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克荣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突然就卷进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中江事件中。 在浙江建德市担任工商联执行委员的他，当过教师也做过实业，现为浙江逸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是当地首屈一指的明星企业家。但最近，他被迫卷入了一场刑事纠纷。 2012年11月14日，建德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罪名刑拘了施克荣曾经的学生、杭州德邦印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汤永平，而报案者之一正是施克荣本人。 “和汤相交多年，这两年他开始频繁以企业周转为由来借款，骗走我700多万元，加之为他提供的责任担保，1400万元不翼而飞。”施说出了报案缘由。 经建德市公安部门查证，汤在外共拖欠7000多万元，加之长期欠下的高利贷，其亏空超过1亿元，属目前建德市同类案件中涉案数额较高的一起，波及当地近十家企业。 “汤是当时俞中江筹款的直接相关方，巨额亏空一部分来源于此，一部分可能已被转移出境。”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中江事件是2012年浙江最为轰动的企业风险事件。总部位于建德的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及其11家关联企业，因多年盲目扩张、巨额举债，深陷民间借贷导致“崩盘”。其总债务达60多亿元，涉及民间借贷16亿元，授信、委托贷款等与银行相关的债务50亿元左右。 据悉，汤一方面想方设法填补损失，一方面急欲在更大的风险暴露之前加速筹资，妄图最终以破产保护的方式轻易抽身。刑拘前几个月，他就心甘情愿地过上了到处躲债的生活。而施克荣，也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填补“中江系窟窿”的人之一。 事实上，直接和间接卷入中江事件的局外人多得超出想象，人人都在层层担保圈的扩散中惴惴不安，其中不乏汤这样的铤而走险者。更为严重的，是此后银行的过度警惕与非理性抽贷，以及由此引发的高利贷泛滥和中小企业大量倒闭的恐慌。 中江后遗症 施克荣粗略统计，仅从2012年7月28日至10月底的短短三月内，汤永平就从报案的五、六人手中以“银行催逼”和“生产急用”为名骗取资金3000多万元，涵盖了从公务员、企业主到银行员工，并导致七、八家相关企业面临破产境地。其手法，与当时俞中江所采用的可谓如出一辙。 “如此案例早已不是个别。”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2012年7月，媒体就曝出浙江天煜建设有限公司非法集资案件，引发担保圈内600家民企上书浙江省政府求助一事，成为“后中江时期”高利贷抬头、担保圈隐患爆炸的重大案例。 “身边遭殃的朋友，如今一半都破产了。”建德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家具厂老板叹息道。 中江事件之前，建德、杭州等地的民间高利贷利息约为4分至8分，即100万元每月利息通常不高于8万元。但中江事件后，仅建德地区的涉案金额就高达数十亿之巨，民间资金紧缺，利息瞬间翻番，涨至每月15%至20%。 “中小企业谁能敌得过这么高的利息？”施克荣反问道。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浙江地区中小企业平均年利润基本低于7%，一部分企业甚至处于负利润水平。 “中江事件使得非法筹资成为区域性常态，企业出事的越来越多。如果不以涉案金额大小来立案侦查，则警方根本忙不过来。”上述知情人士称。 杭州市党代表、建德市人大代表叶炳华，用了迄今一半的人生来辛勤创业，却不幸成了倒下的一员。 “他是个好人，兢兢业业”一位跟了叶20多年的老员工这样评价道。 