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马克思在21世纪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霍布斯鲍姆：马克思在21世纪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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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7年，犹太人图书周在马克思逝世纪念日（3月14日）两周前举行，从举行地点出发，步行不久就到了伦敦与马克思关系最密切的地方——大英博物馆图书阅览室。两位立场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者——我和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 在那里向马克思表达了我们的敬意。然而，只要想想这个图书周举行的地点和日期，这就令人倍感意外。人们不能说1883年马克思死于失败之中，因为他的著作已经开始影响德国尤其是俄国的知识分子，他的信徒所领导的运动已经开始主导德国工人运动。不过，1883年，这一切尚不能充分地展示出马克思毕生的工作。他写作了一些卓越的小册子和未完成的重要著作《资本论》。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资本论》的写作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当一位拜访者询问他的著作时，马克思苦恼地问道：“哪一部著作？”自从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的主要政治努力——所谓的1864—1873年第一国际——以失败告终。尽管马克思在英国流亡了大半生，但在英国的政治或思想生活中却没有确立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在逝世后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然而，马克思在逝世后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他去世后的25年里，欧洲工人阶级以他的名义成立或者接受其思想的政党在本国的民主选举中获得了15%到47%的选票——英国是唯一的例外。1918年后，许多工人阶级的政党成为了执政党，而不只是作为反对党存在，在法西斯主义灭亡之后仍然如此，但是它们急切地抛弃自己最初的思想来源。如今它们仍然存在于世。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信徒在非民主国家和第三世界建立了革命组织。在马克思去世70年后，人类1/3的人口生活在共产党执政的政权下，而共产党则声称自己代表他的思想，要实现他的理想。目前世界仍然有超过20%的人口生活在共产党执政的政权下，但是除了少数例外，这些执政的共产党已经彻底改变了政

策。简而言之，如果说有一位思想家在20世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那么他就是马克思。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和赫伯特•斯宾塞都葬在海格特墓地。走进海格特墓地，令人非常惊讶的是两人的坟墓都在彼此的视线内。在两人都在世的时候，斯宾塞是公认的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而马克思则是一位依靠朋友资助而生活在汉普斯德低坡的穷人。今天，无人知道斯宾塞也葬在那里，但是来自日本和印度的年老朝圣者络绎不绝地瞻仰马克思的坟墓，流亡的伊朗和伊拉克共产党人坚持葬在他的坟墓旁边。

随着苏联的解体，在马克思逝世100年后的第一个20年里，他已经彻底变成了历史人物，不再令人为之不安。一些记者甚至认为，今晚的这场讨论是在努力把他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拯救出来。然而，今天，马克思再次成为一位21世纪的思想家。

英国BBC 的调查表明，听众把马克思选为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从这个调查中没有想到太多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把马克思的名字输入谷歌进行搜索，就会发现他仍然是搜索量最大的伟大思想家之一，只有达尔文和爱因斯坦超过他，但远远高于亚当•斯密和弗洛伊德。在我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有两个原因。第一，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把马克思解放了出来，马克思在理论上不再被公开地等同于列宁主义，在实践中不再被公开地等同于列宁主义政权。非常清楚的是，仍然有相当多的理由重视马克思对世界的看法。第二，尤其明显的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在一些关键的方面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见的世界极为相似。1998

年是这本惊人的小册子发表150周年，恰好也是全球经济剧烈动荡之年。公众的反应清楚地体现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见。悖谬的是，这一次是资本家而不是社会主义者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者是如此地沮丧，竟然没有重视这个纪念日。我对于美国航空公司飞行杂志编辑的采访感到如此惊讶，因为他们杂志80%的读者是美国的商务旅客。我写了一篇关于《共产党宣言》的短文，他认为他的读者会对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辩论感兴趣，可他会采用我的短文吗？更令我惊讶的是，大约是在世纪之交的一次午餐会上，乔治•索罗斯问我怎么看马克思。我知道我们之间的观点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因而想避免争论，给出了一个含糊的回答。他说：“此人150年前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事实，我们今天必须予以关注。”他的确是这样做的。此后不久，据我所知，那些从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作家开始认真对待马克思，就像雅克•阿塔利的马克思新传记和对于马克思的研究那样。阿塔利认为，对于那些想把当前世界改变得更美好的人来说，马克思留下了许多的思想。应当记住的是，即使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今天也需要重视马克思。

