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斌郁建兴
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5年03期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价值观念领域的问题日益突出，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切和议论。怎样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角度，正确看待价值观念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并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价值观念体系，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迫切课题。
一、价值观念变革的发生及其评价
价值观念是人们在生活、实践过程中和在具体环境中形成的对事物的价值信念、价值目标、价值标准、一般价值规范等较为稳定的观点、看法和态度。当前在价值观念领域中发生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市场的价值法则和行为方式正这样那样地改变着人们已有的价值观念，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正经受着最为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功利主义成为相当普遍的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在某些地区、领域有了发展。
对于这些变化，时下有两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生活的“礼崩乐坏”，导致了价值原则的普遍丧失，因而市场经济的时代是一个价值理性、人文价值被“遮蔽”的时代，是一个“不那么有光的时代”，维护价值必须付出远离现实主流生活的沉重代价。另一种看法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价值原则的维护是一个二律背反，社会的进步必须以付出道德沦丧为代价，“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在市场经济发展刚刚起步的时候必须改变或放弃理想、信念的价值要求和道德要求，凡是现实的即是合理的。
应该指出，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它们都突出了市场经济与价值生活关系的某一方面。但是，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从根本上说又都是不足取的。尽管持这两种看法的同志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但他们在方法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走的都是外在批评的路子，即把某种预设的价值标准加诸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只是作为价值观念体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样，市场经济与价值观念系统的真实关系未能得予真实的揭示，价值系统的现代建构也就不是归于带有浓重浪漫色彩的迂阔之论，就是流于实用主义的功利之辩，而都没有根据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从不断变化着的生活实践中抽象和总结出新的观念，没有从市场经济社会内部去发现和培育调适、制衡的力量。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价值观念体系的变革归根到底反映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是全部社会变迁的真正动力和基础，也是一切价值观念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前提；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对于包括道德价值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始终具有基础性的主导作用。就此而言，无论是考察价值观念系统变革的发生，还是对这一变革出评判，都应从社会存在的本体出发进行。
马克思曾从多重维度展开了他的生产方式范畴。在他看来，生产方式有着四维的结构，即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主体发展形态和物质资料的社会结构形态。也因此，除了按物质资料的社会结构形式（所有制）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人们熟知的五种社会形态外，马克思还按社会技术形态即人一机系统的历史组合类型将社会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自动化社会；按社会交换形态分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社会化的产品经济；按社会主体发展形态划分为人的“原始的丰富”、“低水平的圆满境界”，人的片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高水平的圆满境界，这样三个阶段①。现在人们普遍同意，市场经济形态是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从根本上看，这一历史必然性（合规律性）内含了合目的性、合价值性，这也正是马克思既从技术角度又从人的存在形态角度划分社会形态的统一性之所在。这里的统一性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目标的必由之路。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是全面发展的人，这是历史的产物，“具有经济的性质”。②要使全面发展的人成为可能，必须以实现交换基础上的生产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这一前提正是市场经济形态之发展得以提供的。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社会价值。而且，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多地开辟了新的社会活动领域，也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规范（法律、道德等）的调节。可见，市场经济体制蕴涵着一种关于人性的设计和一整套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信念。如此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价值观念的变革有着总体一致性和彼此协调统一性，市场经济既为价值观念体系的变革展示了严峻的历史法则，又为价值系统的进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即是价值系统变革在当代中国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认识。当前我国价值观念领域中出现的深刻变革，不是仅仅缘于观念上的原因，而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相表里的。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巨大变革，是一场综合性的变革，自然涉及到价值观念领域。鉴于我国有两千多年的自然经济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受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价值观念体系基本上是在排斥、否定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下形成的。因而，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就包含了实现价值观念体系的扬弃。
与此相联系，对价值观念变革的评判，以及现代价值观念体系的建构工作，都应从市场经济的内涵和运用中展开。经济发展与价值进步的总体一致性昭示我们，在评估我国当前出现的价值观念变革时，对这一变革在主导方面的积极、健康性质应予充分肯认。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封建主义与小生产的思想观念，以及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某些不适合社会化大生产与社会进步的观念，方始得到了真正的冲击。也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自由、平等、效率、开拓、创新、变革、开放等现代价值原则始得以生成。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变革也有其消极的、不健康的一面，但即便是这些消极现象，我们也不应到市场经济之外，到物质的生活之外去寻找遏制力量，而应从市场经济本身的特点来加以提示并探究克服的途径，换言之，我们的批评也应是内在的批评。
