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宁田金娜
山东社会科学 2012年04期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1]10-0029-06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经济关系、组织体系和社会结构变化，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生计方式和生活形态，也改变了农村社会的人际互动模式和组织形态，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社会开放度也不断扩大。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建设深入发展，制约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要求不协调，社会管理方式日益行政化，与面向市场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开放的社会环境、频繁的社会流动等农村生活形态的变化不相适应；而农业生产的个体化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原子化，则使农民在面对有组织的市场力量和变化莫测的市场风险与社会风险时，变得非常脆弱和无能为力。可以这样说，在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组织化的问题成为阻碍其发展以适应社会变迁的主要障碍。
建立农村社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社区内源发展机制，培育其自主发展能力，一直是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探索农村社区发展所关注的焦点。运用社区工作的方法推进社区自组织发展，将助人自助的理念贯彻到社区内源发展的活动中，成为农村社会工作的主要任务。本文以自组织理论为依据，结合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发展实务，探讨农村社区发展的自组织和社会工作介入对社区自组织的作用、方法和路径，以期建构农村社区内源发展的模式。
一、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组织化困境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国农村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经历了从政、经、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到经、社相对分离的乡(镇)村行政体系的变革，农村的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一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和“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①，人民公社是一个自给自足、自我管理和自我保障的封闭社区。从组织化的角度看，它将农村社会高度组织起来，目的在于克服小农经济的分散性，防止农村社会分化并建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其“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合理地组织生产”，并且“在管理生产建设、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项工作方面，”②发挥社会管理职能，建成一个全新的城乡一体、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社会。人民公社的这种高度组织化体制，是一种试图将传统自组织的村落共同体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经济政治发展要求相结合的尝试。它一方面将农村社会严密地组织起来，使农村形成了“以集体经济、集体财产和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为基础和纽带的公共空间、公共财政以及公共治理”③；另一方面，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社会组织体制也破坏了村落共同体的自组织体系，使农村变成高度统一的计划体系。它不仅使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脱离了农村生产力水平，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同时它也脱离了农村生活的特点和组织特点，试图用政治力量来改造小农经济与小农社会的组织结构，创造出现代化的大农业生产和现代农村社会。然而，这种背离社会发展规律的组织化最终导致其无果而终。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土地经营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力从僵化的人民公社制度中解放出来，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体积极性也得到极大的发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然而，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社会生活风险不断加大，一家一户的个体化生产劳动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对农业产业化和社会组织化的要求。对从事个体耕作的小农来说，“变幻莫测的市场价格并不比国家计划更友善”④，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更险恶。如果说人民公社制度造成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活力缺乏，那么，在放弃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放弃的不仅仅是集体经济和农村合作化，也放弃了一种农村组织的方式和公共产品提供的机制，造成了“村社公共性的衰落”⑤。在市场力量的渗透和侵蚀下，农村经济活动个体化，社会生活原子化，使农村对城市的关系、农业对工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越来越处于依附的地位而丧失其自主性。可以说，个体化的生产方式和市场机制使农村社区所具有的认同感、安全感和团结力被消解掉，而社区的衰落则使个人和家庭也失去共同体的庇护而越来越暴露在各种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面前。
从农村社会的组织变化来看，人民公社解体后，“政社合一”的农村组织体系被乡镇制度取代，社区成为一个个按行政-管理划分的区间，形成了高度行政化的乡村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对于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来说是有效率的，对农村发展和社区建设也发挥了重要的、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对于社区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所具有的“认同-归属”、“生活-安全”和“团结-互助”等集体特性与自组织功能来说，这种“行政-政治”的组织体系是作为“他组织”力量而被行政地“嵌入”到社区中的，对社区自组织体系和社区秩序的自发稳定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由于乡村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建立在普遍性和统一性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体系，科层制带来的官僚主义和缺乏能够满足社区需求的日常生活性和灵活性，使它们对社区生活的具体领域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服务；“一刀切”基层管理与服务方式不但脱离了社区生活的实际，而且取代了社区原有的秩序和关系，使人们的生活世界失去了共同体的依托；而以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手段来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做法，过度注重物质技术和政府资源的投入，导致社区自助功能和互助合作的集体精神的丧失。
