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抵抗的责任，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前些年，张学良先生在晚年去世前，在纽约等地，曾经一再澄清，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没有下达过不抵抗命令，不抵抗是他自己的事情。这是对过去几乎成为公论的谣言、即人们一再攻击蒋介石下达不抵抗命令这个谣言的最后彻底的否定，还原了历史真相，也算是张学良先生人性尚存的一个表现。但纵观张学良先生的一生，他不是大陆推崇的那样，是民族英雄，恰恰相反，是民族罪人。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的野心时有暴露，但张学良将军未加重视。日本向东北紧张地运送军事物资，南京政府发现了，通知张学良，张将军却未觉察，也不重视。日本军队未经通知东北当局，擅自进行军事演习，这是违反惯例的，张也未加深察。１９３１年５月，日本在东北多次挑动朝鲜侨民与中国农民冲突事件。１９３１年５月，日本间谍中村等人潜入兴安岭垦区从事间谍活动，被东北军下级军官秘密处死。后被日方发觉，８月７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真相，中日气氛已经相当紧张。张学良却安如泰山，不回东北处理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滞留北平，白天在协和医院养病，夜晚则经常看戏消遣。
九一八事变前，有识之士曾经进言，要防范日本不测之心，但未被重视。当时被张学良聘为主持东北外交事务特别顾问的老资格外交家顾维钧看到中日关系紧张，日本蠢蠢欲动，担心会发生非常事件，特地面见张将军，要张早作准备，不可大意，防范突发事件。但张学良将军并没有引起重视，不在东北军中进行动员和防范措施。他将东北军十余万人带入关内，留在东北的守军，大部分布在北宁路沿线，未在沈阳加强戒备，沈阳守军力量薄弱，自己则在长驻北平。北平离沈阳有两千里之遥，一旦有事，群龙无首，是非常不利于应变的。
其实，张学良将军在事变之前，已经有了既定方针了。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他指示前来请示的东北参谋长荣臻，“敌果挑衅，退避为上。”９月６日，张将军又发电指示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参谋长荣臻等人：“对于日本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可见，张疏于防范，不是偶然的。他已经确定了万方容忍，不予抵抗的方针。
这样，张将军没有重视当时东北的严峻局势，远离可能出现事变的中心，不去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确定了容忍和不抵抗的方针，并向东北的军政要员作了不抵抗的指示。不抵抗方针，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是张学良将军的既定方针了。这样，事件发生后的不抵抗，就丝毫也没有什么奇怪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晚，张学良将军正在北京前门外中和戏院陪人看戏，有一个说法，他在陪一个著名电影演员看戏。当天夜里，日本军队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北大营的高级领导也都不在营中。在营中的参谋长赵镇藩不敢随意处置，请示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又直接请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荣不敢作主，请示张学良。张在电话里回答，“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日军已经打到你头上了，还要抱和平宗旨，避免冲突。事实是，冲突已经发生，根本不是避免的问题，也无法回避。荣臻得到张的指示，在执行时又稍稍作了一点发挥。他下令说：全体官兵“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营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这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将军的指示。等死也成了为国牺牲。
北大营的官兵们执行者不抵抗命令下，未作抵抗退出了北大营。失守后荣臻致电张学良：“日军自昨晚１０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总算没有以挺着死的方式为国捐躯。”张表示认可。９月１９日，即９１８事变第二天，张学良将军回答记者询问时说：“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本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张学良将军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记录。
这就是说，事变发生时，张将军下令不抵抗；在事变发生前，张将军也早已下令刀枪入库，不准抵抗。不抵抗是他预定方针。不过，一个全国海陆空武装力量副总司令，在敌人进攻面前竟毫不脸红地说出“本无武装，自无抵抗。”的话，七十年后也仍然让后人感到为张将军害羞，也为中国感到害羞。张将军手上少说也有几十万军队，国家有难之秋，面对三百日军，竟下令不准抵抗。并宣称“本无武装，自无抵抗。”
张将军下令不抵抗，丢了他父亲苦心经营多年的沈阳城，丢了张家富丽堂皇的元帅府。这本来已经是奇耻大辱了。如果想抵抗，机会还是有的。但是，张将军不抵抗的主张是根深蒂固的。他一误再误，一退再退。当日军步步进逼的时候，张将军再次采取不抵抗主义，主动退出锦州城，让日本人轻而易举从张将军手中接过了东北三省，张将军则安然退据关内。
