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林2010-09-3009:45:20发布于：博客中国分类：默认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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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大清洗”内幕之一————“大清洗”前的迫害活动
天林
斯大林对持不同政见和党内不同意见者的镇压，早在“国内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由于莫斯科中部和俄国中部一些省份的粮食状况日益严重，斯大林被派到俄国南部解决粮食问题，六月四日斯大林到了察里津，为了完成征收粮食的问题，斯大林开始使用大量的恐怖的办法和残暴的镇压手段来完成的他的任务。他不仅亲自枪毙了几个“苏维埃的敌人”，就是对于与他持不同意见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他也采取残暴的镇压手段。
斯大林刚到北高加索，他开始把北高加索的一切指挥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当时北高加索军队里有一批沙皇时代的遗留下来的军事专家，斯大林不分青红皂白，对这些军事专家都采取的镇压的手段，如当时的北高加索军区领导人Ａ·Ｅ·斯涅萨列夫，他曾是沙皇军队的将军和著名的东方学家，他曾是志愿加入红军的最早一个，在他的组织下的察里津的防线，曾阻止了许多军队的进攻，为共产党初期政权的巩固立下了“大功”。但是斯大林到北高加索后，首先向他开刀，他指责斯涅萨列夫进行怠工，斯涅萨夫提出的保卫察里津的计划，斯大林诬蔑为是一种破坏，他不仅擅自解除了他的职务，而且把斯涅萨列夫本人和由军事专家组成的整个军区司令部的人几乎全部逮捕。在伏尔加河的一个大平底船上建造了一座漂浮的监狱，最后斯大林竟下令将这座监狱连同大多数犯人都沉到水下，连这些“犯人”也没有明白事情的真相就被斯大林杀害了。后来察里津战场斯大林出现的败局，但他又把责任归到斯涅萨列夫从“接收了溃败不堪的军队”。
到了斯大林完全掌握了权力的时候，斯大林在国内制造了许多所谓的“反革命案件”，其中大部分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冤案，从下面斯大林制造的冤案中就可略见一斑。
一九二八年，斯大林制造了一起所谓的“沙赫特案件”，该案件的被告是顿涅茨煤田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被指控故意进行破坏，在矿井里组织爆炸，同他们过去的老板进行罪恶的勾结，以及购置报废的进口设备，错误塞进新矿井中，破坏了劳动法和技术保护法等。一九二八年夏天，苏联最高法院对这起事故进行了审判，坐在被告席上的除了有顿巴斯的几个专家和技术人员外，还有乌克兰工业方面的几位领导人（他们似乎是组织指挥破坏了“哈尔科夫中心”）以及“莫斯科中心”的几位代表。他们被指控不仅同俄国企业家的各种侨外组织相勾结，还同资助顿巴斯的破坏组织和破坏活动的比利时，法国和波兰的资本家相勾结。结果法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宣判了五十三名被告人，其中十一人被判死刑，其余大部人被判四至十年的长期监禁。斯大林还对这起案件进行长期宣传，所谓“沙赫特分子”，成了当时苏联的“破坏行为”和同一词。事实这起事故完全是斯大林“工业政策”的产物，据当时老肃反工作人员Ｃ·Ｏ·加扎梁（曾长期在外高加索内务人民委员会经济工作，一九三七年被捕）他证明说，一九二八年他曾去顿巴斯参加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局的工作“经验介绍”，当时在顿巴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常常发生严重事故，造成工人死亡（矿井淹没和爆炸等）。无论中央机关或地方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在这机关里有不少得势的人和敷衍塞责的人，因而在一些组织中受贿和盗窃之风盛行，至于对劳动者的利益不关心那就更不必说了。在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答应犯人只要做出“所需要”的供词就可以对他们进行从轻判决，他们从“高尚的”意图出发，便去进行捏造，以便“动员群众”，“激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其实捏造只是一个目的：消除广大劳动群众对热中追求工业化最高的指针的党领导的不满情绪。[1]