社区是一个人类彼此认同和参与的公共空间，也是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安全保障与福利照顾的自发形式，同时还是人类相互联系、运用集体力量应对各种风险与危机的基本社会单位和生活共同体。这些构成社区的内在要素将个人、家庭联结在一起，产生自发性的联合与彼此协调适应，形成所谓的自组织。自组织使社区具有了单个人或单个家庭无法具有的力量，为人类生活的有序和稳定提供了组织保障。依靠社区的自组织系统，人类的日常生活得到维系，形成独特的生活价值观，培育出互惠合作的集体精神，也创造了各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社区自组织功能的缺失，将会使社会原子化，生活秩序陷入混乱而产生各种失序失范行为，也会使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从长远打算，负责、信任与合作转向自我中心的及时行乐、怀疑和不信任，导致社会生活价值的危机、社区的衰落甚至解体。而在社区建设中，缺乏自组织性往往使社区缺乏自主发展的可行能力⑥，并使其在适应社会变迁的发展中缺乏内源发展机制⑦，不得不依赖于外部社会的援助而丧失自主性。
因此，运用社区自组织系统而不是单纯依靠政府资源和行政体系的干预这些他组织手段来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区危机，对于克服当前农村社区行政化、社区建设中社区主体缺位等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有助于抑制农村社区的衰落趋势，而且对恢复农村社区应对社会风险、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能力和调节人际关系的机制，纠正国家和市场失灵造成的农村发展问题，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二、自组织理论与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自组织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自组织系统(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自组织理论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协同学(Synergertios)、突变论(Calastrophe Theory)。其中，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会自发地从无序变为有序结构，该理论主要是解决判断一个体系可以从无序状态自发自主地演化成为有序结构所需要的条件，即产生自组织的条件方法。协同学理论是一门跨学科理论，它认为大量子系统通过协同效应能使系统形成有序结构，协同作用能使系统实现自组织、自调节、自催化以保持结构的动态稳定，使一个系统实现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是自组织形成的动力机制。突变理论则提供了研究现实世界的形态发生问题中的突变现象的工具，是一种研究自组织形成的演化途径机制。⑧对系统论来说，一个系统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
对于社会系统和社会运行的有序化的要求来说，自组织作为国家和市场之外的另一种人类关系的协调机制和能力，“是成本最低和收益最大的一种治理机制”⑨。因为自组织在其发育和成长过程中是成本最小的组织方式，运用自组织原理来探讨社会组织发展的问题，对于促进社会团结，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具有社会管理和运行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优势。因此，自从自组织理论产生之时，就引起社会科学界的关注，并用来研究社会系统。人们通过对自组织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自组织自身的机制网络的分析和探研，⑩为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和研究打下了基础。
农村社区建设是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而开展的社会发展工作。作为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是“依托村级组织，发挥农村居民主体作用，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力量，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水平，把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11)。按照这样的任务目标，农村社区建设不但要解决农村社区管理、服务体系不健全，社区缺少资源，缺乏精神文化生活，农民没有社会福利保障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发展社区的自组织体系，培育农村社区的自助能力，形成自主发展机制。因而，在农村社区建设的研究中，运用自组织理论来探讨农村社区发展面临的自组织问题，探索社区自组织对社区建设的作用，建构社区发展理论，就成为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应当关注的领域。
社会工作在探讨社区发展的内涵时认为：“社区发展是一种组织的与教育的过程。其目的是在鼓励社区居民的参与，协调社区各界的力量，运用社区内外的资源，采用社区自助的行动，以引导社区的社会变迁而提高居民的生活素质。(12)”而所谓“组织的与教育的过程”中的组织过程包括参与、研究和动员，教育过程则包括自助、合作和自治。(13)因此，从社区发展的理念来看农村社区建设，它是一个社区系统发育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使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小农组织起来，以社区的共同需要为连接，发挥社区的互助合作精神，发展出社区的自组织系统，协调社区各方面的力量并动员社区内外资源，以自助行动的方式来解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困难、社区衰落、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社区管理和服务不能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等方面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在以往的农村社会工作研究中，以社区自组织为核心进行农村社区建设，主要依据于“以社区能力建设为中心的内源发展”理念，而其知识学和方法论的依据则来自自组织理论。所谓“内源发展”的含义是指“生物有机体发育的内部自组织过程。一个生命体可以根据它自身的结构完成发育成长的过程，外部的因素可以起推动作用，但不能决定生命有机体自身的发展。”(14)因而对于人来说，“发展必定是生长的人自己的一种行动(一种努力、一种创举等等)。”“把发展的各种目标、道路、方法和所使用的技术等方面的考虑都归集到人的整体和统一体中去。”(15)而“以社区能力建设为中心的内源发展”作为社会工作服务农村发展的理想和行动的方法论，强调的是社区自己的发展即用以人为本的理念看待社区能力建设从社区居民的所思、所想和所能出发，由他们来实施社区建设计划而不是发展工作者、政府官员或所谓的专家等外来者越俎代庖地替社区发展(16)。
因此，“内源性发展观主张社区能力建设应放在社区自身的创造力培养上”，“将社区能力的提升与社区的自主改变联系在一起，通过公众参与，让人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学习，获取发展的知识并形成新的态度”(17)。按照这一发展理念和方法，农村社区建设更重要的工作不是帮助社区获得资源，改善社区的状况和居民的生活条件，而是围绕社区自助能力的培育去推动社区的组织化，为实现内源发展奠定可持续的社区组织基础。因而，运用自组织理论来探索社区内源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对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建设，推进社区发展提供了知识学的根据。
