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感召 历史的反思
——论《白鹿原》中白嘉轩复杂的人物形象
王 蓉
（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四川成都，610213）
摘 要 《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用最朴素的文字昭示着传统文化对原上人们的深刻影响，又于新旧文化碰撞中揭示了人们生存的困境。作者对传统文明有留恋之情，但最终不得不陷入深沉的迷惘。而文中塑造的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正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矛盾和困惑，其性格的二重性也引领着我们去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接轨”这一深层次问题。
关键词 《白鹿原》 传统文化 现代文明 接轨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在对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悲欢离合、恩怨纠葛的历史观照中，贯穿了深邃厚重的思想内涵，揭示了深沉丰富的文化底蕴。透过《白鹿原》，我们不仅能看到作者对中国文化传统复杂而深刻的思考，而且我们自己，也会带着“读关中文化”之体验，走向深层的反思与探索之中。
《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生于关中、长于关中。对于关中文化，对于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具有天生的依恋亲和之情。另一方面，陈忠实又走出了那个“原”，受到了都市文化氛围的感染，因此，对于他所要揭示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又带有后天的理性批判之思。在这样一种“二难”境地中，作者将他的矛盾和困惑诉诸于篇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塑造了白嘉轩这一复杂人物形象，由此引领着读者去反思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
文明接轨的深层次问题。
1 “白鹿”精灵的显现
在“白鹿原”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祖祖辈辈无数次地重复讲述着白鹿神奇的传说，白鹿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文化象征出现在传说中，是留给生活在“原”上的人们的一个渴盼，一线希望。而走出神话，回到现实，白鹿精魂确实已溶进了白鹿原，并于千百年后化作了一只精灵。
白嘉轩作为白鹿原上的“一族之尊”，有着极高的威望与尊严，他是“仁义白鹿村”的权利代表与道义化身，体现着儒家人格的文化集成。在小说中，白嘉轩总是远离党派之争与政治斗争，却有着不可撼动的威严与权势，这似乎与常理不符，但只要细细地品味了这一人物形象，你就会找到来自作品本身的合理诠释。
白嘉轩生长在关中文化氛围中，作为宗法家族制度的代表者，有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感：维护宗法家族制度的自觉使命和在履行这一使命过程中的自信自持与顽强意志力，使他有了外在形象上挺直的腰杆和内在精神上的强大人格力量。他始终恪守着儒家伦理道德，顽固地坚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的全部封建礼教，并时时处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绝不虚伪，忠实地捍卫了一个家长的权威和地位。在他的生命底蕴里，始终坚踞着他的生命哲学和为人信条，因此，当他岸然地
够通过股权转让、回购、兼并收购和上市及时退出，或确保在股票市场合适的价位时退出。证券投资基金作为证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投资的企业有一定的稳定股价的作用，确保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该企业上市后逐步退出，而投资银行部门在企业的股权转让、回购、兼并收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证券投资基金也投资到债券，包括企业债券，而企业债券是企业融资的另一种方式。商业银行的存贷业务和保险公司的产险业务也可使民营金融集团(控股公司)与企业建立广泛的联系，这些与企业的联系可以支持这家民营金融集团的投资业务、兼并收购业务。银行的储蓄或个人贷款业务和保险公司的寿险业务使民营金融集团(控股公司)在个人消费者(也是个人投资者)中建立品牌。
民营金融集团(控股公司)混业经营的有效模式。可以看到，这个模式充分应用了资本市场四个子系统和机构投资者的理论。民营金融混业经营的有效模式是我们建立中国金融新秩
序的基础和核心。
民营金融混业经营的生态图
