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6/12/290:20:07来源：论文联盟
开放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彼此尊重和相互交流。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开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交流方式上，又有自己的阶段性特点。照一般的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应该迅速扩大，但事情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乐观。著名作家王蒙在2010年9月第二届中美文学论坛上，总结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十年间，中美文学交流状况时，不无幽默地说，两国作家之间的见面比两国将军见面的次数都少。换言之，军事交流的频率远胜于文学交流a。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面对面的交流机会，显然是大幅度地增加了。据有关数据统计，从2007年至2011年间，单中国作协组织的作家出访团就有142个，出访人数746人次，接受来访的代表团有54个，399人次。同时，中国有关部门举办了中美、中德、中法、中西、中意、中日韩、中澳等中外文学论坛，在俄、德、美资助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16种b。很多出版机构出资，邀请了不少外国著名作家来访，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渡边淳一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略萨、大江健三郎、帕慕克、奈保尔等。中国作家出访频率也在增加，差不多有声望的作家，都有过出访的经历，至于像王蒙、莫言、王安忆、韩少功、苏童、余华、毕飞宇、阎连科等，只要愿意，几乎每年都有出国机会，而且，这些出访有一些是作家个人的自由行。这样的交流频率和交流方式，在新中国文学交流史上，真正是空前的。
一
新世纪中国文学对外交流的方式，总体上讲，恢复到了文学交流的常态。所谓常态，是指作家作品的交流，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人为干扰因素比较小。从文学史现象看，有点类似于20世纪初的情形，当时的外国作家像泰戈尔、海明威、赛珍珠、肖伯纳等可以自由出入中国，而中国作家像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冰心、戴望舒、俞平伯、朱自清、朱光潜、傅雷、梁宗岱、萧乾、钱钟书、杨绛等，也可以自由往来于各国。新世纪中国作家的出访，无论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活动，都是1949年以来，频率最高、出访范围最广的。中国作家世界各地自由行所带来的最大收获，是对外部世界的神秘感逐渐消除。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作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是被封闭在单一的意识形态世界中，对包括西方世界在内的人文世界几近于完全隔绝。上世纪80年代之后，国门打开，因为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差，中外文学之间的交流基本是呈逆差状态，大量西方作家作品流入中国，而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家作品的接受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疯狂地步。像莫言、王安忆、苏童、余华这些作家，都有过一个不短的文学见习期，他们对卡夫卡、博尔赫斯、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的接受，在他们的创作成长中留有明显的痕迹。新世纪以来，这种创作见习期基本结束，除了作家自身的快速成长之外，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是来自作家自由出行所获得的丰富感受。他们不用借助第三只眼睛间接地打量西方世界，他们也不用各种组织刻意安排，有意识地选择看什么，不看什么。他们像上世纪初的中国作家那样，置身异国他乡，亲身体验不同文化。这样的自由交流，不仅使中国作家全方位地接触到异国文化，了解不同国度的文化特征，也促使中国作家多方面思考文学创作的多种可能性。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创作中明显地强化了本国文化因素和传统文化色彩。如莫言在《檀香刑》中，借助山东高密地方戏猫腔来结构小说。在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又采用了佛教的六道轮回来结构小说。贾平凹的《秦腔》运用秦腔的声韵来渲染小说氛围，而他的最新长篇《老生》，用《山海经》作为结构小说的手法。这些带有民族民间色彩的文学要素的增强，与中国作家广泛接触外来文化的影响恰好成正比。越是接触世界各种文化多的作家，他们在创作探索中，对中国自身文化的意识就越强烈。莫言在创作中第一次明确蒲松龄传统之于自己创作的影响，是在新世纪。王安忆《天香》中对于上海史前文化的追踪，也是在新世纪。所以，新一轮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新世纪开启了中国作家对自身文化身份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但要明确的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开拓，是与外部世界的开放同时并举。没有自由开放的外部环境，也就没有文化转向的内在可能。贾平凹在新世纪创作的探索，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像《秦腔》《古炉》《带灯》《老生》，基本的价值取向是本土色彩越来越强烈。与莫言、王安忆、阎连科、余华、苏童等相比较，贾平凹与外国作家的交往程度相对比较少。但这并不说明贾平凹与外国文化之间交往的门是关闭的。新世纪以来，贾平凹对于与外国文学之间的交流的欲望非常强烈，他曾多次表示希望能够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外语。这种向外看的文化冲动，与其新世纪创作的小说《秦腔》《带灯》《老生》的价值取向之间，有着某种精神关联。在这些小说中，地方色彩非常浓烈，题材内容几乎全都是乡村世界。但这不是贾平凹80年代文学创作的重复，而是有新的拓展。如果说，80年代的贾平凹创作中，农村是一个闭塞、落后的世界，那么，新世纪的陕北农村则是一个既混乱又充满生机的复杂社会。在贾平凹眼中，新世纪中国最活跃、变化最大的地方，不在城市，而在乡村，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城镇化的农村。《带灯》中的陕北农村，已经很难再用原来意义上的农村来定义，但也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现代城镇的生活秩序。故事的发生地，是一个紧靠在国道边上的自然村寨。当地村委会搞了一个土特产批发集市，因此，商贩云集，热闹繁忙。其中的人物，大都是原来村里的农民，但今天他们已经改变了世代务农的习惯，或者外出打工，或者在集市里做买卖，一两个人还执着于先民的理想，留恋土地，开垦荒山，但这样的农耕生活，就像80年代李杭育“葛川江系列”中最后的渔佬儿一样，落寞而孤单，毫无前途可言。