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初冬，二哥从成都来电话告诉我，孙四叔去世了。二哥问我是否还和黄粤生保持联系？喟叹说，这一家人啊，前两辈就剩黄粤生一个了啊！
我祖父刘云门是孙炳文的好友。我在二十多年前发表的《私人照相簿》里，公开了祖父和孙炳文、李贞白的合影，以及孙炳文和任锐在北京什刹海会贤楼举行婚礼的照片，当时我祖父是证婚人。
祖父和孙炳文在日本留学时都加入了同盟会。上世纪２０年代初，孙炳文和朱德赴德国留学之前，在我家什刹海北岸的寓所借住了多日，我父亲刘天演那时大约十六七岁，朱德见他骑自行车很顺溜，就提出来让他教骑自行车，父亲也就真的手把手教了起来，朱德没几下就学会了，这事给父亲留下非常美好的记忆。解放后，父亲从重庆调往北京海关总署任统计处副处长时，曾往中南海给朱德写去一封信，朱德马上回信约他去叙旧，父亲去了，朱德先把学骑自行车的往事讲出，高兴地呵呵大笑。朱德、康克清留他吃晚饭后，回到家来，讲起会面的情况，妈妈和我们子女都很兴奋。虽然临告别时朱德亲切地对父亲说，以后有事可以找他，但那以后父亲再没有主动去联系过。有的朋友曾问父亲，如此重要的社会关系，为什么不再主动维系？父亲说，一次足矣。父亲深知在朱德波澜壮阔的一生中，他与朱德的那点接触，轻微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何况建国后作为中央领导的朱德日理万机，自己一个渺小的存在，怎能再去打扰？
孙炳文和朱德在德国见到周恩来，周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没多久就一起回国，投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作为意志如钢的政治人物，他们也有很柔情的非政治行为。那时我祖父先一步到广州投入大革命，任教于中山大学。我父亲为生计漂泊在外。留在北京的后婆婆对我母亲非常不好，孙炳文和任锐听说，就写了一封信给我母亲，让母亲离开苛酷的后婆婆，住到他们家。母亲到孙家不久，孙炳文、任锐夫妇也奔赴广州，但他们对我母亲作出了妥善安排，让她再住到任锐妹妹家去，而任锐的妹妹任载坤，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夫人。我妈妈说起这些社会关系，不以男方为坐标，她管任锐叫二姨，冯夫人为三姨，大姨呢，是嫁给了后来四川天府煤矿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黄志煊（黄爷爷是祖父的忘年交）。孙、冯两家，以及三位姨妈，还有两家的孩子，对我母亲都非常好。在孙家，那时长子孙宁世还是个少年，就热爱《红楼梦》，不仅读《红楼梦》，所有能找到的关于《红楼梦》的文字都读。三女孙维世还是个儿童，很喜欢当众唱歌跳舞，大方活泼。在冯家，三姨后来生下一个女儿名叫冯钟璞。后来我父亲结束漂泊找到稳定工作，才把妈妈从冯家接走。
你看我家这些七穿八达的社会关系！
这些社会关系，也确实给我家带来过不少乐趣。
大约是１９５１年，那一年我九岁。父母带我到现在仍存在的那个剧场――在东华门外路南，现在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去看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检票员怎么也不让我进。那时剧场入口处的墙边有个刻度标记，我不够那个高度，人家说这戏不让小孩进，再说小孩也看不懂。我急得直哭，后来母亲跟他们说，我们这票是导演孙维世送的。检票的望了望我父母，觉得不会是撒谎，就放我跟他们一起进去了。开演前母亲嘱咐我，一定要像大人那样欣赏演出，不许顽皮！戏开演了，我看得入神。还记得那戏里有首主题曲，“一杆子红旗，满天下红……”后来，我再大些，孙维世又送票，我随父母去看了她导演的俄罗斯名剧《钦差大臣》、《万尼亚舅舅》，对我进入纯艺术领域是一种宝贵的启蒙。不过我没看到孙维世导演的《保尔・柯察金》，是她没有赠票，还是赠了票父母偏没带我去，已无从考证。我长大成人后才知道，孙维世导演《保尔・柯察金》的过程中，爱上了饰演保尔的，比她足足大十岁的金山，而那时金山的妻子张瑞芳，恰被安排饰演保尔的初恋女友冬妮亚！孙维世是“第三者插足”啊！后来张瑞芳忍痛退让，金山娶孙维世为妻。大概在他们结合一年多以后，邀请我父亲去他们家做了一次客。毕竟我祖父是孙维世父亲的挚友，又是其父母结婚时的证婚人，这份世交之谊她还是认的。父亲赴宴归家带回一瓶葡萄酒，告诉母亲和我们，“维世送的。知道她哪里来的吗？是周总理给她的！”那时候人们都知道，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爱如掌上明珠。那瓶酒在我家多次展示给客人，客人们得知来历，都很羡慕，有的说：“你们怎么舍得喝啊！”但是，到过春节的时候，父亲还是开启瓶盖，给家人分饮了。
孙炳文在１９２７年国共分裂的“四一二”政变中，由蒋介石亲自下令，被残暴地腰斩于上海龙华。我祖父写了《哀江南》长诗，痛斥蒋对孙中山的背叛。那时任锐刚生下小女儿，从广州抱到上海不久，据说反动派来搜查住所时，刺刀挑起尿片，气势汹汹，倘若那刺刀稍一偏斜，小女儿也就结束生命了。任锐为继续革命东躲西藏，无法抚养小女儿，就把她送到大姐，也就是我母亲所称的大姨即黄婆婆那里，因为这个小女儿生在广州，就取名为黄粤生。
