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守身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1997年10期
劳动力流动问题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本主义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推广了机器的使用，从而使工资超过一般水平，吸引雇佣工人从不发达国家逐渐外流，推毁了劳动力流动的农奴制的、行会制的、地主的和宗教的障碍。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开创了劳动力流动的时代。成千上万的劳动者长途跋涉，脱离了穷乡僻壤，参与到资本主义的循环中，成为世界历史运动的主力军和创造者。各不同民族、国家和人种的劳动者聚集在一起，突破了地区生活的闭塞，消除了民族之间的偏见。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打破了世界上原有人口的静态分布，推动人口的流动，包括国际流动。劳动力流动由国内扩展到国际，即一些国家或地区劳动力的移出和另一些国家或地区劳动力的移入。劳动力的这种流动反映出卖劳动力阶级与收买劳动力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关系，标志着资本家阶级对劳动者压榨的延长和强化，具体体现在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对立运动中。资本要去的地方，是剩余价值率较高的地方，而工人要去的地方，则是劳动力价值较高的地方。从另一方面看，劳动力越出国界，大大有利于劳动者阶级的国际联合与团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
劳动力国内流动与国际流动的区分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国内流动占优势，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际流动更具典型意义。前者的特点是，破产农民从农村流入工业中心和城市；后者的特点是，劳动力由工业中心逐步向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当然，在这一历史时期也存在劳动力由工业中心流入资本主义国家殖民边区的相反过程，即所谓向荒无人烟和边远地区移民。但随着资本主义向广度和深度方向发展，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更加引人注目。
近代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始于欧洲。即便从本世纪初到1950年，在美国仅欧洲移民已达2000万人。50年代亦约有220万人移居。其后移民人数才逐步减少。在世界移民史中，亚洲移民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近20年来，东南亚国家流入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屡有增加，引起世界注目。至于各大洲内部各国劳动力的流动，欧洲可为典型。本世纪60年代前，由于西北欧各国在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后，复苏和发展经济所需的大量劳动力，主要靠外来移民补充。然而，一旦经济恢复，这种需要即受到抑制。因此，各大洲内部各国劳动力的流动，仅具相对短暂的意义。
是什么因素引起劳动力的国际流动？
自然经济解体和封建土地关系的资本主义改造，导致农村两极分化与大量农业人口过剩，对早期劳动力国际流动产生重要影响。正因为如此，加之人口稠密等情况，使欧洲成为那时劳动力主要流出地区，其主流多由农民构成。但随着流入国家人口的日渐增多与流出国家农业人口的大幅度削减，这一因素的影响，在当代已不占重要地位了。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与人力资源的差异是劳动力国际流动的重要原因。一般说来，在通行的工资水平、作息条件、信息的灵敏度、运输成本和立法规定所允许的范围内，流入的移民是本国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结果；反过来，外流移民则多由本国劳动力供过于求所造成。如各种条件不变，移民将可能带来工作和生活的净收益平均化；如这些条件或决定国内劳动力供求条件发生了变化，则将引起各国劳动力流动数量增减的相应变化。但归根结底需从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去考察。显然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已逐渐吸纳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其所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远远高于不发达国家。而不发达国家工业化水平低，不可能为劳动者提供充分就业机会，造成严重的失业和过剩人口压力。再者，发达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满足不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对那些劳动人口过剩的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产生了吸引力。不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国内就业困难，对其向国外转移，产生了某种推动力。这种由于流入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和流出国的劳动力过剩所形成的供需格局，即国外通常援引的“吸引论”和“推动论”的观点。我认为借助这一观点对阐释问题本身是有重要价值的。
