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郑重其事地叫我：“舒乙，你好。” 父亲原名舒庆春，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一个满族贫民家庭。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担任过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他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汉语讲师，并从事小说创作；1930年回国，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下汉口、赴重庆，并被选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总务部主任。1946年3月，父亲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并写作。1949年12月12日，他从美国返京，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父亲一生写了约八百万字的作品，并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我的母亲原名玉贞，1905年出生于北京一个满族普通人家，少女时期就喜爱美术和文学。1931年，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并于同年7月，与相知相恋一年多的父亲喜结良缘，开始了他们历经磨难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之路。母亲早年先后在济南、青岛及重庆等地任教。1951年拜齐白石为师，得其真传，并从1958年起，担任北京画院画师，为国家一级美术师。 父母一共生育了四个儿女。我姐姐舒济，大妹妹舒雨，小妹妹舒立，如今都事业有成。 我幼年受到母亲的影响爱画画，父亲特别支持。每当家里有客人来，他都会对我说：“小乙，把你的画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他既给我表现的机会，又鼓励我发展正当的特长和兴趣。这样，我也喜欢到我家附近的小山坡上，煞有介事地做出认真写生的样子。这时候，父亲只要有空，就会兴致勃勃地踱过来，同我一起坐在草地上，拿过铅笔左描右画，并说：“来，爸爸教你怎么画……”父亲本来不会画画，但因为他是师范“出身”，会教，有一套一套的理论，让我受益匪浅。 我们几个小孩子兴起了集邮热，便到处收捡信封。父亲知道之后，不仅帮助我们一起搜集，而且还经常给我们详细讲解外国邮票上的英文意思，使我们从邮票中获得了很多知识。另外，他对我喜欢唱歌、刻印和积极参与学生会的社会活动，也都十分赞同。 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父亲与曹禺先生赴美讲学。当年，家里最高兴的一件事，莫过于收到父亲从大洋彼岸寄回来的信件和礼物了。1949年底，父亲应周总理的邀请回到北京，用100匹白布买下了东城丰富胡同19号一个小院，准备全家团圆。 1950年初夏，我们从重庆坐火车去首都北京。那时，我已是一个15岁的小伙子了。父亲焦急地站在月台上迎接我们，他一看见我走下车厢扶梯，突然微笑着把手伸了过来，并操着那一口地道悦耳的京片子说：“你好，舒乙。”父亲这种郑重其事的举动，可把我吓了一大跳。 原来，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人跟我握手寒暄过呢。一直以来，母亲及周围的大人总是叫我“小乙”，从来也没有人说“舒乙怎么怎么样”的。可是，万万想不到父亲在和我久别重逢的第一面，就给了我如此耳目一新的“突然袭击”！他实际上是在传递一种信息，也是他的一种主张：自己的子侄辈，只要达到一定年龄，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 进入我们的新家，院子里的各种菊花姹紫嫣红。我们姐弟几个兴致勃勃地参观各间房间，发觉父亲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风格，把这里装点成了一个文人之家。 父亲非常喜爱这个家，他亲自动手布置陈设，每天仔细打扫，还用花木精心装点。在他和母亲的苦心经营下，这静谧宽敞的小院仅菊花就有几百盆之多。 父亲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写作是他的职业与生命。有时候，我们兄妹几个在家中忘乎所以地疯吵疯闹，母亲就会赶过来摇手制止说：“喂，你们的爸爸正在动脑筋写作呢，可不能大声吵闹打搅了他！”我向妹妹伸了伸舌头，赶快连连点头：“妈妈，我们知道了……”兄妹几人一哄而散。 不用把成绩看得太重，只要及格就好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父亲的感激和理解也与日俱增。他每天都在写作，都在工作，从未有过节假日。即使是在举国欢庆、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他也不忍就此搁笔，总是想方设法做一些与创作相关的事情。譬如，他会制作一些谜语，让我们来猜。这样既活跃了家庭气氛，又保持了他自己创作的连续性。 