大约１９５６年初秋，忽然又有人到钱粮胡同海关宿舍大院找“刘三姐”。我在《兰畦之路》一文中解释过，我母亲何以被亲友们一贯以“刘三姐”称之。就像我二哥告诉我“孙四叔去世了”，“孙四叔”也是孙家大排行的称谓，其实他是孙炳文和任锐的二儿子，孙维世和黄粤生的二哥，她们还有一位三哥孙名世。且说那次来找“刘三姐”是一位风华正茂，脸蛋红苹果般放光，穿着“布拉吉”（苏联式连衣裙）的女子，她走进我家，母亲迎出还没站稳，她就热情地扑过去紧紧拥抱，还重重地一左一右亲吻母亲脸颊。我在母亲身后看得吃惊，因为那样的见面礼只在外国电影里见过，偶然目睹的邻居也觉扎眼。那位来客就是黄粤生，她在黄家长大后，养父母告诉她她的亲生父母是谁。父亲牺牲许久了，母亲任锐曾与姐姐孙维世和哥哥孙名世齐赴延安，同入马列学院学习，两代三人成为革命学府的同学，一时传为佳话。任锐在１９４９年初病逝于天津，未能等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孙名世则牺牲在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中。父母和三哥的牺牲是容易理解的，也是足可自豪的。孙维世后来到苏联学习戏剧，解放后年纪轻轻就担任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总导演。黄粤生１９４９年从重庆转道香港到达北京，携着姐姐的亲笔信到中南海找到邓颖超，也被接纳为义女，在周总理出国访问的时候，一度就睡在周总理的床上。后来黄粤生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攻读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她那次来看望“刘三姐”时，已学成回国，并被安排到北京大学由曹靖华担任系主任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担任讲师。
我祖父在１９３２年著名的“一二八”事件中于上海，在日本飞机轰炸中遇难。他在生命的后期已经从政治潮流中边缘化，我父母以政治坐标论，更是越来越边缘。但我家虽在边缘，却总是与社会中心人物有着若即若离的剪不断的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家住在重庆，父母有时会带我到黄爷爷黄婆婆家，也就是黄粤生养父养母家做客，在我童年记忆里，有这样的画面――黄家举行婚礼，不记得是黄粤生那一辈的谁的婚礼，少女黄粤生充当伴娘，我呢，和一位小姑娘，各提一只装满鲜花的花篮，在婚礼中走在新郎新娘和伴郎伴娘前面，那时候，粤姑姑（父母教给我的对黄粤生的称呼）全盘西化的装束，像西洋画上的天使下凡，仿佛全身闪着银光。那几年里我母亲和粤姑姑走得很近，粤姑姑苏联学成归国来看望“刘三姐”，见面惊呼并且热烈拥抱亲吻，显然完全出自真情。
人世间有些事情真是巧上加巧。粤姑姑到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任教，听她授课的学生里，就有我的小哥刘心化。小哥影响了我，使还是个中学生的我就读了许多俄罗斯古典名著和苏联文学作品，而且还生发出许多心得。１９５８年，我自发投稿，给《读书》杂志寄去了一篇《谈〈第四十一〉》，竟被刊登出来。那一年我才十六岁。《第四十一》是苏联“同路人”作家拉甫涅尼约夫的一部小说，由曹靖华翻译为中文。而就在刊登我文章的那一期，《读书》编辑部约请黄粤生写了一篇介绍苏联小说《我们来自穷乡僻壤》的文章，凑巧就跟我的文章刊发在前后页码上。
新中国建国后被派往苏联留学的，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是中共高干或高级“民主人士”的子女，一种是经得起推敲的工人或贫下中农的后代。这两种家庭背景的留学生，有的在苏联留学期间相爱，毕业后确定关系并结婚，一起回国为国效劳。我祖父的另一位忘年交邓作楷，父母让我唤他邓伯伯，他的女儿，我叫她邓姐姐，就是这样。邓伯伯是全国政协委员，邓姐姐在留苏期间的恋爱对象、回国后结婚的夫君，父母就还都在农村，是地道的贫农。黄粤生因其家庭背景比邓姐姐更加显赫，人们都以为她必定会在高干子弟中觅到如意郎君，没想到她爱上的也是贫农子弟，叫李宗昌。她回国后将自己的恋情向“总理爸爸”和“小超妈妈”公开，得到赞同，遂与李宗昌缔结连理。
黄粤生在１９６６年６月以前，生活非常顺遂幸福。她当然常出入中南海西花厅，与姐姐孙维世同享“总理爸爸”和“小超妈妈”的温暖呵护，但她也还与某些从整个社会坐标系来衡量属于比较低下、相当边缘的人物来往，比如邀请一位中学教师到她家做客，那位中学教师就是我。大概是１９６４年，那时候我父母已经到张家口去了，我因１９５９年高考失利，只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十三中教书。得到粤姑姑邀请，我很高兴。那时她住在中关村，那套单元应该是李宗昌（她让我叫他李叔叔）分到的。李叔叔在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工作。那时他们的两个女儿好像都已经上学。他们给我看留苏时的照片，留我吃饭。那次我不记得在他们家都聊了些什么，只留下一种温馨的氛围记忆。