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无疑是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价值观念体系的建构而言，既然市场经济不是价值追求的“空场”，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主体价值的普遍合理实现准备了条件，而且它们本身属于同一历史过程，市场经济所客观选择的主导价值趋向体现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那么我们的建构工作，应充分正视市场经济这一社会本体的存在，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相应内涵的价值观念体系。
二、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以上我们指出了市场经济发展与价值观念进步的总体一致性，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问题显然比得出这样的基本认识要复杂得多。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价值进步提供的可能性，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环节与心理因素的作用，才会变成现实的，更何况市场经济虽然内在地蕴涵了人性设计和价值要求，但它与价值观念体系之间毕竟遵循着不同的发展逻辑。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一些传统观念的消解，这并不即时带来新型价值观念系统的确立，“破”并不等于“立”。而新价值观念系统如果长时期得不到确立，就会在社会价值生活中造成某些混乱和迷茫，出现“价值失范”现象。同时，由于传统价值观念过多地强调了价值的绝对性和普遍性，因而对某些传统价值观念的消解，可能随之带来对价值绝对性和普遍性的消解，这样，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人们就可能失却对价值本身的关切和终极确证，从而于根本上动摇人类文明的基础。作为结果，其危害越出了观念系统自身，而导致社会的混乱，国家的动荡。许多历史学家曾认为古罗马灭亡于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这是有见地的。事实上，不仅仅古罗马如此，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倾覆都与道德风气的败坏有着直接的联系。
就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而论，价值观的建设工作，将直接关涉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直接关涉到我们社会的协调发展、全面进步。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这一目标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体现了全面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要求。而价值观是人们进行价值评价、决定价值取向的内在依据，从徽观角度看，一个人的价值观是其世界观、人生观的核心部分；从宏观角度说，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是一定社会的文化体系的主干。由此可见，没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相应内涵的价值观念系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系，就不会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及市场经济发展与价值观建设之间的不同步性、不平衡性，是我们必须着力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系统的一个基本依据。
从近现代历史上看，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价值变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众所周知，近代西方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民主改革等一系列变革运动，使西方社会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但是，在这场变迁中，价值观念系统并未能与经济发展走向和谐统一。代表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宗教观念日趋衰微，“上帝死了”，随之西方社会失去了它的超验道德、价值观。相对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念的流行终于导致了对价值本身的解构，而“一旦社会失去了超验纽带的维系，或者说当它不能继续为它的品格构造、工作和文化提供某种‘终极意义’时，这个制度就会发生动摇。”①这也正是“价值失范”、“意义失落”、“文化矛盾”、“危机”、“没落”成为许多西方思想家著作主题的真实背景。它向我们展示了，现代价值观念系统并不只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派生物，它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发挥着独特的社会作用。
以此反观我国社会当前出现的价值问题，就远不是一句“新旧冲突”可以概括得了的。我们还面临着出现“无价值世界”的危险性。事实上，诸如“价值失范”、“意义失落”的现象，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已有了不同程度的表现。
从成因上看，上述“价值失范”、“危机”的出现自然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从市场经济的内涵和运作特点而言，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身蕴涵了一种伦理精神、价值观念，它客观上要求建立一整套规范与之相制衡，即使如亚当·斯密这位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祖师爷，尚且断言，如果人只受经济动机驱使的话，那么将不会有足够的刺激力来生产超出本能必需的产品了。就这一方面而言，我们的市场行为尚缺乏规范，社会法制和道德准备不足，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相联系的。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的这一理性化过程，从一开始就潜伏了病灶，市场经济伦理、价值本身具有工具性、功能性，无法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终极性），它与法律一样能限制人的作恶倾向，却无法给人以内在的慰藉。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就会导致一种“断裂”：市场经济越来越难于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终极意义了。
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如果没有健康的价值观念系统加以平衡，势必危害人类自身。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必要性、重要性所在，也是其艰巨性、复杂性所在。
在现代中国，价值观念系统的建设还有其特殊的艰巨性、复杂性，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传统的价值观念。
