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参加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开始和周总理接触。那年8月，我随周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9月22日周总理回国，我们到第二年5月才回来。
1953年3月8日，周总理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9日参加斯大林葬礼。他走了之后，我们到苏联各地参观，了解经济恢复情况。周总理每次来都要详细了解情况，他走了之后，我们也派人回国向他汇报，他听得很仔细，非常关心我们和苏联谈判的情况。在莫斯科，周总理很仔细，发现一些计划数字对不到一块儿，打电话批评搞计划数字的同志，第二天吃饭的时候，他主动与那个同志碰杯。经过谈判，最后达成苏联援建156个项目。这些项目构成了我国工业建设的骨干，现在还在起作用。总理花了大量心血。
周总理工作困难的时期是“大跃进”。他关心指标能否落实。他叫我们去，说：“你们有什么就说什么，要说真实情况。”我们讲了实际情况，他心情很沉重。但他说很高兴，因为心里有数了。他留我们吃饭，邓大姐也参加了。
1959年庐山会议时，通知我们去汇报1959年钢材产需情况。我们一上庐山，周总理当晚就找我们谈话，打招呼，告诉我们彭德怀的情况，怕我们乱发言，犯错误，因为大家对大跃进是有些意见，真是爱护干部。
1960年10月10日中央开会，专门讨论要不要完成1800万吨钢这个问题。谷牧每周两次召集我们到养蜂夹道汇报，都是周总理布置的。可是当时冷不下来，指标降不下来。
1961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八字方针”正式形成，周总理为此付出的心血比三年“大跃进”更多。调整之初，生产指标压不下来，周总理布置我们下去调查，了解情况，既要把指标压下来，又能保存生产能力。酒泉钢铁厂没有粮食吃，要停下来，周总理说粮食可以解决。我们去酒泉研究恢复酒钢问题，因为在西北搞这么个基地不容易。1964年酒钢开始恢复，1965年达到最高的生产水平。
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西楼会议），陈云同志详细分析经济情况，周总理发言表示同意。中央决定恢复“大跃进”开始不久就停止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中央财经小组在怀仁堂召集会议，听陈云报告，陈云提出“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周总理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
1964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毛主席提出建立小计委，周总理支持。他在西花厅开会，批评一些对小计委工作百般挑剔的同志。我是很少见到周总理发脾气，那次他把本子和铅笔都摔了。周总理力排重议，支持小计委，虽然有困难，但工作有成效。
1966年发生邢台地震，周总理亲自去灾区组织救灾，回来后多次找李四光谈地震预报问题，总要问个究竟，他是想摸索出规律来。周总理对建立地震预报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家关心“文革”搞多久，但谁也说不清。1967年我就靠边站了，周总理想保护我，五一节时要安排我上天安门，造反派不让。周总理让李富春找我谈话，试图再保护一下，5月要开订货会，让我出来，造反派还是不同意。
在各部部长中，我靠边时间最短，一年半。后来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给我们那个军管会主任打招呼，说，这个袁某人哪，我在延安认识他，这人历史比较简单，学生出身，参加革命，你很快把他审查审查，解放出来，我要用人。这个军管会主任不错，三个月时间把我解放出来。1968年我被“解放”，参与1969年计划的制订。“九大”以后调到国务院生产小组，做副组长。
“九大”之后，让我参加计划会议。总理就提出来，说你这个物资部啊，给各个地方拨了五千吨铝，做毛主席像章。毛主席不赞成，你把它收回来。我刚刚出来，怎么敢收回来呢！总理这个人他就是体谅你困难，讲话时点名说袁某人到了没有？我说：到了。他说：我让你收回五千吨铝，你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迟迟不动呀？！不收回，唯你是问。我心里明白，这就是支持我啊！所以会议散了以后，第二天早上我就起草了通知，通知各个省市一律收回。这五千吨铝很起作用，要不飞机厂都停工。
1970年，物资部在南昌召开基建会议，去了两万人，周总理批示，让我去解散这个会议。
1971年，陕西公安厅反映，宝鸡附近的渭河山谷山体裂缝，铁路和河谷都会出问题。周总理派我实地勘察，是铁道工程局在下面采石，已裂了一尺的缝子，赶快停了下来。到现在那里没有出过事。国家每出一件事都揪着他的心。