但是，１９６６年６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７年，街头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有的标语更恶毒地把“朱”写成“猪”。我知道，粤姑姑的大哥孙宁世后来公开使用的名字是孙泱，曾任朱德的秘书，后来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和副校长。没几天，街头又出现“打倒三反分子孙泱”的大标语。所谓“三反”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再没几天，街头出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泱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的大标语。后来知道，孙泱被残酷批斗，拒不认罪，被囚地下室中，他的尸体被发现时，呈在暖气管上用绳索套住脖子的勒毙状态。究竟是自杀，还是有人把他折磨死了以后，用那样的办法掩饰他杀的真相，成为一个永久之谜。
１９６７年秋，父母所在的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大乱，两派武斗使人们无法正常生活，父母就逃到北京暂住姐姐姐夫的居所。我们私下议论到朱德的被辱、孙泱的死亡，父母不胜唏嘘。那时候还不知道孙维世和黄粤生的情况。我安慰父母说，直到“文革”爆发后的夏末，孙维世在大庆编导，并由真正的石油工人家属演出的话剧《初升的太阳》还在上演，可见她应该还安全。母亲就说：“朱德自己被炮轰，救不了孙泱。周总理还说得上话，他会保护维世的啊。”至于黄粤生，尽管都知道北京大学运动搞得惨烈，但她不仅根正苗红，自己既不是“当权派”也还够不上“反动权威”，无论如何总不至于把她当作“牛鬼蛇神”揪出来。那时我父母为孙维世担心，主要是觉得她会受到金山连累，因为金山，众所周知，是３０年代上海滩的电影明星，主演过《夜半歌声》那样的电影，身上的问题一抓一大把，比“维吾尔族姑娘的辫子”还多！
我家直到“四人帮”垮台以后，才知道孙维世竟已在１９６８年就被逮捕入狱，并惨死狱中。谁也救不了她，谁也没有救她。关于她的死，现在从网络上可以查到许多资料，我浏览时常常不忍卒读。是否准确，难以判断。但多数资料，应该还是可信的吧。阅读那些可供参考的资料时，我常常陷于沉痛的思索。政治因素当然是重要的，但也有许多因素，来自人性阴暗面的深处。我祖父挚友孙炳文一家两代七口，他本人和四子孙名世，死于国民党的铡刀与枪弹，任锐是积劳成疾而殁，都令人钦佩且可以想通，但孙泱与孙维世的惨死，却是共产党自身“党内路线斗争”造成的，这自家内部的斗争，何以会如此狰狞、如此怪诞、如此残暴、如此令人心寒？！就没有另外的办法，来达到使“路线正确”的目的吗？
因为是世交，我家很早就知道任锐曾写过一首诗：“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东风！”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家的人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金山悼念孙维世的文章，题目就是《莫将血恨付东风》。文章真可谓字字血、声声泪，指出孙维世的被害，正是江青一手造成的。我母亲见到金山复出而且写出这样的文章，感慨万端，她坦率地说：“原以为金山熬不出来，没想到他倒熬出来了，维世却死得那么惨！”
对“四人帮”的公开审判由电视转播。那时候电视机还不流行，我们家的人分别找到看电视的地方，全神贯注地观看审判实况。我们都期待着审判江青时跟她清算害死孙维世的人命案。这理应是给她判罪的典型案例啊！审判终于进入到江青迫害文艺界人士这一环节了。公诉方提出上海电影导演郑君理被害一事。“红卫兵”对郑家抄了个底儿翻，郑被投入监狱，后病死在狱中。郑君理夫人黄晨出庭作证。江青一见黄晨露面，竟亲热地唤她“阿晨”，黄晨当然怒目以对，控诉她对郑及自己一家的迫害。没想到江青一脸无辜的表情，辩称对上海“红卫兵”抄郑家的事一无所知，对郑被捕入狱更无责任。法官当然呵斥江青。那么，是否接下去公诉方会举出孙维世的案例呢？我等待着，却并没有“莫将血恨付东风“的内容出现。事后我与家里其他人交换观审心得，都有点纳闷。为什么略去江青迫害孙维世致死的重大罪行？
我们家的人毕竟都是些不懂政治的最凡庸的生命存在。对于我们不知、不懂的事情，也就止于纳闷和茫然。