金融业的再造工程其实也是我们思维的再造工程，更是政策制定的决策所依赖的理论和决策程序的再造，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的再造，对企业家经营策略和创业方向的再造。再造的结果是要确保中国的金融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有一个
作者简介：
王蓉，1978年1月出生，重庆巫山人，2000年7月毕业于重庆三峡学院，大学本科，现任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讲师，地址：成都华阳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学报编辑部，邮编：610213。
健全的制度基础，包括产权制度、企业和市场竞争制度、资本市场制度、监管制度和政策法律制度，同时要设计可行的金融业演化发展的途径，使之自发性诱变的轨道上协调和互动的良性循环，建立中国的金融新秩序。
2010.No19
12
走在白鹿原上时，他予以白鹿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是发自内心的巨大威慑力，而赢得的则是普遍的不假思索的敬畏。他独立不倚的人格力量和超然的气度，不仅让他赢得了族长的资格，而且也让他有了白鹿原般广博的胸怀。可以说，白鹿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2 白嘉轩对“孝悌”和“仁义”的追求
关于“孝悌”，孔孟认为，“孝”就是子从父母，即“无违”（《论语.为政》），“悌”就是弟“从兄”（《孟子.离娄》）；“孝悌”就是要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一个人能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就不会犯上作乱了（《论语.学而》）。儒家思想认为：“夫孝，德之本也”，“百行之冠，众善之始”，“士有百行，孝敬为先”，“人不孝则不能立身”。“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孔子甚至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又说：“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于“孝”之观念，白嘉轩不惜以七个女人的生命为代价，以七场精神、体魄的搏斗，换来白家的生儿育女——“香火”的延续。白嘉轩先后娶了七房女人，直到娶白嘉轩第七房女人仙草成功——一连给白嘉轩生了三个儿子并一个女儿，白嘉轩终于完成了自身的“伟大使命”，完成了自身形象的确定，也赢得了堂堂正正的族长继承人资格。
关于“仁义”，孔子说：“仁者，爱人”；韩愈讲：“博爱之谓仁”。仁的核心是“爱人”。“孝悌”与“仁义”是儒家思想体系中一组相对应的，作为儒家礼教思想核心的观念。在《白鹿原》中，孝道、仁义始终是白嘉轩言行举止待人律己的原则。“孝”体现的是宗法家族利益对白嘉轩提出的要求，“仁”体现的则是他行事的自觉追求，是他一生都信奉的人生哲学和处事准则。为了“仁义”二字，仁义村上以白嘉轩为首的众多仁义之人，上演了数不清的悲剧和喜剧。
且不说白嘉轩的宽厚忍让，尚义轻财，宁人负我、我不负人与克己奉公，乐于吃苦，他与鹿子霖为争购李寡妇的六分水田发生纠纷，在姐夫朱先生的启发下，他不仅主动与鹿子霖重归于好，并且拿出一些银元和粮食来周济李寡妇；也不说白嘉轩的以德抱怨，救人之“仁”，鹿子霖多次整他，给他脸上抹黑，又设美人计拉他儿子孝文下水，他一点不计较，当鹿身陷牢房时，他不仅不幸灾乐祸，反而让儿子去搭救他。黑娃指使土匪打劫他家，砸断他腰，后来为给小娥复仇，又掐着他的脖子，差一点杀了他，但当黑娃被保安团擒获后，他不计前嫌，去探监、送饭，并托人情要儿子放了黑娃。单只从他与长工鹿三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情谊上，就可看出白嘉轩身上“仁义”光芒最朴素的体现。嘉轩一直称“鹿三”为“三哥”，从不把他当“下人”看待，有什么心事找鹿三吐露，有什么烦闷也找鹿三倾诉。在灾荒年里，各家都填不饱肚子，当鹿三为自己吃闲饭要辞工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为省一份口粮撵你出门，人会说我啥话哩？我心里能自在吗？”又说：“三哥你听着，从今往后你再甭提这话。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吃稠的你吃稠的，我吃稀的你吃稀的；万一有一天断顿了，揭不开锅了，咱弟兄门出门要饭搭个伙结个伴儿。”这番感人肺腑的话，叫人不能不为之震动。到这里，白嘉轩身上的仁义精神得到了最充分、最真实的体现。
可以说，以“孝悌”、“仁义”为中心，坚持儒家传统纲常与秩序，以不变应万变，对白嘉轩来说，是根本不用考虑的，就如吃饭、睡觉一样简单、自然。但同时，由于这些儒家传统道德纲常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这就使得白嘉轩的思想性格与时代的进化相抵触，而白嘉轩这一文学形象也变得立体而复杂。
3 白嘉轩思想 中保守、落后、顽固甚至残忍一面的体现