建不建葛洲坝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长江流域办公室的同志不主张建，湖北、武汉的同志主张建。为解决这个问题，周总理不知召开了多少次会，倾听两方面意见。这件事周总理最后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批示“赞成兴建此坝”。周总理建议成立葛洲坝技术委员会，由持反对意见的林一山同志做主任委员，最后葛洲坝项目搞得不错。
1973年小平同志复出是毛主席下了决心，实际上是周总理做了工作。小平同志出来后，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组成，周总理在西大厅召开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宣布小平同志做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做第二副总理，李先念同志做第三副总理。小平同志后来受批判他没想到，也无能为力了。
周总理办事非常认真，非常仔细，非常负责，非常周到，在细微处见精神。有一次我们去汇报，他拿出本子，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记。我们说，补一份书面材料，您就不用记了。周总理说：张治中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说他应该持盈保态。我说我和毛主席不一样，我是辅佐毛主席办事，我需要把这些情况都记下来，毛主席需要问时我能答得上来。
他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事说不完。李四光在地质部有争议，总理提议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要李四光到场。总理讲话前让李四光先讲话，给李四光机会亮相，使对立的双方都能接受。康世恩出来也有争议，说军代表有意见。总理借渤海冰冻刮风危及钻井平台，派康世恩去处理。总理就是这样千方百计保护干部。
“大跃进”期间，造纸厂的碱不够用，周总理发现小学课本不白，黑乎乎的，找我去批评，要给纸厂调拨碱。他说：“这个纸会把孩子们的眼睛搞坏的。这些纸只能给咱们这些年纪大的人来看，咱们早晚眼睛要坏，小孩子不能让他们的眼睛坏。”轻工部的同志说：周总理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怎能不想办法解决。
1952年，我参加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开始和周总理接触。那年8月，我随周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9月22日周总理回国，我们到第二年5月才回来。
1953年3月8日，周总理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9日参加斯大林葬礼。他走了之后，我们到苏联各地参观，了解经济恢复情况。周总理每次来都要详细了解情况，他走了之后，我们也派人回国向他汇报，他听得很仔细，非常关心我们和苏联谈判的情况。在莫斯科，周总理很仔细，发现一些计划数字对不到一块儿，打电话批评搞计划数字的同志，第二天吃饭的时候，他主动与那个同志碰杯。经过谈判，最后达成苏联援建156个项目。这些项目构成了我国工业建设的骨干，现在还在起作用。总理花了大量心血。
周总理工作困难的时期是“大跃进”。他关心指标能否落实。他叫我们去，说：“你们有什么就说什么，要说真实情况。”我们讲了实际情况，他心情很沉重。但他说很高兴，因为心里有数了。他留我们吃饭，邓大姐也参加了。
1959年庐山会议时，通知我们去汇报1959年钢材产需情况。我们一上庐山，周总理当晚就找我们谈话，打招呼，告诉我们彭德怀的情况，怕我们乱发言，犯错误，因为大家对大跃进是有些意见，真是爱护干部。
1960年10月10日中央开会，专门讨论要不要完成1800万吨钢这个问题。谷牧每周两次召集我们到养蜂夹道汇报，都是周总理布置的。可是当时冷不下来，指标降不下来。
1961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八字方针”正式形成，周总理为此付出的心血比三年“大跃进”更多。调整之初，生产指标压不下来，周总理布置我们下去调查，了解情况，既要把指标压下来，又能保存生产能力。酒泉钢铁厂没有粮食吃，要停下来，周总理说粮食可以解决。我们去酒泉研究恢复酒钢问题，因为在西北搞这么个基地不容易。1964年酒钢开始恢复，1965年达到最高的生产水平。
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西楼会议），陈云同志详细分析经济情况，周总理发言表示同意。中央决定恢复“大跃进”开始不久就停止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中央财经小组在怀仁堂召集会议，听陈云报告，陈云提出“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周总理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