日本轻取沈阳城，野心越发膨胀。此时，张将军手下还有东北军几十万大军，锦州是入关的门户。外交家顾维钧曾被张学良聘为外交顾问。他建议张将军坚守锦州，以保卫华北，如果锦州不守，则华北也难守。顾维钧恳切地建议张学良坚守锦州，保卫关内。也报一报家国之仇。他对张说：“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为国家计，守土杀敌是军人的本分，更是国家军队副总司令的本分。为个人计，杀人之仇、丧家之痛，不能一避再避，一退再退。
南京政府曾要求张将军坚守锦州。蒋介石、、宋子文等人也多次以国家名义和私人名议力劝张将军暂缓从锦州撤兵。但张将军并未服从，自行其是。
１９３１年月１２月８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第二天，蒋又派出航空一队前去助战，告诉张，航空一队将在三日内到达北平，归张指挥，其意在希望张下决心坚守锦州，并加强坚守锦州的空中力量。蒋的电报，可以看作是国家的命令，但是张将军无意抵抗，决意撤退。接着张将军撤走了守卫锦州的三个旅。即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骑兵第三旅。并且，据日本学者关宽治、岛田俊产：《满洲事变》记载，张学良将军于１２月７日向日方作出了主动撤出锦州的答复。（见赵晖：《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第学良和蒋介石》，载《南方周末》，２００２。８。８）
１２月２５日，国民政府电令张将军“对于日军进攻锦州，以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
１２月２９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如遇侵犯，则抵御之。”国民政府将会议精神电告张将军，张将军复电说，“强弱之势，相去悬殊，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当年敢作敢为的张将军，面对日寇步步进逼，面对国民政府保卫锦州多次命令和指示，居然毫不理采，我行我素，继续撤兵。而日军此时已迫近锦州。
１２月３０日，国民政府（１２月２５日，蒋介石在陈济棠广州政府及桂系的压力下宣布下野）再次电令张将军：“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张作为全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对于国家命令，置若网闻，继续撤兵。
１９３２年元月２日，东北军全部撤到关内。
１９３２年１月３日，日本轻而易举地从张将军手中取得锦州。
就这样，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员张学良将军的一生，多次被打败，但败得最窝囊的是败在日本人手里。张将军率领的东北军与苏军作战，大败；后率领东北军与陕北红军战，也大败；后在北平指挥东北军与日军周旋，未作战，也大败。并且败得没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当然，张将军也完整地保存了一支张家东北军，恐怕这才是他的真意所在。
对于不抵抗的责任，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前些年，张学良先生在晚年去世前，在纽约等地，曾经一再澄清，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没有下达过不抵抗命令，不抵抗是他自己的事情。这是对过去几乎成为公论的谣言、即人们一再攻击蒋介石下达不抵抗命令这个谣言的最后彻底的否定，还原了历史真相，也算是张学良先生人性尚存的一个表现。但纵观张学良先生的一生，他不是大陆推崇的那样，是民族英雄，恰恰相反，是民族罪人。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的野心时有暴露，但张学良将军未加重视。日本向东北紧张地运送军事物资，南京政府发现了，通知张学良，张将军却未觉察，也不重视。日本军队未经通知东北当局，擅自进行军事演习，这是违反惯例的，张也未加深察。１９３１年５月，日本在东北多次挑动朝鲜侨民与中国农民冲突事件。１９３１年５月，日本间谍中村等人潜入兴安岭垦区从事间谍活动，被东北军下级军官秘密处死。后被日方发觉，８月７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真相，中日气氛已经相当紧张。张学良却安如泰山，不回东北处理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滞留北平，白天在协和医院养病，夜晚则经常看戏消遣。
九一八事变前，有识之士曾经进言，要防范日本不测之心，但未被重视。当时被张学良聘为主持东北外交事务特别顾问的老资格外交家顾维钧看到中日关系紧张，日本蠢蠢欲动，担心会发生非常事件，特地面见张将军，要张早作准备，不可大意，防范突发事件。但张学良将军并没有引起重视，不在东北军中进行动员和防范措施。他将东北军十余万人带入关内，留在东北的守军，大部分布在北宁路沿线，未在沈阳加强戒备，沈阳守军力量薄弱，自己则在长驻北平。北平离沈阳有两千里之遥，一旦有事，群龙无首，是非常不利于应变的。
其实，张学良将军在事变之前，已经有了既定方针了。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他指示前来请示的东北参谋长荣臻，“敌果挑衅，退避为上。”９月６日，张将军又发电指示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参谋长荣臻等人：“对于日本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可见，张疏于防范，不是偶然的。他已经确定了万方容忍，不予抵抗的方针。
