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不住的“踪迹建文”和“耀兵异域” 郑和下西洋过去300年后，清乾隆四年（1740年）张廷玉撰修的《明史》是这样说的：“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此后的几百年里，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然而，无论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逻辑分析，“踪迹建文”和“耀兵异域”都是根据不足的臆测。 燕王朱棣在北平举兵造反，为了贴上合法的标签，并没说要推翻建文帝政权，而是打着“奉天靖难”的旗号，声称自己是奉祖训进京“清君侧”，“除奸臣”，“解国难”。朱棣攻下南京后，以建文帝“阖宫自焚”、“自底亡灭”的理由，在诸王及文武官员多次呈请即位称帝的情况下，才“奉承洪基”当上皇帝的。雄才伟略的朱棣迅速巩固了政权，即使建文帝真的逃亡在外，也根本不必担心文弱无能的建文帝会卷土重来。如果朱棣兴师动众公开四处寻找建文帝，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帝位是不合法的。退一步说，永乐之初为了肃清前朝残余政治势力，郑和首次下西洋可能捎带秘密寻找建文帝的任务，但政权牢牢巩固了20多年的后永乐时代和宣德年间，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远万里连续六次去海外“踪迹建文”就毫无必要了。 历史上对中国历朝政权造成威胁的都在陆地上的北面，除了“东洋”日本的倭寇骚扰我国沿海外，无论是“南洋”还是“西洋”，郑和下西洋所到过的海上诸国从未对中国造成威胁，而真正从海上威胁中国最早的西方国家是在郑和首次下西洋100多年后。据《明史》记载：“佛郎机……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佛郎机即葡萄牙，满剌加是当时大明王朝的一个藩属国。1553年葡萄牙盘踞澳门，接着是1624年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面对北方的威胁，明成祖朱棣数次亲率大军北征，他哪有精力，也哪有必要耗费巨大财力，派遣两万多舟师到“西洋”诸国“耀兵异域”？ 政治“宣德柔远”，经济“互惠互利” 1930年在长乐南山出土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为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在长乐驻泊期间所立，长乐俗称天妃碑，又称郑和碑。碑文总共1177字，历述下西洋目的、意义，前六下西洋经过、成果和第七次下西洋任务。这是考证郑和下西洋最权威的碑刻史料。关于郑和远航的目的，碑文记载：“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寥寥62字告诉我们：哪怕是边远的海外各国都对我国非常尊敬，纷纷带着珍贵的礼物来访；皇帝派遣郑和率领庞大舟师运载大量礼物回赠他们，是为了宣扬我们中国的道德文化，与他们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这样，我们根据碑文的这段文字可以得出初步结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一是在政治上“宣德柔远”，建立和平秩序；二是在经济上，中外双方互有来往，互易货物，互惠互利。 明成祖朱棣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下敕书：“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此敕谕，悉使闻知。永乐七年三月X日”敕书明确指出郑和下西洋要传达他的指示：要求各国“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可见，长乐郑和碑所说的“宣德化而柔远人”和“赍币往赉之”，真实体现了郑和忠实贯彻执行明成祖朱棣关于郑和下西洋决策的目的和任务。 南京天妃宫有《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俗称天妃宫碑，为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刊立。碑文共699字，其中“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显然与长乐郑和碑“宣德柔远”说法完全一致。 长乐郑和碑记载郑和下西洋中仅有三次军事行动：一是“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神兵阴助，一鼓而殄灭之。”二是“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三是“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腊国有伪王苏斡剌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赖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第一次是抓捕“劫掠番商”，“犯我舟师”的海盗广东人陈祖义。第二次是反击“谋害舟师”，“生擒其王”后，又将其释放。第三次是应苏门答腊国王子要求，帮助其“剿捕”“伪王苏斡剌”。郑和碑描述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事实上郑和统率两万多庞大舟师下西洋，没有欺辱任何一个小国，没有侵占所到之国一寸土地，更没有像后来的西方探险家那样，将“发现”的“新大陆”占为己有。 随行人员的还原真相 马欢、费信、巩珍三人都曾多次跟随郑和下西洋，他们的著述印证了上述郑和远航的目的。马欢在《瀛涯胜览・序》中说：“永乐十一年癸巳，太宗文皇帝敕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费信在《星槎胜览・序》中说：“太宗文皇帝德泽洋溢乎天下，施及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永乐至宣德间……正使太监郑和等至诸海外……往赐玺书礼币，至仁至德，化及蛮夷，万邦臣服，贡献之盛欤。” 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黄省曾在其《西洋朝贡录》中对郑和下西洋做出这样的评论：“然则和岂贸易珍宝之使哉，除异域之患，为天子光，和亦贤矣。”在明人黄省曾的眼里，几十年前的郑和下西洋还是以经济贸易为主，政治目的为次。 马欢、费信、巩珍三人在各自的著述中都介绍了郑和下西洋所到各国的物产资源情况和货物交易规则，甚至还详细记载了他们与当地直接贸易的情形： 阿丹国“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赏至王府，礼甚尊敬。咸伏开读毕，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其时在彼买到重二钱许大块猫睛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其珊瑚枝珠五匮，金珀、蔷薇露、狮子、麒麟、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之类。” 