1964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毛主席提出建立小计委，周总理支持。他在西花厅开会，批评一些对小计委工作百般挑剔的同志。我是很少见到周总理发脾气，那次他把本子和铅笔都摔了。周总理力排重议，支持小计委，虽然有困难，但工作有成效。
1966年发生邢台地震，周总理亲自去灾区组织救灾，回来后多次找李四光谈地震预报问题，总要问个究竟，他是想摸索出规律来。周总理对建立地震预报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家关心“文革”搞多久，但谁也说不清。1967年我就靠边站了，周总理想保护我，五一节时要安排我上天安门，造反派不让。周总理让李富春找我谈话，试图再保护一下，5月要开订货会，让我出来，造反派还是不同意。
在各部部长中，我靠边时间最短，一年半。后来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给我们那个军管会主任打招呼，说，这个袁某人哪，我在延安认识他，这人历史比较简单，学生出身，参加革命，你很快把他审查审查，解放出来，我要用人。这个军管会主任不错，三个月时间把我解放出来。1968年我被“解放”，参与1969年计划的制订。“九大”以后调到国务院生产小组，做副组长。
“九大”之后，让我参加计划会议。总理就提出来，说你这个物资部啊，给各个地方拨了五千吨铝，做毛主席像章。毛主席不赞成，你把它收回来。我刚刚出来，怎么敢收回来呢！总理这个人他就是体谅你困难，讲话时点名说袁某人到了没有？我说：到了。他说：我让你收回五千吨铝，你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迟迟不动呀？！不收回，唯你是问。我心里明白，这就是支持我啊！所以会议散了以后，第二天早上我就起草了通知，通知各个省市一律收回。这五千吨铝很起作用，要不飞机厂都停工。
1970年，物资部在南昌召开基建会议，去了两万人，周总理批示，让我去解散这个会议。
1971年，陕西公安厅反映，宝鸡附近的渭河山谷山体裂缝，铁路和河谷都会出问题。周总理派我实地勘察，是铁道工程局在下面采石，已裂了一尺的缝子，赶快停了下来。到现在那里没有出过事。国家每出一件事都揪着他的心。
建不建葛洲坝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长江流域办公室的同志不主张建，湖北、武汉的同志主张建。为解决这个问题，周总理不知召开了多少次会，倾听两方面意见。这件事周总理最后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批示“赞成兴建此坝”。周总理建议成立葛洲坝技术委员会，由持反对意见的林一山同志做主任委员，最后葛洲坝项目搞得不错。
1973年小平同志复出是毛主席下了决心，实际上是周总理做了工作。小平同志出来后，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组成，周总理在西大厅召开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宣布小平同志做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做第二副总理，李先念同志做第三副总理。小平同志后来受批判他没想到，也无能为力了。
周总理办事非常认真，非常仔细，非常负责，非常周到，在细微处见精神。有一次我们去汇报，他拿出本子，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记。我们说，补一份书面材料，您就不用记了。周总理说：张治中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说他应该持盈保态。我说我和毛主席不一样，我是辅佐毛主席办事，我需要把这些情况都记下来，毛主席需要问时我能答得上来。
他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事说不完。李四光在地质部有争议，总理提议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要李四光到场。总理讲话前让李四光先讲话，给李四光机会亮相，使对立的双方都能接受。康世恩出来也有争议，说军代表有意见。总理借渤海冰冻刮风危及钻井平台，派康世恩去处理。总理就是这样千方百计保护干部。
“大跃进”期间，造纸厂的碱不够用，周总理发现小学课本不白，黑乎乎的，找我去批评，要给纸厂调拨碱。他说：“这个纸会把孩子们的眼睛搞坏的。这些纸只能给咱们这些年纪大的人来看，咱们早晚眼睛要坏，小孩子不能让他们的眼睛坏。”轻工部的同志说：周总理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怎能不想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