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与转型，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利益格局、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无不加剧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前几年出现的“官二代”，“垄二代”，“穷二代”，“富二代”表明财富的继承、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传递过程已经开始，社会阶层固化现象亦随之显现。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并与建立其上的就业人事，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最重要的制度性原因。 关键词 社会阶层；阶层固化；户籍制度 众所周知，一个发达的现代文明国家必然有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结构，从静态来讲需要一个橄榄型的社会，从动态来讲需要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来保证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活力，静态的结构与动态的机制共同作用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必须抓住社会转型的改革机遇，解决社会阶层分化与流动的结构性矛盾，避免阶层固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当前中国阶层固化制度性原因进行研究总结，把握其与社会转型的内在逻辑关系就非常必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发展水平和公共财政水平的差异日益扩大，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城乡差距日益强化。户籍制度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就业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也日益成为阻碍底层社会成员进入城市谋求平等竞争机会的制度壁垒。 一、就业与收入限制 户籍制度在就业领域对流动人口特别是其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工群体的限制性影响具体表现在择业和劳动权益保护方面。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并没有取得平等的就业资格。许多大城市对农民工就业的范围做了明确限定并且以政府的行政法规或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如北京市劳动局曾多次发文规定外来人口只能从事200个工种的工作，其中包括农业机械操作工、造林工、钳子工、车工、木工、瓦工农艺工、果树工、蔬菜工、家禽饲养工、饲料制粒工等等城里人不愿从事的蓝领职业。[1]在劳动权益保护方面，城市居民的劳动权益受到政府相关部门文件的直接保护，具有较高的制度化保障。但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政府相关劳动保护制度弱化和缺失造成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权益受到诸多损害。具体表现在：（1）低工资报酬，同工不同酬。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所能选择的职业范围常常非常有限，绝大部分在私营、个体工商户等体制外的用人单位就业。在没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为了自己的利润总会尽可能压低雇佣人员的工资，因此户籍制度已成为影响农民工劳动收入非常重要的因素。李培林在对比2006年和2008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后发现，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平均月工资只有城镇职工的76.3%。[2] （2）劳动强度大，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基本以短期合同为主。有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农民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并没有下降。在平均工资低于城镇职工的情况下，农民工周平均工作时间高出城镇职工近9个小时。在国有或集体事业单位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中，在此类单位就业的农民工的签订率远远低于城镇职工，比例仅为后者的70%；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分别为57%和44%。[3]农民工在纺织、服装企业中基本以签订短期合同为主，签订2年及以下合同者占53.7%，签订3-5年者占29.3%，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者17.0%。[4]总之，在没有获得城市户籍身份之前，农民工难以分享用人单位所具有的城市社会资源，农民工在用人单位之间的流动，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会因为单位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二、社会保障差别 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并依法采取强制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对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及因各种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生活保障、分散个人风险，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社会稳定、经济有序进行的措施、制度的总称。社会各阶层良性互动的发展单靠市场机制的支持是不够的，而需要市场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保障等配套相关制度合力才能完。市场的良性运行需要公平公正，但如果没有其他制度加以平衡，市场运行的结果将会是两极分化，赢者通吃，最终反映到社会流动状况上只能是社会阶层固化加剧。社会保障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通过社会保障基金在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转移支付，使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向低收入者倾斜，从而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维持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的公平。但长久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镶嵌在户籍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于户籍制度的二元属性，建立其上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难以避免二元的内在制度逻辑。以上海市为例，体现了不同户籍身份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5]。（参见表1-1）社会保障制度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加大本地居民和外来流动人口福利性收入差距的放大器。 占城市流动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状况更是令人堪忧，在社会保险方面，普遍面临着参加保率低下，保障水平不高、工伤医疗保险缺位严重，失业保险几乎没有的问题。（1）养老保险。2009年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18.2%，远远低于城镇职工90%的参保率；（2）医疗保险。2009年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为29.8%，而同年城镇职工的参保比例约为73%；（3）失业保险。2009年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为11.3%，而同年城镇职工的参保率为67%；（4）工伤保险。虽然至2009年底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5587万，相较2007年增加了将近一倍为38.4%，但绝大多数农民工依然在工伤保险范围之外，许多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赔偿，回到原籍也只能成为农村新的贫困户。[6] 综上所述，户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已经由社会管理的主要制度手段演变成为了堵塞社会流动渠道的主要制度障碍，成为了扩大社会阶层差距固化社会地位的制度工具。一个现代社会只有在其制度本身能够体现公平公正价值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社会的基本公平公正，因此如果任由这种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屏蔽制度持续存在，那么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成果的公平分配与享用只能是空想。 参考文献 [1] 寇浩宁，李平菊.二元劳动力市场、社会排斥与户籍分层[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15. [2][3]李培林，李炜.近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J].中国社会科学，2010（1）：23，16. [4] [6] 刘玉爱.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J].中国行政管理，2012（1）：18. [5] 李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J].南方人口，2011（3）：35.