在古里国进行的买卖描述最为生动：“其二头目受朝廷升赏，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为主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米纳几即书算手、官牙人等，会领舟宗 大人议择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绵绮等货，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各收。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众手相掌，其牙人则言某年月日交易，于众中手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然后哲地富户将宝石、珍珠、珊瑚等货来看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二、三月。若价钱较议已定，如买一主珍珠等物，该价若干，是原经手头目、米纳几计算，前还�丝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货交还，毫厘无改。” 这里，马欢向我们暗示：朝廷向二头目赏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当好中介，帮助郑和下西洋船队与当地进行贸易活动。这个贸易活动在当地政府的管理之下进行，有条不紊，公平合理：先是郑和船队领导与当政府官员和商人代表商定订货议价时间地点；到时郑和船队如约“带去绵绮等货”让当地商人看货逐一定价，签订买卖合同，“或贵或贱，再不悔改”；然后当地商人将他们的货样带来让船队看，议定价格；最后，当地商人按合同交货，“毫厘无改”。 巩珍在《西洋番国志・满剌加国》中记载：“中国下西洋宝舡以此为外府，立摆栅墙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城，盖造库藏完备。大舟宗宝舡已往占城、爪哇等国，并先舟宗暹罗等国回还舡只，俱于此国海滨驻泊，一应钱粮皆入库内存贮。各舡并聚，又分舟宗次前往诸番买卖以后，忽鲁谟厮等各国事毕回时，其小邦去而回者，先后迟早不过五七日俱各到齐。将各国诸色钱粮通行打点，装封仓舟者，停候五月中风信已顺，结舟宗回还。”显然，满剌加是郑和下西洋的船队集散地和贸易仓储中心，庞大舟师在这里分成主船队和若干小舟宗船队，分头“前往诸番买卖”，完成各自任务再回这里集中，待“五月中风信已顺”时返航回国。 马欢在《瀛涯胜览・宝船与人员》中记载：“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梢、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其中“买办”就是负责贸易的工作人员。 至于郑和下西洋的“经济大海”的成效，不妨引用明万历甲戌（1574年）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的话供大家参考：“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事实上郑和统率两万多庞大舟师下西洋，没有欺辱任何一个小国，没有侵占所到之国一寸土地，更没有像后来的西方探险家那样，将“发现”的“新大陆”占为己有。 球形镂空金饰件 东汉 最大者直径1.3cm、重10.3g，其余两件直径均为0.4cm、重2.1g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靠不住的“踪迹建文”和“耀兵异域” 郑和下西洋过去300年后，清乾隆四年（1740年）张廷玉撰修的《明史》是这样说的：“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此后的几百年里，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然而，无论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逻辑分析，“踪迹建文”和“耀兵异域”都是根据不足的臆测。 燕王朱棣在北平举兵造反，为了贴上合法的标签，并没说要推翻建文帝政权，而是打着“奉天靖难”的旗号，声称自己是奉祖训进京“清君侧”，“除奸臣”，“解国难”。朱棣攻下南京后，以建文帝“阖宫自焚”、“自底亡灭”的理由，在诸王及文武官员多次呈请即位称帝的情况下，才“奉承洪基”当上皇帝的。雄才伟略的朱棣迅速巩固了政权，即使建文帝真的逃亡在外，也根本不必担心文弱无能的建文帝会卷土重来。如果朱棣兴师动众公开四处寻找建文帝，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帝位是不合法的。退一步说，永乐之初为了肃清前朝残余政治势力，郑和首次下西洋可能捎带秘密寻找建文帝的任务，但政权牢牢巩固了20多年的后永乐时代和宣德年间，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远万里连续六次去海外“踪迹建文”就毫无必要了。 历史上对中国历朝政权造成威胁的都在陆地上的北面，除了“东洋”日本的倭寇骚扰我国沿海外，无论是“南洋”还是“西洋”，郑和下西洋所到过的海上诸国从未对中国造成威胁，而真正从海上威胁中国最早的西方国家是在郑和首次下西洋100多年后。据《明史》记载：“佛郎机……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佛郎机即葡萄牙，满剌加是当时大明王朝的一个藩属国。1553年葡萄牙盘踞澳门，接着是1624年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面对北方的威胁，明成祖朱棣数次亲率大军北征，他哪有精力，也哪有必要耗费巨大财力，派遣两万多舟师到“西洋”诸国“耀兵异域”？ 政治“宣德柔远”，经济“互惠互利” 1930年在长乐南山出土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为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在长乐驻泊期间所立，长乐俗称天妃碑，又称郑和碑。碑文总共1177字，历述下西洋目的、意义，前六下西洋经过、成果和第七次下西洋任务。这是考证郑和下西洋最权威的碑刻史料。关于郑和远航的目的，碑文记载：“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寥寥62字告诉我们：哪怕是边远的海外各国都对我国非常尊敬，纷纷带着珍贵的礼物来访；皇帝派遣郑和率领庞大舟师运载大量礼物回赠他们，是为了宣扬我们中国的道德文化，与他们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这样，我们根据碑文的这段文字可以得出初步结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一是在政治上“宣德柔远”，建立和平秩序；二是在经济上，中外双方互有来往，互易货物，互惠互利。 明成祖朱棣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下敕书：“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此敕谕，悉使闻知。