用自组织理论来分析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开展能力建设的实践，我们看到，近年来，针对市场对农村社会关系的侵蚀和以“现代化”为主导的社会发展战略所导致的“村落共同体的衰败和乡村社会关系原子化”，以及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时，过度强调资源投入导向的物质建设和技术使用，将经济增长及物质建设目标当作衡量政府工作成效的基本指标和衡量乡村经济与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以及将社会建设的丰富内涵简约成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个体的收入增长(18)等等发展主义的片面性，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能力建设和乡村关系重建的探索中，开展了以能力建设为核心内容的农村社区发展行动研究。这些研究把培育社区的内源发展动力当作核心任务，进行生计能力、自治能力、文化、自助与互助能力与社区合作组织等方面的组织、倡导和教育工作。对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探索农村社区建设背景下的社会工作路径和方法，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对我们认识在当前以“发展”为中心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话语背景下，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复杂局面，提供了直接的经验。
而在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中我们也发现，农村社区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农村经济恶化带来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存方式的危机，也不仅仅是由于个体化的小农生产方式和农民缺乏组织性而带来的农村组织危机，更不是所谓城乡差别和农民缺乏社会保障、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造成的社会公平危机。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农村社区的衰落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追随西方“现代化”所引发的乡村现实问题(19)和发展主义的国家政策偏好，以及费孝通所说中国传统小农社会“差序格局”下的个人“自我主义”(20)和在个人致富政策引导下，以追求个人(家庭)为单位的增加收入为中心所导致的功利主义盛行等一系列因素叠加造成的总体性危机。而时下的农村社区建设以各种名目的项目投入的方式去应对社区衰落的危机，采用工业反哺农业或者用加大社会福利投入解决民生需求的方式来推动农村社区建设，主要还是着重于物质技术解决问题的策略，仅仅起到“治标”的作用而缺乏对社区问题的系统治理，并不能改变农村社区所面临的总体性危机，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会加深危机。
同样对于社会工作来说，如果仅仅靠助人自助的理念，或对公平正义的社会福利追求介入农村社区建设，在微观层面上实施一个又一个的社区发展计划(项目)，局部地进行一些改善社区福利的工作，以解决那些较为实际的发展问题，而不是从社区系统发育的整体性出发，以实现社区内源发展为目标，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去发展社区应对各种机会和挑战的能力，其结果是使社区的发展变成一个由项目实施者单方面策划和推动的“他组织”过程，同样造成社区居民对外来者的依赖。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对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建设与社区自组织功能的发挥作进一步的探究。
三、农村社区建设中“自组织”与“他组织”相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
在社会系统的演化中，自组织现象极为普遍。从早期简单的氏族共同体到现代结构复杂的社会体系，人类社会作为一个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耗散结构”(21)，不断地发生着自组织活动，产生出有序而非平衡的社会结构。同样地，在社会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或子系统也是一个“耗散结构”，各种要素在它们之间的“输出”和“输入”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这些子系统发生着相对独立的自组织活动，产生出具有极大差异性的社会单元和社会部门。
从协同学的原理来看，一个事物或系统“自组织地自发或自动地走向有序结构的内在机制”是由性质完全不同的大量子系统所构成的各种系统通过竞争与协同的联合作用产生出宏观尺度上的结构与功能。(22)竞争是系统演化的最活跃的动力，从开放系统的演化角度看，这种竞争一方面为系统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演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推动了系统从无序结构走向有序结构。(23)而协同则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间的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的联合行动。用协同学理论看社会系统的演化，它揭示了系统自组织的内部动力机制：子系统间的竞争使系统处于非平衡、非稳定的状态，而协同则使子系统的某些运动趋势在非平衡条件下趋向于联合并放大，从而使之占据优势地位，对系统产生支配作用(24)。
从社会系统的有序化来看，自组织过程的竞争与协同不仅形成了子系统内部自组织运动，也产生了子系统之间的物质、技术和信息的交换，形成大系统对某个或某些子系统的他组织作用这样一系列的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会使社会大系统影响其子系统的自组织过程，使子系统对大系统保持一致，产生出共同的社会系统特征，同时也会抑制子系统的自组织过程，使其自组织功能弱化甚至丧失。这就会导致子系统完全依赖于大系统而使其变成一个死结构这样一个后果。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社会系统就会走向平衡态而形成类似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热寂”现象，使社会系统失去活力而陷于僵化、封闭，成为一个死结构。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僵化、封闭，经济没有活力，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社会热寂”的结果。而在今天，当我们试图用一种统一的行政安排去组织、推动社区建设，不注意社区自身的自组织发展，把所有的社区子系统变成一个他组织的过程，同样会对社区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后果。这一点，正是我在本文所提出的社区内源发展和恢复社区自组织能力涉及的核心问题。
对于社会系统而言，社区是一个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结构的自组织体系，其特殊性和日常生活性不能完全由市场和国家的运行机制来调节。如何发挥社区在社会生活中调节人类关系的作用，有赖于社区自组织功能的正常发挥。但是，社区自组织又不是完全脱离市场和国家关系而自成一体的“独立王国”。社会大系统对社区的联合作用，对社区自组织体系来说，又具有系统协同的他组织意义。它对保持社区子系统对社会大系统、日常社会生活对国家和市场关系的协调一致，建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和谐关系，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因此，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我们所说的社区自组织实际上是指一种基于系统结构自发有序化所达到的社区组织状态。要达到这种状态，既需要国家和市场力量介入的他组织化推动，更需要社区自身长期演化而形成的自组织机制发挥作用。在“自组织”与“他组织”的整合互构中，恢复重建社区秩序。
因此，社会工作在介入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如何通过社区自组织来达到建设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就是着眼于社区自组织与社会他组织在社区发展中的协同，在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社区内源发展的方式，将工作重心放在组织社区居民运用他们自身的知识、技术和资源开展社区建设上，帮助他们激活并发展社区自组织机制，形成开放的、与外部世界进行积极互动的局面，以克服当前社区建设中村民被组织、被发展、被毫无选择的市场力量或行政力量所支配的被动局面。