对于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从他的性情和价值理想看，他更愿意笔下的人物生活在广袤的土地上，自由自在，随性而行。但这片农耕土地到了新世纪，却变成了尘土飞扬的投资热土。从一般村民到基层干部，都意识到若要富，种田没出路，毁田毁林造集镇，做买卖来致富。在《带灯》中有一段描写村干部酝酿建造农副商品集市的过程，可以说从村民到村干部迅速达成共识。后来那些村民靠出租店铺，承包饭店，的确都赚了钱，生活比以前好了。相比之下，那些仍然开荒种田、坚守农耕生活的人，收入微薄，生活艰苦。贾平凹在对照农民的两种生活状态时，似乎有无限感慨。他是在一种矛盾心态下看待新世纪农村的这一变化。在他的诸多作品中，一方面是投资热潮之下，人们疯狂地寻找发财商机，毫无节制地分享物质生活的快感。但另一方面作者本人又在不断质疑这种疯狂的发展模式。贾平凹留恋的是故乡保存完好的山水田园生活，安安静静、井然有序，而不是眼下这种乱哄哄的混乱场面。换句话说，农村越是城镇化，贾平凹对于乡土世界的怀念之情就越强烈。很难说这是怀旧，或许可以理解为是对失去的历史风景的一种追忆，就像是站在一片改造过的居住新区，你不会否认眼前的一切都变了，但一定会感慨以往曾在这里见过的历史景观消失了。现代化是一种趋势，但现代化无法满足人们的所有需要，更何况现代化有现代化的社会病症。从这一意义上讲，越是开放，作家越会对民族民间、乡土特色的东西感兴趣，这不是个别的文化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意义，至少，在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创作中，是比较突出的。
二
新世纪外来文化影响痕迹直接表现在国际题材的书写上。上世纪90年代，有《北京人在纽约》《陪读夫人》《我的财富在澳洲》等作品，揭开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作家创作的国际题材序幕。新世纪之后，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感受也越来越复杂，作品内容总体上已经超越了表现中国人在外打拼的题材模式，比较多地转向从文化层面上揭示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相互冲突的紧张关系。有研究者认为早期的作品，归于“留学生文学”，而今天的一些海外题材作品应属于“新移民文学”，较多地体现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在融入所在国过程中的各种文化感受c。如哈金的《战争垃圾》描写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战俘生活，视角从原有的战争正义与非正义，转向人性和文化的冲突。戴舫的《猎熊黑涧溪》d是正面表现中美文化冲突的一部小说。作品讲述了美国药厂老板阿瑟与雇员吴泊均（一位中国留学生）两人到加拿大黑涧溪猎熊所发生的故事。阿瑟不小心失足跌落涧底身亡，吴泊均侥幸生还，一个星期后，意外得到阿瑟生前留下的一份遗产。这故事看似平常，但阿瑟的死却很值得玩味。阿瑟是怎么死的？他是跌落涧底，被汹涌而至的洪水一点点淹没而死。当他刚刚落入涧底时，洪水并没有来临，一条腿卡在两块大圆石之间，另一条腿骨折，身体动弹不得。吴泊均尽管也受了伤，但没有跌落涧底。阿瑟习惯成自然地想象吴泊均会像往常那样毫不犹豫地来救他，但此时的吴泊均竟安然坐在岸崖上，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咬牙切齿的语调很不客气地对阿瑟说话。这让阿瑟感到意外，自尊心严重受挫。洪水一点一点涨上来，阿瑟一动不动，吴泊均凝目不语。阿瑟搞不明白，这位一向善良、乐于助人的中国青年，怎么在生死考验面前突然变得那么冷漠，非得你低三下四求他救命，才肯援手。吴泊均望着身陷绝境的阿瑟，心里暗暗想：你求我，我就救你。而阿瑟就是不求救。两人就这么僵持着，直到洪水吞没了阿瑟。或许，很多读者会谴责吴泊均在生死关头不援手相救的冷漠，但作者的叙述视角似乎更多地是偏向吴泊均，他要人们想一想，原本骄傲的吴泊均，为了谋求生计，不得不在阿瑟手下忍声吞气、察颜观色、小心翼翼地生活。这种人际关系的不公平似乎从来没有人看到，人们只看到关键时刻，吴泊均没有援手救阿瑟。但从来没有人想过吴泊均多少年来是怎样在阿瑟手下度日的。阿瑟觉得吴泊均救他是理所当然，但吴泊均在自己受伤，面临生死抉择的情况下，需要掂量掂量值不值得舍命救人。如果阿瑟恳求吴泊均救他，或许吴泊均会动恻隐之心，但阿瑟好像不习惯这样的表达，宁愿死，也不求救。在吴泊均看来，阿瑟太高傲了，死到临头，还要摆臭架子，理所当然，吴泊均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冷漠态度。阿瑟与吴泊均的关系真是一言难尽，如果从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角度来进行文学解读，或许会读出另一番滋味。作者戴舫80年代赴美留学，是中国大陆最早公派赴美学习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后在美国大学任教。长期的留美生活和大学研究工作，使他对美国社会和学术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和思考。他的写作明显放弃了在美国打拼，最后荣华富贵的大团圆小说模式，代之以文化冲突为主调的故事模式。留学加拿大的张翎所写的小说《陪读爹娘》e，从老年人的视角折射出加拿大华人世界的辛酸。张翎是复旦大学外文系79级学生，留学加拿大后，在一医疗机构工作。据说她是在一场大病之后，全力投入到文学写作。她留意那些随子女飘洋过海的老年华人的生活状况。以往有《陪读夫人》之类描写中国留学生生活的作品，但很少有关注陪读爹娘的作品。如果说那些年轻的留学生风华正茂，对生活表现出一种锐意进取的强势姿态的话，那么，那些随子女飘洋过海的老年华人，真正是强弩之末，再怎么奋进，在那片异国的土壤上始终是无法扎下根来。他们的苦处和内心的尴尬，一般人难以察觉。当这些老人随子女远赴加拿大时，一度是那么地兴奋，轮到开始真正生活时，才发现在异国他乡要想扎下根来，谈何容易。《陪读爹娘》中的项妈妈听说李伯伯可以回中国大陆安居时，那份羡慕发自内心深处，而李伯伯就像小孩一样露出平常难以见到的笑容。张翎的小说不同于问题小说，她不是着意于问题的描写，而是努力展示今天人们的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这是在跨文化空间中对细微生活点点滴滴的捕捉和描写，它的文化价值有时比小说的艺术意味更高，更吸引读者。相类似题材的作品有东方白的长篇小说《新留守女士》f，讲述在美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在新世纪面临的生活矛盾。作者是留美学者，在美国大学从事医学研究工作。而王宏图的长篇小说《别了，日耳曼尼亚》g讲述中国留学生在欧洲的生活。作者本人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有过留美生活经验，曾在汉堡担任过两年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因为文化身份的关系，作者对异国他乡的知识者的心理状况特别敏感。在作品中，表现了新世纪一批年轻的留学人员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人物活动空间跨越上海和德国北部小城，作品人物尽管有父子两代，但侧重点是在新一辈留德人员身上。面对青春期的成长烦恼，又置身于异国他乡，作品中的人物常常充满冲动、烦恼和忧郁。这种青春成长与异国情调的文化结合的写作，揭开了新世纪青春小说的又一个篇章。上述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新世纪中国人国际视野之下审视生活的眼光。这种眼光，不是20世纪初郁达夫笔下中国留日学生那种自卑自傲的变态神色，也不是80年代刚刚走出国门，梦想发财致富的中国人的眼神，新世纪中国人的心态似乎要复杂得多。