永乐七年三月X日”敕书明确指出郑和下西洋要传达他的指示：要求各国“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可见，长乐郑和碑所说的“宣德化而柔远人”和“赍币往赉之”，真实体现了郑和忠实贯彻执行明成祖朱棣关于郑和下西洋决策的目的和任务。 南京天妃宫有《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俗称天妃宫碑，为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刊立。碑文共699字，其中“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显然与长乐郑和碑“宣德柔远”说法完全一致。 长乐郑和碑记载郑和下西洋中仅有三次军事行动：一是“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神兵阴助，一鼓而殄灭之。”二是“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三是“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腊国有伪王苏斡剌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赖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第一次是抓捕“劫掠番商”，“犯我舟师”的海盗广东人陈祖义。第二次是反击“谋害舟师”，“生擒其王”后，又将其释放。第三次是应苏门答腊国王子要求，帮助其“剿捕”“伪王苏斡剌”。郑和碑描述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事实上郑和统率两万多庞大舟师下西洋，没有欺辱任何一个小国，没有侵占所到之国一寸土地，更没有像后来的西方探险家那样，将“发现”的“新大陆”占为己有。 随行人员的还原真相 马欢、费信、巩珍三人都曾多次跟随郑和下西洋，他们的著述印证了上述郑和远航的目的。马欢在《瀛涯胜览・序》中说：“永乐十一年癸巳，太宗文皇帝敕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费信在《星槎胜览・序》中说：“太宗文皇帝德泽洋溢乎天下，施及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永乐至宣德间……正使太监郑和等至诸海外……往赐玺书礼币，至仁至德，化及蛮夷，万邦臣服，贡献之盛欤。” 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黄省曾在其《西洋朝贡录》中对郑和下西洋做出这样的评论：“然则和岂贸易珍宝之使哉，除异域之患，为天子光，和亦贤矣。”在明人黄省曾的眼里，几十年前的郑和下西洋还是以经济贸易为主，政治目的为次。 马欢、费信、巩珍三人在各自的著述中都介绍了郑和下西洋所到各国的物产资源情况和货物交易规则，甚至还详细记载了他们与当地直接贸易的情形： 阿丹国“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赏至王府，礼甚尊敬。咸伏开读毕，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其时在彼买到重二钱许大块猫睛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其珊瑚枝珠五匮，金珀、蔷薇露、狮子、麒麟、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之类。” 在古里国进行的买卖描述最为生动：“其二头目受朝廷升赏，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为主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米纳几即书算手、官牙人等，会领舟宗 大人议择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绵绮等货，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各收。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众手相掌，其牙人则言某年月日交易，于众中手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然后哲地富户将宝石、珍珠、珊瑚等货来看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二、三月。若价钱较议已定，如买一主珍珠等物，该价若干，是原经手头目、米纳几计算，前还�丝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货交还，毫厘无改。” 这里，马欢向我们暗示：朝廷向二头目赏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当好中介，帮助郑和下西洋船队与当地进行贸易活动。这个贸易活动在当地政府的管理之下进行，有条不紊，公平合理：先是郑和船队领导与当政府官员和商人代表商定订货议价时间地点；到时郑和船队如约“带去绵绮等货”让当地商人看货逐一定价，签订买卖合同，“或贵或贱，再不悔改”；然后当地商人将他们的货样带来让船队看，议定价格；最后，当地商人按合同交货，“毫厘无改”。 巩珍在《西洋番国志・满剌加国》中记载：“中国下西洋宝舡以此为外府，立摆栅墙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城，盖造库藏完备。大舟宗宝舡已往占城、爪哇等国，并先舟宗暹罗等国回还舡只，俱于此国海滨驻泊，一应钱粮皆入库内存贮。各舡并聚，又分舟宗次前往诸番买卖以后，忽鲁谟厮等各国事毕回时，其小邦去而回者，先后迟早不过五七日俱各到齐。将各国诸色钱粮通行打点，装封仓舟者，停候五月中风信已顺，结舟宗回还。”显然，满剌加是郑和下西洋的船队集散地和贸易仓储中心，庞大舟师在这里分成主船队和若干小舟宗船队，分头“前往诸番买卖”，完成各自任务再回这里集中，待“五月中风信已顺”时返航回国。 马欢在《瀛涯胜览・宝船与人员》中记载：“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梢、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其中“买办”就是负责贸易的工作人员。 至于郑和下西洋的“经济大海”的成效，不妨引用明万历甲戌（1574年）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的话供大家参考：“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事实上郑和统率两万多庞大舟师下西洋，没有欺辱任何一个小国，没有侵占所到之国一寸土地，更没有像后来的西方探险家那样，将“发现”的“新大陆”占为己有。 球形镂空金饰件 东汉 最大者直径1.3cm、重10.3g，其余两件直径均为0.4cm、重2.1g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