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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的印本（一） 作者：鲁大东
来源：《中国钢笔书法·书画教育》2012年第11期
我在之前连载的文章中，谈到拓本的年代，特别是唐拓、宋拓，前面总是要加上“所谓的”三个字，因为没有多少坚实的证据，可以给一件八百年前的拓本建立一个明确的时间、空间坐标。专家言之凿凿的传世“某字不损本”为唐为宋，其依据往往只是有限的文献，甚至仅仅是通过经验的大致判断。但这也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由于纸质的难以保存，我们几乎没有在出土文物中发现过拓本之类的资料，来进行资料排序。
凡事总有例外，上世纪初敦煌石室中被发现五代之前的几个拓本，如之前谈过的《化度寺》，在学界已经算是石破天惊，但仍然是个孤例，直到七十多年后，总算在别的地方有了新发现：
去过西安碑林的人在从正门进入碑室之前，一定会看到在碑亭里一座高近6米的石柱碑，这就是唐玄宗的隶书《石台孝经》。所谓石柱碑，实际是由四面碑合成，中心的部分是四节方石叠成的石柱。上世纪后期，由于地基局部下沉，碑身已经向西南倾斜。1973年8月陕西省文管会开始对碑进行整修，结果整修的时候，分别在碑身背面与中心石柱连接处以及中心石柱的卯眼内发现了纸质文物。这些纸质文物包括：女真文书残叶、《东方朔盗桃》版画、怀仁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的整拓片和汉字残条4片，其中一条“时为殿中正至三”来自《颜氏家庙碑》，可惜只有这几个字。根据它们的存放位置和同时发现的宋、金铜钱综合判断，情况很可能是这样：金正隆五年（公元1160年）关中地震致使《石台孝经》碑石遭破坏，修整复立的时候放入了这些纸张，目的是位置微调和减震缓冲，时间下限应该在金大定二十年（公元1181年）之前。此次修整是有效的，之后将近八百年，即使是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强度为8至8.3级，烈度为11度的关中大地震，没有使碑再经过大的破坏。 怀仁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的整拓片，发现时紧夹在北面碑背面中部与中心石柱连接处（见图1）。折叠方整，部分受潮霉烂，致使残损了210个字，但其它部分保持了原来的形态：拓本尺寸为216.5×96cm，根据《文物》上的发掘简报，“是用二尺见方的白麻纸拼凑贴成”；拓墨较重，拓后纸面涂蜡，防止字口伸缩，“字口起伏如新拓” ；同时它也是碑石未断时所拓，拓工的技术平平，在当时也属于行活，不然不会拿来垫碑，但重要的是，比它拓得好、拓得早的宋拓善本都是剪裱本，八百年前的整拓本，这还是第一次发现。（见图2） 还需要澄清一点：简报按照时间，称其为“南宋拓本”，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汉族中心主义”，因为西安当时是金国的辖区，就像即使当时南宋向金称臣，现在的满族人也不能把岳飞说成是金人一样，你也不能把金国子民（尽管极大的可能是汉人）做的拓本标为“南宋”。但是叫“金拓本”也让人不习惯，还容易误会，所以只能含糊其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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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的印本（一） 作者：鲁大东
来源：《中国钢笔书法·书画教育》2012年第11期
我在之前连载的文章中，谈到拓本的年代，特别是唐拓、宋拓，前面总是要加上“所谓的”三个字，因为没有多少坚实的证据，可以给一件八百年前的拓本建立一个明确的时间、空间坐标。专家言之凿凿的传世“某字不损本”为唐为宋，其依据往往只是有限的文献，甚至仅仅是通过经验的大致判断。但这也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由于纸质的难以保存，我们几乎没有在出土文物中发现过拓本之类的资料，来进行资料排序。
凡事总有例外，上世纪初敦煌石室中被发现五代之前的几个拓本，如之前谈过的《化度寺》，在学界已经算是石破天惊，但仍然是个孤例，直到七十多年后，总算在别的地方有了新发现：
去过西安碑林的人在从正门进入碑室之前，一定会看到在碑亭里一座高近6米的石柱碑，这就是唐玄宗的隶书《石台孝经》。所谓石柱碑，实际是由四面碑合成，中心的部分是四节方石叠成的石柱。上世纪后期，由于地基局部下沉，碑身已经向西南倾斜。1973年8月陕西省文管会开始对碑进行整修，结果整修的时候，分别在碑身背面与中心石柱连接处以及中心石柱的卯眼内发现了纸质文物。这些纸质文物包括：女真文书残叶、《东方朔盗桃》版画、怀仁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的整拓片和汉字残条4片，其中一条“时为殿中正至三”来自《颜氏家庙碑》，可惜只有这几个字。根据它们的存放位置和同时发现的宋、金铜钱综合判断，情况很可能是这样：金正隆五年（公元1160年）关中地震致使《石台孝经》碑石遭破坏，修整复立的时候放入了这些纸张，目的是位置微调和减震缓冲，时间下限应该在金大定二十年（公元1181年）之前。此次修整是有效的，之后将近八百年，即使是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强度为8至8.3级，烈度为11度的关中大地震，没有使碑再经过大的破坏。 怀仁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的整拓片，发现时紧夹在北面碑背面中部与中心石柱连接处（见图1）。折叠方整，部分受潮霉烂，致使残损了210个字，但其它部分保持了原来的形态：拓本尺寸为216.5×96cm，根据《文物》上的发掘简报，“是用二尺见方的白麻纸拼凑贴成”；拓墨较重，拓后纸面涂蜡，防止字口伸缩，“字口起伏如新拓” ；同时它也是碑石未断时所拓，拓工的技术平平，在当时也属于行活，不然不会拿来垫碑，但重要的是，比它拓得好、拓得早的宋拓善本都是剪裱本，八百年前的整拓本，这还是第一次发现。（见图2） 还需要澄清一点：简报按照时间，称其为“南宋拓本”，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汉族中心主义”，因为西安当时是金国的辖区，就像即使当时南宋向金称臣，现在的满族人也不能把岳飞说成是金人一样，你也不能把金国子民（尽管极大的可能是汉人）做的拓本标为“南宋”。但是叫“金拓本”也让人不习惯，还容易误会，所以只能含糊其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