对劳动力的国际流动起作用的，从直观上看，工资的国别差异影响明显。就劳动者而言，总是期望同质的劳动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因而具有从低工资地区流向高工资地区的特征。而一个国家工资的高低，则取决于该国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新的科技水准是这种较高生产率的基础，可使劳动成本大大降低并充分利用丰沃的土地资源。因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意味着较高的收入。体现在工资水平上的这种差异，自然地构成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当然，劳动力流入异国它乡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远离故土，倍受异国排外的歧视。为了筹措旅费不惜变卖资产和举债。在国外为了照顾国内亲人而节衣缩食等等。因此，在考察流入它国劳动力的工资所得时，不应孤立地只从工资水平方面作出绝对的判断。如仅从工资收益方面观察，以下几点或许是公认的事实：即他们多从低工资国家向高工资国家流动；停留时间的长短及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工资水平成正比；白人的工资水平高于有色人种。但也有某些学者认为，外流劳动力可能与该国所奉行的教育政策密切相关，而与普遍存在的收入差异关系较小。
影响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因素还可列举很多。例如，旅途中的运输成本和放弃收入的损失，往往迫使外流劳动力认真权衡和考量。显而易见，若能使亚欧、亚美、欧美和其它地区间的运行速度和条件得以缩短和改善，即可降低外流者的旅费和减少不能获得收入的时间。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潜在移民所能获得的信息。正是有赖于逐渐增多和不断流动的移民，由于他们在信息方面的传递交流与相应媒体的广告传播，才开辟了劳动力国际流动的新局面。
至于经济周期中所出现的经济波动，固然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但它的影响面并不大。在时间上具有间歇性，在作用上，由于繁荣阶段和衰退阶段的交替，其影响或多或少地被“抵销”了。
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流出国角度看，可以缓解其国内的失业问题，减轻国内就业的压力，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也会有所提高。外流劳动力将其部分收入寄回国内，又可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也可以说，这是缩小全世界收入差距的另一重要途径。在几个工业国家，如挪威和瑞典等，由于从农业向制造业过渡，出现了很高的失业率。正是外流劳动力帮助减轻了这些国家的人口压力。1865—1920年间，瑞典人口的25%移居美国，这在当时，对瑞典的经济发展和国内稳定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值得重视的是，通过他们在国外的劳动和工作实践，可以更多地了解学习那里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知识，增长见闻，开扩视野，促进彼此间的交往，进而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其次，对劳动力的流入国而言，上述有利影响则反向发展。如其它条件不变，那里的失业率必将上升，工资趋于降低，从而引起相关国家工资水平均等化。外流劳动力为流出国增加的外汇收入，恰是构成流入国的外汇支出。另外，相当数量的外流者，包括移民和难民等，由于语言、种族、信仰和生活方式等隔阂和生存条件的限制，往往导致各种磨擦和矛盾，甚至是构成社会动荡不安的诱因等等。
劳动力国际流动对流出国和流入国的影响、得失和利弊的估量，往往由于分析问题的立场、方法和原则的差异而不尽一致，加之流住时间的长短、流入国政治经济状况和劳动力受教育的不同，也将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般而论，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应该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扩散和转让，而有技术的劳动力，其流动方向正好相反。这种流动的经济影响所造成的损失是双重的。一是技术人员的流失给发展中国家造成“技术损失”。二是该国用于培养这些人员的“投资损失”——这种教育通常是免费的，或者是国家给予大量补贴的。从技术损失方面看，也可能与有技术的劳动力供给过剩有关，但这绝不是普遍存在的。对某些技术劳动力来说，还有来自心理上的不平衡。想出国发财的心理，不仅影响那些已出国的人，还影响着那些尚留在国内的人。他们往往有一种失落感，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和能力出国。事实上，虽然有技术劳动力外流反映了与技术依附方向相反的技术逆转让，但它实质上是同一现象的一种反映：经济、技术先进的国家能为有技术的劳动力提供优于贫穷发展中国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至于投资损失，不仅包括为培养这些技术劳动者所付出的历史代价，还包括今后继续付出的代价——在异国它乡培养越来越多的人。可见，投资损失是个与现行政策有关的问题，而不是历史陈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应认真权衡，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
如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采取比较宽松的劳动力国际流动政策，这可能使人们的福利得到相应的增长，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则是人才的流失。在孟加拉国由于专业人才的流失而造成某些专业科技人员的严重短缺。1962—1976年间，来自南朝鲜的学生的63%，来自希腊的学生的33%，来自约旦的学生的49%在完成他们学业后，都留在了美国。对此，有关国家正在考虑采取对策，取消对那些有能力支付高等教育费用或可能会移居海外人员的补助，以减轻这方面的代价。