既然“四人帮”已经垮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就好好珍惜，好好生活吧。大约在１９８１年夏天，那时我已经发表了《班主任》，进入了文艺界，被北京市文联接收为专业作家。忽然有一天，我接到电话，是黄粤生打来的，很亲热地问我：“还记得粤姑姑吗？”怎么会不记得呢？她约我去她的住处见面，我问还在中关村吗？她说现在住在南沙沟，并告诉了具体的地址。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附近的南沙沟，那时候盖了不少高档住宅，分配给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或民主人士及个别社会知名人物居住。我按图索骥，找到了粤姑姑居住的地方，她开门迎客。度过劫波，她略显憔悴，但风度不让当年，脸蛋依然红苹果一般。她把我让进去坐。在她去张罗茶点的时候，我随手翻了翻书房里书架上的书，记得有一套几十本组成的世界美术史，是日文的，里面丰富的插图令人兴奋艳羡。不经意中，我发现手中那本书的扉页上有金山藏书的印鉴，难道这是金山的住宅？说实在的，我对后来粤姑姑的生活变化一无所知，因此，当她请我喝茶吃点心时，我还问：“李叔叔呢？”粤姑姑就告诉我，宗昌叔叔已经因癌症去世了，我不禁长叹。她主动说起粉碎“四人帮”后的生活变化，她重新见到了邓妈妈。邓妈妈对于孙泱和孙维世之死曾这样开导她，“革命嘛，总会有人牺牲。”她说她恢复了最早的名字――孙新世。李叔叔去世以后，两个女儿都到外面上学去了。因为姐姐惨死，姐夫金山身心也备受摧残，她就搬到金山这里照顾他。最初，他们是各居一室，晚上如果金山身体出现问题，就按电铃，她闻声赶到金山身边照顾。“后来，觉得这样很麻烦……你懂，我们也产生了感情……我们就住到一个房间了……现在，我们正式结婚了。”说完最关键的，显然也是她说出来最感吃力的这几句，她望着我，我虽确实有些吃惊，迟疑了一下，就说：“能理解。这样也好，你们可以……”她不等我说完就接过去说：“相依为命吧！”
把最关键的话说出来，接下来就更好交流了。她亲切地问起我父亲“天演哥”和母亲“刘三姐”的情况，我告诉她，父亲已在１９７８年仙去，母亲还健在，眼下住在成都二哥那里。她说她和金山都读过《班主任》，祝贺我正式进入文学界，希望我和他们多联系。“现在孙家、刘家剩下的人别断了联系，世交嘛。”她的亲切使我颇为感动。
在她和我把该说的话几乎全说完的时候，金山“恰巧”从外面回来了，他热情地伸出手和我紧握。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金山，就以微笑代替称呼，金山也不计较。他们留饭，保姆做出一桌菜，金山还请我喝酒，我们干了几杯。席间我们聊些当时文艺界的事情，比如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好在哪里差在哪里等等。吃过饭，我告辞，他们都亲切地告别，嘱咐我一定有空去玩。
但是我后来再没有跟粤姑姑即孙新世保持联系，倒是跟冯钟璞交往甚多。我们在１９７９年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一起获奖。她获奖的篇目是《弦上的梦》。我叫冯钟璞“宗璞大姐”（她发表小说用“宗璞”的笔名）。我母亲和二哥知道后，责备我“不应乱了辈分”，确实，按世交辈分序列，她和我父母同辈，我应该叫她“宗璞姑姑”才对。但宗璞知悉我就是曾寄居她家的“刘三姐”的幺儿后，只是一笑，说：“我们是文友。你还是叫我宗璞大姐好。”我们在一起时，就文学艺术充分地交换意见，如对《红楼梦》的理解，常展开争鸣，但我们从不涉及她的大姨、二姨两家的人与事。
孙炳文、任锐的二子孙济世解放后一度到北京任绒线胡同四川饭店经理，朱德、邓小平、吴玉章、陈毅常去那里吃饭，我父亲也曾被邀去品尝过精品川菜。后来孙济世在成都任职，粉碎“四人帮”后，已定居成都多年的我二哥刘心人跟孙济世来往颇多，二哥叫他“孙四叔”。
孙四叔去世的消息搅动了我平静的心。孙家前两辈只剩黄粤生即孙新世一位了，她早已离开北大。１９８２年金山病逝后，听说她曾组建公司，开拓中苏文化交流。年老退休后，常到定居美国的女儿家长住。算起来，到２００９年，她进入八十三岁的高龄了。往事联翩浮过心头，我百感交集。祝愿孙家这一辈仅存的生命，能幸福安康，越过百岁。
我后来为什么没有与粤姑姑和金山保持联系？对此我也说不清道不明。孙泱，特别是孙维世的惨死，令我有“高处不胜寒”之感――还是离中心远一些为好。
还是默默无闻的，比如当一个中学教师为好还是不要攀附“高枝”的好；还是不要寻求“过硬背景”的好；还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自发投稿”去获取录用的好；还是“江湖”比“庙堂”更具坚韧的人情，还是不要孙维世那样的牺牲为好。原来“红色公主”并不一定有可持续的幸福，原来“金枝玉叶”也会在诡谲的政治旋涡里被侮辱被损害以至沦落陨灭。
宇宙里最脆弱的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中最脆弱的是心灵，心灵最脆弱的表现是委屈求全。而人性中有阴鸷的部分，专对脆弱的存在下狠毒之手。个体生命的生存发展真是不易。
于是寻出自己的一幅画――《阳光下的三片绿叶》。我爱每一片绿叶。无论是大片的绿叶，还是小片的绿叶，包括不幸出现蛀眼的叶片。每一片绿叶都企盼阳光雨露，但阳光不要太强烈啊，过强的阳光会灼伤绿叶。雨水也不要太猛烈啊，疾风暴雨会折断叶梗，使叶片如孤魂般飘零。愿世道人心，能像我这幅画一样，虽然达不到完美，却至少给人以祥和的期许与温煦的慰藉。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７日完稿于北京绿叶居
