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气魄自然也有大小。回顾过去，我们在精神生活上，也可以自命曾经沧海，饱经风霜，却总是微不足道。人非石木，写诗的更不妨说是“感情动物”。我写诗，而且一直是写的抒情诗，也总在不能自已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规格本来不大，我却偏又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结果当然只能生产出一些小玩艺儿。
我的诗都是短诗，不仅分量轻，数量也非常有限。多少年几番写诗，就像是来了几次小浪潮。
第一阵小浪潮是在1930年秋冬的一些日子。那是我到北平的第二年。我在前一年，在上海读完了两年的高级中学后考上了北京大学（地方改成“北平”了，大学却经过师生的力争，恢复了“北京”的名字）。旧社会所谓的“清寒”出身，面临飘零身世，我当然要改变现状，从小到大，从内到外，听说北伐战争也就关心，也是为了它的进展而感到欢欣。我从乡下转学到上海，正逢“四一二”事件以后的当年秋天，悲愤之余，也就抱了幻灭感。当时有政治觉悟的学生进一步投入现实斗争；太不懂事的“天真”小青年，也会不安于现实，若不问政治，也总会有所向往。我对北行的兴趣，好像是矛盾的，一方面那里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一方面又因为那里是破旧的故都；实际上也是统一的，对二者都像是一种凭吊，一种寄怀。经过一年的呼吸荒凉空气、一年埋头读书，我终于又安定不下来了。说得好听，这也还是不满现实的表现吧。我彷徨，我苦闷。有一阵我就悄悄地发而为诗。
当时我写的很少，自行销毁的较多。诗是诗，人是人，我写诗总想不为人知。大概是第二年初诗人徐志摩来教我们英文诗一课，不知怎的，堂下问起我也写诗吧，我觉得不好意思，但终于老着脸皮，就拿那么一点点给他看。不料他却把这些诗带回上海跟小说家沈从文一起读了，居然大受赞赏，也没跟我打招呼，就分别交给一些刊物发表，也亮出了我的真实姓名。这使我惊讶，却总是不小的鼓励。于是我在1931年夏秋间又写了几首更无甚可取的诗。“九一八”事变接着就发生，徐志摩在写给我的最后一封短信上，在寥寥数语中，说了“昏闷过日”后，乘飞机北返失事去世，我又停笔一年。以后几年，我都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几阵间歇写一些，直到1937年春末为止。
这期间写一些诗，论内容随之以形式，论思想随之以艺术风格，交错变化或曲折变化，只是没有什么大变。30年代我国左翼文学形成一股激流，这期间我先后写诗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当时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我总不知要表达或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应。这时期写诗，总像是身在幽谷，虽然心在巅峰。
当时以凭吊为开端，我写诗总富于怀旧、怀远的情调。
我始终只写了一些抒情短诗。但是我总怕出头露面，安于在人群里默默无闻，更怕公开我的私人感情。这时期我更多借景抒情，借物抒情，借事抒情。没有真情实感，我始终是不会写诗的，但是这一时期我更少写真人真事。我总喜欢表达我国旧说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说的“戏剧性处境”，也可以说是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或者偶尔用戏拟。同时，始终是以口语为主，适当吸收欧化句法和文言遣词造句（这是为了字少意多，为了求精练）。诗体则自由体与格律体兼用，最初主要是试用不成熟的格律论，一度主要用自由体，最后几乎全用自以为较熟练的格律体以至直到解放后的新时期。私生活中的一个隐秘因素也使我在这个阶段里写诗另外有了一个特点：写了像《无题》等我以前和以后从不写的这样几首诗。
当初闻一多先生曾经当面夸过我在年轻人中从不写情诗。我原则上不反对别人写爱情诗，也并不一律不会欣赏别人写的这种诗。只是我一向怕写自己的私生活；正如我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激情，我的私生活中越是触及内心痛痒处，越是不想写诗来抒发。事实上我当时逐渐扩大了私人交游中，这方面也没有过这种感触。
谈及格律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至今还是突出的问题。这里再谈谈我的看法。我们用白话写新诗，自由体显然是最容易的，实际上这样写得像诗，也是最不容易，因为没有轨道可循。格律却又必然从实践中来，又不自觉到自觉，逐渐为大家所意识到，习惯了而所谓“约定俗成”。我通过自己的实践，参考了古今中外一般创作与理论的实例，对于白话新体诗的格律所提出的看法，至今还是和一小部分人所提出的看法大同小异。
