹，课题组成员：陈爱茹、匡贤明、李文钊、梁琦、朱太辉、江晓成、刘祥东、甘顺利、彭旋、赵伟欣、姜启舟，报告执笔：陈爱茹、王莹莹）
录入编辑：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