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6-09 作者：常立霓 来源：文汇报
图片说明:东干作家亚斯尔·十娃子（左）与老舍合影资料图片
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中亚东干语言和文学
□常立霓
在中亚居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长着黄色的面孔，讲着中国西北方言，喜欢吃面条饺子。这就是130多年前迁居到中亚的陕西、甘肃回族后裔，俄罗斯人称他们为“东干”，至今已发展至10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30多个“乡庄”。东干人借助33个俄文字母，外加自造的5个新字母来拼写汉字，成为世界上唯一能说中国话，又完全用字母成功拼写中国话，并撰写大量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的海外华裔群体。东干“乡庄”同其他海外唐人街相比，较为封闭，保留了更多中国的传统文化，东干文学也在完全脱离母语的环境下，从无文字发展到有文字，从口头文学发展到书面文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承的极具典型意义的“飞地”。与北美等华语文学相比，东干文学的文学价值也许并不是最高的，但其文学特点的独一无二性决定了其所反映的综合文化价值却非常高。
东干语保留部分晚清语言
由于迁居移民几乎全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会讲汉语，却不认识汉字，因此汉字在东干人中已经失传。据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介绍，20世纪70年代，在俄罗斯生活的成千上万的东干人中只有5个人懂汉字。中国自1605年利玛窦出版《西字奇迹》，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算起，汉字拼音化运动历时弥久，却收效甚微，难以推广。而东干人在汉字失传后创制了东干拼音文字，并在东干书面文学中成功使用了几十年，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文化现象。
在中国现代汉语中早已被淡忘的晚清语言，东干人却依然在使用。东干人把“路费”称为“盘缠”，“机关”叫做“衙门”，“飞机”称作“风船”。这些语言“化石”，有的在中国个别闭塞偏远的地方还可以找到，如上世纪40年代我国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就发现滇缅交界片马的茶山话把“飞机”叫“风船”。东干语也保留了宋元白话中的某些词汇，如“干办”。东干语音中还保存了不少中古语音，如“街”、“鞋”等。初步发现，东干语中有50个逆序词，如“民人”一词初看别扭，其实在先秦典籍中早有使用：“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孟子·滕文公上》）。逆序词不仅在先秦两汉典籍中屡有出现，中古时期更多，据统计多达1000多对。
当然，任何语言都随着语言环境与时代会不断变化，东干语的杂糅性很强，它也不断地吸收现代汉语中的某些新词，再加上俄语借词、阿拉伯语、波斯语及突厥语借词，构成了以西北方言为基础的混合的东干语言。
东干文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子
东干文学分为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东干“古今儿（民间故事）”、“曲子（民歌）”、“口歌（谚语）”、“口溜（俗语）”等民间口传文学大多完全来自中国文化母体，所以东干民间文学是东干文化中最为完整地传承与保存中国历史文化内容的一部分，具有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信息。比如流传于东干的中国历史人物韩信，变异为“恶人”的指称。正如诗人亚斯尔·十娃子的诗作中将德国法西斯士兵以及难耐的饥饿比为韩信：“你看见哩：一个兵，/对头的兵，/他也拿的机关枪/就像韩信。”（《仗就是它》）“眼泪不干，淌不完，/没有哭声。/饥饿人也躲不脱，就像韩信。”（《汉字》）东干民间故事中的韩信传说，与中国历史典籍中的韩信形象有很大的差异，虚构细节，简化关系，故事构建以人物伦理道德为主，在伊斯兰文化背景下将韩信变异为活埋母亲、背信弃义、无恶不作的奸佞小人。此外，东干民间故事《张羽煮海》源自于元杂剧，《张大蛟打野鸡》不仅流传在中国汉族及少数民族中，也在远东及东南亚等国都有异文，这些异文均源自中国。