２００８年初冬，二哥从成都来电话告诉我，孙四叔去世了。二哥问我是否还和黄粤生保持联系？喟叹说，这一家人啊，前两辈就剩黄粤生一个了啊！
我祖父刘云门是孙炳文的好友。我在二十多年前发表的《私人照相簿》里，公开了祖父和孙炳文、李贞白的合影，以及孙炳文和任锐在北京什刹海会贤楼举行婚礼的照片，当时我祖父是证婚人。
祖父和孙炳文在日本留学时都加入了同盟会。上世纪２０年代初，孙炳文和朱德赴德国留学之前，在我家什刹海北岸的寓所借住了多日，我父亲刘天演那时大约十六七岁，朱德见他骑自行车很顺溜，就提出来让他教骑自行车，父亲也就真的手把手教了起来，朱德没几下就学会了，这事给父亲留下非常美好的记忆。解放后，父亲从重庆调往北京海关总署任统计处副处长时，曾往中南海给朱德写去一封信，朱德马上回信约他去叙旧，父亲去了，朱德先把学骑自行车的往事讲出，高兴地呵呵大笑。朱德、康克清留他吃晚饭后，回到家来，讲起会面的情况，妈妈和我们子女都很兴奋。虽然临告别时朱德亲切地对父亲说，以后有事可以找他，但那以后父亲再没有主动去联系过。有的朋友曾问父亲，如此重要的社会关系，为什么不再主动维系？父亲说，一次足矣。父亲深知在朱德波澜壮阔的一生中，他与朱德的那点接触，轻微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何况建国后作为中央领导的朱德日理万机，自己一个渺小的存在，怎能再去打扰？
孙炳文和朱德在德国见到周恩来，周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没多久就一起回国，投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作为意志如钢的政治人物，他们也有很柔情的非政治行为。那时我祖父先一步到广州投入大革命，任教于中山大学。我父亲为生计漂泊在外。留在北京的后婆婆对我母亲非常不好，孙炳文和任锐听说，就写了一封信给我母亲，让母亲离开苛酷的后婆婆，住到他们家。母亲到孙家不久，孙炳文、任锐夫妇也奔赴广州，但他们对我母亲作出了妥善安排，让她再住到任锐妹妹家去，而任锐的妹妹任载坤，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夫人。我妈妈说起这些社会关系，不以男方为坐标，她管任锐叫二姨，冯夫人为三姨，大姨呢，是嫁给了后来四川天府煤矿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黄志煊（黄爷爷是祖父的忘年交）。孙、冯两家，以及三位姨妈，还有两家的孩子，对我母亲都非常好。在孙家，那时长子孙宁世还是个少年，就热爱《红楼梦》，不仅读《红楼梦》，所有能找到的关于《红楼梦》的文字都读。三女孙维世还是个儿童，很喜欢当众唱歌跳舞，大方活泼。在冯家，三姨后来生下一个女儿名叫冯钟璞。后来我父亲结束漂泊找到稳定工作，才把妈妈从冯家接走。
你看我家这些七穿八达的社会关系！
这些社会关系，也确实给我家带来过不少乐趣。
大约是１９５１年，那一年我九岁。父母带我到现在仍存在的那个剧场――在东华门外路南，现在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去看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检票员怎么也不让我进。那时剧场入口处的墙边有个刻度标记，我不够那个高度，人家说这戏不让小孩进，再说小孩也看不懂。我急得直哭，后来母亲跟他们说，我们这票是导演孙维世送的。检票的望了望我父母，觉得不会是撒谎，就放我跟他们一起进去了。开演前母亲嘱咐我，一定要像大人那样欣赏演出，不许顽皮！戏开演了，我看得入神。还记得那戏里有首主题曲，“一杆子红旗，满天下红……”后来，我再大些，孙维世又送票，我随父母去看了她导演的俄罗斯名剧《钦差大臣》、《万尼亚舅舅》，对我进入纯艺术领域是一种宝贵的启蒙。不过我没看到孙维世导演的《保尔・柯察金》，是她没有赠票，还是赠了票父母偏没带我去，已无从考证。我长大成人后才知道，孙维世导演《保尔・柯察金》的过程中，爱上了饰演保尔的，比她足足大十岁的金山，而那时金山的妻子张瑞芳，恰被安排饰演保尔的初恋女友冬妮亚！孙维世是“第三者插足”啊！后来张瑞芳忍痛退让，金山娶孙维世为妻。大概在他们结合一年多以后，邀请我父亲去他们家做了一次客。毕竟我祖父是孙维世父亲的挚友，又是其父母结婚时的证婚人，这份世交之谊她还是认的。父亲赴宴归家带回一瓶葡萄酒，告诉母亲和我们，“维世送的。知道她哪里来的吗？是周总理给她的！”那时候人们都知道，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爱如掌上明珠。那瓶酒在我家多次展示给客人，客人们得知来历，都很羡慕，有的说：“你们怎么舍得喝啊！”但是，到过春节的时候，父亲还是开启瓶盖，给家人分饮了。
孙炳文在１９２７年国共分裂的“四一二”政变中，由蒋介石亲自下令，被残暴地腰斩于上海龙华。我祖父写了《哀江南》长诗，痛斥蒋对孙中山的背叛。那时任锐刚生下小女儿，从广州抱到上海不久，据说反动派来搜查住所时，刺刀挑起尿片，气势汹汹，倘若那刺刀稍一偏斜，小女儿也就结束生命了。任锐为继续革命东躲西藏，无法抚养小女儿，就把她送到大姐，也就是我母亲所称的大姨即黄婆婆那里，因为这个小女儿生在广州，就取名为黄粤生。