此时的斯大林早被他的所谓“工业化”的神话所冲昏了头脑，他根本不愿意仔细分析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状况和行为，他认为支持关于他们故意破坏的说法是有利于他的统治的，因此，斯大林开始让人们总结所谓“沙赫特案件”的教训，号召党员去到各个环节一去寻找“沙赫特分子”。一九三零年，在乌克兰斯大林又搞了一个所谓的“乌克兰解放同盟”案件，并对他进行“公开”审判。在这个臆造的组织中，其领导人是当时乌克兰最大的学者，全乌克兰科学院副院长Ｃ·Ａ·叶弗列莫夫，另外还有四十多位学者、教师、神甫、合作社运动的活动家和医务工作者，他们几乎都被指控为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搞“破坏活动”，执行国外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指示，搞“某些国家情报机关的反间谍机关布置的特务工作”。乌克兰解放同盟也被指控策划某些暗害活动，甚至指控同波兰缔结秘密同盟，旨在使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这些所谓的“罪证”也大部分是凭空捏造的。这个时期，斯大林制造的冤案一个接一个，其影响较大的如所谓的“劳动农民党”案和“工业党”“联合常务局”等。
一九三零年斯大林又破获了一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劳动农民党”。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由当时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农学家等组成，其中如优秀的经济学家康特拉奇耶夫（一九一七年为临时政府的粮食部的副部长），著名的经济学家尤罗夫斯基，经济学家兼作家查雅诺夫，最大的农学家道雅连科等人。据当时的报导说，劳动农民党仅莫斯科就有九个主要的地下小组，有十万至二十万人之多，当时的莫斯科也只不过是一个一二百万人的城市，仅就“劳动农民党”就占了十分之一之多，这显然是一个天大的荒言和恶意的中伤。直到一九八七年，苏联最高法院才被迫撤消了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五年对“康特拉奇耶夫——查雅诺夫富家社会革命党集团”案件的判决，并恢复了所有被告的名誉，同时还报导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劳动农民党”。
从一九三零年，在莫斯科举行了又一次审判,一次即所谓对“工业党”的审判。被指控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活动的有热工学研究所所长列·康·拉姆津，应用热工学和锅炉学制造方面的最大专家和技术与设计方面的著名专家拉里切夫，加林尼科夫、车尔诺夫斯基、费多托夫、库伯里雅诺夫、奥切金、西托尼克。据指控材料说，这八个人是似乎二十年代就已经建立的地下“工业党”领导委员会的成员，该党的任务是组织种种破坏活动，怠工和间谍活动，以及帮助西方准备武装干涉以推翻苏维埃政权。当时宣布，“工业党”及其外国的组织成员总共约有二千人，他们主要是业务高度熟练的从事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代表。“工业党”审判案之后，过了几个月，在莫斯科，又进行了几次所谓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联合常务局”案件的审判。被控告的有十四人：弗·古·格罗曼（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瓦·弗·舍尔（国家银行董事会成员），尼·尼·苏汉诺夫（文学家），还有经济学家金兹堡，政治经济学教授鲁宾等一批经济专家。在这两次案件到了八十年代末期都被平反，从平反的材料来看，这些冤案大都是斯大林为推行他的经济政策，而对一些对其经济政策持不同意见的专家的一种镇压。