白嘉轩对于儒家传统思想是坚守和忠诚的，并把他当成了他一生的理想追求，他在白鹿原另一精神领袖朱先生的支持下建立起的乡约、村规也曾一度很好地维系了“白鹿原”这一古老村族的祥和、宁静，在新的革命到来之前，挽留住了小农田园经济这一抹即将逝去的夕阳余晖。它是古老的道德规范，但同时，又何尝不是束缚生灵、扼杀人性的精神框定和精神枷锁呢？黑娃与小娥的悲剧、白孝文的堕落、百灵的被驱逐，无一不是发端于“白鹿乡约”；封建文明的背逆人类天性的残酷与暴虐，在这里通过白嘉轩行为后果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且，“白嘉轩的仁义是以家族利益和伦理纲常为取舍的，并非超时代超阶级的‘博爱’或‘泛爱’”。他以淫乱之罪名无情地惩罚了狗蛋和小娥，用刺刷将小娥打伤，将狗蛋打死。但对于真正的淫乱之人鹿子霖的丑事和卑劣行径，白嘉轩却并不追究，有意对他进行庇护。更不可理解的是，他竟然还让鹿子霖充当对狗蛋、对小娥的行刑者。对鹿子霖的宽容，是“仁义”表现；对小娥、狗蛋的鞭打，是维护礼教的需要。这是维护封建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的所在，也是白嘉轩的人性扭曲的表现。
同时，对于历史的发展、科学文明的进步，白嘉轩采取的也是抵制的态度。他千方百计想要维系的，是他昔日的那种稳定的乡村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他提倡的是“耕读传家”，对于皮匠二姐夫一家的“弃农经商”抱以鄙视的态度。他信奉的是扮马角祈天求雨，请法师驱鬼除邪，请阴阳先生看风水等一系列迷信活动。他对鹿子霖家用石灰铺地避瘟疫的行为感到不解甚至嗤之以鼻：“要是石灰能治病，冷大哥你干脆甭开药铺，开个石灰窑场好了。”
可以说，在白嘉轩身上既凝聚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部分，又表现出了传统文化的负面价值。两方面的结合，使白嘉轩成为一复合形象，包容、涵盖了如同历史本身那样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而作为具有现代思维的跨世纪的人来说，我们应该从对《白鹿原》这部小说的解读中，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明白我们应该丢弃些什么，还需要吸收、接纳些什么。只有这样，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被有选择地保留与有批判地弘扬，才能使当今的人们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与现代文明接轨。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2]王仲生《人与历史，历史与人》，《文艺理论与批判》，1993年版6期，北京人民出版社.
[3]张家钊《白鹿精魂》，《新文学研究》，1994年2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4]张国俊《中国文化之二难》，《小说评论》，1998年4期，西安人民出版社.
2010.No1913
文化的感召 历史的反思
——论《白鹿原》中白嘉轩复杂的人物形象
王 蓉
（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四川成都，610213）
摘 要 《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用最朴素的文字昭示着传统文化对原上人们的深刻影响，又于新旧文化碰撞中揭示了人们生存的困境。作者对传统文明有留恋之情，但最终不得不陷入深沉的迷惘。而文中塑造的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正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矛盾和困惑，其性格的二重性也引领着我们去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接轨”这一深层次问题。
关键词 《白鹿原》 传统文化 现代文明 接轨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在对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悲欢离合、恩怨纠葛的历史观照中，贯穿了深邃厚重的思想内涵，揭示了深沉丰富的文化底蕴。透过《白鹿原》，我们不仅能看到作者对中国文化传统复杂而深刻的思考，而且我们自己，也会带着“读关中文化”之体验，走向深层的反思与探索之中。
《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生于关中、长于关中。对于关中文化，对于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具有天生的依恋亲和之情。另一方面，陈忠实又走出了那个“原”，受到了都市文化氛围的感染，因此，对于他所要揭示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又带有后天的理性批判之思。在这样一种“二难”境地中，作者将他的矛盾和困惑诉诸于篇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塑造了白嘉轩这一复杂人物形象，由此引领着读者去反思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
文明接轨的深层次问题。
1 “白鹿”精灵的显现
在“白鹿原”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祖祖辈辈无数次地重复讲述着白鹿神奇的传说，白鹿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文化象征出现在传说中，是留给生活在“原”上的人们的一个渴盼，一线希望。而走出神话，回到现实，白鹿精魂确实已溶进了白鹿原，并于千百年后化作了一只精灵。
