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南越王墓
讲解线索：
[南越王墓简介]－[金印、金带钩与金花泡]－[银盒、银洗与银带钩]－[铜鼎、铜壶与铜提]－[铜镜、铜鉴与铜熏炉]－[钮钟、甬钟与铜句鑃]－[铜戈、铜剑与铜虎节]－[铜钫与印花铜凸版]－[铁剑、铠甲与错金争铜间铁矛]－[玉璧、玉盒与丝镂玉衣]－[玉印、玉与玉角杯]－[陶鼎、陶瓮与长乐宫器]－[主人殉葬与奴隶制残余]
[南越王墓简介]
西汉南越王墓位于广州解放路的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国第二代赵昧的陵墓。赵昧是赵佗的孙子，号称文帝，公元前137年至122年在位。南越文王墓的出土，被誉为近代中国考古五大新发现之一，现已辟为博物馆。
1983年发现的这个大墓，深入底下20米，用750多块砂岩大石构筑。陵墓面积约100平方米，分前后两部分，共有7个室。前室居中，室内四面及顶部都绘有朱、墨两色的云纹图案，象征超堂。前、后两部分各设有一道双扇的石门。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多样、墓主人身份最高的一座汉墓，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绘壁画石室大墓。这座墓堪称地下宝库，共出土各类文物1000多件（套），尤以铜、铁、陶、玉四者所占比重最大。而“文帝行玺”金印是中国考古发掘首次发现的“皇帝”印玺，最为珍贵。
[金印、金带钩与金花泡]
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枚帝印。在传世或发掘出土秦汉印章中，未见一枚王帝印玺，只有文献记载，而且文献讲的帝印是白玉质印、蟠螭虎钮印，印文是“皇帝行玺”或“天子行玺”；而南越国赵昧这枚帝印却是金质、蟠龙钮印，印文是“文帝行玺”。这是金印的独特之处，是南越国自铸、生前实用之印。
南越王墓的金器除金印外，还有金带钩、金花泡和杏形金叶，均是饰物。而金花泡普遍被认为是海外输入的“洋货”。
[银盒、银洗与银带钩]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这个呈扁球行银盒出土时在主棺室，盒内有半盒药丸，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与中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经化学分析和专家们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里面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因此，银盒是海外舶来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南越王墓出土的银器除了银盒外，还有银洗、银厄和银带钩，都是越王室的专用器具。这些银器纹饰复杂，通体鎏金，镶嵌的宝石闪闪发光，显得高贵华丽，是很好的工艺精品，反映了古人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审美观点，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风尚。
[铜鼎、铜壶与铜提筒]
铜器在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中占有重要地位，共有青铜器500多件，不但品种数量多，而且工艺技术精湛，极具地方特色。这批铜器中有厨具、饮食用具、酒器、乐器、车马器、生产生产工具及各种日
用器具，等等。
铜壶。共36件。有汉式鼎、楚式鼎和越式鼎，其中有9件刻有“蕃禺”铭文，都是由南越国的都城工匠所造，是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
铜壶。共9件。其中一个鎏金铜壶造型美观大方，通体鎏金，光亮华丽，是一件艺术精品。
铜提筒。共9件。铜提筒是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最为特别的是一个船纹铜提筒，器身除股长组几何饰纹外，还有4只首尾相连的羽人船，每船有羽人5名，各饰羽冠，赤脚。船首倒挂一具人头，船首尾各竖两要羽旌。5人形态各异，有的划桨，有的击鼓，有的持兵器，有的在杀人。船与船之间还有海线 龟、水鸟、海鱼等。有人分析，广州临海，多海患，画面表现的应是杀俘虏祭海神的场面。
[铜镜、铜鉴与铜熏炉]
南越王墓出土的39件铜镜大是精品，其中绘画镜是彩绘人物大画镜，为国内考古发掘出土最大的西汉绘画圆镜，是汉代铜镜中的珍品。铜鉴出于后藏室，是深鼓腹大盆，可用来盛水或食物，出土时盆内有猪、牛、羊、鸡骨和鱼、龟等海产，说明这是当时的主要食品。铜熏炉。共有11件，有单件和四连体的，炉腹和顶盖均镂孔透气，是用来焚香料的。香料被认为是舶来品。这是最能反映南越国地方特色的典型铜器，其复杂的工艺反映了当时的铸造技术水平。
[钮钟、甬钟与铜句鑃]