应该指出，我们这里所谓的传统，具有双重的意义，既包括在古代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又包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如前所述，这两种传统价值观正经受着市场经济的价值法则和行为方式的挑战和冲击。但是，传统是一种生存方式，它本身与现代生活之间具有一种可容性；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又处于起步阶段，其不成熟性、不规范性和不确定性，在价值生活中造成了某些混乱和迷茫，这又给人留恋传统观念提供了依据。因此传统价值观仍有其存在的基础。而更为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中国自然经济的历史特别长，传统价值观念体系就因此显得特别完善，其中也确实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些必然性要求，比如重义轻利、追求平等、重视人的超越性等等思想，都触及到了宇宙人生的永恒论题，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也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中，在某些方面暗合了传统文化价值观，比如大公无私与重义轻利、实现崇高境界与重视超越性等在形式上有着一致性，这样，它们既借助于传统价值观念系统和意识形态的支撑、扶持，而为几代人所广泛认同，又在某些方面反映着向更高方向进化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因此传统价值观念始终保留着广泛的影响力，这就使得我们今天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淘拣、分辨显得特别艰难，在时间上特别漫长。时下不少人借“观念更新”之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价值观，否定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或者站在既有价值观念体系的立场上指责“礼”、“乐”的崩坏，试图用思想上道义上的“善”去制约、矫正市场经济的“恶”，这些极端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对传统价值观淘拣过程的步履维艰。
其次，当前价值观建设的艰巨性还来自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后发性。
我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眼下正在进行的社会变迁，已不再是西方十七、十八世纪时的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全盘西方化，既是不可能的，又是不必要的，这即是说，我们的发展具有文化选择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解释原则和方法论。马克思区分了“永恒的必然性”和“暂时的必然性”概念，他在指出了商品经济及其造就的物化社会关系具有的必然性、进步性后强调，商品经济、物化社会又是历史的，只具有“暂时的必然性”，物化社会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理想社会，物化社会的拜物教性质，仍是对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否定，是反人类性的。人类社会还要向前发展，形成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消除社会关系中的反人类性。
以此来理解我们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可以看到，这一目标模式中蕴涵了对已有模式的超越意义。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既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区别，又超出了西方化的理解。质言之，这一命题的提出，意味着一种新文明模式的构建。就价值观建设而言，即应体现出其多重的内涵，既体现出历史必然性，又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和“内在目的”，既体现出一般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又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价值取向。
归结起来，我们要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也就意味着必须完成价值观念体系的重新构建。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不仅要抗拒某些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巨大历史惯性，而且要同时面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某些价值观念的挑剔和责难，因而不能很快确立和成型。同时，市场经济价值观既因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而受到肯定和宣扬，又因其必然产生的消极影响而同时受到批判。也就是说，对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念有适应和超越这种历时性的两个任务，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必须在共时态下一起完成。这无疑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特殊性，显然是造成当前出现的诸多价值问题的深层原因，从而也就成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难点和基本课题。
三、价值观建设的可能性思路
从对价值问题的传统、现实与理想三重维度的审视中，我们可以来探究一下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可能性思路。
鉴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发展是我们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任务，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因而，建构价值观念系统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凭依，为生长点，而决不是向某种价值观念体系的复归。我们要建构的是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价值观念体系。
从步骤上讲，我们首先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建设，落实新体制的价值、道德要求，调节新的社会生活、社会行为。这里既涉及法制（强制手段的调节）的健全，也涉及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调节）的培育。这是一项具有全新内容的艰巨工作。应该看到，当前社会价值生活中的许多混乱无序现象，是可以通过规范建设加以调控的。比如，通过制订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来遏制不正当竞争，倡导文明竞争；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来避免出现两极分化，确保共同富俗；等等。
但是，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规范体系是功能性、工具性的，人们遵循它是以获利为目的的。因而，行为的合规范训练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当前），但这种训练并未完成建构新价值观念体系的任务。如许多西方学者所指出，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必然以损毁价值理性、人文理想为代价。我们必须展望后现代的情景来处理现代问题。如是，市场经济之发展，在建立规范体系的同时，还需确立起规范的绝对性和普遍性，即不把规范当作获利手段使用，而是使之提升为人们的最高价值、绝对目的，以此充任功利取向、工具理性的抑制平衡因素，确保社会的健康发展。
这样说来，虽然市场经济本身当然可以构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但对“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不可过多强调。这一命题让人停留在由市场经济的运作逻辑而产生的适合于自身的规则、法令面前，而误以为文化建设（包括价值观建设）的完成，重蹈西方近代化过程中以工具理性吞没价值理性的覆辙④。
那么，怎样实现市场经济规则、规范体系的提升呢？有的同志提出了“规范内化”、“变化气质”，以使市场经济中行为主体由行为规则中培养出经济合理性，再由经济合理性开出价值合理性。这是富有启发的。但“规范内化”、“变化气质”何以可能？仍需我们去努力探究。与前文所述新价值观念体系建构的难点和基本课题相联系，我们认为，传统价值观念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资源。