白嘉轩作为白鹿原上的“一族之尊”，有着极高的威望与尊严，他是“仁义白鹿村”的权利代表与道义化身，体现着儒家人格的文化集成。在小说中，白嘉轩总是远离党派之争与政治斗争，却有着不可撼动的威严与权势，这似乎与常理不符，但只要细细地品味了这一人物形象，你就会找到来自作品本身的合理诠释。
白嘉轩生长在关中文化氛围中，作为宗法家族制度的代表者，有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感：维护宗法家族制度的自觉使命和在履行这一使命过程中的自信自持与顽强意志力，使他有了外在形象上挺直的腰杆和内在精神上的强大人格力量。他始终恪守着儒家伦理道德，顽固地坚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的全部封建礼教，并时时处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绝不虚伪，忠实地捍卫了一个家长的权威和地位。在他的生命底蕴里，始终坚踞着他的生命哲学和为人信条，因此，当他岸然地
够通过股权转让、回购、兼并收购和上市及时退出，或确保在股票市场合适的价位时退出。证券投资基金作为证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投资的企业有一定的稳定股价的作用，确保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该企业上市后逐步退出，而投资银行部门在企业的股权转让、回购、兼并收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证券投资基金也投资到债券，包括企业债券，而企业债券是企业融资的另一种方式。商业银行的存贷业务和保险公司的产险业务也可使民营金融集团(控股公司)与企业建立广泛的联系，这些与企业的联系可以支持这家民营金融集团的投资业务、兼并收购业务。银行的储蓄或个人贷款业务和保险公司的寿险业务使民营金融集团(控股公司)在个人消费者(也是个人投资者)中建立品牌。
民营金融集团(控股公司)混业经营的有效模式。可以看到，这个模式充分应用了资本市场四个子系统和机构投资者的理论。民营金融混业经营的有效模式是我们建立中国金融新秩
序的基础和核心。
民营金融混业经营的生态图
金融业的再造工程其实也是我们思维的再造工程，更是政策制定的决策所依赖的理论和决策程序的再造，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的再造，对企业家经营策略和创业方向的再造。再造的结果是要确保中国的金融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有一个
作者简介：
王蓉，1978年1月出生，重庆巫山人，2000年7月毕业于重庆三峡学院，大学本科，现任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讲师，地址：成都华阳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学报编辑部，邮编：610213。
健全的制度基础，包括产权制度、企业和市场竞争制度、资本市场制度、监管制度和政策法律制度，同时要设计可行的金融业演化发展的途径，使之自发性诱变的轨道上协调和互动的良性循环，建立中国的金融新秩序。
2010.No19
12
走在白鹿原上时，他予以白鹿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是发自内心的巨大威慑力，而赢得的则是普遍的不假思索的敬畏。他独立不倚的人格力量和超然的气度，不仅让他赢得了族长的资格，而且也让他有了白鹿原般广博的胸怀。可以说，白鹿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2 白嘉轩对“孝悌”和“仁义”的追求
关于“孝悌”，孔孟认为，“孝”就是子从父母，即“无违”（《论语.为政》），“悌”就是弟“从兄”（《孟子.离娄》）；“孝悌”就是要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一个人能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就不会犯上作乱了（《论语.学而》）。儒家思想认为：“夫孝，德之本也”，“百行之冠，众善之始”，“士有百行，孝敬为先”，“人不孝则不能立身”。“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孔子甚至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又说：“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于“孝”之观念，白嘉轩不惜以七个女人的生命为代价，以七场精神、体魄的搏斗，换来白家的生儿育女——“香火”的延续。白嘉轩先后娶了七房女人，直到娶白嘉轩第七房女人仙草成功——一连给白嘉轩生了三个儿子并一个女儿，白嘉轩终于完成了自身的“伟大使命”，完成了自身形象的确定，也赢得了堂堂正正的族长继承人资格。
关于“仁义”，孔子说：“仁者，爱人”；韩愈讲：“博爱之谓仁”。仁的核心是“爱人”。“孝悌”与“仁义”是儒家思想体系中一组相对应的，作为儒家礼教思想核心的观念。在《白鹿原》中，孝道、仁义始终是白嘉轩言行举止待人律己的原则。“孝”体现的是宗法家族利益对白嘉轩提出的要求，“仁”体现的则是他行事的自觉追求，是他一生都信奉的人生哲学和处事准则。为了“仁义”二字，仁义村上以白嘉轩为首的众多仁义之人，上演了数不清的悲剧和喜剧。
