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图书馆在文澜阁旁边建成之后，张亨嘉在大方伯里所建的浙江藏书楼也一并并入，馆舍当然不能搬走，于是将孤山所建的浙江图书馆称为总馆，而在大方伯里所建的馆舍则改称为“浙江图书馆新民路分馆”。
到了民国二十年，汤寿潜的后人根据其遗嘱捐资20万元，在大学路新建起了一座图书馆馆舍，此新馆建成之后，当地有关人士请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刘大白写了篇《浙江图书馆落成记》，刘在此记中讲述了本馆的来由以及所有为此馆做出贡献的人：
从前慢，细细打磨这窗棂
“斯馆之成也：其捐资，为故浙江都督绍兴汤蛰仙先生；其建议浙江省政府，请以其资建筑斯馆者，为汤氏嗣子拙存先生；其保管其资以底于斯馆之成者，始为前浙江省教育会，继为前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暨国立浙江大学；其指定故武备学堂操场为馆址，并增资以弥其不足者为浙江省政府；其建筑师，为刘既漂；其设计绘图者，为上海扬子建业公司；其从事建筑者，为上海陆顺记营造厂；其组织建筑委员会以指挥建筑工程者，为国立浙江大学事务主任沈肃文、财务主任汤子枚、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吴馥初、浙江省建设厅技正徐世大陆凤书、杭州市工务局局长朱耀廷、浙江省立图书馆职员韩培实；……”
还书箱
在我的印象中，刘大白是民国年间的一位著名诗人，然而他却能写出这么详实的细节，这一点着实令人佩服，而后他又叙述了汤寿潜捐款建楼之志的细节：“先是，汤蛰仙先生之将殁也，以遗言勖其嗣子，谓必捐资二十万圆于浙江省教育事业，以遂吾恢宏文化之愿；时中华民国六年也。其后十年，国民革命军既定浙江，其嗣子拙存先生，乃建议于浙江省政府，愿以其资为建筑浙江图书馆之用。呜呼，汤氏父子，知私有其资，将无几何时而卒归于尽，不若公其资于众，以为恢宏文化之用，为可垂诸永久也；其用心公，其流泽远矣！”汤寿潜本是浙江军政府都督，但他却对文化建设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真是一位可敬的前贤。这处新建之馆处在大学路上，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正式开放，由此这里便成为了浙江图书馆的总馆，而原来的孤山总馆反而成为了分馆，当年邵章所建的浙江藏书楼则仍称为新民路分馆。
而今建在黄龙洞附近的浙江省馆
浙江图书馆的前身浙江藏书楼而今已变的了无痕迹，好在它有着完整地递传链条，而大学路的分馆就是其当年的归宿，世道沧桑，当年大学路的浙图总馆而今又变成了分馆，后来浙江图书馆又在黄龙洞一带盖起了更大的馆舍，自此后，黄龙洞旁边盖起的这处馆舍则成为总馆，而其余几处则一律成为了分馆，这也包括当年在文澜阁旁边所建的那处总馆，而今那里被称为了孤山分馆，或者叫古籍分馆，因为那座楼房的颜色涂装成了白色，故而那个馆又被浙图人内部称为白楼。
浙图孤山分馆
那个地方我曾两度前往参观，虽然杭州藏书楼和浙江藏书楼这两处馆舍早已被拆除，但好在当年建在大学路的总馆馆舍今日也依然存在，我觉得到这里进行一番探访也算我对浙江藏书楼的一种纪念。于是在吴志坚主任的带领下，我第一次来到了这里。在路上，李师傅说这里仍然是浙图工作人员的宿舍楼，因此他开到这里来十分熟悉，但是本院已经成为了中医院的一部分，车开到这里时仍然受到了阻拦，但李师傅还是把车毅然决然地开了进去。
对面的医院门诊部
院内的左手边就是汤寿潜所建的浙江图书馆馆舍，一眼望去，依然保护的十分完整，而院落的正中已经变成了绿地，绿地上所种之树郁郁葱葱，这使得给该楼拍个全景变的很不容易。虽然我带着广角镜头，但还是难以将全景收进，只好拍个斜景。而广场对面的一侧则开办着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二门诊部，图书馆与门诊部共用一院，这种布局方式倒很是新鲜。
走到馆舍门口才注意到“浙江图书馆”这几个字竟是出自蔡元培之手，可见当年这些文化界领导们对图书馆建设是何等的重视。从外观看，这个馆舍有点西式风格，尤其外立面那一排高大整齐的罗马柱，走到近前细看，依然保护的十分完整，而门上的花棂也同样是当年的原物。走进一楼大堂，整体结构没有变化，但却做了现代化的装修，左右两侧依然作为图书馆阅览室在使用。我本想走进去拍照，但里面的安静环境让我不好意思端起相机，于是向二楼走去。