在市场经济的运作逻辑中，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体系失去了存在的历史根据，但应该明确，这是就传统作为一种体系、系统而言的，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并不是割断传统，在现代化了的社会结构中，传统价值观中的许多原则，经过合理的改造，均可成为新价值观念体系中的元素、质料。择要而言，传统价值观中至少有两个值得挖掘的方面，一是传统价值观念的形式性。从形式上说，传统价值观念都认为自己是绝对的、普遍的。虽然在落实到每一个具体观念的时候，均以形式化处理并不恰当，但也确实有形式化之公理，如孔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具有普遍性、绝对性。挖掘传统价值观念的形式意义，对于从人性自利中引出行为规则、规范，使每个行为主体由个别性转化为同一性，抵制住相对主义、实用主义思潮的侵蚀，无疑可起到重要的作用。二是传统的某些具体价值观念，如自由观念的理性自愿原则，以义统利观念，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反对人为物役的观念，等等，均可创造性地转换进入新价值观念体系。那种认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进而指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无法现代化的看法，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陈腐之见。因而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系统，不能也不应该割断历史和传统，而应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系统超越性的取得，更主要地来自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我们努力发展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树立和坚持社会主义思想、信念和价值观。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对市场经济派生的规则、规范体系的指导作用、导向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迎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之后的更高历史阶段，更高的道德境界，更全面发展的“新人”。马克思曾经指出，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它“在保证社会劳动力极高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⑤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中蕴含着一种价值理想，它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最高原则、最高律令，即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无疑，如果我们忽视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对市场经济规范体系的提升、“变化气质”，共产主义的实现将永远是不可及的。
值得提及的是，我们要树立和坚持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不就是过去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价值观。这里所谓的集体主义，是一种新的或真正的集体主义，它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因为只有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⑥也即形成了独立的个人。而真实的集体⑦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⑧在这样真实的集体中，才谈得上集体主义精神的构建。可见，我们所倡导的集体主义，是充分尊重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发展的集体主义，它强调、倡行从整体的集体利益出发谋求公利，并不以否定个人利益（私利）为前提，而恰恰是真正代表了个人的共同利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而在于是将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将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无疑，将集体利益视为出发点与归宿点，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的超越性的表现，正是这种超越性的不断开显，我们才会迎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终极价值理想的实现。
当然，我们较多地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超越性，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理想必须当下即是地得以实现，而是说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应失落。这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可以而且必须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理论根据。由此可见，新的价值观念系统的建构应体现出层次性。即要适应正在逐步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又要体现其发展目标、终极取向，把远大的革命目标与现实精神结合起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系统，应是融汇了现实与理想的有机整体，它既注意体现现实性的特点，又包含着理想性的要求；既有大多数人可以接受与实践的广泛性，又有感召人们不断递升的先进性。在这个有机整体中，失去了现实性，价值观念系统便无法在现实中生存，失去了可行操作的必然性，其结果或是痛苦、分裂，或是矫饰、虚伪；失去了理想性，以日常生活遮蔽、否定最终目的，人类将永远不能得到解放。马克思说过，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属于必然王国，只有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发展了，自由王国才开始了。经济发展并不自动进入自由王国。这或可视为价值关怀之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再度确证。
总之，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价值观念的变革，对此变革，我们既不能从原有的价值系统出发作出感伤主义的喟叹，也不能任其自然，认为经济发展了，道德、价值观建设自然而然地上去了。我们既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认真理解发生这一变革的历史依据，又要站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这一建构，必须从市场经济自身的运作逻辑入手，从过程上看，是一个由市场经济规则、规范体系不断提升，最终开显出超越性、普遍性、绝对性价值理性的艰巨历程；而从构成上看，则是以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为主体，使传统、现实和理想这三重维度得以落实。只有实现了上述的提升和落实，我们才有理由说，凤凰涅槃，毁灭迎来了新生。
注释：
①对马克思社会形态划分标准理论的更为详细的考察，请参阅郁建兴：《关于社会形态标准问题的方法论思考》，《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第1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9页。
③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本，第67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④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主题之一，就是批判失去了价值导引的“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马克斯·韦伯、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诸著作家们等等，或通过深广厚实的历史研究，或通过精微细致的逻辑分析，指出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价值理性的退场、丧失、耗尽。虽然这些论者对这一现象的形成根源及其克服途径的论述中，有着诸多的可商之处，但他们对商品社会、市场经济规则体系局限性的揭示，却是十分深刻的。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
⑦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区分了“真实的集体”与“虚幻的集体。”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5页。