在几个姐妹之中，数小妹舒立跟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也最受父亲的宠爱。本来，母亲早有规定，为了保证父亲有安静的写作环境，我们不准把任何同学带到家里来玩。可是，随着小妹逐渐长大，母亲就慢慢开了禁。当小妹的同学来家串门时，父亲不仅非常欢迎，还爱与小姑娘们开玩笑。 我们姐弟几个在家中的自由还是非常之大的，父亲从来不板着脸管教我们，连我们学习成绩好啊坏的他都不管。小妹妹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回到家中突然大哭鼻子。父亲觉得十分奇怪，连忙盯着她轻声细语地问：“咦，你怎么了？”妹妹噘着嘴抽泣说：“爸爸，我的数学只考了60分。”父亲的眉毛扬了起来：“60分？60分也很高嘛！你比爸爸好嘛，我小时候的数学还不及格呢！”――几十年来，我们对老爸的这番话一直都是坚信不疑，直至最近几年发现了父亲在北京师范学校的成绩单，才知道他那时数学成绩其实是很不错的――妹妹半信半疑地说：“真的吗？我可不相信！再说，我如果老是考60分的话，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父亲乐呵呵地说：“考不上大学，你就待在家中好了，我来教你英文。”回忆父亲的教育思想，按照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是极其超前的。父亲早在1942年的一封家信中就曾写道：“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他主张“孩子不一定非要上大学不可”，只希望孩子身体健康，长大后当个普通劳动者。 1953年6月，我从北京二中毕业后，顺利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父亲对此非常高兴。我被国家派往苏联列宁格勒林业工程大学学习林业化学工艺专业，1959年学成回国。我在异域深造的几年里，父亲三次到苏联开会，都专程到列宁格勒来看我。 父亲特别尊重我们的兴趣，从不干涉我们选择专业，当我们姐弟四人先后上大学的时候，尽管没有一个人选择文学专业去继承父亲的衣钵，但父亲没有丝毫的懊丧和遗憾，反而显得非常高兴，十分支持我们。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婚事，同样采取了理解、超然的态度，充分尊重孩子们的自由选择，在我举行婚礼的当天，他兴高采烈地请了两桌客，招待亲家和少数老朋友。饭后，大家都起哄请他表演节目，他十分风趣地说：“各位，我如今当了公公，就不好意思当众唱戏了，因为那不太‘雅观’。干脆，咱们改说故事，行吗？”随后，父亲就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喜庆故事，乐得众人前仰后合。 “舒乙，你带了几根皮带？” 虽然父亲把我当成朋友对待，还常常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我反而常常强烈地感觉到，在他心里我永远都是他的小孩子。只是作为一个男人、一个老人，他表达关心的方式极其可爱。 有一次，那时我已经是将近而立之年的国家干部了，因为要去东北出差，临行前特意向父亲告别。他很关切地问我：“车票带了吗？”我说：“带好了。”想不到这时他又说：“咳，你还是拿给我瞧瞧吧。”那时候的车票是一个小小的硬卡片，我非常费劲地从内衣口袋中掏出车票，他接过去仔细看了看，才放下心来。更想不到的是，父亲又出乎意料地问：“舒乙，你带了几根皮带？”我大惑不解地答：“什么几根皮带？只有一根呀！”他摇了摇头说：“不成，我看应该要两根。”我还是不懂，追问道：“爸爸，干什么要两根皮带呀？”他摇一摇头，又说：“不成，我看应该要两根。”他一边起身找出一根皮带，一边神情严肃地解释说：“嘿，你们年轻人考虑问题不那么周全。我问你，万一那根断了呢，可非抓瞎不可。来吧，快把我这根也拿上。”“哎哟，爸爸，您可真逗……”我当时感到十分好笑地转身就跑掉了。 后来，想起父亲询问的这两个奇怪的问题，还让我整整笑了一路。总而言之，深厚的父爱表达得竟是如此的奇怪独特。真让我回味无穷、感慨不已！ 我永远也难以忘怀，1966年8月23日下午，刚强不屈的父亲被人从北京市文联办公室拉出去，遭到了残酷的污辱和毒打。直到8月24日凌晨两点，母亲才能把父亲接回家里，含泪为他清理了伤口。父亲当时一再对母亲说：“我没有说过违心的话，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是理解我的，人民是理解我的。”接着，父亲又莫名其妙地问母亲：“家里还有多少钱？够孩子们养家糊口吗？” 8月24日一早，父亲劝母亲忙自己的事。母亲前脚刚走，父亲也出了门。 当我闻讯由单位赶回家的时候，家里已经大乱了，因为父亲不知去向。几个小时之后，总理秘书打电话给母亲，说周总理已经接到了紧急报告，正在设法寻找老舍先生。 到了8月25日下午，我才得到通知，到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去处理后事。父亲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他没戴眼镜，眼睛是浮肿的。他的头上、手臂上都已经是凝固的大块血斑，还有一大片青紫色的瘀血。他真是遍体鳞伤。 我坐下来，一边看守着死去的父亲，一边等待母亲的到来。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一动没动，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还是泪水，我分辨不清。