大约１９５６年初秋，忽然又有人到钱粮胡同海关宿舍大院找“刘三姐”。我在《兰畦之路》一文中解释过，我母亲何以被亲友们一贯以“刘三姐”称之。就像我二哥告诉我“孙四叔去世了”，“孙四叔”也是孙家大排行的称谓，其实他是孙炳文和任锐的二儿子，孙维世和黄粤生的二哥，她们还有一位三哥孙名世。且说那次来找“刘三姐”是一位风华正茂，脸蛋红苹果般放光，穿着“布拉吉”（苏联式连衣裙）的女子，她走进我家，母亲迎出还没站稳，她就热情地扑过去紧紧拥抱，还重重地一左一右亲吻母亲脸颊。我在母亲身后看得吃惊，因为那样的见面礼只在外国电影里见过，偶然目睹的邻居也觉扎眼。那位来客就是黄粤生，她在黄家长大后，养父母告诉她她的亲生父母是谁。父亲牺牲许久了，母亲任锐曾与姐姐孙维世和哥哥孙名世齐赴延安，同入马列学院学习，两代三人成为革命学府的同学，一时传为佳话。任锐在１９４９年初病逝于天津，未能等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孙名世则牺牲在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中。父母和三哥的牺牲是容易理解的，也是足可自豪的。孙维世后来到苏联学习戏剧，解放后年纪轻轻就担任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总导演。黄粤生１９４９年从重庆转道香港到达北京，携着姐姐的亲笔信到中南海找到邓颖超，也被接纳为义女，在周总理出国访问的时候，一度就睡在周总理的床上。后来黄粤生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攻读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她那次来看望“刘三姐”时，已学成回国，并被安排到北京大学由曹靖华担任系主任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担任讲师。
我祖父在１９３２年著名的“一二八”事件中于上海，在日本飞机轰炸中遇难。他在生命的后期已经从政治潮流中边缘化，我父母以政治坐标论，更是越来越边缘。但我家虽在边缘，却总是与社会中心人物有着若即若离的剪不断的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家住在重庆，父母有时会带我到黄爷爷黄婆婆家，也就是黄粤生养父养母家做客，在我童年记忆里，有这样的画面――黄家举行婚礼，不记得是黄粤生那一辈的谁的婚礼，少女黄粤生充当伴娘，我呢，和一位小姑娘，各提一只装满鲜花的花篮，在婚礼中走在新郎新娘和伴郎伴娘前面，那时候，粤姑姑（父母教给我的对黄粤生的称呼）全盘西化的装束，像西洋画上的天使下凡，仿佛全身闪着银光。那几年里我母亲和粤姑姑走得很近，粤姑姑苏联学成归国来看望“刘三姐”，见面惊呼并且热烈拥抱亲吻，显然完全出自真情。
人世间有些事情真是巧上加巧。粤姑姑到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任教，听她授课的学生里，就有我的小哥刘心化。小哥影响了我，使还是个中学生的我就读了许多俄罗斯古典名著和苏联文学作品，而且还生发出许多心得。１９５８年，我自发投稿，给《读书》杂志寄去了一篇《谈〈第四十一〉》，竟被刊登出来。那一年我才十六岁。《第四十一》是苏联“同路人”作家拉甫涅尼约夫的一部小说，由曹靖华翻译为中文。而就在刊登我文章的那一期，《读书》编辑部约请黄粤生写了一篇介绍苏联小说《我们来自穷乡僻壤》的文章，凑巧就跟我的文章刊发在前后页码上。
新中国建国后被派往苏联留学的，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是中共高干或高级“民主人士”的子女，一种是经得起推敲的工人或贫下中农的后代。这两种家庭背景的留学生，有的在苏联留学期间相爱，毕业后确定关系并结婚，一起回国为国效劳。我祖父的另一位忘年交邓作楷，父母让我唤他邓伯伯，他的女儿，我叫她邓姐姐，就是这样。邓伯伯是全国政协委员，邓姐姐在留苏期间的恋爱对象、回国后结婚的夫君，父母就还都在农村，是地道的贫农。黄粤生因其家庭背景比邓姐姐更加显赫，人们都以为她必定会在高干子弟中觅到如意郎君，没想到她爱上的也是贫农子弟，叫李宗昌。她回国后将自己的恋情向“总理爸爸”和“小超妈妈”公开，得到赞同，遂与李宗昌缔结连理。
黄粤生在１９６６年６月以前，生活非常顺遂幸福。她当然常出入中南海西花厅，与姐姐孙维世同享“总理爸爸”和“小超妈妈”的温暖呵护，但她也还与某些从整个社会坐标系来衡量属于比较低下、相当边缘的人物来往，比如邀请一位中学教师到她家做客，那位中学教师就是我。大概是１９６４年，那时候我父母已经到张家口去了，我因１９５９年高考失利，只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十三中教书。得到粤姑姑邀请，我很高兴。那时她住在中关村，那套单元应该是李宗昌（她让我叫他李叔叔）分到的。李叔叔在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工作。那时他们的两个女儿好像都已经上学。他们给我看留苏时的照片，留我吃饭。那次我不记得在他们家都聊了些什么，只留下一种温馨的氛围记忆。