作者：万斌郁建兴
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5年03期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价值观念领域的问题日益突出，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切和议论。怎样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角度，正确看待价值观念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并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价值观念体系，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迫切课题。
一、价值观念变革的发生及其评价
价值观念是人们在生活、实践过程中和在具体环境中形成的对事物的价值信念、价值目标、价值标准、一般价值规范等较为稳定的观点、看法和态度。当前在价值观念领域中发生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市场的价值法则和行为方式正这样那样地改变着人们已有的价值观念，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正经受着最为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功利主义成为相当普遍的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在某些地区、领域有了发展。
对于这些变化，时下有两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生活的“礼崩乐坏”，导致了价值原则的普遍丧失，因而市场经济的时代是一个价值理性、人文价值被“遮蔽”的时代，是一个“不那么有光的时代”，维护价值必须付出远离现实主流生活的沉重代价。另一种看法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价值原则的维护是一个二律背反，社会的进步必须以付出道德沦丧为代价，“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在市场经济发展刚刚起步的时候必须改变或放弃理想、信念的价值要求和道德要求，凡是现实的即是合理的。
应该指出，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它们都突出了市场经济与价值生活关系的某一方面。但是，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从根本上说又都是不足取的。尽管持这两种看法的同志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但他们在方法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走的都是外在批评的路子，即把某种预设的价值标准加诸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只是作为价值观念体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样，市场经济与价值观念系统的真实关系未能得予真实的揭示，价值系统的现代建构也就不是归于带有浓重浪漫色彩的迂阔之论，就是流于实用主义的功利之辩，而都没有根据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从不断变化着的生活实践中抽象和总结出新的观念，没有从市场经济社会内部去发现和培育调适、制衡的力量。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价值观念体系的变革归根到底反映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是全部社会变迁的真正动力和基础，也是一切价值观念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前提；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对于包括道德价值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始终具有基础性的主导作用。就此而言，无论是考察价值观念系统变革的发生，还是对这一变革出评判，都应从社会存在的本体出发进行。
马克思曾从多重维度展开了他的生产方式范畴。在他看来，生产方式有着四维的结构，即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主体发展形态和物质资料的社会结构形态。也因此，除了按物质资料的社会结构形式（所有制）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人们熟知的五种社会形态外，马克思还按社会技术形态即人一机系统的历史组合类型将社会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自动化社会；按社会交换形态分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社会化的产品经济；按社会主体发展形态划分为人的“原始的丰富”、“低水平的圆满境界”，人的片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高水平的圆满境界，这样三个阶段①。现在人们普遍同意，市场经济形态是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从根本上看，这一历史必然性（合规律性）内含了合目的性、合价值性，这也正是马克思既从技术角度又从人的存在形态角度划分社会形态的统一性之所在。这里的统一性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目标的必由之路。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是全面发展的人，这是历史的产物，“具有经济的性质”。②要使全面发展的人成为可能，必须以实现交换基础上的生产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这一前提正是市场经济形态之发展得以提供的。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社会价值。而且，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多地开辟了新的社会活动领域，也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规范（法律、道德等）的调节。可见，市场经济体制蕴涵着一种关于人性的设计和一整套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信念。如此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价值观念的变革有着总体一致性和彼此协调统一性，市场经济既为价值观念体系的变革展示了严峻的历史法则，又为价值系统的进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即是价值系统变革在当代中国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认识。当前我国价值观念领域中出现的深刻变革，不是仅仅缘于观念上的原因，而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相表里的。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巨大变革，是一场综合性的变革，自然涉及到价值观念领域。鉴于我国有两千多年的自然经济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受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价值观念体系基本上是在排斥、否定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下形成的。因而，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就包含了实现价值观念体系的扬弃。
与此相联系，对价值观念变革的评判，以及现代价值观念体系的建构工作，都应从市场经济的内涵和运用中展开。经济发展与价值进步的总体一致性昭示我们，在评估我国当前出现的价值观念变革时，对这一变革在主导方面的积极、健康性质应予充分肯认。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封建主义与小生产的思想观念，以及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某些不适合社会化大生产与社会进步的观念，方始得到了真正的冲击。也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自由、平等、效率、开拓、创新、变革、开放等现代价值原则始得以生成。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变革也有其消极的、不健康的一面，但即便是这些消极现象，我们也不应到市场经济之外，到物质的生活之外去寻找遏制力量，而应从市场经济本身的特点来加以提示并探究克服的途径，换言之，我们的批评也应是内在的批评。