且不说白嘉轩的宽厚忍让，尚义轻财，宁人负我、我不负人与克己奉公，乐于吃苦，他与鹿子霖为争购李寡妇的六分水田发生纠纷，在姐夫朱先生的启发下，他不仅主动与鹿子霖重归于好，并且拿出一些银元和粮食来周济李寡妇；也不说白嘉轩的以德抱怨，救人之“仁”，鹿子霖多次整他，给他脸上抹黑，又设美人计拉他儿子孝文下水，他一点不计较，当鹿身陷牢房时，他不仅不幸灾乐祸，反而让儿子去搭救他。黑娃指使土匪打劫他家，砸断他腰，后来为给小娥复仇，又掐着他的脖子，差一点杀了他，但当黑娃被保安团擒获后，他不计前嫌，去探监、送饭，并托人情要儿子放了黑娃。单只从他与长工鹿三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情谊上，就可看出白嘉轩身上“仁义”光芒最朴素的体现。嘉轩一直称“鹿三”为“三哥”，从不把他当“下人”看待，有什么心事找鹿三吐露，有什么烦闷也找鹿三倾诉。在灾荒年里，各家都填不饱肚子，当鹿三为自己吃闲饭要辞工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为省一份口粮撵你出门，人会说我啥话哩？我心里能自在吗？”又说：“三哥你听着，从今往后你再甭提这话。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吃稠的你吃稠的，我吃稀的你吃稀的；万一有一天断顿了，揭不开锅了，咱弟兄门出门要饭搭个伙结个伴儿。”这番感人肺腑的话，叫人不能不为之震动。到这里，白嘉轩身上的仁义精神得到了最充分、最真实的体现。
可以说，以“孝悌”、“仁义”为中心，坚持儒家传统纲常与秩序，以不变应万变，对白嘉轩来说，是根本不用考虑的，就如吃饭、睡觉一样简单、自然。但同时，由于这些儒家传统道德纲常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这就使得白嘉轩的思想性格与时代的进化相抵触，而白嘉轩这一文学形象也变得立体而复杂。
3 白嘉轩思想 中保守、落后、顽固甚至残忍一面的体现
白嘉轩对于儒家传统思想是坚守和忠诚的，并把他当成了他一生的理想追求，他在白鹿原另一精神领袖朱先生的支持下建立起的乡约、村规也曾一度很好地维系了“白鹿原”这一古老村族的祥和、宁静，在新的革命到来之前，挽留住了小农田园经济这一抹即将逝去的夕阳余晖。它是古老的道德规范，但同时，又何尝不是束缚生灵、扼杀人性的精神框定和精神枷锁呢？黑娃与小娥的悲剧、白孝文的堕落、百灵的被驱逐，无一不是发端于“白鹿乡约”；封建文明的背逆人类天性的残酷与暴虐，在这里通过白嘉轩行为后果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且，“白嘉轩的仁义是以家族利益和伦理纲常为取舍的，并非超时代超阶级的‘博爱’或‘泛爱’”。他以淫乱之罪名无情地惩罚了狗蛋和小娥，用刺刷将小娥打伤，将狗蛋打死。但对于真正的淫乱之人鹿子霖的丑事和卑劣行径，白嘉轩却并不追究，有意对他进行庇护。更不可理解的是，他竟然还让鹿子霖充当对狗蛋、对小娥的行刑者。对鹿子霖的宽容，是“仁义”表现；对小娥、狗蛋的鞭打，是维护礼教的需要。这是维护封建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的所在，也是白嘉轩的人性扭曲的表现。
同时，对于历史的发展、科学文明的进步，白嘉轩采取的也是抵制的态度。他千方百计想要维系的，是他昔日的那种稳定的乡村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他提倡的是“耕读传家”，对于皮匠二姐夫一家的“弃农经商”抱以鄙视的态度。他信奉的是扮马角祈天求雨，请法师驱鬼除邪，请阴阳先生看风水等一系列迷信活动。他对鹿子霖家用石灰铺地避瘟疫的行为感到不解甚至嗤之以鼻：“要是石灰能治病，冷大哥你干脆甭开药铺，开个石灰窑场好了。”
可以说，在白嘉轩身上既凝聚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部分，又表现出了传统文化的负面价值。两方面的结合，使白嘉轩成为一复合形象，包容、涵盖了如同历史本身那样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而作为具有现代思维的跨世纪的人来说，我们应该从对《白鹿原》这部小说的解读中，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明白我们应该丢弃些什么，还需要吸收、接纳些什么。只有这样，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被有选择地保留与有批判地弘扬，才能使当今的人们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与现代文明接轨。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2]王仲生《人与历史，历史与人》，《文艺理论与批判》，1993年版6期，北京人民出版社.
[3]张家钊《白鹿精魂》，《新文学研究》，1994年2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4]张国俊《中国文化之二难》，《小说评论》，1998年4期，西安人民出版社.
2010.No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