但是，１９６６年６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７年，街头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有的标语更恶毒地把“朱”写成“猪”。我知道，粤姑姑的大哥孙宁世后来公开使用的名字是孙泱，曾任朱德的秘书，后来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和副校长。没几天，街头又出现“打倒三反分子孙泱”的大标语。所谓“三反”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再没几天，街头出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泱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的大标语。后来知道，孙泱被残酷批斗，拒不认罪，被囚地下室中，他的尸体被发现时，呈在暖气管上用绳索套住脖子的勒毙状态。究竟是自杀，还是有人把他折磨死了以后，用那样的办法掩饰他杀的真相，成为一个永久之谜。
１９６７年秋，父母所在的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大乱，两派武斗使人们无法正常生活，父母就逃到北京暂住姐姐姐夫的居所。我们私下议论到朱德的被辱、孙泱的死亡，父母不胜唏嘘。那时候还不知道孙维世和黄粤生的情况。我安慰父母说，直到“文革”爆发后的夏末，孙维世在大庆编导，并由真正的石油工人家属演出的话剧《初升的太阳》还在上演，可见她应该还安全。母亲就说：“朱德自己被炮轰，救不了孙泱。周总理还说得上话，他会保护维世的啊。”至于黄粤生，尽管都知道北京大学运动搞得惨烈，但她不仅根正苗红，自己既不是“当权派”也还够不上“反动权威”，无论如何总不至于把她当作“牛鬼蛇神”揪出来。那时我父母为孙维世担心，主要是觉得她会受到金山连累，因为金山，众所周知，是３０年代上海滩的电影明星，主演过《夜半歌声》那样的电影，身上的问题一抓一大把，比“维吾尔族姑娘的辫子”还多！
我家直到“四人帮”垮台以后，才知道孙维世竟已在１９６８年就被逮捕入狱，并惨死狱中。谁也救不了她，谁也没有救她。关于她的死，现在从网络上可以查到许多资料，我浏览时常常不忍卒读。是否准确，难以判断。但多数资料，应该还是可信的吧。阅读那些可供参考的资料时，我常常陷于沉痛的思索。政治因素当然是重要的，但也有许多因素，来自人性阴暗面的深处。我祖父挚友孙炳文一家两代七口，他本人和四子孙名世，死于国民党的铡刀与枪弹，任锐是积劳成疾而殁，都令人钦佩且可以想通，但孙泱与孙维世的惨死，却是共产党自身“党内路线斗争”造成的，这自家内部的斗争，何以会如此狰狞、如此怪诞、如此残暴、如此令人心寒？！就没有另外的办法，来达到使“路线正确”的目的吗？
因为是世交，我家很早就知道任锐曾写过一首诗：“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东风！”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家的人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金山悼念孙维世的文章，题目就是《莫将血恨付东风》。文章真可谓字字血、声声泪，指出孙维世的被害，正是江青一手造成的。我母亲见到金山复出而且写出这样的文章，感慨万端，她坦率地说：“原以为金山熬不出来，没想到他倒熬出来了，维世却死得那么惨！”
对“四人帮”的公开审判由电视转播。那时候电视机还不流行，我们家的人分别找到看电视的地方，全神贯注地观看审判实况。我们都期待着审判江青时跟她清算害死孙维世的人命案。这理应是给她判罪的典型案例啊！审判终于进入到江青迫害文艺界人士这一环节了。公诉方提出上海电影导演郑君理被害一事。“红卫兵”对郑家抄了个底儿翻，郑被投入监狱，后病死在狱中。郑君理夫人黄晨出庭作证。江青一见黄晨露面，竟亲热地唤她“阿晨”，黄晨当然怒目以对，控诉她对郑及自己一家的迫害。没想到江青一脸无辜的表情，辩称对上海“红卫兵”抄郑家的事一无所知，对郑被捕入狱更无责任。法官当然呵斥江青。那么，是否接下去公诉方会举出孙维世的案例呢？我等待着，却并没有“莫将血恨付东风“的内容出现。事后我与家里其他人交换观审心得，都有点纳闷。为什么略去江青迫害孙维世致死的重大罪行？
我们家的人毕竟都是些不懂政治的最凡庸的生命存在。对于我们不知、不懂的事情，也就止于纳闷和茫然。