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无疑是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价值观念体系的建构而言，既然市场经济不是价值追求的“空场”，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主体价值的普遍合理实现准备了条件，而且它们本身属于同一历史过程，市场经济所客观选择的主导价值趋向体现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那么我们的建构工作，应充分正视市场经济这一社会本体的存在，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相应内涵的价值观念体系。
二、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以上我们指出了市场经济发展与价值观念进步的总体一致性，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问题显然比得出这样的基本认识要复杂得多。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价值进步提供的可能性，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环节与心理因素的作用，才会变成现实的，更何况市场经济虽然内在地蕴涵了人性设计和价值要求，但它与价值观念体系之间毕竟遵循着不同的发展逻辑。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一些传统观念的消解，这并不即时带来新型价值观念系统的确立，“破”并不等于“立”。而新价值观念系统如果长时期得不到确立，就会在社会价值生活中造成某些混乱和迷茫，出现“价值失范”现象。同时，由于传统价值观念过多地强调了价值的绝对性和普遍性，因而对某些传统价值观念的消解，可能随之带来对价值绝对性和普遍性的消解，这样，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人们就可能失却对价值本身的关切和终极确证，从而于根本上动摇人类文明的基础。作为结果，其危害越出了观念系统自身，而导致社会的混乱，国家的动荡。许多历史学家曾认为古罗马灭亡于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这是有见地的。事实上，不仅仅古罗马如此，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倾覆都与道德风气的败坏有着直接的联系。
就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而论，价值观的建设工作，将直接关涉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直接关涉到我们社会的协调发展、全面进步。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这一目标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体现了全面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要求。而价值观是人们进行价值评价、决定价值取向的内在依据，从徽观角度看，一个人的价值观是其世界观、人生观的核心部分；从宏观角度说，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是一定社会的文化体系的主干。由此可见，没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相应内涵的价值观念系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系，就不会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及市场经济发展与价值观建设之间的不同步性、不平衡性，是我们必须着力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系统的一个基本依据。
从近现代历史上看，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价值变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众所周知，近代西方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民主改革等一系列变革运动，使西方社会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但是，在这场变迁中，价值观念系统并未能与经济发展走向和谐统一。代表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宗教观念日趋衰微，“上帝死了”，随之西方社会失去了它的超验道德、价值观。相对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念的流行终于导致了对价值本身的解构，而“一旦社会失去了超验纽带的维系，或者说当它不能继续为它的品格构造、工作和文化提供某种‘终极意义’时，这个制度就会发生动摇。”①这也正是“价值失范”、“意义失落”、“文化矛盾”、“危机”、“没落”成为许多西方思想家著作主题的真实背景。它向我们展示了，现代价值观念系统并不只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派生物，它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发挥着独特的社会作用。
以此反观我国社会当前出现的价值问题，就远不是一句“新旧冲突”可以概括得了的。我们还面临着出现“无价值世界”的危险性。事实上，诸如“价值失范”、“意义失落”的现象，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已有了不同程度的表现。
从成因上看，上述“价值失范”、“危机”的出现自然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从市场经济的内涵和运作特点而言，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身蕴涵了一种伦理精神、价值观念，它客观上要求建立一整套规范与之相制衡，即使如亚当·斯密这位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祖师爷，尚且断言，如果人只受经济动机驱使的话，那么将不会有足够的刺激力来生产超出本能必需的产品了。就这一方面而言，我们的市场行为尚缺乏规范，社会法制和道德准备不足，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相联系的。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的这一理性化过程，从一开始就潜伏了病灶，市场经济伦理、价值本身具有工具性、功能性，无法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终极性），它与法律一样能限制人的作恶倾向，却无法给人以内在的慰藉。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就会导致一种“断裂”：市场经济越来越难于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终极意义了。
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如果没有健康的价值观念系统加以平衡，势必危害人类自身。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必要性、重要性所在，也是其艰巨性、复杂性所在。
在现代中国，价值观念系统的建设还有其特殊的艰巨性、复杂性，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传统的价值观念。