几十年来东干人运用东干文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保存了大量的文化信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诗歌、小说方面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东干作家，如小说家阿尔布都、白掌柜的、伊玛佐夫、曼苏洛娃，诗人十娃子、十四儿等。如被誉为东干“双子星座”之一的诗人十娃子，诗作中大量运用中国诗歌传统意象“柳枝”、“韭菜”、“牡丹”、“白杨”等，表现出对中国母体文化的强烈认同来。小说家阿尔布都的小说《惊恐》竟与唐代作家白行简《三梦记》中第一梦的故事框架乃至情节安排都如出一辙，将原文中刘幽求夜归遇见佛堂的故事改编为李娃夜归遇见清真寺发生的故事。作家很可能是通过俄文翻译接触中国古典文学。东干作家不识汉字，像这样通过俄文间接接触中国文学的例子有不少。比如老舍的小说《月牙儿》早年翻译成俄文，东干作家阿尔布都又把俄文翻译成了东干文，将汉语、东干语两个版本对照阅读，趣味盎然。
东干文学的民间特色
东干文学的另一特质是小传统色彩，即民间性。无论是口传文学还是书面文学，东干文学都体现出突出的民间色彩。汉字失传，东干人失去了阅读中国典籍的能力，因此，诗云子曰的大传统比较淡薄，而民间文化的小传统上升成为其文化的主体。以东干报刊、广播用语为例，报头语不是摘自什么典籍上的名言，而是民间谚语：“三人同一心，黄土变成金”，以此强调东干民族的凝聚力。报刊文章标题如“心劲大的科学人”，意为“顽强拼搏的科学家”。
东干文学反映物质与精神民俗的居多。东干小说代表作家阿尔布都的小说中，几乎每一篇都有对中国民间习俗的展现，从婚丧嫁娶、服饰礼仪到饮食习惯、民间游戏等，无不保留着中国西北传统民间特色。民间游戏中的顶方，民间曲子中的“少年（即花儿）”，都是中国西北民间流传至今的习俗。在洗发膏没有广泛运用之前，东干人用胡麻水洗发，这一习俗在青海作家井石的长篇小说中有更生动的叙述。东干民俗方面所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极为丰富。
在海外华裔族群中，东干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保留最为突出，130多年来处于俄罗斯文化与突厥语系文化的包围而不被同化，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但令人忧心的是，由于中亚经济相对落后，很少有华人新移民。原有东干人中，有的如奥什东干人母语丢失后，改变身份，加入其他民族；有的如乌兹别克斯坦部分东干人尤其是青年人，已经不用东干文。在中国历史上，已有回纥文、西夏文、女真文等十几种文字消亡，东干文也面临失传的危险。而东干文学曾有过十娃子、阿尔布都等作家群创造的辉煌时期，如今也陷入后继乏人的窘境。
（作者为上海政法学院文学院教授）
日期：2014-06-09 作者：常立霓 来源：文汇报
图片说明:东干作家亚斯尔·十娃子（左）与老舍合影资料图片
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中亚东干语言和文学
□常立霓
在中亚居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长着黄色的面孔，讲着中国西北方言，喜欢吃面条饺子。这就是130多年前迁居到中亚的陕西、甘肃回族后裔，俄罗斯人称他们为“东干”，至今已发展至10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30多个“乡庄”。东干人借助33个俄文字母，外加自造的5个新字母来拼写汉字，成为世界上唯一能说中国话，又完全用字母成功拼写中国话，并撰写大量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的海外华裔群体。东干“乡庄”同其他海外唐人街相比，较为封闭，保留了更多中国的传统文化，东干文学也在完全脱离母语的环境下，从无文字发展到有文字，从口头文学发展到书面文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承的极具典型意义的“飞地”。与北美等华语文学相比，东干文学的文学价值也许并不是最高的，但其文学特点的独一无二性决定了其所反映的综合文化价值却非常高。
东干语保留部分晚清语言
由于迁居移民几乎全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会讲汉语，却不认识汉字，因此汉字在东干人中已经失传。据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介绍，20世纪70年代，在俄罗斯生活的成千上万的东干人中只有5个人懂汉字。中国自1605年利玛窦出版《西字奇迹》，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算起，汉字拼音化运动历时弥久，却收效甚微，难以推广。而东干人在汉字失传后创制了东干拼音文字，并在东干书面文学中成功使用了几十年，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文化现象。