具体说，首先，社会工作要建立整体发展的社区工作观，把社区建设的重点由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等物质技术层面的工作转移到社区关系的恢复与重建、社区自组织系统的修复与扩展上，使之成为具有“耗散结构”功能的开放体系。为此，农村社会工作者要将社区建设与社区系统的历史演化和社区自组织能力的生成与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开展社区教育，倡导社区互助合作精神，加强社区系统对社会变迁的敏感性和对外开放交往的能力，推动各种自生性的社区合作组织发展，以减少社区居民生活方式原子化、生活态度功利化和生活价值虚无化或物质化等趋势对社区建设目标实现的不利影响。
其次，在社会开放、市场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时代，社区的独立性、自主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国家行政力量的干预和市场力量的入侵挑战，社区的自组织必然与他组织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缠和勾连，如何将他组织化与自组织发展联结起来，使他组织能够嵌入到自组织系统中，减少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形成系统间的信息、资源和技术的交换，是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建设必须从策略、方法和技巧上不断进行理性反思和实践探索的主要任务，也是实现社区内源发展的基础条件。对此，农村社会工作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最后，对社会工作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自己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以往的农村社区建设中，主导性的工作方式是以项目为中心的社区发展策略。这种策略有实效性、具体针对性、操作性强和任务目标明确等优点，但是也带有明显的局限。其一是以项目为中心的农村社区发展策略使社会工作往往集中在项目实施具体目标上，容易忽视过程目标而导致社会工作变成社区发展事务工作；其二是围绕项目开展农村社会工作，容易使社会工作者将自己变成项目执行人和社区发展的主导者，不利于社区自组织的发展；其三是项目中心的社区发展策略还容易加深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发展主义倾向和社会工作的功利化取向的发展，对改变社区建设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物质技术投入、轻人的发展，重硬件设施建设、轻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思想行为倾向产生不利影响。综上所述，在介入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着眼于社区现实问题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社会工作应该扮演的角色是社区自组织的推进者、激发者，社区自组织与社会他组织的媒介和整合工具。同时，作为他组织力量，社会工作的介入也要扮演社区建设的组织参与者和策划者的角色，帮助社区解决在组织化的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在社区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建立起更加紧密的互助和协同关系。
总之，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综合的社区发展工作，从社区自组织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工作的基本使命应该是在国家、市场和社区之间发挥协调、沟通和平衡相互关系的作用，减少社会大系统过于追求统一、一致的社会发展策略对社区自组织系统的破坏，帮助社区在自组织的基础上形成与社会大系统的互动，从而使社区成为自主、自治和自发展的人类生活共同体。
注释：
①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一章，1961年6月15日。
②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三章，1961年6月15日。
③⑤(18)(19)(20)黄平、王晓毅主编：《公共性的重建——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54-55，26-27，28，30页。
④潘维：《农民与国家——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页。
⑥按照森的解释：“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性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⑦(16)钱宁：《农村发展中的新贫困与社区能力建设：社会工作的视角》，《思想战线》2007年第1期。
⑧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⑨杨贵华：《自组织：社区能力建设的新视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⑩胡皓、楼慧心：《自组织理论与社会发展研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沈小峰：《混沌初开：自组织理论的哲学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孙志海：《自组织的社会进化理论：方法和模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
(11)参见民政部《关于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意见(征求意见稿)》，2009年9月。
(12)(13)徐震：《社区与社区发展》，正中书局2002年版，第149，165页。
(14)钱宁：《文化建设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内源发展》，《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15)阿卜杜勒-马立克、黄高智、贝纳尔·罗埃西、黎文魁等：《发展的新战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0年版；黄高智、范如潮、皮埃尔·多凯斯等：《内源发展——质量方面和战略因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年版，第4页。
(17)钱宁：《对新农村建设中少数民族社区发展的思考》，《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
(21)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系统是一个具有体系开放性的活的有序结构。它是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体系，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既有差异、又相互独立，在与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中发生着非稳定性的“涨落”，由此促使系统由混沌到有序的演化。参见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第二章自组织的条件方法论第三节“耗散结构理论的概念方法抽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40页。
(22)“协同概念在协同学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哈肯多次强调协同学就是一门研究各个领域中关于合作、写作或协同的学说。这里的协同，有两种含义，狭义的协同意义，就是与竞争相对立的合作、协作、互助、同步等意义；广义的协同，则既包括合作，也包括竞争。”参见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9页。
(23)沈小峰、吴彤、曾国屏：《自组织的哲学——一种新的自然观和科学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章。
(24)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作者介绍：钱宁，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云南 昆明 650091；田金娜，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民族社会学专业2011级博士研究生，云南 昆明 650091