然而，从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并能使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观点看，似乎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为宜。吸收国外劳动力对那些人均工资水平高而劳动力不足的工业化国家能促进其经济发展，其效果显而易见。据联合国统计，仅美、加、英三国在80年代从世界的人才流入中就获益500多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从劳动力输出中获得的直接利益，如前所述，为国家和个人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并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例如，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输出所获得的外汇收入在90年代初占总贸易收入一般均在50%左右，从而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与稳定。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少人常为其国内青年人才和劳动者移居国外，可能会给本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后果而忧虑。但从实际情况看，大量韩国、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学者和工程师移居美国，似乎并没有对它们的经济发展带来明显的负作用。而众多外流的人才和劳动者在其有生之年的某一时期返回祖国，发挥其专长，贡献其才智，应该承认这是一种有利流动，对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发展都有好处。
当代许多国家正在采取劳动力出入境的宽松政策。发展中国家在积极引进人才和输入劳动力的同时，也应鼓励劳动力的输出。据有关资料报道，未来10年世界劳动力人口将增加6亿，增长27%。看来，今后国际间劳动力的流动将面临严重的挑战。
我国是一个拥有12亿多人口的大国，有7亿多的劳动力，人力资源甚为丰富。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一资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如能在现有基础上，扩大劳动力出口，不仅可缓解国内就业压力，还可增加国民收入，何乐而不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输出劳动力的渠道，是经国家授权的对外经合企业与外国政企或私人雇主间签订合同向外派遣的各类劳务人员。显然这是一种层次较高的对外经济合作活动。截止到1995年底，我国已累计派出劳务110.5万人次，签订劳务合同金额107.7亿美元，分布在180个国家和地区。涉及的行业从土建、纺织发展到计算机软件开发、飞机维修、工程设计咨询、工程管理等高新技术领域，甚至包括为发达国家提供海员，如1995年同美国签订了派遣1.2万名海员的合同，价值1.4亿美元。目前，我国拥有对外劳务经营权的企业已发展到650家，初步形成对外劳务合作的企业群体。但从总体看，我国年均劳务输出量仅占国际劳务市场总量的千分之四左右，和我们这样的人力资源大国是远远不相称的。
由于当代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一些国家和地区对外来劳动力市场准入限制很严。同时，我国在劳动力输出方面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为此必须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以开创劳动力出口的新局面。
首要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在经济开放的同时，要重视和落实对人的开放；在实物商品出口的同时，要提高对劳动力出口重要意义的认识。当此跨世纪之交，应该把劳动力出口作为外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点来抓。在进一步加强政府及职能机构与国外联系合作的同时，应鼓励和提倡开发个人联系的民间渠道，促进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利用各种机会，外出谋职，境外就业。其次，要注意学习各国的经验，特别是亚洲和周边国家劳动力输出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例如，韩国当局为减少人口压力，从60年代开始，在发展经济、增加国内就业的同时，还大力向国外输出劳动力。他们把劳动力的出口视为“第二经济”，足见其重视的程度了。并开始探索新的流动方式，实行“集体流动”，即集体地组织劳动力到国外办农场和承包建设工程，特别把重点放在开辟新的承包建筑市场上。在学习借鉴的同时，还可组团赴亚洲各国进行调研，寻求劳务合作的机会。再者，我国劳动力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即使与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相比也尚有不少差距。因此，有组织的对输出劳动力进行再培训和再教育，实属当务之急。最后，还需强化政府宏观协调和管理，制定相应法规。长期以来，我国的管理都是政出多门，传统的劳动力部门所有制还制约着劳动力流向国际市场。为此急需政府协调，统一管理，作到有章可循。同时要制定规范劳动力流动的法规，作到有法可依。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输出网络，减少中间环节，使外派劳动力成本有所降低，并增强其时效性。