（节选自《卞之琳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气魄自然也有大小。回顾过去，我们在精神生活上，也可以自命曾经沧海，饱经风霜，却总是微不足道。人非石木，写诗的更不妨说是“感情动物”。我写诗，而且一直是写的抒情诗，也总在不能自已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规格本来不大，我却偏又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结果当然只能生产出一些小玩艺儿。
我的诗都是短诗，不仅分量轻，数量也非常有限。多少年几番写诗，就像是来了几次小浪潮。
第一阵小浪潮是在1930年秋冬的一些日子。那是我到北平的第二年。我在前一年，在上海读完了两年的高级中学后考上了北京大学（地方改成“北平”了，大学却经过师生的力争，恢复了“北京”的名字）。旧社会所谓的“清寒”出身，面临飘零身世，我当然要改变现状，从小到大，从内到外，听说北伐战争也就关心，也是为了它的进展而感到欢欣。我从乡下转学到上海，正逢“四一二”事件以后的当年秋天，悲愤之余，也就抱了幻灭感。当时有政治觉悟的学生进一步投入现实斗争；太不懂事的“天真”小青年，也会不安于现实，若不问政治，也总会有所向往。我对北行的兴趣，好像是矛盾的，一方面那里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一方面又因为那里是破旧的故都；实际上也是统一的，对二者都像是一种凭吊，一种寄怀。经过一年的呼吸荒凉空气、一年埋头读书，我终于又安定不下来了。说得好听，这也还是不满现实的表现吧。我彷徨，我苦闷。有一阵我就悄悄地发而为诗。
当时我写的很少，自行销毁的较多。诗是诗，人是人，我写诗总想不为人知。大概是第二年初诗人徐志摩来教我们英文诗一课，不知怎的，堂下问起我也写诗吧，我觉得不好意思，但终于老着脸皮，就拿那么一点点给他看。不料他却把这些诗带回上海跟小说家沈从文一起读了，居然大受赞赏，也没跟我打招呼，就分别交给一些刊物发表，也亮出了我的真实姓名。这使我惊讶，却总是不小的鼓励。于是我在1931年夏秋间又写了几首更无甚可取的诗。“九一八”事变接着就发生，徐志摩在写给我的最后一封短信上，在寥寥数语中，说了“昏闷过日”后，乘飞机北返失事去世，我又停笔一年。以后几年，我都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几阵间歇写一些，直到1937年春末为止。
这期间写一些诗，论内容随之以形式，论思想随之以艺术风格，交错变化或曲折变化，只是没有什么大变。30年代我国左翼文学形成一股激流，这期间我先后写诗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当时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我总不知要表达或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应。这时期写诗，总像是身在幽谷，虽然心在巅峰。
当时以凭吊为开端，我写诗总富于怀旧、怀远的情调。
我始终只写了一些抒情短诗。但是我总怕出头露面，安于在人群里默默无闻，更怕公开我的私人感情。这时期我更多借景抒情，借物抒情，借事抒情。没有真情实感，我始终是不会写诗的，但是这一时期我更少写真人真事。我总喜欢表达我国旧说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说的“戏剧性处境”，也可以说是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或者偶尔用戏拟。同时，始终是以口语为主，适当吸收欧化句法和文言遣词造句（这是为了字少意多，为了求精练）。诗体则自由体与格律体兼用，最初主要是试用不成熟的格律论，一度主要用自由体，最后几乎全用自以为较熟练的格律体以至直到解放后的新时期。私生活中的一个隐秘因素也使我在这个阶段里写诗另外有了一个特点：写了像《无题》等我以前和以后从不写的这样几首诗。
当初闻一多先生曾经当面夸过我在年轻人中从不写情诗。我原则上不反对别人写爱情诗，也并不一律不会欣赏别人写的这种诗。只是我一向怕写自己的私生活；正如我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激情，我的私生活中越是触及内心痛痒处，越是不想写诗来抒发。事实上我当时逐渐扩大了私人交游中，这方面也没有过这种感触。
谈及格律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至今还是突出的问题。这里再谈谈我的看法。我们用白话写新诗，自由体显然是最容易的，实际上这样写得像诗，也是最不容易，因为没有轨道可循。格律却又必然从实践中来，又不自觉到自觉，逐渐为大家所意识到，习惯了而所谓“约定俗成”。我通过自己的实践，参考了古今中外一般创作与理论的实例，对于白话新体诗的格律所提出的看法，至今还是和一小部分人所提出的看法大同小异。
（节选自《卞之琳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