从25岁拥有自行车零件加工厂，到1992年转做五金工具，到2007年鼎盛时期产值过亿、产品销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再到2011年银行抽贷，最后到2012年3月申请破产，叶的人生像一条凸型抛物线。 “银行会锦上添花，绝不会雪中送炭。”身负巨债的叶炳华老泪纵横。老两口已无栖身之所，由亲戚暂且收留，“余生只为了还债”。 其实，叶并非中江事件的直接受害方，他的破产来自于银行对“一朝被蛇咬”的群体性恐惧。 作为当地知名企业，2008年叶炳华上马了创新项目，以废铁粉末冶金来生产汽车零部件，深得政府支持。但正值第三期大规模资金投入之时，中江事件苗头渐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挺过去了，却一头栽在了这里。”叶显得很无奈。 当时，铁粉价格上涨让他有些吃紧，于是除维持中国银行3000多万元和建德市农村信用社1050万贷款以外，酌情增加了几家城商行的贷款。谁料，从杭州银行2011年初紧急抽掉500万元开始，泰隆银行、金华银行等纷纷抽贷200万元，一时间应接不暇，使得叶一步步转向了高利贷。 加上后续增加的贷款和企业成本，叶最终负债超过1.5亿元，牵扯进担保圈内20多家企业和30多名债权人。 信贷怪圈 浙江银监局副局长周松方曾表示，中江事件牵涉到金融机构17家。 招商银行杭州分行行长朱新建将矛盾根源归结为过度授信，以及银行之间相互“壮胆”而忽视潜在风险。 前述国有大行内部人士透露，某国有大行将浙江境内五个分支行的信贷审批暂停了至少一个季度。并且，各商业银行大多急于内部整顿、制度协调，使得审批时限拉长了数倍之多，中小企业“掉头”资金难题更加凸显。 “前些天建行给我放贷1000万，却从原本的两三天拖到3个月。”施克荣也抱怨起来，称幸而自己现金流还算充裕，否则一两百万的利息铁定亏了。 周德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眼下市场上“掉头”资金极度匮乏，即便是银行审批所需的数天或数周时间，企业自有资金也很难应对，成为高利贷迅速泛滥的一个原因。 一位商业银行分行行长坦言，财报上新增多少小微企业贷款“都是报给领导看的”，2012年银行自保严重于去年。金融系统的传导性又使得各家银行互相效仿，以致于一家银行对某企业提高警惕，则该企业就会遭到几乎所有银行的抽贷和严审，群体性恐惧屡见不鲜。 “个别银行的不理智导致了银行的群体不理性。”温州银监分局副局长钱敏认为。 “前两年经济大好，我们几乎每两三周就上门跟企业拉关系、求贷款。谁知现在说抽就抽，企业倒下的自然不在少数。”前述国有大行内部人士称。 记者从建德、杭州和温州几家银行了解到，鉴于不良率快速上升，各银行大多都上收了贷款审批权，部分银行将县级支行的部分权限上收至市分行，个别银行则直接将市分行的权限上收到省分行。其中，广发银行基层分支机构的权限基本被上收，连业内公认风险系数较低的存单质押贷款也不能再批。 与此同时，被银监会三令五申的以贷拉存现象，在困难时期尤为明显。 “1+1”的存款配套方式在浙江很普遍，中小银行几乎每家如此。但 “贷多少就配套存多少”的潜规则，使得绝大多数企业只能到市场上“买存款”，大量类似高利贷的“卖存款”机构应运而生。 以上种种，无疑让原本就处于议价劣势的企业加大了对高利贷的依赖。而一脚跨入高利贷，另一只脚就等于跨入了破产边缘。 当银行正极力廓清与风险的关系时，企业却陷入漩涡中难以自拔。“银行此举无异于竭泽而渔。”周德文表示，无论银行体系还是民间借贷的诚信系统都逐渐面临威胁。 “即便是朋友求救，也只能爱莫能助。”施克荣坦言，前几天一位陷入担保圈的企业家电话求助就被其婉言相拒。 一位当地城商行风控部的主管也一再告诫亲友力求自保，“钱绝不能轻易借出去”。 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最近强调，中国银行业在金融危机后强化了资本充足率指标，因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御金融风险，弱化不良率攀升带来的影响。 “资本充足率固然重要，但并非灵丹妙药。”一位评论人士指出，风险面前人人自危，监管层片面倚重个别指标的做法不太可取。 浙江银监局一位高管认为，当前经济增长下滑时期，一些外资银行的考核指标纷纷下调，但中资银行却截然相反。今年各中资银行总行下给分支行的各项规模、利润、不良率等考核指标，大多仍在上扬。四大国有银行也仍要考核分行的存款同业占比指标，并且仍旧要搞排名，基层分支行承压较重。