父亲郑重其事地叫我：“舒乙，你好。” 父亲原名舒庆春，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一个满族贫民家庭。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担任过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他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汉语讲师，并从事小说创作；1930年回国，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下汉口、赴重庆，并被选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总务部主任。1946年3月，父亲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并写作。1949年12月12日，他从美国返京，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父亲一生写了约八百万字的作品，并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我的母亲原名玉贞，1905年出生于北京一个满族普通人家，少女时期就喜爱美术和文学。1931年，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并于同年7月，与相知相恋一年多的父亲喜结良缘，开始了他们历经磨难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之路。母亲早年先后在济南、青岛及重庆等地任教。1951年拜齐白石为师，得其真传，并从1958年起，担任北京画院画师，为国家一级美术师。 父母一共生育了四个儿女。我姐姐舒济，大妹妹舒雨，小妹妹舒立，如今都事业有成。 我幼年受到母亲的影响爱画画，父亲特别支持。每当家里有客人来，他都会对我说：“小乙，把你的画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他既给我表现的机会，又鼓励我发展正当的特长和兴趣。这样，我也喜欢到我家附近的小山坡上，煞有介事地做出认真写生的样子。这时候，父亲只要有空，就会兴致勃勃地踱过来，同我一起坐在草地上，拿过铅笔左描右画，并说：“来，爸爸教你怎么画……”父亲本来不会画画，但因为他是师范“出身”，会教，有一套一套的理论，让我受益匪浅。 我们几个小孩子兴起了集邮热，便到处收捡信封。父亲知道之后，不仅帮助我们一起搜集，而且还经常给我们详细讲解外国邮票上的英文意思，使我们从邮票中获得了很多知识。另外，他对我喜欢唱歌、刻印和积极参与学生会的社会活动，也都十分赞同。 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父亲与曹禺先生赴美讲学。当年，家里最高兴的一件事，莫过于收到父亲从大洋彼岸寄回来的信件和礼物了。1949年底，父亲应周总理的邀请回到北京，用100匹白布买下了东城丰富胡同19号一个小院，准备全家团圆。 1950年初夏，我们从重庆坐火车去首都北京。那时，我已是一个15岁的小伙子了。父亲焦急地站在月台上迎接我们，他一看见我走下车厢扶梯，突然微笑着把手伸了过来，并操着那一口地道悦耳的京片子说：“你好，舒乙。”父亲这种郑重其事的举动，可把我吓了一大跳。 原来，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人跟我握手寒暄过呢。一直以来，母亲及周围的大人总是叫我“小乙”，从来也没有人说“舒乙怎么怎么样”的。可是，万万想不到父亲在和我久别重逢的第一面，就给了我如此耳目一新的“突然袭击”！他实际上是在传递一种信息，也是他的一种主张：自己的子侄辈，只要达到一定年龄，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 进入我们的新家，院子里的各种菊花姹紫嫣红。我们姐弟几个兴致勃勃地参观各间房间，发觉父亲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风格，把这里装点成了一个文人之家。 父亲非常喜爱这个家，他亲自动手布置陈设，每天仔细打扫，还用花木精心装点。在他和母亲的苦心经营下，这静谧宽敞的小院仅菊花就有几百盆之多。 父亲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写作是他的职业与生命。有时候，我们兄妹几个在家中忘乎所以地疯吵疯闹，母亲就会赶过来摇手制止说：“喂，你们的爸爸正在动脑筋写作呢，可不能大声吵闹打搅了他！”我向妹妹伸了伸舌头，赶快连连点头：“妈妈，我们知道了……”兄妹几人一哄而散。 不用把成绩看得太重，只要及格就好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父亲的感激和理解也与日俱增。他每天都在写作，都在工作，从未有过节假日。即使是在举国欢庆、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他也不忍就此搁笔，总是想方设法做一些与创作相关的事情。譬如，他会制作一些谜语，让我们来猜。这样既活跃了家庭气氛，又保持了他自己创作的连续性。 在几个姐妹之中，数小妹舒立跟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也最受父亲的宠爱。