2008年10月，《金融时报》发表了题为《陷入灾变的资本主义》的头条新闻，这时无人再对马克思回到了公众视野中表示怀疑。当全球资本主义正在经历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动荡和危机时，马克思不可能退出公众的视野。另一方面，21世纪的马克思几乎必然不同于20世纪的马克思。

有三个事实支配了20世纪人们对马克思的看法。第一个事实是那些

革命提上日程的国家与那些革命尚未提上日程的国家——宽泛地说就是北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化。第二个事实来自于第一个事实：马克思的遗产自然地分化成两种遗产：（1）社会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遗产；（2）由俄国革命主导的革命遗产。这一点在1917年由于第三个事实而变得十分清楚：19世纪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堕入我所说的“大灾难时代”，即从1914年到20世纪40年代的时期。那场危机是如此严重，使许多人怀疑资本主义能否复元。就像20世纪40年代非马克思主义者约瑟夫•熊彼特所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不会注定被社会主义经济取代吗？事实上，资本主义确实复元了，但不是回到它的旧形式上。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似乎对崩溃具有免疫力。从1929年到1960年，苏联的社会主义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即使对许多不赞同这些政权的政治方面的非社会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已经耗尽元气，苏联政治证明它会超越资本主义，似乎也不是不合乎情理的。在苏联人造卫星发射的那一年，这一观点听起来并不荒谬，在1960年后是明显如此。这些事实及其对政策和理论的影响都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的时期，超出了马克思本人的经历和评价的范围。我们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评判不是依据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是依据后世对其著作的阐释和修正。我们顶多能够声称，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思想危机期间，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即那些曾与马克思、更可能与恩格斯进行过私人交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讨论一些与20世纪相关的问题，尤其是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后

来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讨论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思想来源，而是专属于20世纪，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可能或者应当是什么样子的问题，这个问题基本上诞生于1914—1918年俄国战时经济的经验和一战后的准革命危机或革命危机。

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主张，作为一种保证生产力最快速发展的方式，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这一主张属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危机面对苏联“五年计划”的时代。实际上，马克思主张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已经达到它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的极限，而是资本主义增长的不均衡运动产生了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而这种生产过剩危机迟早会证明生产与资本主义管理经济的方式不相容，造成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冲突。资本主义就其本质来说不可能适合随之而来的社会化生产经济。马克思认为，这必然会是社会主义经济。

于是，毫不奇怪，“社会主义”是20世纪关于马克思的辩论和评价的核心。这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划明显是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并不是，而是因为所有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政党都赞同这样一种规划，而且共产党实际上声称已经制定了这样一种规划。这种规划就其20世纪的形式而言已经死亡。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其他“中央计划的经济”，即在理论上无市场的国家所有和指令性经济，已经成为过去，而且不会复兴。社会民主党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志向始终是未来的理想，但即使作为正式的志向，它们到20世纪结束时也已经遭到了抛弃。

社会民主党人心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共产主义政权建立的社会主义

究竟有多少内容属于马克思呢？这里十分关键的是，马克思本人慎重地避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经济制度作出具体的阐述，也没有论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形式，他只是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人为地构想或设计出来，只能从社会主义社会中演变出来。他在这个主题上作出的一般性论述，例如他在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没有给他的继承人提供具体的指导，事实上也没有给那些他们认为在革命之前属于学术问题或空想实践的问题提供严肃的思考。我们知道如下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共产主义将建立在——用著名的工党党章“第四条”的话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通常认为通过工业的国有化就可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

十分奇怪的是，关于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早理论并不是由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而是1908年由意大利的非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恩里克•巴罗内(Enrico Barone)提出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私人工业的国有化问题被提上现实政治的日程之前，也没有其他人思考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当时，社会主义者毫无准备地面对着他们的问题，从过去或其他人那里也得不到任何的指导。

“计划”包含在任何类型的由社会管理的经济中，但是马克思对此没有具体的论述。当苏俄在革命后尝试“计划”的时候，“计划”只能是临时的产物。在理论上，“计划”只能够通过设计出各种概念（例如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和提供相关统计数据才能实现。后来，非社会主义经济广泛地采用这些设计。在实践中，“计划”只有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同样临时产生的战争经济尤其是德国的战争经济