这样，张将军没有重视当时东北的严峻局势，远离可能出现事变的中心，不去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确定了容忍和不抵抗的方针，并向东北的军政要员作了不抵抗的指示。不抵抗方针，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是张学良将军的既定方针了。这样，事件发生后的不抵抗，就丝毫也没有什么奇怪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晚，张学良将军正在北京前门外中和戏院陪人看戏，有一个说法，他在陪一个著名电影演员看戏。当天夜里，日本军队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北大营的高级领导也都不在营中。在营中的参谋长赵镇藩不敢随意处置，请示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又直接请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荣不敢作主，请示张学良。张在电话里回答，“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日军已经打到你头上了，还要抱和平宗旨，避免冲突。事实是，冲突已经发生，根本不是避免的问题，也无法回避。荣臻得到张的指示，在执行时又稍稍作了一点发挥。他下令说：全体官兵“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营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这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将军的指示。等死也成了为国牺牲。
北大营的官兵们执行者不抵抗命令下，未作抵抗退出了北大营。失守后荣臻致电张学良：“日军自昨晚１０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总算没有以挺着死的方式为国捐躯。”张表示认可。９月１９日，即９１８事变第二天，张学良将军回答记者询问时说：“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本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张学良将军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记录。
这就是说，事变发生时，张将军下令不抵抗；在事变发生前，张将军也早已下令刀枪入库，不准抵抗。不抵抗是他预定方针。不过，一个全国海陆空武装力量副总司令，在敌人进攻面前竟毫不脸红地说出“本无武装，自无抵抗。”的话，七十年后也仍然让后人感到为张将军害羞，也为中国感到害羞。张将军手上少说也有几十万军队，国家有难之秋，面对三百日军，竟下令不准抵抗。并宣称“本无武装，自无抵抗。”
张将军下令不抵抗，丢了他父亲苦心经营多年的沈阳城，丢了张家富丽堂皇的元帅府。这本来已经是奇耻大辱了。如果想抵抗，机会还是有的。但是，张将军不抵抗的主张是根深蒂固的。他一误再误，一退再退。当日军步步进逼的时候，张将军再次采取不抵抗主义，主动退出锦州城，让日本人轻而易举从张将军手中接过了东北三省，张将军则安然退据关内。
日本轻取沈阳城，野心越发膨胀。此时，张将军手下还有东北军几十万大军，锦州是入关的门户。外交家顾维钧曾被张学良聘为外交顾问。他建议张将军坚守锦州，以保卫华北，如果锦州不守，则华北也难守。顾维钧恳切地建议张学良坚守锦州，保卫关内。也报一报家国之仇。他对张说：“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为国家计，守土杀敌是军人的本分，更是国家军队副总司令的本分。为个人计，杀人之仇、丧家之痛，不能一避再避，一退再退。
南京政府曾要求张将军坚守锦州。蒋介石、、宋子文等人也多次以国家名义和私人名议力劝张将军暂缓从锦州撤兵。但张将军并未服从，自行其是。
１９３１年月１２月８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第二天，蒋又派出航空一队前去助战，告诉张，航空一队将在三日内到达北平，归张指挥，其意在希望张下决心坚守锦州，并加强坚守锦州的空中力量。蒋的电报，可以看作是国家的命令，但是张将军无意抵抗，决意撤退。接着张将军撤走了守卫锦州的三个旅。即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骑兵第三旅。并且，据日本学者关宽治、岛田俊产：《满洲事变》记载，张学良将军于１２月７日向日方作出了主动撤出锦州的答复。（见赵晖：《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第学良和蒋介石》，载《南方周末》，２００２。８。８）
１２月２５日，国民政府电令张将军“对于日军进攻锦州，以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
１２月２９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如遇侵犯，则抵御之。”国民政府将会议精神电告张将军，张将军复电说，“强弱之势，相去悬殊，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当年敢作敢为的张将军，面对日寇步步进逼，面对国民政府保卫锦州多次命令和指示，居然毫不理采，我行我素，继续撤兵。而日军此时已迫近锦州。
１２月３０日，国民政府（１２月２５日，蒋介石在陈济棠广州政府及桂系的压力下宣布下野）再次电令张将军：“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张作为全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对于国家命令，置若网闻，继续撤兵。
１９３２年元月２日，东北军全部撤到关内。
１９３２年１月３日，日本轻而易举地从张将军手中取得锦州。
就这样，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员张学良将军的一生，多次被打败，但败得最窝囊的是败在日本人手里。张将军率领的东北军与苏军作战，大败；后率领东北军与陕北红军战，也大败；后在北平指挥东北军与日军周旋，未作战，也大败。并且败得没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当然，张将军也完整地保存了一支张家东北军，恐怕这才是他的真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