国际题材的强势拓展，给中国大陆的文学家以写作上的启发，一些原本关注本土经验的作家，尝试着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一些国际要素，以增加小说的异国情调，打开文学的想像空间。如莫言的长篇小说《蛙》，一开始便以叙事者致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一封信，作为小说叙事的开端，然后整篇小说似乎是在向日本作家杉谷义人讲诉“我”姑姑的故事。这样的小说写法照以往的小说想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会问：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展开故事情节呢？似乎所有有关莫言小说的评论都没有论及这一问题，但事实上这样的文学叙事是新世纪莫言小说值得关注的变化之一。一个非常乡土的中国故事，以一种国际题材的方式开篇布局，从叙述者的角度讲，的确有一种天马行空的自由发挥余地。从读者阅读效果讲，似乎有一种旁听者的快感。故事是讲给杉谷义人听的，读者作为旁听者静静地接受叙事者的叙事。这与将故事直接讲给读者听，从阅读感受上，是有所区别的。与莫言这种小说叙事手法相接近的，有严歌苓的创作。如她90年代所写的长篇小说《扶桑》是讲述华人在北美奋斗历史的故事。她不是直接书写华人奋斗历史，而是以史料拼接的方式，以一种后人的眼光来寻访先人的足迹，将今天华人的处境与历史上华人的作为相对照。这样的小说题材尽管以前也有作家涉及过，但通过严歌苓的发挥，小说浑身散发出奇异的光彩，同样的题材，不一样的阅读效果，其中的秘密就在于作家的视野已经挣脱了原来单一文化格局，而具有中西文化双重对比的复杂性。这种写作特点，在严歌苓新世纪以来的创作中始终延续着，像她的长篇《陆犯焉识》，摆脱了原先那种“伤痕文学”的问题意识，从更加宽广的人性的视角，揭示政治运动给人心里留下的创伤和记忆。上海女作家陈丹燕所创作的一系列有关外滩记忆的非虚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也强有力地呼应着一种开阔的国际写作视野。在《成为和平饭店》《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的迷宫》等作品中，陈丹燕不是要怀旧，也不是简单地在历史的选择上贴上对错的标签，而是想从后来者的角度，从一个经历了天翻地覆、历史沧桑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换句话说，以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视野来重新打量历史。
三
新世纪中外文学之间，有着很多奇遇和新的契机。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影响，对于当代中国作家而言，构成了一种情结，人称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傅光明在《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一文中认为：“对一些具有浓重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的中国作家来说，每年底的诺奖揭晓都是一种精神煎熬。其实，期盼中国作家荣登诺贝尔文学奖奖台，远非许多中国作家的梦，它也让那些把此奖项与国家荣誉链接在一起的国人，魂牵梦绕了许久。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报道屡见媒体，并不时掀起争议。”h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本身的价值和评价，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一直有争议。一部分人是持认同态度，如刘再复在《再说“黄土地上的奇迹”》一文中认为，“瑞典学院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是一个非常正确、非常英明、非常有见识的选择。和十二年前把诺奖授予高行健一样，瑞典学院此次又为世界文学批评史写下极为精彩的一页。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它真正超越政治、超越市场，只把文学水平与文学质量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他们的选择，不设政治法庭，不设道德法庭，只作审美判断。诺贝尔文学奖创立一百一十年来，始终受持真文学视野，眼睛只盯着真作家、真诗人、真文学，所以，赢得了全人类的敬重。”i而批评者中，像李建军在《直言莫言与诺奖》中质疑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文学奖项的水准和影响力，决定于它的评委的素质和修养。然而，任何一个文学奖的评委会，无论其专业精神有多强，鉴赏水平有多高，判断能力有多好，也总有它力所不逮的地方。例如，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来讲，由于文化的同构性和语言的可转换性，阅读、理解和评价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西方文学，通常来讲，并无太大的滞碍，但是，一旦涉及迥乎不同的中国文学，他们便难免不陷入茫然的尴尬状态。”j上述针锋相对的观点，体现出中国作家、批评家围绕诺贝尔文学奖，展开对新世纪以来外来文化影响的探讨。在以往讨论外来文化对中国作家、批评家的影响时，通常都专注于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但新世纪的论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文学评奖以及文学翻译展开的。这体现出新世纪外来文化影响方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除了以往的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渠道之外，国外的文学评奖的影响力直接介入新世纪中国文学，而且这种影响较之具体的外国作家作品，乃至文学思潮的影响力都要大。如果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魅力，莫言作品绝不可能像今天那样获得全世界文学读者的注目。据统计，莫言作品外文版品种超过105种，其中法语最多，达27种，英语17种。k各种各样的国外文学奖项落到中国作家头上，这当然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扩大的一个证据。但另一方面，担当这些文学奖评委的人员，都是外国的评论家。就如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中，没有一位中国评论家一样，整个批评的话语权是在国外这些评论家手里。如果我们对照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的颁奖词，以及中国批评家对于莫言作品的阐释，很明显，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在这里完全处于失语状态。这种失语，不是中国当代批评家对于莫言作品的阐释丧失有效性，而是西方阐释体系凭借其强势，剥夺了中国当代批评家的话语权力。以至于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与莫言在颁奖典礼上自己的陈述，呈现出明显的错位。横加在中国作家身上的“他者”的眼光，或许并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有意为之，但西方文化的价值优越感以及评价尺度的刚性力度，人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当然，在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漫漫长途中，文学翻译是必须经历的语言门槛和文化门槛。