作者：钱宁田金娜
山东社会科学 2012年04期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1]10-0029-06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经济关系、组织体系和社会结构变化，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生计方式和生活形态，也改变了农村社会的人际互动模式和组织形态，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社会开放度也不断扩大。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建设深入发展，制约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要求不协调，社会管理方式日益行政化，与面向市场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开放的社会环境、频繁的社会流动等农村生活形态的变化不相适应；而农业生产的个体化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原子化，则使农民在面对有组织的市场力量和变化莫测的市场风险与社会风险时，变得非常脆弱和无能为力。可以这样说，在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组织化的问题成为阻碍其发展以适应社会变迁的主要障碍。
建立农村社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社区内源发展机制，培育其自主发展能力，一直是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探索农村社区发展所关注的焦点。运用社区工作的方法推进社区自组织发展，将助人自助的理念贯彻到社区内源发展的活动中，成为农村社会工作的主要任务。本文以自组织理论为依据，结合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发展实务，探讨农村社区发展的自组织和社会工作介入对社区自组织的作用、方法和路径，以期建构农村社区内源发展的模式。
一、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组织化困境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国农村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经历了从政、经、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到经、社相对分离的乡(镇)村行政体系的变革，农村的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一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和“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①，人民公社是一个自给自足、自我管理和自我保障的封闭社区。从组织化的角度看，它将农村社会高度组织起来，目的在于克服小农经济的分散性，防止农村社会分化并建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其“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合理地组织生产”，并且“在管理生产建设、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项工作方面，”②发挥社会管理职能，建成一个全新的城乡一体、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社会。人民公社的这种高度组织化体制，是一种试图将传统自组织的村落共同体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经济政治发展要求相结合的尝试。它一方面将农村社会严密地组织起来，使农村形成了“以集体经济、集体财产和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为基础和纽带的公共空间、公共财政以及公共治理”③；另一方面，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社会组织体制也破坏了村落共同体的自组织体系，使农村变成高度统一的计划体系。它不仅使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脱离了农村生产力水平，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同时它也脱离了农村生活的特点和组织特点，试图用政治力量来改造小农经济与小农社会的组织结构，创造出现代化的大农业生产和现代农村社会。然而，这种背离社会发展规律的组织化最终导致其无果而终。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土地经营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力从僵化的人民公社制度中解放出来，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体积极性也得到极大的发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然而，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社会生活风险不断加大，一家一户的个体化生产劳动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对农业产业化和社会组织化的要求。对从事个体耕作的小农来说，“变幻莫测的市场价格并不比国家计划更友善”④，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更险恶。如果说人民公社制度造成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活力缺乏，那么，在放弃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放弃的不仅仅是集体经济和农村合作化，也放弃了一种农村组织的方式和公共产品提供的机制，造成了“村社公共性的衰落”⑤。在市场力量的渗透和侵蚀下，农村经济活动个体化，社会生活原子化，使农村对城市的关系、农业对工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越来越处于依附的地位而丧失其自主性。可以说，个体化的生产方式和市场机制使农村社区所具有的认同感、安全感和团结力被消解掉，而社区的衰落则使个人和家庭也失去共同体的庇护而越来越暴露在各种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面前。
从农村社会的组织变化来看，人民公社解体后，“政社合一”的农村组织体系被乡镇制度取代，社区成为一个个按行政-管理划分的区间，形成了高度行政化的乡村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对于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来说是有效率的，对农村发展和社区建设也发挥了重要的、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对于社区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所具有的“认同-归属”、“生活-安全”和“团结-互助”等集体特性与自组织功能来说，这种“行政-政治”的组织体系是作为“他组织”力量而被行政地“嵌入”到社区中的，对社区自组织体系和社区秩序的自发稳定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由于乡村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建立在普遍性和统一性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体系，科层制带来的官僚主义和缺乏能够满足社区需求的日常生活性和灵活性，使它们对社区生活的具体领域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服务；“一刀切”基层管理与服务方式不但脱离了社区生活的实际，而且取代了社区原有的秩序和关系，使人们的生活世界失去了共同体的依托；而以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手段来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做法，过度注重物质技术和政府资源的投入，导致社区自助功能和互助合作的集体精神的丧失。