作者介绍：李守身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李守身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1997年10期
劳动力流动问题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本主义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推广了机器的使用，从而使工资超过一般水平，吸引雇佣工人从不发达国家逐渐外流，推毁了劳动力流动的农奴制的、行会制的、地主的和宗教的障碍。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开创了劳动力流动的时代。成千上万的劳动者长途跋涉，脱离了穷乡僻壤，参与到资本主义的循环中，成为世界历史运动的主力军和创造者。各不同民族、国家和人种的劳动者聚集在一起，突破了地区生活的闭塞，消除了民族之间的偏见。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打破了世界上原有人口的静态分布，推动人口的流动，包括国际流动。劳动力流动由国内扩展到国际，即一些国家或地区劳动力的移出和另一些国家或地区劳动力的移入。劳动力的这种流动反映出卖劳动力阶级与收买劳动力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关系，标志着资本家阶级对劳动者压榨的延长和强化，具体体现在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对立运动中。资本要去的地方，是剩余价值率较高的地方，而工人要去的地方，则是劳动力价值较高的地方。从另一方面看，劳动力越出国界，大大有利于劳动者阶级的国际联合与团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
劳动力国内流动与国际流动的区分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国内流动占优势，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际流动更具典型意义。前者的特点是，破产农民从农村流入工业中心和城市；后者的特点是，劳动力由工业中心逐步向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当然，在这一历史时期也存在劳动力由工业中心流入资本主义国家殖民边区的相反过程，即所谓向荒无人烟和边远地区移民。但随着资本主义向广度和深度方向发展，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更加引人注目。
近代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始于欧洲。即便从本世纪初到1950年，在美国仅欧洲移民已达2000万人。50年代亦约有220万人移居。其后移民人数才逐步减少。在世界移民史中，亚洲移民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近20年来，东南亚国家流入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屡有增加，引起世界注目。至于各大洲内部各国劳动力的流动，欧洲可为典型。本世纪60年代前，由于西北欧各国在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后，复苏和发展经济所需的大量劳动力，主要靠外来移民补充。然而，一旦经济恢复，这种需要即受到抑制。因此，各大洲内部各国劳动力的流动，仅具相对短暂的意义。
是什么因素引起劳动力的国际流动？
自然经济解体和封建土地关系的资本主义改造，导致农村两极分化与大量农业人口过剩，对早期劳动力国际流动产生重要影响。正因为如此，加之人口稠密等情况，使欧洲成为那时劳动力主要流出地区，其主流多由农民构成。但随着流入国家人口的日渐增多与流出国家农业人口的大幅度削减，这一因素的影响，在当代已不占重要地位了。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与人力资源的差异是劳动力国际流动的重要原因。一般说来，在通行的工资水平、作息条件、信息的灵敏度、运输成本和立法规定所允许的范围内，流入的移民是本国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结果；反过来，外流移民则多由本国劳动力供过于求所造成。如各种条件不变，移民将可能带来工作和生活的净收益平均化；如这些条件或决定国内劳动力供求条件发生了变化，则将引起各国劳动力流动数量增减的相应变化。但归根结底需从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去考察。显然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已逐渐吸纳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其所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远远高于不发达国家。而不发达国家工业化水平低，不可能为劳动者提供充分就业机会，造成严重的失业和过剩人口压力。再者，发达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满足不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对那些劳动人口过剩的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产生了吸引力。不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国内就业困难，对其向国外转移，产生了某种推动力。这种由于流入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和流出国的劳动力过剩所形成的供需格局，即国外通常援引的“吸引论”和“推动论”的观点。我认为借助这一观点对阐释问题本身是有重要价值的。