从翻译的主体性角度考虑，翻译家对中国作家作品毫无疑问会有自己的取舍，问题在于中国作家、批评家对于这种取舍持什么态度。莫言在《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演讲》中曾谈到英文译者“葛浩文教授在他的译本里加上了一些我的原著中没有的东西，譬如性描写。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和葛浩文教授有约在先，我希望他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弥补我性描写不足的缺陷”l。可能莫言的表述带有些小说家的夸饰，以至于给人印象似乎是他的作品英译本是根据译者的需要而随意添加删减。莫言作品英译本在情节上的改动，比较突出的应该是《天堂蒜薹之歌》的结尾。这是应葛浩文教授的建议，为适合英语读者的需要而改动的。莫言的其他几种英文译本，很少有这种现象。据沈阳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史国强教授对照《丰乳肥臀》的英译本和中文原作，得出的结论是“葛浩文教授的翻译是紧扣原文的。所谓归化的译法，在他那里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用得极少。他高超的翻译技巧并没有稀释原文的文化、修辞、词法等信息。在对待‘译入语文化规范上’，他以巧妙的方式将原文信息不折不扣地传递给英语读者。”m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许钧教授在比较了莫言、高行健作品的法文译本后认为：“就法语而言，我读过杜特莱翻译的《灵山》，也读过他翻译的莫言的一些作品，如《丰乳肥臀》，而且还做过比较，我个人认为，杜特莱对这两个作家的各不相同的文体特点和语言特色还是有深刻的认识的。在我看来，在他的译文中，这两位作家的文体特点和语言特色得到了较明显的体现。”n这些外语教授的研究中都突出强调文学翻译对于原作的忠实。他们并不否认文学翻译不可能像照相一样原封不动地将原作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他们同时强调翻译不应该是随意改变原作的语言风格和艺术特色。这一点，就是被莫言认为共同参与了英译本创作的葛浩文教授也不否认。因此，莫言所谓的译者共同参与创作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呈现译入语的文化规范。
四
如果说，新世纪之前，外来文化影响主要体现为打开国门，让外来文化走进来，那么，新世纪以来，增加了一种双向性的流动影响。所谓双向性的流动影响，是指不同于以往单向输出的文学影响模式，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学、文化通过选择接受一些中国文化和文学，来保持自己的文化影响力，而这样的选择，对中国当代文学同时又起到促进作用。以法国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接收为例，在西方国家中，法国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传播和接收是表现最为积极的。这不仅是法国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传播有着漫长的历史和传统，而且，也与法国文化的开放姿态有关。问题在于在对待中国文学态度上，选择哪些作家作品翻译、介绍，体现着法国的对外文化战略，同时，也体现着中国作家作品的潜在价值。在法国诸多出版中国文学的出版机构中，成立于1986年的毕基埃出版社表现抢眼，至2012年，该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作家作品，总计119部，其中当代作家近40位，包括毕飞宇、北岛、陈大春、曹文轩、丹石、方方、格非、古龙、郭小橹、冯华、韩少功、黄蓓佳、金易、李昂、李迪、李锐、陆文夫、莫言、彭学军、苏童、孙甘露、吴帆、王安忆、王刚、王朔、汪曾祺、卫慧、欣然、杨红樱、杨辅京、阎连科、叶兆言、尹丽川、余华、张承志、张宇等。o从毕基埃出版社的翻译选择看，法国的文化主体意识非常强势，不少在中国国内读者看来值得关注的作家作品，并不在他们的选择之中，如王蒙、茹志娟、高晓声、张洁、张贤亮以及马原、李杭育、阿城、史铁生、贾平凹、阿来等作家作品，并没有进入出版视野，当然，有可能其他法国出版社已翻译出版过，但不排除出版机构的文化主体意识在选择翻译作品时的影响。对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向外传播，新世纪以来，可以说达到了一种非常自觉的程度。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出版机构，似乎看到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潜在市场价值，像麦家的小说，被冠之以谍战小说的名称，行销英语世界p。像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成为德国最畅销的中国当代小说之一。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不会满足于被选择的被动状态。新世纪以来，国家层面的政策行为频频出台。2001年，新闻出版总署在莫斯科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上，尝试“版权赠送”计划。即由国家买下版权，在书展期间，向各国出版商免费赠送版权。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推行“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翻译费用，到2014年已经资助翻译出版达数千种图书。2006年，中国作家协会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明确从国家层面支持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战略q。2014年11月，中国外文局主办，多家中央直属机关参与的“中国图书海外发行高峰会议”在京举办，研讨中国图书走出去如何提速问题r。当代中国作家作品在国际图书市场的走向，尽管不够理想，但像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麦家以红色谍战小说家的身份，荣登美国《纽约时报》；阎连科继村上春树之后，获得卡夫卡奖。这些事件从一个侧面显示着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行之有效。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双向性的文学交流规模和程度，都将获得加强。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到南京大学开设课程，与江苏作家毕飞宇等对话交流s。2014年，持续8年的“上海写作计划”，邀请8位不同国家的作家、诗人来上海，生活一个月，体验上海的市民生活，与读者、作家自由交流t。这是中国直接向外国写作者敞开胸怀，以最直接的方式，输出文化。曾几何时，上世纪只有极少数著名的中国作家，受邀去美国或是欧洲的大学，享受住校作家的待遇。而今，中国也开始这样的政策。从文学的角度，看待这些变化之中的中外文学对话，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今中国作家接受外来影响的心态和方式方法，有一个改变。这种改变，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走向，一定会有更加持久、深刻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6/12/290:20:07来源：论文联盟