本来，母亲早有规定，为了保证父亲有安静的写作环境，我们不准把任何同学带到家里来玩。可是，随着小妹逐渐长大，母亲就慢慢开了禁。当小妹的同学来家串门时，父亲不仅非常欢迎，还爱与小姑娘们开玩笑。 我们姐弟几个在家中的自由还是非常之大的，父亲从来不板着脸管教我们，连我们学习成绩好啊坏的他都不管。小妹妹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回到家中突然大哭鼻子。父亲觉得十分奇怪，连忙盯着她轻声细语地问：“咦，你怎么了？”妹妹噘着嘴抽泣说：“爸爸，我的数学只考了60分。”父亲的眉毛扬了起来：“60分？60分也很高嘛！你比爸爸好嘛，我小时候的数学还不及格呢！”――几十年来，我们对老爸的这番话一直都是坚信不疑，直至最近几年发现了父亲在北京师范学校的成绩单，才知道他那时数学成绩其实是很不错的――妹妹半信半疑地说：“真的吗？我可不相信！再说，我如果老是考60分的话，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父亲乐呵呵地说：“考不上大学，你就待在家中好了，我来教你英文。”回忆父亲的教育思想，按照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是极其超前的。父亲早在1942年的一封家信中就曾写道：“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他主张“孩子不一定非要上大学不可”，只希望孩子身体健康，长大后当个普通劳动者。 1953年6月，我从北京二中毕业后，顺利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父亲对此非常高兴。我被国家派往苏联列宁格勒林业工程大学学习林业化学工艺专业，1959年学成回国。我在异域深造的几年里，父亲三次到苏联开会，都专程到列宁格勒来看我。 父亲特别尊重我们的兴趣，从不干涉我们选择专业，当我们姐弟四人先后上大学的时候，尽管没有一个人选择文学专业去继承父亲的衣钵，但父亲没有丝毫的懊丧和遗憾，反而显得非常高兴，十分支持我们。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婚事，同样采取了理解、超然的态度，充分尊重孩子们的自由选择，在我举行婚礼的当天，他兴高采烈地请了两桌客，招待亲家和少数老朋友。饭后，大家都起哄请他表演节目，他十分风趣地说：“各位，我如今当了公公，就不好意思当众唱戏了，因为那不太‘雅观’。干脆，咱们改说故事，行吗？”随后，父亲就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喜庆故事，乐得众人前仰后合。 “舒乙，你带了几根皮带？” 虽然父亲把我当成朋友对待，还常常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我反而常常强烈地感觉到，在他心里我永远都是他的小孩子。只是作为一个男人、一个老人，他表达关心的方式极其可爱。 有一次，那时我已经是将近而立之年的国家干部了，因为要去东北出差，临行前特意向父亲告别。他很关切地问我：“车票带了吗？”我说：“带好了。”想不到这时他又说：“咳，你还是拿给我瞧瞧吧。”那时候的车票是一个小小的硬卡片，我非常费劲地从内衣口袋中掏出车票，他接过去仔细看了看，才放下心来。更想不到的是，父亲又出乎意料地问：“舒乙，你带了几根皮带？”我大惑不解地答：“什么几根皮带？只有一根呀！”他摇了摇头说：“不成，我看应该要两根。”我还是不懂，追问道：“爸爸，干什么要两根皮带呀？”他摇一摇头，又说：“不成，我看应该要两根。”他一边起身找出一根皮带，一边神情严肃地解释说：“嘿，你们年轻人考虑问题不那么周全。我问你，万一那根断了呢，可非抓瞎不可。来吧，快把我这根也拿上。”“哎哟，爸爸，您可真逗……”我当时感到十分好笑地转身就跑掉了。 后来，想起父亲询问的这两个奇怪的问题，还让我整整笑了一路。总而言之，深厚的父爱表达得竟是如此的奇怪独特。真让我回味无穷、感慨不已！ 我永远也难以忘怀，1966年8月23日下午，刚强不屈的父亲被人从北京市文联办公室拉出去，遭到了残酷的污辱和毒打。直到8月24日凌晨两点，母亲才能把父亲接回家里，含泪为他清理了伤口。父亲当时一再对母亲说：“我没有说过违心的话，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是理解我的，人民是理解我的。”接着，父亲又莫名其妙地问母亲：“家里还有多少钱？够孩子们养家糊口吗？” 8月24日一早，父亲劝母亲忙自己的事。母亲前脚刚走，父亲也出了门。 当我闻讯由单位赶回家的时候，家里已经大乱了，因为父亲不知去向。几个小时之后，总理秘书打电话给母亲，说周总理已经接到了紧急报告，正在设法寻找老舍先生。 到了8月25日下午，我才得到通知，到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去处理后事。父亲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他没戴眼镜，眼睛是浮肿的。他的头上、手臂上都已经是凝固的大块血斑，还有一大片青紫色的瘀血。他真是遍体鳞伤。 我坐下来，一边看守着死去的父亲，一边等待母亲的到来。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一动没动，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还是泪水，我分辨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