应该指出，我们这里所谓的传统，具有双重的意义，既包括在古代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又包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如前所述，这两种传统价值观正经受着市场经济的价值法则和行为方式的挑战和冲击。但是，传统是一种生存方式，它本身与现代生活之间具有一种可容性；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又处于起步阶段，其不成熟性、不规范性和不确定性，在价值生活中造成了某些混乱和迷茫，这又给人留恋传统观念提供了依据。因此传统价值观仍有其存在的基础。而更为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中国自然经济的历史特别长，传统价值观念体系就因此显得特别完善，其中也确实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些必然性要求，比如重义轻利、追求平等、重视人的超越性等等思想，都触及到了宇宙人生的永恒论题，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也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中，在某些方面暗合了传统文化价值观，比如大公无私与重义轻利、实现崇高境界与重视超越性等在形式上有着一致性，这样，它们既借助于传统价值观念系统和意识形态的支撑、扶持，而为几代人所广泛认同，又在某些方面反映着向更高方向进化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因此传统价值观念始终保留着广泛的影响力，这就使得我们今天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淘拣、分辨显得特别艰难，在时间上特别漫长。时下不少人借“观念更新”之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价值观，否定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或者站在既有价值观念体系的立场上指责“礼”、“乐”的崩坏，试图用思想上道义上的“善”去制约、矫正市场经济的“恶”，这些极端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对传统价值观淘拣过程的步履维艰。
其次，当前价值观建设的艰巨性还来自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后发性。
我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眼下正在进行的社会变迁，已不再是西方十七、十八世纪时的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全盘西方化，既是不可能的，又是不必要的，这即是说，我们的发展具有文化选择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解释原则和方法论。马克思区分了“永恒的必然性”和“暂时的必然性”概念，他在指出了商品经济及其造就的物化社会关系具有的必然性、进步性后强调，商品经济、物化社会又是历史的，只具有“暂时的必然性”，物化社会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理想社会，物化社会的拜物教性质，仍是对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否定，是反人类性的。人类社会还要向前发展，形成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消除社会关系中的反人类性。
以此来理解我们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可以看到，这一目标模式中蕴涵了对已有模式的超越意义。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既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区别，又超出了西方化的理解。质言之，这一命题的提出，意味着一种新文明模式的构建。就价值观建设而言，即应体现出其多重的内涵，既体现出历史必然性，又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和“内在目的”，既体现出一般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又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价值取向。
归结起来，我们要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也就意味着必须完成价值观念体系的重新构建。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不仅要抗拒某些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巨大历史惯性，而且要同时面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某些价值观念的挑剔和责难，因而不能很快确立和成型。同时，市场经济价值观既因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而受到肯定和宣扬，又因其必然产生的消极影响而同时受到批判。也就是说，对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念有适应和超越这种历时性的两个任务，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必须在共时态下一起完成。这无疑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特殊性，显然是造成当前出现的诸多价值问题的深层原因，从而也就成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难点和基本课题。
三、价值观建设的可能性思路
从对价值问题的传统、现实与理想三重维度的审视中，我们可以来探究一下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可能性思路。
鉴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发展是我们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任务，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因而，建构价值观念系统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凭依，为生长点，而决不是向某种价值观念体系的复归。我们要建构的是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价值观念体系。
从步骤上讲，我们首先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建设，落实新体制的价值、道德要求，调节新的社会生活、社会行为。这里既涉及法制（强制手段的调节）的健全，也涉及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调节）的培育。这是一项具有全新内容的艰巨工作。应该看到，当前社会价值生活中的许多混乱无序现象，是可以通过规范建设加以调控的。比如，通过制订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来遏制不正当竞争，倡导文明竞争；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来避免出现两极分化，确保共同富俗；等等。
但是，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规范体系是功能性、工具性的，人们遵循它是以获利为目的的。因而，行为的合规范训练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当前），但这种训练并未完成建构新价值观念体系的任务。如许多西方学者所指出，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必然以损毁价值理性、人文理想为代价。我们必须展望后现代的情景来处理现代问题。如是，市场经济之发展，在建立规范体系的同时，还需确立起规范的绝对性和普遍性，即不把规范当作获利手段使用，而是使之提升为人们的最高价值、绝对目的，以此充任功利取向、工具理性的抑制平衡因素，确保社会的健康发展。
这样说来，虽然市场经济本身当然可以构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但对“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不可过多强调。这一命题让人停留在由市场经济的运作逻辑而产生的适合于自身的规则、法令面前，而误以为文化建设（包括价值观建设）的完成，重蹈西方近代化过程中以工具理性吞没价值理性的覆辙④。
那么，怎样实现市场经济规则、规范体系的提升呢？有的同志提出了“规范内化”、“变化气质”，以使市场经济中行为主体由行为规则中培养出经济合理性，再由经济合理性开出价值合理性。这是富有启发的。但“规范内化”、“变化气质”何以可能？仍需我们去努力探究。与前文所述新价值观念体系建构的难点和基本课题相联系，我们认为，传统价值观念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资源。