社区是一个人类彼此认同和参与的公共空间，也是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安全保障与福利照顾的自发形式，同时还是人类相互联系、运用集体力量应对各种风险与危机的基本社会单位和生活共同体。这些构成社区的内在要素将个人、家庭联结在一起，产生自发性的联合与彼此协调适应，形成所谓的自组织。自组织使社区具有了单个人或单个家庭无法具有的力量，为人类生活的有序和稳定提供了组织保障。依靠社区的自组织系统，人类的日常生活得到维系，形成独特的生活价值观，培育出互惠合作的集体精神，也创造了各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社区自组织功能的缺失，将会使社会原子化，生活秩序陷入混乱而产生各种失序失范行为，也会使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从长远打算，负责、信任与合作转向自我中心的及时行乐、怀疑和不信任，导致社会生活价值的危机、社区的衰落甚至解体。而在社区建设中，缺乏自组织性往往使社区缺乏自主发展的可行能力⑥，并使其在适应社会变迁的发展中缺乏内源发展机制⑦，不得不依赖于外部社会的援助而丧失自主性。
因此，运用社区自组织系统而不是单纯依靠政府资源和行政体系的干预这些他组织手段来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区危机，对于克服当前农村社区行政化、社区建设中社区主体缺位等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有助于抑制农村社区的衰落趋势，而且对恢复农村社区应对社会风险、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能力和调节人际关系的机制，纠正国家和市场失灵造成的农村发展问题，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二、自组织理论与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自组织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自组织系统(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自组织理论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协同学(Synergertios)、突变论(Calastrophe Theory)。其中，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会自发地从无序变为有序结构，该理论主要是解决判断一个体系可以从无序状态自发自主地演化成为有序结构所需要的条件，即产生自组织的条件方法。协同学理论是一门跨学科理论，它认为大量子系统通过协同效应能使系统形成有序结构，协同作用能使系统实现自组织、自调节、自催化以保持结构的动态稳定，使一个系统实现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是自组织形成的动力机制。突变理论则提供了研究现实世界的形态发生问题中的突变现象的工具，是一种研究自组织形成的演化途径机制。⑧对系统论来说，一个系统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
对于社会系统和社会运行的有序化的要求来说，自组织作为国家和市场之外的另一种人类关系的协调机制和能力，“是成本最低和收益最大的一种治理机制”⑨。因为自组织在其发育和成长过程中是成本最小的组织方式，运用自组织原理来探讨社会组织发展的问题，对于促进社会团结，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具有社会管理和运行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优势。因此，自从自组织理论产生之时，就引起社会科学界的关注，并用来研究社会系统。人们通过对自组织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自组织自身的机制网络的分析和探研，⑩为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和研究打下了基础。
农村社区建设是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而开展的社会发展工作。作为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是“依托村级组织，发挥农村居民主体作用，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力量，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水平，把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11)。按照这样的任务目标，农村社区建设不但要解决农村社区管理、服务体系不健全，社区缺少资源，缺乏精神文化生活，农民没有社会福利保障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发展社区的自组织体系，培育农村社区的自助能力，形成自主发展机制。因而，在农村社区建设的研究中，运用自组织理论来探讨农村社区发展面临的自组织问题，探索社区自组织对社区建设的作用，建构社区发展理论，就成为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应当关注的领域。
社会工作在探讨社区发展的内涵时认为：“社区发展是一种组织的与教育的过程。其目的是在鼓励社区居民的参与，协调社区各界的力量，运用社区内外的资源，采用社区自助的行动，以引导社区的社会变迁而提高居民的生活素质。(12)”而所谓“组织的与教育的过程”中的组织过程包括参与、研究和动员，教育过程则包括自助、合作和自治。(13)因此，从社区发展的理念来看农村社区建设，它是一个社区系统发育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使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小农组织起来，以社区的共同需要为连接，发挥社区的互助合作精神，发展出社区的自组织系统，协调社区各方面的力量并动员社区内外资源，以自助行动的方式来解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困难、社区衰落、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社区管理和服务不能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等方面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在以往的农村社会工作研究中，以社区自组织为核心进行农村社区建设，主要依据于“以社区能力建设为中心的内源发展”理念，而其知识学和方法论的依据则来自自组织理论。所谓“内源发展”的含义是指“生物有机体发育的内部自组织过程。一个生命体可以根据它自身的结构完成发育成长的过程，外部的因素可以起推动作用，但不能决定生命有机体自身的发展。”(14)因而对于人来说，“发展必定是生长的人自己的一种行动(一种努力、一种创举等等)。”“把发展的各种目标、道路、方法和所使用的技术等方面的考虑都归集到人的整体和统一体中去。”(15)而“以社区能力建设为中心的内源发展”作为社会工作服务农村发展的理想和行动的方法论，强调的是社区自己的发展即用以人为本的理念看待社区能力建设从社区居民的所思、所想和所能出发，由他们来实施社区建设计划而不是发展工作者、政府官员或所谓的专家等外来者越俎代庖地替社区发展(16)。
因此，“内源性发展观主张社区能力建设应放在社区自身的创造力培养上”，“将社区能力的提升与社区的自主改变联系在一起，通过公众参与，让人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学习，获取发展的知识并形成新的态度”(17)。按照这一发展理念和方法，农村社区建设更重要的工作不是帮助社区获得资源，改善社区的状况和居民的生活条件，而是围绕社区自助能力的培育去推动社区的组织化，为实现内源发展奠定可持续的社区组织基础。因而，运用自组织理论来探索社区内源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对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建设，推进社区发展提供了知识学的根据。