摘 要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与转型，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利益格局、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无不加剧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前几年出现的“官二代”，“垄二代”，“穷二代”，“富二代”表明财富的继承、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传递过程已经开始，社会阶层固化现象亦随之显现。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并与建立其上的就业人事，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最重要的制度性原因。 关键词 社会阶层；阶层固化；户籍制度 众所周知，一个发达的现代文明国家必然有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结构，从静态来讲需要一个橄榄型的社会，从动态来讲需要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来保证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活力，静态的结构与动态的机制共同作用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必须抓住社会转型的改革机遇，解决社会阶层分化与流动的结构性矛盾，避免阶层固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当前中国阶层固化制度性原因进行研究总结，把握其与社会转型的内在逻辑关系就非常必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发展水平和公共财政水平的差异日益扩大，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城乡差距日益强化。户籍制度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就业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也日益成为阻碍底层社会成员进入城市谋求平等竞争机会的制度壁垒。 一、就业与收入限制 户籍制度在就业领域对流动人口特别是其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工群体的限制性影响具体表现在择业和劳动权益保护方面。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并没有取得平等的就业资格。许多大城市对农民工就业的范围做了明确限定并且以政府的行政法规或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如北京市劳动局曾多次发文规定外来人口只能从事200个工种的工作，其中包括农业机械操作工、造林工、钳子工、车工、木工、瓦工农艺工、果树工、蔬菜工、家禽饲养工、饲料制粒工等等城里人不愿从事的蓝领职业。[1]在劳动权益保护方面，城市居民的劳动权益受到政府相关部门文件的直接保护，具有较高的制度化保障。但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政府相关劳动保护制度弱化和缺失造成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权益受到诸多损害。具体表现在：（1）低工资报酬，同工不同酬。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所能选择的职业范围常常非常有限，绝大部分在私营、个体工商户等体制外的用人单位就业。在没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为了自己的利润总会尽可能压低雇佣人员的工资，因此户籍制度已成为影响农民工劳动收入非常重要的因素。李培林在对比2006年和2008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后发现，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平均月工资只有城镇职工的76.3%。[2] （2）劳动强度大，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基本以短期合同为主。有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农民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并没有下降。在平均工资低于城镇职工的情况下，农民工周平均工作时间高出城镇职工近9个小时。在国有或集体事业单位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中，在此类单位就业的农民工的签订率远远低于城镇职工，比例仅为后者的70%；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分别为57%和44%。[3]农民工在纺织、服装企业中基本以签订短期合同为主，签订2年及以下合同者占53.7%，签订3-5年者占29.3%，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者17.0%。[4]总之，在没有获得城市户籍身份之前，农民工难以分享用人单位所具有的城市社会资源，农民工在用人单位之间的流动，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会因为单位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二、社会保障差别 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并依法采取强制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对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及因各种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生活保障、分散个人风险，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社会稳定、经济有序进行的措施、制度的总称。社会各阶层良性互动的发展单靠市场机制的支持是不够的，而需要市场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保障等配套相关制度合力才能完。市场的良性运行需要公平公正，但如果没有其他制度加以平衡，市场运行的结果将会是两极分化，赢者通吃，最终反映到社会流动状况上只能是社会阶层固化加剧。社会保障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通过社会保障基金在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转移支付，使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向低收入者倾斜，从而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维持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的公平。但长久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镶嵌在户籍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于户籍制度的二元属性，建立其上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难以避免二元的内在制度逻辑。以上海市为例，体现了不同户籍身份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5]。（参见表1-1）社会保障制度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加大本地居民和外来流动人口福利性收入差距的放大器。 占城市流动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状况更是令人堪忧，在社会保险方面，普遍面临着参加保率低下，保障水平不高、工伤医疗保险缺位严重，失业保险几乎没有的问题。（1）养老保险。2009年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18.2%，远远低于城镇职工90%的参保率；（2）医疗保险。2009年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为29.8%，而同年城镇职工的参保比例约为73%；（3）失业保险。2009年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为11.3%，而同年城镇职工的参保率为67%；（4）工伤保险。虽然至2009年底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5587万，相较2007年增加了将近一倍为38.4%，但绝大多数农民工依然在工伤保险范围之外，许多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赔偿，回到原籍也只能成为农村新的贫困户。[6] 综上所述，户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已经由社会管理的主要制度手段演变成为了堵塞社会流动渠道的主要制度障碍，成为了扩大社会阶层差距固化社会地位的制度工具。一个现代社会只有在其制度本身能够体现公平公正价值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社会的基本公平公正，因此如果任由这种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屏蔽制度持续存在，那么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成果的公平分配与享用只能是空想。 参考文献 [1] 寇浩宁，李平菊.二元劳动力市场、社会排斥与户籍分层[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15. [2][3]李培林，李炜.近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J].中国社会科学，2010（1）：23，16. [4] [6] 刘玉爱.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J].中国行政管理，2012（1）：18. [5] 李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J].南方人口，2011（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