不明白为什么在图书馆开医院
吴主任告诉我此楼的楼梯也是当年的旧物，花栏上的装饰风格确实跟外立面相匹配，但二、三楼之间的墙体上却挂着一家化妆品的招牌。吴主任说楼上的部分已经出租其他的公司在使用，但我还是想上去一探究竟。果真二楼已经封闭了起来，我不好走入，于是继续登上三楼。本打算开开门登上楼顶，然而却上着锁，未能如愿。从楼内退出，在院落的右侧看到了省级文保牌，原来这处馆舍也成为了文保单位。
楼上出租给化妆品公司
在民国期间，浙江图书馆所办最有影响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杭州举办了浙江省文献展览会，这个展会的展品并非浙图一馆所提供者，当时他们还邀请了北平图书馆、山东图书馆以及苏州图书馆等等，同时还有一些私人藏书家也拿出自己的藏品参加了此会，当年这个会所需展品都是跟浙江有关的文献，总计征集到了图书60余种2万余件。这么大规模的展览，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想，而今各地图书馆搞一场展览能够有千件展品已经是个很大的数量，我难以想象2万多件展品需要多大的场地才能摆的开。
西式罗马柱
1937年12月24日，杭州被日军攻陷，大学路的各处馆舍也被日军占领，由此变成了军营，这个期间使本馆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原来这个馆的书架都是用钢铁所做，日本投降之后，馆方人员再来到此馆时，里面的书架全都没有了踪影，而当时的新民路分馆，也就是杭州藏书楼，被汪伪政府所占，并将其改为了浙江省立图书馆总馆。因为大学路总馆被日军所占，因此，汪伪政府又把文澜阁旁的孤山路馆舍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分馆。这就是浙江省图书馆变来变去的历史过程。
楼梯护栏依然完好
好在当地有识之士早有预案，在日军攻占杭州之前的三个多月，文澜阁《四库全书》以及其他的善本早已迁出杭州，藏在了富阳的渔山，而后根据战争的进展情况，这些藏书又几经搬迁，先后到了永康、龙泉，再后来藏到了贵阳的第五洞，最后藏在了重庆的青木关。因为藏书数量巨大，这样的大迁徙只能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走，而馆藏的其他线装书总计20万册，则只能分散藏在了杭州民众的家里，但这些书后来大部分被日伪搜了出来，因此给浙图的藏书带来了较大的损失。这其中曲折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查查《浙江图书馆志》，上面对这些细节都有详细的记载。
来到三楼，上不去楼顶
当年张亨嘉建起浙江藏书楼后，还制定出了《浙江藏书楼藏书章程》，这个章程大约有19条，但其中几条读来让我很感兴趣，比如“凡词赋杂俎稗野小说，一切无裨实用者，概不收录”，而今诗词曲赋及各种文艺小说已然成为了书籍市场的主体，而那时却规定书楼里不能藏这些书，可见张亨嘉观念之保守。关于这一点，在其所写的《浙江藏书楼碑记》中也有明确的表示：“书楼之法，辅学堂之行，在各国最称善政，岂知夫中国圣人已先百年为之者？人臣侈谈西法，顾于本朝掌故昧焉弗详，非所谓大耻也邪！抑文澜阁之书，仰蒙圣人睿鉴，故收藏富而别择精。今中外迻译之籍，何可胜数，一有不慎，则似是而非，足以移视听而溺人心，转为政治生民之害，是在持风化者加之意也。”
张亨嘉认为藏书楼是学堂的辅助，虽然国外认为藏书楼建设很重要，但他们却不知道中国的圣人比他们早了上百年，于是张就举出了文澜阁的例子，他这里所说的圣人，看来指的就是乾隆皇帝了。且不说西方的图书馆早在乾隆之前就已存在，即使按照张亨嘉所言，让我读来还有些阿Q的影子。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他所制定的章程里还有这样一条：“东西洋文各图书，亦择要购置，以便随时译出印行”，张拒绝他所建的藏书楼里有各种小说和词赋，同时他说祖宗的图书馆比西方建的早，但他却并不排外，反而认为国外的洋文书中的重要著作也应当购进，其目的是为了翻译出来并对外发行，可见这种思想是新旧交替时期的产生，这正如浙江藏书楼处在杭州藏书楼和浙江图书馆之间。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浙江图书馆在文澜阁旁边建成之后，张亨嘉在大方伯里所建的浙江藏书楼也一并并入，馆舍当然不能搬走，于是将孤山所建的浙江图书馆称为总馆，而在大方伯里所建的馆舍则改称为“浙江图书馆新民路分馆”。