才能实现，特别重视电气工业，这是德国和美国电气公司经理中的政治同情者告诉列宁的。战争经济仍然是苏联计划经济的基本模式，即一种事先确定某些目标——超速工业化、赢得战争、制造原子弹或者把人类送上月球——然后计划通过不顾短期代价地配置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的经济。这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有的状况。走向事先目标的工作可能带有或多或少的精密性，但是苏联的经济实践上从未超出这种状况。而且，尽管自1960年以来苏联经济一直尝试“计划”，但是从未摆脱在尝试使市场适应官僚命令体系时所暗含的两难困境。社会民主主义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要么推迟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要么更现实地设计出不同形式的混合经济。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仍然致力于创立一种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而言，这包含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思考。最令人关注的思考来自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例如费边主义者韦伯夫妇，他们设想通过一系列不可逆转的和累进的改革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逐步变革，因而，尽管他们没有对社会主义的经济运作提供任何思考，却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形式提供了一些政治思考。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主张，改良主义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的目标没有任何实践的现实性，从而巧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大多数在一战后成为执政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满足于修正主义政策，实质上使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满足了工人的一些要求。这种立场的权威著作是安东尼•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的未来》（1956年）。他认为，随着1945年资本主义解决了建立丰裕社会的问题，公有企业（国有化的

典型形式或其他形式）不是必要条件，社会主义者的唯一任务是保证国民财富的公平分配。这一切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事实上远离了传统社会主义者的构想：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市场的社会，这是马克思大概也会赞同的一种构想。

我只想补充一点：最近经济新自由主义者与其批判者之间关于国有企业和公有企业地位的争论，在原则上并不是一场专属于马克思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种企图上：通过国家全面退出对追求利润的企业活动的管制或控制，把自由放任原则的病变转化成经济现实。这种把人类社会交给（所谓的）自我控制和使财富乃至福利最大化的市场——充斥着理性地追求私利的行动者——的企图，在任何发达经济、甚至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上没有任何先例。这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学家对亚当•斯密的误读，就像苏联极端的100%国家计划的指令性经济是布尔什维克对马克思的误读一样。毫不奇怪，这种更接近于神学而不是经济现实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失败了。

中央计划的国家经济销声匿迹，而且非道德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再立志彻底改造社会。这些消除了20世纪关于社会主义的诸多争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尽管它们受到他的很大启发，并以他的名义行事。另一方面，在三个方面马克思仍然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作为一位思想家，作为一位历史思想家和分析家，作为一位公认的现代社会思想之父。我没有资格谈论他作为一位哲学家所具有的持久但显然重要的意义。当然，从未失去当代意

义的是他关于资本主义是一种一定历史时代的人类经济模式的看法与他对资本主义不断扩张、不断集中、不断制造危机和不断自我改造的运行模式的分析。

二

马克思在21世纪究竟具有什么意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迄今为止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尝试，已经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已经大大推进，不断加速进行，人类也已经具有十足的财富创造能力。这已经削减了民族—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力量和范围，因而削弱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主要依靠向政府施加改革的压力——的经典政策。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盛行而言，它也造成了国家内部以及地区之间的极端经济不平等，把灾难的因素带回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周期中，包括那些变成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成为最严重的全球危机的因素。

我们的生产能力使大多数人可能——起码潜在地——从必然王国迈入到富裕、教育和不可想象的生活选择的王国，尽管世界上大多数人尚未进入这一王国。然而，20世纪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和政权实质上仍然在这个必然王国中活动，即使在西方的富裕国家也是如此，尽管它们在1945年后的20年里出现了大众富裕的社会。然而，在丰裕的王国中，充足的食物、衣物、住房、提供收入的工作及保护人民摆脱生活风险的保障体系的目标，尽管是社会主义者的一条必要纲领，但不再是他们的一条充分纲领。

第三项发展是负面的。由于全球经济的大规模扩张破坏了环境，控制

无限制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需要。扭转或者至少控制经济对生物圈的影响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命令——即追求利润的持续增长最大化——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冲突。这是资本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我们目前不可能知道那枚致命之箭由谁射出。