开放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彼此尊重和相互交流。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开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交流方式上，又有自己的阶段性特点。照一般的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应该迅速扩大，但事情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乐观。著名作家王蒙在2010年9月第二届中美文学论坛上，总结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十年间，中美文学交流状况时，不无幽默地说，两国作家之间的见面比两国将军见面的次数都少。换言之，军事交流的频率远胜于文学交流a。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面对面的交流机会，显然是大幅度地增加了。据有关数据统计，从2007年至2011年间，单中国作协组织的作家出访团就有142个，出访人数746人次，接受来访的代表团有54个，399人次。同时，中国有关部门举办了中美、中德、中法、中西、中意、中日韩、中澳等中外文学论坛，在俄、德、美资助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16种b。很多出版机构出资，邀请了不少外国著名作家来访，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渡边淳一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略萨、大江健三郎、帕慕克、奈保尔等。中国作家出访频率也在增加，差不多有声望的作家，都有过出访的经历，至于像王蒙、莫言、王安忆、韩少功、苏童、余华、毕飞宇、阎连科等，只要愿意，几乎每年都有出国机会，而且，这些出访有一些是作家个人的自由行。这样的交流频率和交流方式，在新中国文学交流史上，真正是空前的。
一
新世纪中国文学对外交流的方式，总体上讲，恢复到了文学交流的常态。所谓常态，是指作家作品的交流，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人为干扰因素比较小。从文学史现象看，有点类似于20世纪初的情形，当时的外国作家像泰戈尔、海明威、赛珍珠、肖伯纳等可以自由出入中国，而中国作家像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冰心、戴望舒、俞平伯、朱自清、朱光潜、傅雷、梁宗岱、萧乾、钱钟书、杨绛等，也可以自由往来于各国。新世纪中国作家的出访，无论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活动，都是1949年以来，频率最高、出访范围最广的。中国作家世界各地自由行所带来的最大收获，是对外部世界的神秘感逐渐消除。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作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是被封闭在单一的意识形态世界中，对包括西方世界在内的人文世界几近于完全隔绝。上世纪80年代之后，国门打开，因为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差，中外文学之间的交流基本是呈逆差状态，大量西方作家作品流入中国，而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家作品的接受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疯狂地步。像莫言、王安忆、苏童、余华这些作家，都有过一个不短的文学见习期，他们对卡夫卡、博尔赫斯、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的接受，在他们的创作成长中留有明显的痕迹。新世纪以来，这种创作见习期基本结束，除了作家自身的快速成长之外，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是来自作家自由出行所获得的丰富感受。他们不用借助第三只眼睛间接地打量西方世界，他们也不用各种组织刻意安排，有意识地选择看什么，不看什么。他们像上世纪初的中国作家那样，置身异国他乡，亲身体验不同文化。这样的自由交流，不仅使中国作家全方位地接触到异国文化，了解不同国度的文化特征，也促使中国作家多方面思考文学创作的多种可能性。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创作中明显地强化了本国文化因素和传统文化色彩。如莫言在《檀香刑》中，借助山东高密地方戏猫腔来结构小说。在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又采用了佛教的六道轮回来结构小说。贾平凹的《秦腔》运用秦腔的声韵来渲染小说氛围，而他的最新长篇《老生》，用《山海经》作为结构小说的手法。这些带有民族民间色彩的文学要素的增强，与中国作家广泛接触外来文化的影响恰好成正比。越是接触世界各种文化多的作家，他们在创作探索中，对中国自身文化的意识就越强烈。莫言在创作中第一次明确蒲松龄传统之于自己创作的影响，是在新世纪。王安忆《天香》中对于上海史前文化的追踪，也是在新世纪。所以，新一轮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新世纪开启了中国作家对自身文化身份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但要明确的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开拓，是与外部世界的开放同时并举。没有自由开放的外部环境，也就没有文化转向的内在可能。贾平凹在新世纪创作的探索，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像《秦腔》《古炉》《带灯》《老生》，基本的价值取向是本土色彩越来越强烈。与莫言、王安忆、阎连科、余华、苏童等相比较，贾平凹与外国作家的交往程度相对比较少。但这并不说明贾平凹与外国文化之间交往的门是关闭的。新世纪以来，贾平凹对于与外国文学之间的交流的欲望非常强烈，他曾多次表示希望能够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外语。这种向外看的文化冲动，与其新世纪创作的小说《秦腔》《带灯》《老生》的价值取向之间，有着某种精神关联。在这些小说中，地方色彩非常浓烈，题材内容几乎全都是乡村世界。但这不是贾平凹80年代文学创作的重复，而是有新的拓展。如果说，80年代的贾平凹创作中，农村是一个闭塞、落后的世界，那么，新世纪的陕北农村则是一个既混乱又充满生机的复杂社会。在贾平凹眼中，新世纪中国最活跃、变化最大的地方，不在城市，而在乡村，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城镇化的农村。《带灯》中的陕北农村，已经很难再用原来意义上的农村来定义，但也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现代城镇的生活秩序。故事的发生地，是一个紧靠在国道边上的自然村寨。当地村委会搞了一个土特产批发集市，因此，商贩云集，热闹繁忙。其中的人物，大都是原来村里的农民，但今天他们已经改变了世代务农的习惯，或者外出打工，或者在集市里做买卖，一两个人还执着于先民的理想，留恋土地，开垦荒山，但这样的农耕生活，就像80年代李杭育“葛川江系列”中最后的渔佬儿一样，落寞而孤单，毫无前途可言。对于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从他的性情和价值理想看，他更愿意笔下的人物生活在广袤的土地上，自由自在，随性而行。