到了民国二十年，汤寿潜的后人根据其遗嘱捐资20万元，在大学路新建起了一座图书馆馆舍，此新馆建成之后，当地有关人士请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刘大白写了篇《浙江图书馆落成记》，刘在此记中讲述了本馆的来由以及所有为此馆做出贡献的人：
从前慢，细细打磨这窗棂
“斯馆之成也：其捐资，为故浙江都督绍兴汤蛰仙先生；其建议浙江省政府，请以其资建筑斯馆者，为汤氏嗣子拙存先生；其保管其资以底于斯馆之成者，始为前浙江省教育会，继为前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暨国立浙江大学；其指定故武备学堂操场为馆址，并增资以弥其不足者为浙江省政府；其建筑师，为刘既漂；其设计绘图者，为上海扬子建业公司；其从事建筑者，为上海陆顺记营造厂；其组织建筑委员会以指挥建筑工程者，为国立浙江大学事务主任沈肃文、财务主任汤子枚、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吴馥初、浙江省建设厅技正徐世大陆凤书、杭州市工务局局长朱耀廷、浙江省立图书馆职员韩培实；……”
还书箱
在我的印象中，刘大白是民国年间的一位著名诗人，然而他却能写出这么详实的细节，这一点着实令人佩服，而后他又叙述了汤寿潜捐款建楼之志的细节：“先是，汤蛰仙先生之将殁也，以遗言勖其嗣子，谓必捐资二十万圆于浙江省教育事业，以遂吾恢宏文化之愿；时中华民国六年也。其后十年，国民革命军既定浙江，其嗣子拙存先生，乃建议于浙江省政府，愿以其资为建筑浙江图书馆之用。呜呼，汤氏父子，知私有其资，将无几何时而卒归于尽，不若公其资于众，以为恢宏文化之用，为可垂诸永久也；其用心公，其流泽远矣！”汤寿潜本是浙江军政府都督，但他却对文化建设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真是一位可敬的前贤。这处新建之馆处在大学路上，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正式开放，由此这里便成为了浙江图书馆的总馆，而原来的孤山总馆反而成为了分馆，当年邵章所建的浙江藏书楼则仍称为新民路分馆。
而今建在黄龙洞附近的浙江省馆
浙江图书馆的前身浙江藏书楼而今已变的了无痕迹，好在它有着完整地递传链条，而大学路的分馆就是其当年的归宿，世道沧桑，当年大学路的浙图总馆而今又变成了分馆，后来浙江图书馆又在黄龙洞一带盖起了更大的馆舍，自此后，黄龙洞旁边盖起的这处馆舍则成为总馆，而其余几处则一律成为了分馆，这也包括当年在文澜阁旁边所建的那处总馆，而今那里被称为了孤山分馆，或者叫古籍分馆，因为那座楼房的颜色涂装成了白色，故而那个馆又被浙图人内部称为白楼。
浙图孤山分馆
那个地方我曾两度前往参观，虽然杭州藏书楼和浙江藏书楼这两处馆舍早已被拆除，但好在当年建在大学路的总馆馆舍今日也依然存在，我觉得到这里进行一番探访也算我对浙江藏书楼的一种纪念。于是在吴志坚主任的带领下，我第一次来到了这里。在路上，李师傅说这里仍然是浙图工作人员的宿舍楼，因此他开到这里来十分熟悉，但是本院已经成为了中医院的一部分，车开到这里时仍然受到了阻拦，但李师傅还是把车毅然决然地开了进去。
对面的医院门诊部
院内的左手边就是汤寿潜所建的浙江图书馆馆舍，一眼望去，依然保护的十分完整，而院落的正中已经变成了绿地，绿地上所种之树郁郁葱葱，这使得给该楼拍个全景变的很不容易。虽然我带着广角镜头，但还是难以将全景收进，只好拍个斜景。而广场对面的一侧则开办着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二门诊部，图书馆与门诊部共用一院，这种布局方式倒很是新鲜。
走到馆舍门口才注意到“浙江图书馆”这几个字竟是出自蔡元培之手，可见当年这些文化界领导们对图书馆建设是何等的重视。从外观看，这个馆舍有点西式风格，尤其外立面那一排高大整齐的罗马柱，走到近前细看，依然保护的十分完整，而门上的花棂也同样是当年的原物。走进一楼大堂，整体结构没有变化，但却做了现代化的装修，左右两侧依然作为图书馆阅览室在使用。我本想走进去拍照，但里面的安静环境让我不好意思端起相机，于是向二楼走去。