因此，我们今天如何看待马克思呢？是全人类的而不只是某一部分人的思想家？当然是。是一位哲学家？是一位经济分析家？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创始人和认识人类社会的指南？是的。不过，就马克思而言，阿塔利正确地强调的一点是马克思思想的普遍全面性。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跨学科性”，而是对所有学科的整合。正如阿塔利所说：“在他之前的哲学家们按照人的总体性思考了人，但他是第一个把世界作为政治、经济、科学和哲学的整体来理解的人。”

十分明显，马克思的许多论述已经过时，一些论述不再可能被人接受。同样明显的是，他的著作是尚未完成的作品，但像所有名副其实的思想一样，一项永远在发展中的工作。没有人再会把它变成一种教条，更不用说变成一种获得制度支撑的正统了。这无疑会使马克思本人感到震惊。但是，我们还应当拒斥那种认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与“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存在鲜明差别的观念。他的探究方式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和政治视角。事实上，这对马克思本人来说也是如此。他曾经设想，英国和荷兰可能出现和平的权力过渡，俄国的村社也可能演变成社会主义。就像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一样，考茨基甚至伯恩施坦也是马克思的继承人。由于这个原因，我对阿塔利对真正的马克思与一系列对其思想的简化者和伪造者——恩格斯、考茨基、列宁——之间的

区分表示怀疑。对俄国人即《资本论》的第一批专心读者来说，把马克思的理论视为一种通过西方式的经济发展使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从落后走向现代的途径，是合理的，就像对马克思本人来说推测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是否不会在俄国村社的基础上发生是合理的一样。这甚至更可能符合马克思本人思想的一般发展。反对苏联实验的依据并不是只有全世界先进入资本主义后才能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能坚定地声称马克思曾经这样认为过。这是经验主义的。正是俄国过于落后，只能产生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拙劣模仿。这在1917年本该成为包括大多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共识。另一方面，反对19世纪90年代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持有阿塔利所持有的看法，即马克思主义者的唯一任务是在俄国发展繁荣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依据也是经验主义的。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下不可能出现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俄国。

然而，马克思的分析仍然具有许多有效和有意义的核心内容。显然，第一个内容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阻挡的全球动力和摧毁挡在它面前的一切——保护那些资本主义自身曾经受益的人类历史遗产，例如家庭结构——的能力的分析。第二个内容是对资本主义通过制造内部矛盾——无休止的紧张和临时的解决方案、造成危机和变革的增长，这一切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带来了经济集中——实现增长的机制的分析。毛泽东梦想一个通过不断革命而不停更新的社会；熊彼特（在马克思之后）所说的不断的“创造性破坏”带来了历史的变革，

资本主义由此实现了上述规划。马克思相信，这一进程最终会——必然——通向一种大规模集中的经济，这就是阿塔利在最近一次的采访中说出如下论断时所要表达的意思：在所有人中，决定事情发生的人数是1000人，或者至多是10000人。马克思相信这将会推翻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在我看来仍然正确的预见，在方式上却不同于马克思。另一方面，马克思的预测，即只有庞大的无产阶级通过“对剥夺者的剥夺” 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机制的分析之上，而是建立在孤立的先验假设上。最起码它是以如下预测为基础：就像当时的英国那样，工业化将会产生主要是体力雇佣劳动者的人口。这作为中期的预测是非常正确的，但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作为长期的预测则是不成立的。19世纪40年代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期望工业化会产生他们所希望的具有政治激进化作用的贫困化。对他们来说，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显然没有在绝对意义上变得更加贫困。事实上，就20世纪德国社会民主党历次非常无产阶级化的代表大会而言，一位美国观察家评论说，那里的同志看起来“比贫困多一两块面包”。另一方面，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阶级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的明显加剧不必然导致马克思所说的“对剥夺者的剥夺”。简而言之，未来的希望隐含在他的分析之中，但并不是源自于他的分析。

第三点最好用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爵士的话来说。他说：“大多数希望弄清历史一般进程的人会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或者这些范畴的某种修正形式，因为几乎没有其他的范畴形式可

用。”

我们无法预见21世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倘若这些解决方案要获得成功的机会，它们就必须提出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即便它们不愿意接受马克思的各类信徒所给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