但这片农耕土地到了新世纪，却变成了尘土飞扬的投资热土。从一般村民到基层干部，都意识到若要富，种田没出路，毁田毁林造集镇，做买卖来致富。在《带灯》中有一段描写村干部酝酿建造农副商品集市的过程，可以说从村民到村干部迅速达成共识。后来那些村民靠出租店铺，承包饭店，的确都赚了钱，生活比以前好了。相比之下，那些仍然开荒种田、坚守农耕生活的人，收入微薄，生活艰苦。贾平凹在对照农民的两种生活状态时，似乎有无限感慨。他是在一种矛盾心态下看待新世纪农村的这一变化。在他的诸多作品中，一方面是投资热潮之下，人们疯狂地寻找发财商机，毫无节制地分享物质生活的快感。但另一方面作者本人又在不断质疑这种疯狂的发展模式。贾平凹留恋的是故乡保存完好的山水田园生活，安安静静、井然有序，而不是眼下这种乱哄哄的混乱场面。换句话说，农村越是城镇化，贾平凹对于乡土世界的怀念之情就越强烈。很难说这是怀旧，或许可以理解为是对失去的历史风景的一种追忆，就像是站在一片改造过的居住新区，你不会否认眼前的一切都变了，但一定会感慨以往曾在这里见过的历史景观消失了。现代化是一种趋势，但现代化无法满足人们的所有需要，更何况现代化有现代化的社会病症。从这一意义上讲，越是开放，作家越会对民族民间、乡土特色的东西感兴趣，这不是个别的文化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意义，至少，在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创作中，是比较突出的。
二
新世纪外来文化影响痕迹直接表现在国际题材的书写上。上世纪90年代，有《北京人在纽约》《陪读夫人》《我的财富在澳洲》等作品，揭开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作家创作的国际题材序幕。新世纪之后，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感受也越来越复杂，作品内容总体上已经超越了表现中国人在外打拼的题材模式，比较多地转向从文化层面上揭示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相互冲突的紧张关系。有研究者认为早期的作品，归于“留学生文学”，而今天的一些海外题材作品应属于“新移民文学”，较多地体现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在融入所在国过程中的各种文化感受c。如哈金的《战争垃圾》描写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战俘生活，视角从原有的战争正义与非正义，转向人性和文化的冲突。戴舫的《猎熊黑涧溪》d是正面表现中美文化冲突的一部小说。作品讲述了美国药厂老板阿瑟与雇员吴泊均（一位中国留学生）两人到加拿大黑涧溪猎熊所发生的故事。阿瑟不小心失足跌落涧底身亡，吴泊均侥幸生还，一个星期后，意外得到阿瑟生前留下的一份遗产。这故事看似平常，但阿瑟的死却很值得玩味。阿瑟是怎么死的？他是跌落涧底，被汹涌而至的洪水一点点淹没而死。当他刚刚落入涧底时，洪水并没有来临，一条腿卡在两块大圆石之间，另一条腿骨折，身体动弹不得。吴泊均尽管也受了伤，但没有跌落涧底。阿瑟习惯成自然地想象吴泊均会像往常那样毫不犹豫地来救他，但此时的吴泊均竟安然坐在岸崖上，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咬牙切齿的语调很不客气地对阿瑟说话。这让阿瑟感到意外，自尊心严重受挫。洪水一点一点涨上来，阿瑟一动不动，吴泊均凝目不语。阿瑟搞不明白，这位一向善良、乐于助人的中国青年，怎么在生死考验面前突然变得那么冷漠，非得你低三下四求他救命，才肯援手。吴泊均望着身陷绝境的阿瑟，心里暗暗想：你求我，我就救你。而阿瑟就是不求救。两人就这么僵持着，直到洪水吞没了阿瑟。或许，很多读者会谴责吴泊均在生死关头不援手相救的冷漠，但作者的叙述视角似乎更多地是偏向吴泊均，他要人们想一想，原本骄傲的吴泊均，为了谋求生计，不得不在阿瑟手下忍声吞气、察颜观色、小心翼翼地生活。这种人际关系的不公平似乎从来没有人看到，人们只看到关键时刻，吴泊均没有援手救阿瑟。但从来没有人想过吴泊均多少年来是怎样在阿瑟手下度日的。阿瑟觉得吴泊均救他是理所当然，但吴泊均在自己受伤，面临生死抉择的情况下，需要掂量掂量值不值得舍命救人。如果阿瑟恳求吴泊均救他，或许吴泊均会动恻隐之心，但阿瑟好像不习惯这样的表达，宁愿死，也不求救。在吴泊均看来，阿瑟太高傲了，死到临头，还要摆臭架子，理所当然，吴泊均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冷漠态度。阿瑟与吴泊均的关系真是一言难尽，如果从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角度来进行文学解读，或许会读出另一番滋味。作者戴舫80年代赴美留学，是中国大陆最早公派赴美学习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后在美国大学任教。长期的留美生活和大学研究工作，使他对美国社会和学术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和思考。他的写作明显放弃了在美国打拼，最后荣华富贵的大团圆小说模式，代之以文化冲突为主调的故事模式。留学加拿大的张翎所写的小说《陪读爹娘》e，从老年人的视角折射出加拿大华人世界的辛酸。张翎是复旦大学外文系79级学生，留学加拿大后，在一医疗机构工作。据说她是在一场大病之后，全力投入到文学写作。她留意那些随子女飘洋过海的老年华人的生活状况。以往有《陪读夫人》之类描写中国留学生生活的作品，但很少有关注陪读爹娘的作品。如果说那些年轻的留学生风华正茂，对生活表现出一种锐意进取的强势姿态的话，那么，那些随子女飘洋过海的老年华人，真正是强弩之末，再怎么奋进，在那片异国的土壤上始终是无法扎下根来。他们的苦处和内心的尴尬，一般人难以察觉。当这些老人随子女远赴加拿大时，一度是那么地兴奋，轮到开始真正生活时，才发现在异国他乡要想扎下根来，谈何容易。《陪读爹娘》中的项妈妈听说李伯伯可以回中国大陆安居时，那份羡慕发自内心深处，而李伯伯就像小孩一样露出平常难以见到的笑容。张翎的小说不同于问题小说，她不是着意于问题的描写，而是努力展示今天人们的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这是在跨文化空间中对细微生活点点滴滴的捕捉和描写，它的文化价值有时比小说的艺术意味更高，更吸引读者。相类似题材的作品有东方白的长篇小说《新留守女士》f，讲述在美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在新世纪面临的生活矛盾。作者是留美学者，在美国大学从事医学研究工作。而王宏图的长篇小说《别了，日耳曼尼亚》g讲述中国留学生在欧洲的生活。作者本人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有过留美生活经验，曾在汉堡担任过两年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因为文化身份的关系，作者对异国他乡的知识者的心理状况特别敏感。在作品中，表现了新世纪一批年轻的留学人员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人物活动空间跨越上海和德国北部小城，作品人物尽管有父子两代，但侧重点是在新一辈留德人员身上。面对青春期的成长烦恼，又置身于异国他乡，作品中的人物常常充满冲动、烦恼和忧郁。这种青春成长与异国情调的文化结合的写作，揭开了新世纪青春小说的又一个篇章。上述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新世纪中国人国际视野之下审视生活的眼光。这种眼光，不是20世纪初郁达夫笔下中国留日学生那种自卑自傲的变态神色，也不是80年代刚刚走出国门，梦想发财致富的中国人的眼神，新世纪中国人的心态似乎要复杂得多。