用自组织理论来分析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开展能力建设的实践，我们看到，近年来，针对市场对农村社会关系的侵蚀和以“现代化”为主导的社会发展战略所导致的“村落共同体的衰败和乡村社会关系原子化”，以及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时，过度强调资源投入导向的物质建设和技术使用，将经济增长及物质建设目标当作衡量政府工作成效的基本指标和衡量乡村经济与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以及将社会建设的丰富内涵简约成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个体的收入增长(18)等等发展主义的片面性，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能力建设和乡村关系重建的探索中，开展了以能力建设为核心内容的农村社区发展行动研究。这些研究把培育社区的内源发展动力当作核心任务，进行生计能力、自治能力、文化、自助与互助能力与社区合作组织等方面的组织、倡导和教育工作。对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探索农村社区建设背景下的社会工作路径和方法，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对我们认识在当前以“发展”为中心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话语背景下，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复杂局面，提供了直接的经验。
而在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中我们也发现，农村社区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农村经济恶化带来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存方式的危机，也不仅仅是由于个体化的小农生产方式和农民缺乏组织性而带来的农村组织危机，更不是所谓城乡差别和农民缺乏社会保障、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造成的社会公平危机。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农村社区的衰落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追随西方“现代化”所引发的乡村现实问题(19)和发展主义的国家政策偏好，以及费孝通所说中国传统小农社会“差序格局”下的个人“自我主义”(20)和在个人致富政策引导下，以追求个人(家庭)为单位的增加收入为中心所导致的功利主义盛行等一系列因素叠加造成的总体性危机。而时下的农村社区建设以各种名目的项目投入的方式去应对社区衰落的危机，采用工业反哺农业或者用加大社会福利投入解决民生需求的方式来推动农村社区建设，主要还是着重于物质技术解决问题的策略，仅仅起到“治标”的作用而缺乏对社区问题的系统治理，并不能改变农村社区所面临的总体性危机，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会加深危机。
同样对于社会工作来说，如果仅仅靠助人自助的理念，或对公平正义的社会福利追求介入农村社区建设，在微观层面上实施一个又一个的社区发展计划(项目)，局部地进行一些改善社区福利的工作，以解决那些较为实际的发展问题，而不是从社区系统发育的整体性出发，以实现社区内源发展为目标，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去发展社区应对各种机会和挑战的能力，其结果是使社区的发展变成一个由项目实施者单方面策划和推动的“他组织”过程，同样造成社区居民对外来者的依赖。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对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建设与社区自组织功能的发挥作进一步的探究。
三、农村社区建设中“自组织”与“他组织”相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
在社会系统的演化中，自组织现象极为普遍。从早期简单的氏族共同体到现代结构复杂的社会体系，人类社会作为一个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耗散结构”(21)，不断地发生着自组织活动，产生出有序而非平衡的社会结构。同样地，在社会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或子系统也是一个“耗散结构”，各种要素在它们之间的“输出”和“输入”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这些子系统发生着相对独立的自组织活动，产生出具有极大差异性的社会单元和社会部门。
从协同学的原理来看，一个事物或系统“自组织地自发或自动地走向有序结构的内在机制”是由性质完全不同的大量子系统所构成的各种系统通过竞争与协同的联合作用产生出宏观尺度上的结构与功能。(22)竞争是系统演化的最活跃的动力，从开放系统的演化角度看，这种竞争一方面为系统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演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推动了系统从无序结构走向有序结构。(23)而协同则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间的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的联合行动。用协同学理论看社会系统的演化，它揭示了系统自组织的内部动力机制：子系统间的竞争使系统处于非平衡、非稳定的状态，而协同则使子系统的某些运动趋势在非平衡条件下趋向于联合并放大，从而使之占据优势地位，对系统产生支配作用(24)。
从社会系统的有序化来看，自组织过程的竞争与协同不仅形成了子系统内部自组织运动，也产生了子系统之间的物质、技术和信息的交换，形成大系统对某个或某些子系统的他组织作用这样一系列的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会使社会大系统影响其子系统的自组织过程，使子系统对大系统保持一致，产生出共同的社会系统特征，同时也会抑制子系统的自组织过程，使其自组织功能弱化甚至丧失。这就会导致子系统完全依赖于大系统而使其变成一个死结构这样一个后果。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社会系统就会走向平衡态而形成类似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热寂”现象，使社会系统失去活力而陷于僵化、封闭，成为一个死结构。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僵化、封闭，经济没有活力，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社会热寂”的结果。而在今天，当我们试图用一种统一的行政安排去组织、推动社区建设，不注意社区自身的自组织发展，把所有的社区子系统变成一个他组织的过程，同样会对社区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后果。这一点，正是我在本文所提出的社区内源发展和恢复社区自组织能力涉及的核心问题。
对于社会系统而言，社区是一个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结构的自组织体系，其特殊性和日常生活性不能完全由市场和国家的运行机制来调节。如何发挥社区在社会生活中调节人类关系的作用，有赖于社区自组织功能的正常发挥。但是，社区自组织又不是完全脱离市场和国家关系而自成一体的“独立王国”。社会大系统对社区的联合作用，对社区自组织体系来说，又具有系统协同的他组织意义。它对保持社区子系统对社会大系统、日常社会生活对国家和市场关系的协调一致，建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和谐关系，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因此，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我们所说的社区自组织实际上是指一种基于系统结构自发有序化所达到的社区组织状态。要达到这种状态，既需要国家和市场力量介入的他组织化推动，更需要社区自身长期演化而形成的自组织机制发挥作用。在“自组织”与“他组织”的整合互构中，恢复重建社区秩序。
因此，社会工作在介入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如何通过社区自组织来达到建设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就是着眼于社区自组织与社会他组织在社区发展中的协同，在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社区内源发展的方式，将工作重心放在组织社区居民运用他们自身的知识、技术和资源开展社区建设上，帮助他们激活并发展社区自组织机制，形成开放的、与外部世界进行积极互动的局面，以克服当前社区建设中村民被组织、被发展、被毫无选择的市场力量或行政力量所支配的被动局面。