在中国现代汉语中早已被淡忘的晚清语言，东干人却依然在使用。东干人把“路费”称为“盘缠”，“机关”叫做“衙门”，“飞机”称作“风船”。这些语言“化石”，有的在中国个别闭塞偏远的地方还可以找到，如上世纪40年代我国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就发现滇缅交界片马的茶山话把“飞机”叫“风船”。东干语也保留了宋元白话中的某些词汇，如“干办”。东干语音中还保存了不少中古语音，如“街”、“鞋”等。初步发现，东干语中有50个逆序词，如“民人”一词初看别扭，其实在先秦典籍中早有使用：“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孟子·滕文公上》）。逆序词不仅在先秦两汉典籍中屡有出现，中古时期更多，据统计多达1000多对。
当然，任何语言都随着语言环境与时代会不断变化，东干语的杂糅性很强，它也不断地吸收现代汉语中的某些新词，再加上俄语借词、阿拉伯语、波斯语及突厥语借词，构成了以西北方言为基础的混合的东干语言。
东干文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子
东干文学分为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东干“古今儿（民间故事）”、“曲子（民歌）”、“口歌（谚语）”、“口溜（俗语）”等民间口传文学大多完全来自中国文化母体，所以东干民间文学是东干文化中最为完整地传承与保存中国历史文化内容的一部分，具有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信息。比如流传于东干的中国历史人物韩信，变异为“恶人”的指称。正如诗人亚斯尔·十娃子的诗作中将德国法西斯士兵以及难耐的饥饿比为韩信：“你看见哩：一个兵，/对头的兵，/他也拿的机关枪/就像韩信。”（《仗就是它》）“眼泪不干，淌不完，/没有哭声。/饥饿人也躲不脱，就像韩信。”（《汉字》）东干民间故事中的韩信传说，与中国历史典籍中的韩信形象有很大的差异，虚构细节，简化关系，故事构建以人物伦理道德为主，在伊斯兰文化背景下将韩信变异为活埋母亲、背信弃义、无恶不作的奸佞小人。此外，东干民间故事《张羽煮海》源自于元杂剧，《张大蛟打野鸡》不仅流传在中国汉族及少数民族中，也在远东及东南亚等国都有异文，这些异文均源自中国。
几十年来东干人运用东干文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保存了大量的文化信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诗歌、小说方面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东干作家，如小说家阿尔布都、白掌柜的、伊玛佐夫、曼苏洛娃，诗人十娃子、十四儿等。如被誉为东干“双子星座”之一的诗人十娃子，诗作中大量运用中国诗歌传统意象“柳枝”、“韭菜”、“牡丹”、“白杨”等，表现出对中国母体文化的强烈认同来。小说家阿尔布都的小说《惊恐》竟与唐代作家白行简《三梦记》中第一梦的故事框架乃至情节安排都如出一辙，将原文中刘幽求夜归遇见佛堂的故事改编为李娃夜归遇见清真寺发生的故事。作家很可能是通过俄文翻译接触中国古典文学。东干作家不识汉字，像这样通过俄文间接接触中国文学的例子有不少。比如老舍的小说《月牙儿》早年翻译成俄文，东干作家阿尔布都又把俄文翻译成了东干文，将汉语、东干语两个版本对照阅读，趣味盎然。
东干文学的民间特色
东干文学的另一特质是小传统色彩，即民间性。无论是口传文学还是书面文学，东干文学都体现出突出的民间色彩。汉字失传，东干人失去了阅读中国典籍的能力，因此，诗云子曰的大传统比较淡薄，而民间文化的小传统上升成为其文化的主体。以东干报刊、广播用语为例，报头语不是摘自什么典籍上的名言，而是民间谚语：“三人同一心，黄土变成金”，以此强调东干民族的凝聚力。报刊文章标题如“心劲大的科学人”，意为“顽强拼搏的科学家”。
东干文学反映物质与精神民俗的居多。东干小说代表作家阿尔布都的小说中，几乎每一篇都有对中国民间习俗的展现，从婚丧嫁娶、服饰礼仪到饮食习惯、民间游戏等，无不保留着中国西北传统民间特色。民间游戏中的顶方，民间曲子中的“少年（即花儿）”，都是中国西北民间流传至今的习俗。在洗发膏没有广泛运用之前，东干人用胡麻水洗发，这一习俗在青海作家井石的长篇小说中有更生动的叙述。东干民俗方面所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极为丰富。
在海外华裔族群中，东干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保留最为突出，130多年来处于俄罗斯文化与突厥语系文化的包围而不被同化，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但令人忧心的是，由于中亚经济相对落后，很少有华人新移民。原有东干人中，有的如奥什东干人母语丢失后，改变身份，加入其他民族；有的如乌兹别克斯坦部分东干人尤其是青年人，已经不用东干文。在中国历史上，已有回纥文、西夏文、女真文等十几种文字消亡，东干文也面临失传的危险。而东干文学曾有过十娃子、阿尔布都等作家群创造的辉煌时期，如今也陷入后继乏人的窘境。
（作者为上海政法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