国际题材的强势拓展，给中国大陆的文学家以写作上的启发，一些原本关注本土经验的作家，尝试着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一些国际要素，以增加小说的异国情调，打开文学的想像空间。如莫言的长篇小说《蛙》，一开始便以叙事者致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一封信，作为小说叙事的开端，然后整篇小说似乎是在向日本作家杉谷义人讲诉“我”姑姑的故事。这样的小说写法照以往的小说想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会问：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展开故事情节呢？似乎所有有关莫言小说的评论都没有论及这一问题，但事实上这样的文学叙事是新世纪莫言小说值得关注的变化之一。一个非常乡土的中国故事，以一种国际题材的方式开篇布局，从叙述者的角度讲，的确有一种天马行空的自由发挥余地。从读者阅读效果讲，似乎有一种旁听者的快感。故事是讲给杉谷义人听的，读者作为旁听者静静地接受叙事者的叙事。这与将故事直接讲给读者听，从阅读感受上，是有所区别的。与莫言这种小说叙事手法相接近的，有严歌苓的创作。如她90年代所写的长篇小说《扶桑》是讲述华人在北美奋斗历史的故事。她不是直接书写华人奋斗历史，而是以史料拼接的方式，以一种后人的眼光来寻访先人的足迹，将今天华人的处境与历史上华人的作为相对照。这样的小说题材尽管以前也有作家涉及过，但通过严歌苓的发挥，小说浑身散发出奇异的光彩，同样的题材，不一样的阅读效果，其中的秘密就在于作家的视野已经挣脱了原来单一文化格局，而具有中西文化双重对比的复杂性。这种写作特点，在严歌苓新世纪以来的创作中始终延续着，像她的长篇《陆犯焉识》，摆脱了原先那种“伤痕文学”的问题意识，从更加宽广的人性的视角，揭示政治运动给人心里留下的创伤和记忆。上海女作家陈丹燕所创作的一系列有关外滩记忆的非虚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也强有力地呼应着一种开阔的国际写作视野。在《成为和平饭店》《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的迷宫》等作品中，陈丹燕不是要怀旧，也不是简单地在历史的选择上贴上对错的标签，而是想从后来者的角度，从一个经历了天翻地覆、历史沧桑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换句话说，以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视野来重新打量历史。
三
新世纪中外文学之间，有着很多奇遇和新的契机。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影响，对于当代中国作家而言，构成了一种情结，人称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傅光明在《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一文中认为：“对一些具有浓重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的中国作家来说，每年底的诺奖揭晓都是一种精神煎熬。其实，期盼中国作家荣登诺贝尔文学奖奖台，远非许多中国作家的梦，它也让那些把此奖项与国家荣誉链接在一起的国人，魂牵梦绕了许久。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报道屡见媒体，并不时掀起争议。”h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本身的价值和评价，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一直有争议。一部分人是持认同态度，如刘再复在《再说“黄土地上的奇迹”》一文中认为，“瑞典学院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是一个非常正确、非常英明、非常有见识的选择。和十二年前把诺奖授予高行健一样，瑞典学院此次又为世界文学批评史写下极为精彩的一页。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它真正超越政治、超越市场，只把文学水平与文学质量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他们的选择，不设政治法庭，不设道德法庭，只作审美判断。诺贝尔文学奖创立一百一十年来，始终受持真文学视野，眼睛只盯着真作家、真诗人、真文学，所以，赢得了全人类的敬重。”i而批评者中，像李建军在《直言莫言与诺奖》中质疑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文学奖项的水准和影响力，决定于它的评委的素质和修养。然而，任何一个文学奖的评委会，无论其专业精神有多强，鉴赏水平有多高，判断能力有多好，也总有它力所不逮的地方。例如，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来讲，由于文化的同构性和语言的可转换性，阅读、理解和评价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西方文学，通常来讲，并无太大的滞碍，但是，一旦涉及迥乎不同的中国文学，他们便难免不陷入茫然的尴尬状态。”j上述针锋相对的观点，体现出中国作家、批评家围绕诺贝尔文学奖，展开对新世纪以来外来文化影响的探讨。在以往讨论外来文化对中国作家、批评家的影响时，通常都专注于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但新世纪的论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文学评奖以及文学翻译展开的。这体现出新世纪外来文化影响方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除了以往的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渠道之外，国外的文学评奖的影响力直接介入新世纪中国文学，而且这种影响较之具体的外国作家作品，乃至文学思潮的影响力都要大。如果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魅力，莫言作品绝不可能像今天那样获得全世界文学读者的注目。据统计，莫言作品外文版品种超过105种，其中法语最多，达27种，英语17种。k各种各样的国外文学奖项落到中国作家头上，这当然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扩大的一个证据。但另一方面，担当这些文学奖评委的人员，都是外国的评论家。就如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中，没有一位中国评论家一样，整个批评的话语权是在国外这些评论家手里。如果我们对照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的颁奖词，以及中国批评家对于莫言作品的阐释，很明显，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在这里完全处于失语状态。这种失语，不是中国当代批评家对于莫言作品的阐释丧失有效性，而是西方阐释体系凭借其强势，剥夺了中国当代批评家的话语权力。以至于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与莫言在颁奖典礼上自己的陈述，呈现出明显的错位。横加在中国作家身上的“他者”的眼光，或许并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有意为之，但西方文化的价值优越感以及评价尺度的刚性力度，人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当然，在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漫漫长途中，文学翻译是必须经历的语言门槛和文化门槛。