前苏联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在其所著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一书中，曾对这段历史做了详尽的描述。他写道：“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政治审判成了大规模镇压‘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借口，他们的代表在各人民委员部、学校、科学院、博物馆、合作社组织和军队中工作，他们中间不少人是原立宪民主党党员，甚至是温和的保皇派，民族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以及从前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主义者，他们中间只有很少人在二十年代参加到布尔什维克一边。而大多数人根本不搞政治，另外一点是重要的，这主要是：所有旧专家全部对苏维埃政权忠心耿耿，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不少好处。
惩罚机关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给技术界的知识分子——‘专家’以主要打击。报纸上写道，‘专家’指使下的破坏活动处处皆是，法庭审判中揭露出来的仅仅是破坏组织的‘头头儿们’，而不是广大的参加者，甚至断言，‘必须肯定地认为旧工程师中有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怀有反革命情绪’。
化学工程师维特考夫斯基回忆这段时期时，在其自传小说《半生》中写道：
一九三一年一月，逮捕浪潮把我卷进了监狱。各监狱都有人满为患。我被关进一间囚房，这显然是匆忙地把一个小地下室用作囚房，它只有一个小通风口朝向小卢比扬卡街……开始就迅速则又粗暴地作了解释性谈话，那情节就像侦探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原来我是一个有分设机构的反苏维埃阴谋的活动分子……为我发明了一种用来毒死政府官员的毒药……参与阴谋活动的还有军人……紧跟在他们后面溜进来的是几个神秘的密探。……现在真相大白，只缺我们供认了。
唉！我对调查根本帮不了什么忙，我只是肯定地说任何阴谋我都不知道，我与阴谋分子也没有往来……审问都是在夜里进行的，有许多审问通宵进行。他们用围困法对付犯人。但让犯人坐着进行。
过了一个月，我这个废物被转到布特尔监狱……部分犯人直接睡在水泥地上；有些犯人没有任何铺垫的东西。在囚房里，我的旁边有六十至八十人；其中有几位教授，多半是技术专家，工程师至少有五十个，还有少数军人，作家和演员。难怪当时的人们把监狱叫做“工程技术人员休养所”之冠。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被捕的“资产阶级”专家中有一些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伊热夫斯克兵工厂总工程师拉德任斯基；铁路建筑和运输方面的最大专家维利奇科（他原是皇军队中的一个将军）；马铃薯育种方面最大的专家之一洛尔赫。俄国最大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拉扎列夫也被捕，并被流放。根据关于成立保皇派反革命组织这一诬蔑性的指控，逮捕了大量忠诚而有功劳的军队指挥员和专家。其中有著名的军事科学家卡库林和前面已经提到的斯涅萨列夫，他曾任总参谋部学院院长，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刚刚授予他劳动英雄的称号。
……在莫斯科一家工厂用地上有一个改装为住房的平房式的飞机库，里面关着二十个被捕者，主要是一些中年以上的工程师，如飞机设计师格里戈罗维持奇和波利卡尔波夫，飞机装备设计师纳塔什凯维持奇，静态试验工程师克雷索，空气力学家冈察洛夫，生产组织者科斯特金。他们只准到工厂用地上去劳动，工厂的工作人员之间称他们是“工程师破坏分子”。
逮捕浪潮也波及人文科学。被监禁的有科学院士普拉东诺夫、塔尔列、利哈乔夫、巴赫鲁申、特霍尔热夫斯基、维诺格拉夫、苏联品种试验体系创始人之一和育种家塔拉夫，自然科学史大专家拉伊可夫教授。被捕或流放的还有哲学家迈耶尔，历史学家巴赫金，历史学家格雷夫斯，文艺学家，巴赫金，以及其他几十名当时有名的学者。
后来，这些人的命运是各不相同的。其中许多人几年后被释放，并在科学飞黄腾达，例如塔尔列、洛尔赫、维诺格拉夫、诺拉诺夫。他们在四十至五十年代是一些重要的科研机关的领导，受到人们的尊敬，获得了勋章和称号。而别一些人——卡库林、斯涅萨列夫、拉扎列夫、普拉东诺夫则死于监狱，只是在死后才恢复名誉。在一些现代百科全书中可以找到对他们简介，他们的部分著作已经出版。但是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被捕的许多科学家至今都没有恢复名誉，而且有些人则完全被人遗忘了。”[2]
[1]参阅梅德韦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一书。
[2]参阅梅德韦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一书。