具体说，首先，社会工作要建立整体发展的社区工作观，把社区建设的重点由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等物质技术层面的工作转移到社区关系的恢复与重建、社区自组织系统的修复与扩展上，使之成为具有“耗散结构”功能的开放体系。为此，农村社会工作者要将社区建设与社区系统的历史演化和社区自组织能力的生成与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开展社区教育，倡导社区互助合作精神，加强社区系统对社会变迁的敏感性和对外开放交往的能力，推动各种自生性的社区合作组织发展，以减少社区居民生活方式原子化、生活态度功利化和生活价值虚无化或物质化等趋势对社区建设目标实现的不利影响。
其次，在社会开放、市场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时代，社区的独立性、自主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国家行政力量的干预和市场力量的入侵挑战，社区的自组织必然与他组织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缠和勾连，如何将他组织化与自组织发展联结起来，使他组织能够嵌入到自组织系统中，减少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形成系统间的信息、资源和技术的交换，是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建设必须从策略、方法和技巧上不断进行理性反思和实践探索的主要任务，也是实现社区内源发展的基础条件。对此，农村社会工作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最后，对社会工作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自己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以往的农村社区建设中，主导性的工作方式是以项目为中心的社区发展策略。这种策略有实效性、具体针对性、操作性强和任务目标明确等优点，但是也带有明显的局限。其一是以项目为中心的农村社区发展策略使社会工作往往集中在项目实施具体目标上，容易忽视过程目标而导致社会工作变成社区发展事务工作；其二是围绕项目开展农村社会工作，容易使社会工作者将自己变成项目执行人和社区发展的主导者，不利于社区自组织的发展；其三是项目中心的社区发展策略还容易加深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发展主义倾向和社会工作的功利化取向的发展，对改变社区建设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物质技术投入、轻人的发展，重硬件设施建设、轻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思想行为倾向产生不利影响。综上所述，在介入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着眼于社区现实问题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社会工作应该扮演的角色是社区自组织的推进者、激发者，社区自组织与社会他组织的媒介和整合工具。同时，作为他组织力量，社会工作的介入也要扮演社区建设的组织参与者和策划者的角色，帮助社区解决在组织化的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在社区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建立起更加紧密的互助和协同关系。
总之，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综合的社区发展工作，从社区自组织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工作的基本使命应该是在国家、市场和社区之间发挥协调、沟通和平衡相互关系的作用，减少社会大系统过于追求统一、一致的社会发展策略对社区自组织系统的破坏，帮助社区在自组织的基础上形成与社会大系统的互动，从而使社区成为自主、自治和自发展的人类生活共同体。
注释：
①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一章，1961年6月15日。
②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三章，1961年6月15日。
③⑤(18)(19)(20)黄平、王晓毅主编：《公共性的重建——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54-55，26-27，28，30页。
④潘维：《农民与国家——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页。
⑥按照森的解释：“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性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⑦(16)钱宁：《农村发展中的新贫困与社区能力建设：社会工作的视角》，《思想战线》2007年第1期。
⑧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⑨杨贵华：《自组织：社区能力建设的新视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⑩胡皓、楼慧心：《自组织理论与社会发展研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沈小峰：《混沌初开：自组织理论的哲学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孙志海：《自组织的社会进化理论：方法和模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
(11)参见民政部《关于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意见(征求意见稿)》，2009年9月。
(12)(13)徐震：《社区与社区发展》，正中书局2002年版，第149，165页。
(14)钱宁：《文化建设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内源发展》，《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15)阿卜杜勒-马立克、黄高智、贝纳尔·罗埃西、黎文魁等：《发展的新战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0年版；黄高智、范如潮、皮埃尔·多凯斯等：《内源发展——质量方面和战略因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年版，第4页。
(17)钱宁：《对新农村建设中少数民族社区发展的思考》，《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
(21)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系统是一个具有体系开放性的活的有序结构。它是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体系，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既有差异、又相互独立，在与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中发生着非稳定性的“涨落”，由此促使系统由混沌到有序的演化。参见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第二章自组织的条件方法论第三节“耗散结构理论的概念方法抽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40页。
(22)“协同概念在协同学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哈肯多次强调协同学就是一门研究各个领域中关于合作、写作或协同的学说。这里的协同，有两种含义，狭义的协同意义，就是与竞争相对立的合作、协作、互助、同步等意义；广义的协同，则既包括合作，也包括竞争。”参见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9页。
(23)沈小峰、吴彤、曾国屏：《自组织的哲学——一种新的自然观和科学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章。
(24)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作者介绍：钱宁，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云南 昆明 650091；田金娜，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民族社会学专业2011级博士研究生，云南 昆明 6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