在市场经济的运作逻辑中，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体系失去了存在的历史根据，但应该明确，这是就传统作为一种体系、系统而言的，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并不是割断传统，在现代化了的社会结构中，传统价值观中的许多原则，经过合理的改造，均可成为新价值观念体系中的元素、质料。择要而言，传统价值观中至少有两个值得挖掘的方面，一是传统价值观念的形式性。从形式上说，传统价值观念都认为自己是绝对的、普遍的。虽然在落实到每一个具体观念的时候，均以形式化处理并不恰当，但也确实有形式化之公理，如孔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具有普遍性、绝对性。挖掘传统价值观念的形式意义，对于从人性自利中引出行为规则、规范，使每个行为主体由个别性转化为同一性，抵制住相对主义、实用主义思潮的侵蚀，无疑可起到重要的作用。二是传统的某些具体价值观念，如自由观念的理性自愿原则，以义统利观念，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反对人为物役的观念，等等，均可创造性地转换进入新价值观念体系。那种认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进而指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无法现代化的看法，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陈腐之见。因而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系统，不能也不应该割断历史和传统，而应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系统超越性的取得，更主要地来自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我们努力发展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树立和坚持社会主义思想、信念和价值观。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对市场经济派生的规则、规范体系的指导作用、导向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迎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之后的更高历史阶段，更高的道德境界，更全面发展的“新人”。马克思曾经指出，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它“在保证社会劳动力极高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⑤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中蕴含着一种价值理想，它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最高原则、最高律令，即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无疑，如果我们忽视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对市场经济规范体系的提升、“变化气质”，共产主义的实现将永远是不可及的。
值得提及的是，我们要树立和坚持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不就是过去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价值观。这里所谓的集体主义，是一种新的或真正的集体主义，它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因为只有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⑥也即形成了独立的个人。而真实的集体⑦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⑧在这样真实的集体中，才谈得上集体主义精神的构建。可见，我们所倡导的集体主义，是充分尊重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发展的集体主义，它强调、倡行从整体的集体利益出发谋求公利，并不以否定个人利益（私利）为前提，而恰恰是真正代表了个人的共同利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而在于是将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将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无疑，将集体利益视为出发点与归宿点，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的超越性的表现，正是这种超越性的不断开显，我们才会迎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终极价值理想的实现。
当然，我们较多地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超越性，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理想必须当下即是地得以实现，而是说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应失落。这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可以而且必须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理论根据。由此可见，新的价值观念系统的建构应体现出层次性。即要适应正在逐步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又要体现其发展目标、终极取向，把远大的革命目标与现实精神结合起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系统，应是融汇了现实与理想的有机整体，它既注意体现现实性的特点，又包含着理想性的要求；既有大多数人可以接受与实践的广泛性，又有感召人们不断递升的先进性。在这个有机整体中，失去了现实性，价值观念系统便无法在现实中生存，失去了可行操作的必然性，其结果或是痛苦、分裂，或是矫饰、虚伪；失去了理想性，以日常生活遮蔽、否定最终目的，人类将永远不能得到解放。马克思说过，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属于必然王国，只有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发展了，自由王国才开始了。经济发展并不自动进入自由王国。这或可视为价值关怀之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再度确证。
总之，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价值观念的变革，对此变革，我们既不能从原有的价值系统出发作出感伤主义的喟叹，也不能任其自然，认为经济发展了，道德、价值观建设自然而然地上去了。我们既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认真理解发生这一变革的历史依据，又要站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这一建构，必须从市场经济自身的运作逻辑入手，从过程上看，是一个由市场经济规则、规范体系不断提升，最终开显出超越性、普遍性、绝对性价值理性的艰巨历程；而从构成上看，则是以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为主体，使传统、现实和理想这三重维度得以落实。只有实现了上述的提升和落实，我们才有理由说，凤凰涅槃，毁灭迎来了新生。
注释：
①对马克思社会形态划分标准理论的更为详细的考察，请参阅郁建兴：《关于社会形态标准问题的方法论思考》，《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第1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9页。
③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本，第67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④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主题之一，就是批判失去了价值导引的“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马克斯·韦伯、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诸著作家们等等，或通过深广厚实的历史研究，或通过精微细致的逻辑分析，指出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价值理性的退场、丧失、耗尽。虽然这些论者对这一现象的形成根源及其克服途径的论述中，有着诸多的可商之处，但他们对商品社会、市场经济规则体系局限性的揭示，却是十分深刻的。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
⑦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区分了“真实的集体”与“虚幻的集体。”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