对劳动力的国际流动起作用的，从直观上看，工资的国别差异影响明显。就劳动者而言，总是期望同质的劳动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因而具有从低工资地区流向高工资地区的特征。而一个国家工资的高低，则取决于该国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新的科技水准是这种较高生产率的基础，可使劳动成本大大降低并充分利用丰沃的土地资源。因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意味着较高的收入。体现在工资水平上的这种差异，自然地构成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当然，劳动力流入异国它乡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远离故土，倍受异国排外的歧视。为了筹措旅费不惜变卖资产和举债。在国外为了照顾国内亲人而节衣缩食等等。因此，在考察流入它国劳动力的工资所得时，不应孤立地只从工资水平方面作出绝对的判断。如仅从工资收益方面观察，以下几点或许是公认的事实：即他们多从低工资国家向高工资国家流动；停留时间的长短及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工资水平成正比；白人的工资水平高于有色人种。但也有某些学者认为，外流劳动力可能与该国所奉行的教育政策密切相关，而与普遍存在的收入差异关系较小。
影响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因素还可列举很多。例如，旅途中的运输成本和放弃收入的损失，往往迫使外流劳动力认真权衡和考量。显而易见，若能使亚欧、亚美、欧美和其它地区间的运行速度和条件得以缩短和改善，即可降低外流者的旅费和减少不能获得收入的时间。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潜在移民所能获得的信息。正是有赖于逐渐增多和不断流动的移民，由于他们在信息方面的传递交流与相应媒体的广告传播，才开辟了劳动力国际流动的新局面。
至于经济周期中所出现的经济波动，固然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但它的影响面并不大。在时间上具有间歇性，在作用上，由于繁荣阶段和衰退阶段的交替，其影响或多或少地被“抵销”了。
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流出国角度看，可以缓解其国内的失业问题，减轻国内就业的压力，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也会有所提高。外流劳动力将其部分收入寄回国内，又可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也可以说，这是缩小全世界收入差距的另一重要途径。在几个工业国家，如挪威和瑞典等，由于从农业向制造业过渡，出现了很高的失业率。正是外流劳动力帮助减轻了这些国家的人口压力。1865—1920年间，瑞典人口的25%移居美国，这在当时，对瑞典的经济发展和国内稳定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值得重视的是，通过他们在国外的劳动和工作实践，可以更多地了解学习那里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知识，增长见闻，开扩视野，促进彼此间的交往，进而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其次，对劳动力的流入国而言，上述有利影响则反向发展。如其它条件不变，那里的失业率必将上升，工资趋于降低，从而引起相关国家工资水平均等化。外流劳动力为流出国增加的外汇收入，恰是构成流入国的外汇支出。另外，相当数量的外流者，包括移民和难民等，由于语言、种族、信仰和生活方式等隔阂和生存条件的限制，往往导致各种磨擦和矛盾，甚至是构成社会动荡不安的诱因等等。
劳动力国际流动对流出国和流入国的影响、得失和利弊的估量，往往由于分析问题的立场、方法和原则的差异而不尽一致，加之流住时间的长短、流入国政治经济状况和劳动力受教育的不同，也将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般而论，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应该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扩散和转让，而有技术的劳动力，其流动方向正好相反。这种流动的经济影响所造成的损失是双重的。一是技术人员的流失给发展中国家造成“技术损失”。二是该国用于培养这些人员的“投资损失”——这种教育通常是免费的，或者是国家给予大量补贴的。从技术损失方面看，也可能与有技术的劳动力供给过剩有关，但这绝不是普遍存在的。对某些技术劳动力来说，还有来自心理上的不平衡。想出国发财的心理，不仅影响那些已出国的人，还影响着那些尚留在国内的人。他们往往有一种失落感，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和能力出国。事实上，虽然有技术劳动力外流反映了与技术依附方向相反的技术逆转让，但它实质上是同一现象的一种反映：经济、技术先进的国家能为有技术的劳动力提供优于贫穷发展中国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至于投资损失，不仅包括为培养这些技术劳动者所付出的历史代价，还包括今后继续付出的代价——在异国它乡培养越来越多的人。可见，投资损失是个与现行政策有关的问题，而不是历史陈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应认真权衡，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
如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采取比较宽松的劳动力国际流动政策，这可能使人们的福利得到相应的增长，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则是人才的流失。在孟加拉国由于专业人才的流失而造成某些专业科技人员的严重短缺。1962—1976年间，来自南朝鲜的学生的63%，来自希腊的学生的33%，来自约旦的学生的49%在完成他们学业后，都留在了美国。对此，有关国家正在考虑采取对策，取消对那些有能力支付高等教育费用或可能会移居海外人员的补助，以减轻这方面的代价。