施克荣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突然就卷进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中江事件中。 在浙江建德市担任工商联执行委员的他，当过教师也做过实业，现为浙江逸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是当地首屈一指的明星企业家。但最近，他被迫卷入了一场刑事纠纷。 2012年11月14日，建德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罪名刑拘了施克荣曾经的学生、杭州德邦印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汤永平，而报案者之一正是施克荣本人。 “和汤相交多年，这两年他开始频繁以企业周转为由来借款，骗走我700多万元，加之为他提供的责任担保，1400万元不翼而飞。”施说出了报案缘由。 经建德市公安部门查证，汤在外共拖欠7000多万元，加之长期欠下的高利贷，其亏空超过1亿元，属目前建德市同类案件中涉案数额较高的一起，波及当地近十家企业。 “汤是当时俞中江筹款的直接相关方，巨额亏空一部分来源于此，一部分可能已被转移出境。”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中江事件是2012年浙江最为轰动的企业风险事件。总部位于建德的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及其11家关联企业，因多年盲目扩张、巨额举债，深陷民间借贷导致“崩盘”。其总债务达60多亿元，涉及民间借贷16亿元，授信、委托贷款等与银行相关的债务50亿元左右。 据悉，汤一方面想方设法填补损失，一方面急欲在更大的风险暴露之前加速筹资，妄图最终以破产保护的方式轻易抽身。刑拘前几个月，他就心甘情愿地过上了到处躲债的生活。而施克荣，也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填补“中江系窟窿”的人之一。 事实上，直接和间接卷入中江事件的局外人多得超出想象，人人都在层层担保圈的扩散中惴惴不安，其中不乏汤这样的铤而走险者。更为严重的，是此后银行的过度警惕与非理性抽贷，以及由此引发的高利贷泛滥和中小企业大量倒闭的恐慌。 中江后遗症 施克荣粗略统计，仅从2012年7月28日至10月底的短短三月内，汤永平就从报案的五、六人手中以“银行催逼”和“生产急用”为名骗取资金3000多万元，涵盖了从公务员、企业主到银行员工，并导致七、八家相关企业面临破产境地。其手法，与当时俞中江所采用的可谓如出一辙。 “如此案例早已不是个别。”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2012年7月，媒体就曝出浙江天煜建设有限公司非法集资案件，引发担保圈内600家民企上书浙江省政府求助一事，成为“后中江时期”高利贷抬头、担保圈隐患爆炸的重大案例。 “身边遭殃的朋友，如今一半都破产了。”建德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家具厂老板叹息道。 中江事件之前，建德、杭州等地的民间高利贷利息约为4分至8分，即100万元每月利息通常不高于8万元。但中江事件后，仅建德地区的涉案金额就高达数十亿之巨，民间资金紧缺，利息瞬间翻番，涨至每月15%至20%。 “中小企业谁能敌得过这么高的利息？”施克荣反问道。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浙江地区中小企业平均年利润基本低于7%，一部分企业甚至处于负利润水平。 “中江事件使得非法筹资成为区域性常态，企业出事的越来越多。如果不以涉案金额大小来立案侦查，则警方根本忙不过来。”上述知情人士称。 杭州市党代表、建德市人大代表叶炳华，用了迄今一半的人生来辛勤创业，却不幸成了倒下的一员。 “他是个好人，兢兢业业”一位跟了叶20多年的老员工这样评价道。 从25岁拥有自行车零件加工厂，到1992年转做五金工具，到2007年鼎盛时期产值过亿、产品销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再到2011年银行抽贷，最后到2012年3月申请破产，叶的人生像一条凸型抛物线。 “银行会锦上添花，绝不会雪中送炭。”身负巨债的叶炳华老泪纵横。老两口已无栖身之所，由亲戚暂且收留，“余生只为了还债”。 其实，叶并非中江事件的直接受害方，他的破产来自于银行对“一朝被蛇咬”的群体性恐惧。 作为当地知名企业，2008年叶炳华上马了创新项目，以废铁粉末冶金来生产汽车零部件，深得政府支持。但正值第三期大规模资金投入之时，中江事件苗头渐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挺过去了，却一头栽在了这里。”叶显得很无奈。 当时，铁粉价格上涨让他有些吃紧，于是除维持中国银行3000多万元和建德市农村信用社1050万贷款以外，酌情增加了几家城商行的贷款。谁料，从杭州银行2011年初紧急抽掉500万元开始，泰隆银行、金华银行等纷纷抽贷200万元，一时间应接不暇，使得叶一步步转向了高利贷。 加上后续增加的贷款和企业成本，叶最终负债超过1.5亿元，牵扯进担保圈内20多家企业和30多名债权人。 信贷怪圈 浙江银监局副局长周松方曾表示，中江事件牵涉到金融机构17家。 招商银行杭州分行行长朱新建将矛盾根源归结为过度授信，以及银行之间相互“壮胆”而忽视潜在风险。 前述国有大行内部人士透露，某国有大行将浙江境内五个分支行的信贷审批暂停了至少一个季度。并且，各商业银行大多急于内部整顿、制度协调，使得审批时限拉长了数倍之多，中小企业“掉头”资金难题更加凸显。 “前些天建行给我放贷1000万，却从原本的两三天拖到3个月。”施克荣也抱怨起来，称幸而自己现金流还算充裕，否则一两百万的利息铁定亏了。 周德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眼下市场上“掉头”资金极度匮乏，即便是银行审批所需的数天或数周时间，企业自有资金也很难应对，成为高利贷迅速泛滥的一个原因。 一位商业银行分行行长坦言，财报上新增多少小微企业贷款“都是报给领导看的”，2012年银行自保严重于去年。金融系统的传导性又使得各家银行互相效仿，以致于一家银行对某企业提高警惕，则该企业就会遭到几乎所有银行的抽贷和严审，群体性恐惧屡见不鲜。 “个别银行的不理智导致了银行的群体不理性。”温州银监分局副局长钱敏认为。 “前两年经济大好，我们几乎每两三周就上门跟企业拉关系、求贷款。谁知现在说抽就抽，企业倒下的自然不在少数。”前述国有大行内部人士称。 记者从建德、杭州和温州几家银行了解到，鉴于不良率快速上升，各银行大多都上收了贷款审批权，部分银行将县级支行的部分权限上收至市分行，个别银行则直接将市分行的权限上收到省分行。其中，广发银行基层分支机构的权限基本被上收，连业内公认风险系数较低的存单质押贷款也不能再批。 与此同时，被银监会三令五申的以贷拉存现象，在困难时期尤为明显。 “1+1”的存款配套方式在浙江很普遍，中小银行几乎每家如此。但 “贷多少就配套存多少”的潜规则，使得绝大多数企业只能到市场上“买存款”，大量类似高利贷的“卖存款”机构应运而生。 以上种种，无疑让原本就处于议价劣势的企业加大了对高利贷的依赖。而一脚跨入高利贷，另一只脚就等于跨入了破产边缘。 当银行正极力廓清与风险的关系时，企业却陷入漩涡中难以自拔。“银行此举无异于竭泽而渔。”周德文表示，无论银行体系还是民间借贷的诚信系统都逐渐面临威胁。 “即便是朋友求救，也只能爱莫能助。”施克荣坦言，前几天一位陷入担保圈的企业家电话求助就被其婉言相拒。 一位当地城商行风控部的主管也一再告诫亲友力求自保，“钱绝不能轻易借出去”。 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最近强调，中国银行业在金融危机后强化了资本充足率指标，因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御金融风险，弱化不良率攀升带来的影响。 “资本充足率固然重要，但并非灵丹妙药。”一位评论人士指出，风险面前人人自危，监管层片面倚重个别指标的做法不太可取。 浙江银监局一位高管认为，当前经济增长下滑时期，一些外资银行的考核指标纷纷下调，但中资银行却截然相反。今年各中资银行总行下给分支行的各项规模、利润、不良率等考核指标，大多仍在上扬。四大国有银行也仍要考核分行的存款同业占比指标，并且仍旧要搞排名，基层分支行承压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