本文作者：天林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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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大清洗”内幕之一————“大清洗”前的迫害活动
天林
斯大林对持不同政见和党内不同意见者的镇压，早在“国内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由于莫斯科中部和俄国中部一些省份的粮食状况日益严重，斯大林被派到俄国南部解决粮食问题，六月四日斯大林到了察里津，为了完成征收粮食的问题，斯大林开始使用大量的恐怖的办法和残暴的镇压手段来完成的他的任务。他不仅亲自枪毙了几个“苏维埃的敌人”，就是对于与他持不同意见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他也采取残暴的镇压手段。
斯大林刚到北高加索，他开始把北高加索的一切指挥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当时北高加索军队里有一批沙皇时代的遗留下来的军事专家，斯大林不分青红皂白，对这些军事专家都采取的镇压的手段，如当时的北高加索军区领导人Ａ·Ｅ·斯涅萨列夫，他曾是沙皇军队的将军和著名的东方学家，他曾是志愿加入红军的最早一个，在他的组织下的察里津的防线，曾阻止了许多军队的进攻，为共产党初期政权的巩固立下了“大功”。但是斯大林到北高加索后，首先向他开刀，他指责斯涅萨列夫进行怠工，斯涅萨夫提出的保卫察里津的计划，斯大林诬蔑为是一种破坏，他不仅擅自解除了他的职务，而且把斯涅萨列夫本人和由军事专家组成的整个军区司令部的人几乎全部逮捕。在伏尔加河的一个大平底船上建造了一座漂浮的监狱，最后斯大林竟下令将这座监狱连同大多数犯人都沉到水下，连这些“犯人”也没有明白事情的真相就被斯大林杀害了。后来察里津战场斯大林出现的败局，但他又把责任归到斯涅萨列夫从“接收了溃败不堪的军队”。
到了斯大林完全掌握了权力的时候，斯大林在国内制造了许多所谓的“反革命案件”，其中大部分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冤案，从下面斯大林制造的冤案中就可略见一斑。
一九二八年，斯大林制造了一起所谓的“沙赫特案件”，该案件的被告是顿涅茨煤田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被指控故意进行破坏，在矿井里组织爆炸，同他们过去的老板进行罪恶的勾结，以及购置报废的进口设备，错误塞进新矿井中，破坏了劳动法和技术保护法等。一九二八年夏天，苏联最高法院对这起事故进行了审判，坐在被告席上的除了有顿巴斯的几个专家和技术人员外，还有乌克兰工业方面的几位领导人（他们似乎是组织指挥破坏了“哈尔科夫中心”）以及“莫斯科中心”的几位代表。他们被指控不仅同俄国企业家的各种侨外组织相勾结，还同资助顿巴斯的破坏组织和破坏活动的比利时，法国和波兰的资本家相勾结。结果法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宣判了五十三名被告人，其中十一人被判死刑，其余大部人被判四至十年的长期监禁。斯大林还对这起案件进行长期宣传，所谓“沙赫特分子”，成了当时苏联的“破坏行为”和同一词。事实这起事故完全是斯大林“工业政策”的产物，据当时老肃反工作人员Ｃ·Ｏ·加扎梁（曾长期在外高加索内务人民委员会经济工作，一九三七年被捕）他证明说，一九二八年他曾去顿巴斯参加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局的工作“经验介绍”，当时在顿巴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常常发生严重事故，造成工人死亡（矿井淹没和爆炸等）。无论中央机关或地方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在这机关里有不少得势的人和敷衍塞责的人，因而在一些组织中受贿和盗窃之风盛行，至于对劳动者的利益不关心那就更不必说了。在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答应犯人只要做出“所需要”的供词就可以对他们进行从轻判决，他们从“高尚的”意图出发，便去进行捏造，以便“动员群众”，“激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其实捏造只是一个目的：消除广大劳动群众对热中追求工业化最高的指针的党领导的不满情绪。[1]