从翻译的主体性角度考虑，翻译家对中国作家作品毫无疑问会有自己的取舍，问题在于中国作家、批评家对于这种取舍持什么态度。莫言在《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演讲》中曾谈到英文译者“葛浩文教授在他的译本里加上了一些我的原著中没有的东西，譬如性描写。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和葛浩文教授有约在先，我希望他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弥补我性描写不足的缺陷”l。可能莫言的表述带有些小说家的夸饰，以至于给人印象似乎是他的作品英译本是根据译者的需要而随意添加删减。莫言作品英译本在情节上的改动，比较突出的应该是《天堂蒜薹之歌》的结尾。这是应葛浩文教授的建议，为适合英语读者的需要而改动的。莫言的其他几种英文译本，很少有这种现象。据沈阳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史国强教授对照《丰乳肥臀》的英译本和中文原作，得出的结论是“葛浩文教授的翻译是紧扣原文的。所谓归化的译法，在他那里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用得极少。他高超的翻译技巧并没有稀释原文的文化、修辞、词法等信息。在对待‘译入语文化规范上’，他以巧妙的方式将原文信息不折不扣地传递给英语读者。”m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许钧教授在比较了莫言、高行健作品的法文译本后认为：“就法语而言，我读过杜特莱翻译的《灵山》，也读过他翻译的莫言的一些作品，如《丰乳肥臀》，而且还做过比较，我个人认为，杜特莱对这两个作家的各不相同的文体特点和语言特色还是有深刻的认识的。在我看来，在他的译文中，这两位作家的文体特点和语言特色得到了较明显的体现。”n这些外语教授的研究中都突出强调文学翻译对于原作的忠实。他们并不否认文学翻译不可能像照相一样原封不动地将原作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他们同时强调翻译不应该是随意改变原作的语言风格和艺术特色。这一点，就是被莫言认为共同参与了英译本创作的葛浩文教授也不否认。因此，莫言所谓的译者共同参与创作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呈现译入语的文化规范。
四
如果说，新世纪之前，外来文化影响主要体现为打开国门，让外来文化走进来，那么，新世纪以来，增加了一种双向性的流动影响。所谓双向性的流动影响，是指不同于以往单向输出的文学影响模式，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学、文化通过选择接受一些中国文化和文学，来保持自己的文化影响力，而这样的选择，对中国当代文学同时又起到促进作用。以法国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接收为例，在西方国家中，法国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传播和接收是表现最为积极的。这不仅是法国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传播有着漫长的历史和传统，而且，也与法国文化的开放姿态有关。问题在于在对待中国文学态度上，选择哪些作家作品翻译、介绍，体现着法国的对外文化战略，同时，也体现着中国作家作品的潜在价值。在法国诸多出版中国文学的出版机构中，成立于1986年的毕基埃出版社表现抢眼，至2012年，该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作家作品，总计119部，其中当代作家近40位，包括毕飞宇、北岛、陈大春、曹文轩、丹石、方方、格非、古龙、郭小橹、冯华、韩少功、黄蓓佳、金易、李昂、李迪、李锐、陆文夫、莫言、彭学军、苏童、孙甘露、吴帆、王安忆、王刚、王朔、汪曾祺、卫慧、欣然、杨红樱、杨辅京、阎连科、叶兆言、尹丽川、余华、张承志、张宇等。o从毕基埃出版社的翻译选择看，法国的文化主体意识非常强势，不少在中国国内读者看来值得关注的作家作品，并不在他们的选择之中，如王蒙、茹志娟、高晓声、张洁、张贤亮以及马原、李杭育、阿城、史铁生、贾平凹、阿来等作家作品，并没有进入出版视野，当然，有可能其他法国出版社已翻译出版过，但不排除出版机构的文化主体意识在选择翻译作品时的影响。对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向外传播，新世纪以来，可以说达到了一种非常自觉的程度。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出版机构，似乎看到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潜在市场价值，像麦家的小说，被冠之以谍战小说的名称，行销英语世界p。像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成为德国最畅销的中国当代小说之一。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不会满足于被选择的被动状态。新世纪以来，国家层面的政策行为频频出台。2001年，新闻出版总署在莫斯科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上，尝试“版权赠送”计划。即由国家买下版权，在书展期间，向各国出版商免费赠送版权。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推行“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翻译费用，到2014年已经资助翻译出版达数千种图书。2006年，中国作家协会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明确从国家层面支持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战略q。2014年11月，中国外文局主办，多家中央直属机关参与的“中国图书海外发行高峰会议”在京举办，研讨中国图书走出去如何提速问题r。当代中国作家作品在国际图书市场的走向，尽管不够理想，但像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麦家以红色谍战小说家的身份，荣登美国《纽约时报》；阎连科继村上春树之后，获得卡夫卡奖。这些事件从一个侧面显示着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行之有效。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双向性的文学交流规模和程度，都将获得加强。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到南京大学开设课程，与江苏作家毕飞宇等对话交流s。2014年，持续8年的“上海写作计划”，邀请8位不同国家的作家、诗人来上海，生活一个月，体验上海的市民生活，与读者、作家自由交流t。这是中国直接向外国写作者敞开胸怀，以最直接的方式，输出文化。曾几何时，上世纪只有极少数著名的中国作家，受邀去美国或是欧洲的大学，享受住校作家的待遇。而今，中国也开始这样的政策。从文学的角度，看待这些变化之中的中外文学对话，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今中国作家接受外来影响的心态和方式方法，有一个改变。这种改变，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走向，一定会有更加持久、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