不明白为什么在图书馆开医院
吴主任告诉我此楼的楼梯也是当年的旧物，花栏上的装饰风格确实跟外立面相匹配，但二、三楼之间的墙体上却挂着一家化妆品的招牌。吴主任说楼上的部分已经出租其他的公司在使用，但我还是想上去一探究竟。果真二楼已经封闭了起来，我不好走入，于是继续登上三楼。本打算开开门登上楼顶，然而却上着锁，未能如愿。从楼内退出，在院落的右侧看到了省级文保牌，原来这处馆舍也成为了文保单位。
楼上出租给化妆品公司
在民国期间，浙江图书馆所办最有影响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杭州举办了浙江省文献展览会，这个展会的展品并非浙图一馆所提供者，当时他们还邀请了北平图书馆、山东图书馆以及苏州图书馆等等，同时还有一些私人藏书家也拿出自己的藏品参加了此会，当年这个会所需展品都是跟浙江有关的文献，总计征集到了图书60余种2万余件。这么大规模的展览，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想，而今各地图书馆搞一场展览能够有千件展品已经是个很大的数量，我难以想象2万多件展品需要多大的场地才能摆的开。
西式罗马柱
1937年12月24日，杭州被日军攻陷，大学路的各处馆舍也被日军占领，由此变成了军营，这个期间使本馆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原来这个馆的书架都是用钢铁所做，日本投降之后，馆方人员再来到此馆时，里面的书架全都没有了踪影，而当时的新民路分馆，也就是杭州藏书楼，被汪伪政府所占，并将其改为了浙江省立图书馆总馆。因为大学路总馆被日军所占，因此，汪伪政府又把文澜阁旁的孤山路馆舍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分馆。这就是浙江省图书馆变来变去的历史过程。
楼梯护栏依然完好
好在当地有识之士早有预案，在日军攻占杭州之前的三个多月，文澜阁《四库全书》以及其他的善本早已迁出杭州，藏在了富阳的渔山，而后根据战争的进展情况，这些藏书又几经搬迁，先后到了永康、龙泉，再后来藏到了贵阳的第五洞，最后藏在了重庆的青木关。因为藏书数量巨大，这样的大迁徙只能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走，而馆藏的其他线装书总计20万册，则只能分散藏在了杭州民众的家里，但这些书后来大部分被日伪搜了出来，因此给浙图的藏书带来了较大的损失。这其中曲折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查查《浙江图书馆志》，上面对这些细节都有详细的记载。
来到三楼，上不去楼顶
当年张亨嘉建起浙江藏书楼后，还制定出了《浙江藏书楼藏书章程》，这个章程大约有19条，但其中几条读来让我很感兴趣，比如“凡词赋杂俎稗野小说，一切无裨实用者，概不收录”，而今诗词曲赋及各种文艺小说已然成为了书籍市场的主体，而那时却规定书楼里不能藏这些书，可见张亨嘉观念之保守。关于这一点，在其所写的《浙江藏书楼碑记》中也有明确的表示：“书楼之法，辅学堂之行，在各国最称善政，岂知夫中国圣人已先百年为之者？人臣侈谈西法，顾于本朝掌故昧焉弗详，非所谓大耻也邪！抑文澜阁之书，仰蒙圣人睿鉴，故收藏富而别择精。今中外迻译之籍，何可胜数，一有不慎，则似是而非，足以移视听而溺人心，转为政治生民之害，是在持风化者加之意也。”
张亨嘉认为藏书楼是学堂的辅助，虽然国外认为藏书楼建设很重要，但他们却不知道中国的圣人比他们早了上百年，于是张就举出了文澜阁的例子，他这里所说的圣人，看来指的就是乾隆皇帝了。且不说西方的图书馆早在乾隆之前就已存在，即使按照张亨嘉所言，让我读来还有些阿Q的影子。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他所制定的章程里还有这样一条：“东西洋文各图书，亦择要购置，以便随时译出印行”，张拒绝他所建的藏书楼里有各种小说和词赋，同时他说祖宗的图书馆比西方建的早，但他却并不排外，反而认为国外的洋文书中的重要著作也应当购进，其目的是为了翻译出来并对外发行，可见这种思想是新旧交替时期的产生，这正如浙江藏书楼处在杭州藏书楼和浙江图书馆之间。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