此时的斯大林早被他的所谓“工业化”的神话所冲昏了头脑，他根本不愿意仔细分析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状况和行为，他认为支持关于他们故意破坏的说法是有利于他的统治的，因此，斯大林开始让人们总结所谓“沙赫特案件”的教训，号召党员去到各个环节一去寻找“沙赫特分子”。一九三零年，在乌克兰斯大林又搞了一个所谓的“乌克兰解放同盟”案件，并对他进行“公开”审判。在这个臆造的组织中，其领导人是当时乌克兰最大的学者，全乌克兰科学院副院长Ｃ·Ａ·叶弗列莫夫，另外还有四十多位学者、教师、神甫、合作社运动的活动家和医务工作者，他们几乎都被指控为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搞“破坏活动”，执行国外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指示，搞“某些国家情报机关的反间谍机关布置的特务工作”。乌克兰解放同盟也被指控策划某些暗害活动，甚至指控同波兰缔结秘密同盟，旨在使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这些所谓的“罪证”也大部分是凭空捏造的。这个时期，斯大林制造的冤案一个接一个，其影响较大的如所谓的“劳动农民党”案和“工业党”“联合常务局”等。
一九三零年斯大林又破获了一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劳动农民党”。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由当时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农学家等组成，其中如优秀的经济学家康特拉奇耶夫（一九一七年为临时政府的粮食部的副部长），著名的经济学家尤罗夫斯基，经济学家兼作家查雅诺夫，最大的农学家道雅连科等人。据当时的报导说，劳动农民党仅莫斯科就有九个主要的地下小组，有十万至二十万人之多，当时的莫斯科也只不过是一个一二百万人的城市，仅就“劳动农民党”就占了十分之一之多，这显然是一个天大的荒言和恶意的中伤。直到一九八七年，苏联最高法院才被迫撤消了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五年对“康特拉奇耶夫——查雅诺夫富家社会革命党集团”案件的判决，并恢复了所有被告的名誉，同时还报导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劳动农民党”。
从一九三零年，在莫斯科举行了又一次审判,一次即所谓对“工业党”的审判。被指控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活动的有热工学研究所所长列·康·拉姆津，应用热工学和锅炉学制造方面的最大专家和技术与设计方面的著名专家拉里切夫，加林尼科夫、车尔诺夫斯基、费多托夫、库伯里雅诺夫、奥切金、西托尼克。据指控材料说，这八个人是似乎二十年代就已经建立的地下“工业党”领导委员会的成员，该党的任务是组织种种破坏活动，怠工和间谍活动，以及帮助西方准备武装干涉以推翻苏维埃政权。当时宣布，“工业党”及其外国的组织成员总共约有二千人，他们主要是业务高度熟练的从事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代表。“工业党”审判案之后，过了几个月，在莫斯科，又进行了几次所谓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联合常务局”案件的审判。被控告的有十四人：弗·古·格罗曼（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瓦·弗·舍尔（国家银行董事会成员），尼·尼·苏汉诺夫（文学家），还有经济学家金兹堡，政治经济学教授鲁宾等一批经济专家。在这两次案件到了八十年代末期都被平反，从平反的材料来看，这些冤案大都是斯大林为推行他的经济政策，而对一些对其经济政策持不同意见的专家的一种镇压。
前苏联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在其所著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一书中，曾对这段历史做了详尽的描述。他写道：“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政治审判成了大规模镇压‘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借口，他们的代表在各人民委员部、学校、科学院、博物馆、合作社组织和军队中工作，他们中间不少人是原立宪民主党党员，甚至是温和的保皇派，民族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以及从前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主义者，他们中间只有很少人在二十年代参加到布尔什维克一边。而大多数人根本不搞政治，另外一点是重要的，这主要是：所有旧专家全部对苏维埃政权忠心耿耿，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不少好处。