既然“四人帮”已经垮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就好好珍惜，好好生活吧。大约在１９８１年夏天，那时我已经发表了《班主任》，进入了文艺界，被北京市文联接收为专业作家。忽然有一天，我接到电话，是黄粤生打来的，很亲热地问我：“还记得粤姑姑吗？”怎么会不记得呢？她约我去她的住处见面，我问还在中关村吗？她说现在住在南沙沟，并告诉了具体的地址。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附近的南沙沟，那时候盖了不少高档住宅，分配给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或民主人士及个别社会知名人物居住。我按图索骥，找到了粤姑姑居住的地方，她开门迎客。度过劫波，她略显憔悴，但风度不让当年，脸蛋依然红苹果一般。她把我让进去坐。在她去张罗茶点的时候，我随手翻了翻书房里书架上的书，记得有一套几十本组成的世界美术史，是日文的，里面丰富的插图令人兴奋艳羡。不经意中，我发现手中那本书的扉页上有金山藏书的印鉴，难道这是金山的住宅？说实在的，我对后来粤姑姑的生活变化一无所知，因此，当她请我喝茶吃点心时，我还问：“李叔叔呢？”粤姑姑就告诉我，宗昌叔叔已经因癌症去世了，我不禁长叹。她主动说起粉碎“四人帮”后的生活变化，她重新见到了邓妈妈。邓妈妈对于孙泱和孙维世之死曾这样开导她，“革命嘛，总会有人牺牲。”她说她恢复了最早的名字――孙新世。李叔叔去世以后，两个女儿都到外面上学去了。因为姐姐惨死，姐夫金山身心也备受摧残，她就搬到金山这里照顾他。最初，他们是各居一室，晚上如果金山身体出现问题，就按电铃，她闻声赶到金山身边照顾。“后来，觉得这样很麻烦……你懂，我们也产生了感情……我们就住到一个房间了……现在，我们正式结婚了。”说完最关键的，显然也是她说出来最感吃力的这几句，她望着我，我虽确实有些吃惊，迟疑了一下，就说：“能理解。这样也好，你们可以……”她不等我说完就接过去说：“相依为命吧！”
把最关键的话说出来，接下来就更好交流了。她亲切地问起我父亲“天演哥”和母亲“刘三姐”的情况，我告诉她，父亲已在１９７８年仙去，母亲还健在，眼下住在成都二哥那里。她说她和金山都读过《班主任》，祝贺我正式进入文学界，希望我和他们多联系。“现在孙家、刘家剩下的人别断了联系，世交嘛。”她的亲切使我颇为感动。
在她和我把该说的话几乎全说完的时候，金山“恰巧”从外面回来了，他热情地伸出手和我紧握。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金山，就以微笑代替称呼，金山也不计较。他们留饭，保姆做出一桌菜，金山还请我喝酒，我们干了几杯。席间我们聊些当时文艺界的事情，比如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好在哪里差在哪里等等。吃过饭，我告辞，他们都亲切地告别，嘱咐我一定有空去玩。
但是我后来再没有跟粤姑姑即孙新世保持联系，倒是跟冯钟璞交往甚多。我们在１９７９年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一起获奖。她获奖的篇目是《弦上的梦》。我叫冯钟璞“宗璞大姐”（她发表小说用“宗璞”的笔名）。我母亲和二哥知道后，责备我“不应乱了辈分”，确实，按世交辈分序列，她和我父母同辈，我应该叫她“宗璞姑姑”才对。但宗璞知悉我就是曾寄居她家的“刘三姐”的幺儿后，只是一笑，说：“我们是文友。你还是叫我宗璞大姐好。”我们在一起时，就文学艺术充分地交换意见，如对《红楼梦》的理解，常展开争鸣，但我们从不涉及她的大姨、二姨两家的人与事。
孙炳文、任锐的二子孙济世解放后一度到北京任绒线胡同四川饭店经理，朱德、邓小平、吴玉章、陈毅常去那里吃饭，我父亲也曾被邀去品尝过精品川菜。后来孙济世在成都任职，粉碎“四人帮”后，已定居成都多年的我二哥刘心人跟孙济世来往颇多，二哥叫他“孙四叔”。
孙四叔去世的消息搅动了我平静的心。孙家前两辈只剩黄粤生即孙新世一位了，她早已离开北大。１９８２年金山病逝后，听说她曾组建公司，开拓中苏文化交流。年老退休后，常到定居美国的女儿家长住。算起来，到２００９年，她进入八十三岁的高龄了。往事联翩浮过心头，我百感交集。祝愿孙家这一辈仅存的生命，能幸福安康，越过百岁。
我后来为什么没有与粤姑姑和金山保持联系？对此我也说不清道不明。孙泱，特别是孙维世的惨死，令我有“高处不胜寒”之感――还是离中心远一些为好。
还是默默无闻的，比如当一个中学教师为好还是不要攀附“高枝”的好；还是不要寻求“过硬背景”的好；还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自发投稿”去获取录用的好；还是“江湖”比“庙堂”更具坚韧的人情，还是不要孙维世那样的牺牲为好。原来“红色公主”并不一定有可持续的幸福，原来“金枝玉叶”也会在诡谲的政治旋涡里被侮辱被损害以至沦落陨灭。
宇宙里最脆弱的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中最脆弱的是心灵，心灵最脆弱的表现是委屈求全。而人性中有阴鸷的部分，专对脆弱的存在下狠毒之手。个体生命的生存发展真是不易。
于是寻出自己的一幅画――《阳光下的三片绿叶》。我爱每一片绿叶。无论是大片的绿叶，还是小片的绿叶，包括不幸出现蛀眼的叶片。每一片绿叶都企盼阳光雨露，但阳光不要太强烈啊，过强的阳光会灼伤绿叶。雨水也不要太猛烈啊，疾风暴雨会折断叶梗，使叶片如孤魂般飘零。愿世道人心，能像我这幅画一样，虽然达不到完美，却至少给人以祥和的期许与温煦的慰藉。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７日完稿于北京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