然而，从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并能使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观点看，似乎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为宜。吸收国外劳动力对那些人均工资水平高而劳动力不足的工业化国家能促进其经济发展，其效果显而易见。据联合国统计，仅美、加、英三国在80年代从世界的人才流入中就获益500多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从劳动力输出中获得的直接利益，如前所述，为国家和个人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并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例如，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输出所获得的外汇收入在90年代初占总贸易收入一般均在50%左右，从而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与稳定。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少人常为其国内青年人才和劳动者移居国外，可能会给本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后果而忧虑。但从实际情况看，大量韩国、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学者和工程师移居美国，似乎并没有对它们的经济发展带来明显的负作用。而众多外流的人才和劳动者在其有生之年的某一时期返回祖国，发挥其专长，贡献其才智，应该承认这是一种有利流动，对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发展都有好处。
当代许多国家正在采取劳动力出入境的宽松政策。发展中国家在积极引进人才和输入劳动力的同时，也应鼓励劳动力的输出。据有关资料报道，未来10年世界劳动力人口将增加6亿，增长27%。看来，今后国际间劳动力的流动将面临严重的挑战。
我国是一个拥有12亿多人口的大国，有7亿多的劳动力，人力资源甚为丰富。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一资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如能在现有基础上，扩大劳动力出口，不仅可缓解国内就业压力，还可增加国民收入，何乐而不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输出劳动力的渠道，是经国家授权的对外经合企业与外国政企或私人雇主间签订合同向外派遣的各类劳务人员。显然这是一种层次较高的对外经济合作活动。截止到1995年底，我国已累计派出劳务110.5万人次，签订劳务合同金额107.7亿美元，分布在180个国家和地区。涉及的行业从土建、纺织发展到计算机软件开发、飞机维修、工程设计咨询、工程管理等高新技术领域，甚至包括为发达国家提供海员，如1995年同美国签订了派遣1.2万名海员的合同，价值1.4亿美元。目前，我国拥有对外劳务经营权的企业已发展到650家，初步形成对外劳务合作的企业群体。但从总体看，我国年均劳务输出量仅占国际劳务市场总量的千分之四左右，和我们这样的人力资源大国是远远不相称的。
由于当代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一些国家和地区对外来劳动力市场准入限制很严。同时，我国在劳动力输出方面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为此必须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以开创劳动力出口的新局面。
首要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在经济开放的同时，要重视和落实对人的开放；在实物商品出口的同时，要提高对劳动力出口重要意义的认识。当此跨世纪之交，应该把劳动力出口作为外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点来抓。在进一步加强政府及职能机构与国外联系合作的同时，应鼓励和提倡开发个人联系的民间渠道，促进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利用各种机会，外出谋职，境外就业。其次，要注意学习各国的经验，特别是亚洲和周边国家劳动力输出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例如，韩国当局为减少人口压力，从60年代开始，在发展经济、增加国内就业的同时，还大力向国外输出劳动力。他们把劳动力的出口视为“第二经济”，足见其重视的程度了。并开始探索新的流动方式，实行“集体流动”，即集体地组织劳动力到国外办农场和承包建设工程，特别把重点放在开辟新的承包建筑市场上。在学习借鉴的同时，还可组团赴亚洲各国进行调研，寻求劳务合作的机会。再者，我国劳动力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即使与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相比也尚有不少差距。因此，有组织的对输出劳动力进行再培训和再教育，实属当务之急。最后，还需强化政府宏观协调和管理，制定相应法规。长期以来，我国的管理都是政出多门，传统的劳动力部门所有制还制约着劳动力流向国际市场。为此急需政府协调，统一管理，作到有章可循。同时要制定规范劳动力流动的法规，作到有法可依。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输出网络，减少中间环节，使外派劳动力成本有所降低，并增强其时效性。
作者介绍：李守身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