惩罚机关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给技术界的知识分子——‘专家’以主要打击。报纸上写道，‘专家’指使下的破坏活动处处皆是，法庭审判中揭露出来的仅仅是破坏组织的‘头头儿们’，而不是广大的参加者，甚至断言，‘必须肯定地认为旧工程师中有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怀有反革命情绪’。
化学工程师维特考夫斯基回忆这段时期时，在其自传小说《半生》中写道：
一九三一年一月，逮捕浪潮把我卷进了监狱。各监狱都有人满为患。我被关进一间囚房，这显然是匆忙地把一个小地下室用作囚房，它只有一个小通风口朝向小卢比扬卡街……开始就迅速则又粗暴地作了解释性谈话，那情节就像侦探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原来我是一个有分设机构的反苏维埃阴谋的活动分子……为我发明了一种用来毒死政府官员的毒药……参与阴谋活动的还有军人……紧跟在他们后面溜进来的是几个神秘的密探。……现在真相大白，只缺我们供认了。
唉！我对调查根本帮不了什么忙，我只是肯定地说任何阴谋我都不知道，我与阴谋分子也没有往来……审问都是在夜里进行的，有许多审问通宵进行。他们用围困法对付犯人。但让犯人坐着进行。
过了一个月，我这个废物被转到布特尔监狱……部分犯人直接睡在水泥地上；有些犯人没有任何铺垫的东西。在囚房里，我的旁边有六十至八十人；其中有几位教授，多半是技术专家，工程师至少有五十个，还有少数军人，作家和演员。难怪当时的人们把监狱叫做“工程技术人员休养所”之冠。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被捕的“资产阶级”专家中有一些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伊热夫斯克兵工厂总工程师拉德任斯基；铁路建筑和运输方面的最大专家维利奇科（他原是皇军队中的一个将军）；马铃薯育种方面最大的专家之一洛尔赫。俄国最大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拉扎列夫也被捕，并被流放。根据关于成立保皇派反革命组织这一诬蔑性的指控，逮捕了大量忠诚而有功劳的军队指挥员和专家。其中有著名的军事科学家卡库林和前面已经提到的斯涅萨列夫，他曾任总参谋部学院院长，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刚刚授予他劳动英雄的称号。
……在莫斯科一家工厂用地上有一个改装为住房的平房式的飞机库，里面关着二十个被捕者，主要是一些中年以上的工程师，如飞机设计师格里戈罗维持奇和波利卡尔波夫，飞机装备设计师纳塔什凯维持奇，静态试验工程师克雷索，空气力学家冈察洛夫，生产组织者科斯特金。他们只准到工厂用地上去劳动，工厂的工作人员之间称他们是“工程师破坏分子”。
逮捕浪潮也波及人文科学。被监禁的有科学院士普拉东诺夫、塔尔列、利哈乔夫、巴赫鲁申、特霍尔热夫斯基、维诺格拉夫、苏联品种试验体系创始人之一和育种家塔拉夫，自然科学史大专家拉伊可夫教授。被捕或流放的还有哲学家迈耶尔，历史学家巴赫金，历史学家格雷夫斯，文艺学家，巴赫金，以及其他几十名当时有名的学者。
后来，这些人的命运是各不相同的。其中许多人几年后被释放，并在科学飞黄腾达，例如塔尔列、洛尔赫、维诺格拉夫、诺拉诺夫。他们在四十至五十年代是一些重要的科研机关的领导，受到人们的尊敬，获得了勋章和称号。而别一些人——卡库林、斯涅萨列夫、拉扎列夫、普拉东诺夫则死于监狱，只是在死后才恢复名誉。在一些现代百科全书中可以找到对他们简介，他们的部分著作已经出版。但是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被捕的许多科学家至今都没有恢复名誉，而且有些人则完全被人遗忘了。”[2]
[1]参阅梅德韦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一书。
[2]参阅梅德韦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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