钮钟、甬钟、铜句鑃都是乐器。宴乐之器是古代统治者炫耀其奢华生活和身份地位的标志。墓内东耳室出土的一批乐器，旁边还有一名殉葬的乐师。其中一句鑃上有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是迄今我国唯一发现具有绝对年代，而又有序号的句鑃。“文帝九年”是公元前129年。经测定，句鑃音质还好，仍可演奏、弥足珍贵。
[铜戈、铜剑与铜虎节]
墓中出土的兵器种类多，数量大，除15把剑为铁质外，其余皆为铜造。最为难得的是一把“张仪”铜戈，铭文“王四年相邦张义（仪）”等字，“王四年”应为秦惠王时，由张仪监造，说明是由秦带入南越的。
墓中出土的铜虎节是一件难得的珍品，是国内紧存的一件错金虎节，属于孤品。节是外交和军事上的信符，有虎节、龙节、人节之分，可以用来征调战车和士兵。
[铜钫与印花铜凸版]
铜钫是一个方形壶。这种盛酒的铜器制作技术精良。饰以繁缛的浮纹，复杂多变，具有透雕效果。
印花铜凸版是用来在丝织物上印染图案的工具，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印染工具，对研究古代纺织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铁剑、铠甲与错金争铜间铁矛]
南越王墓出土的铁器有700多件，有农具、工具、兵器和日用器具等。 铠甲。这种轻型铁甲适合于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使用，与北方中原地区出土的铁铠甲形制有较大差别。
铁剑。共15件，其中一件出自墓主腰间左侧。
错金银铜间铁矛。这个铁矛间铜质、鎏金，错间金银的三角图纹和流云纹，如此华丽的铁矛应为南越王自用或用于仪仗。
[玉壁、玉盒与丝镂玉衣]
南越王墓出土各种玉壁56件，仅主棺旧有47件，说明墓主对玉壁的喜爱。其中主棺室出土的一件大玉壁，直径达33.4厘米，是我国已知考古发掘出土玉壁中体型最大、龙纹饰最多的一块。
玉盒。主棺室出土，刻有两凤鸟，饰以美丽浮雕纹，结构严谨，雕工精细，光洁夺目，被称为“玉器绝品”。
丝镂玉衣。玉衣是汉代特有的丧葬殓服，东汉灭亡以后，未发现有玉衣。玉衣是有等级规定的，有金镂、银镂、铜镂玉衣，诸侯王多用金镂，也有用银镂的。南越王墓出土的丝镂玉衣为首次发现，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件。整件玉衣全长1.73米，共用玉片2291块。用朱红色丝带粘贴，构成多重几何形纹样，色彩鲜艳夺目。
[玉印、玉佩与玉角杯]
玉印。共9枚，其中有文字的玉印（有6枚无文字）都是出土在主棺墓主身上，分别是“赵昧”、“泰子”、“帝印”的方行玉印。“赵昧”印和“帝印”都是墓主身份的物证。“帝印”是“帝王之印”的意思，是赵昧生前攒越称帝的物证。
玉佩。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饰品有130余件，墓主赵昧的组玉佩是最大、最豪华的一套。
玉脚杯。出自主棺“头箱”，为主人自用的酒具
[陶鼎、陶瓮与长乐宫器]
南越王墓共出土陶器371件，众多的陶器说明其在王宫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打上“长乐宫器”戳印的四件陶鼎、陶瓮。因为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南越国宫殿中是否有“长乐宫”？我们知道，长乐宫是汉代首都长安最重要的皇宫，是皇帝和太后居住的宫殿。最近，考古工作者在儿童公园东边试掘出约500平方米的宫殿遗址。是不是长乐宫的遗址？因为按照长安的宫殿位置，长乐宫在东南边，未央宫在西边，正好位置相符，而这个试掘宫殿遗址的东边又是宫署御花苑，是南越王及王室休闲和游乐的地方。据推测这四件长乐宫器应是南越国长乐宫的用物，以其随葬，是祈求赵昧死后仍会长生长乐。
[主人殉葬与奴隶制残余]
南越王墓共发现15具人殉。前室1具，身份是“景巷令”；东耳室1具与乐器丗出，可能是乐伎；东侧室有4具“夫人”；西侧室有7具与厨房用具同出，可能是厨师或杂役奴仆；墓道中有2具，其中1具置于斜坡尽头处，可能是卫兵。另1具在外藏椁中，可能 是车夫。经专家鉴定，殉人多是击砸后脑致死的，可见人殉是十分残酷的。我国发掘的11座西汉陵墓中，除南越王墓外，都没有发现有活人殉葬的现象。
西汉南越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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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王墓简介]
西汉南越王墓位于广州解放路的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国第二代赵昧的陵墓。赵昧是赵佗的孙子，号称文帝，公元前137年至122年在位。南越文王墓的出土，被誉为近代中国考古五大新发现之一，现已辟为博物馆。
1983年发现的这个大墓，深入底下20米，用750多块砂岩大石构筑。陵墓面积约100平方米，分前后两部分，共有7个室。前室居中，室内四面及顶部都绘有朱、墨两色的云纹图案，象征超堂。前、后两部分各设有一道双扇的石门。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多样、墓主人身份最高的一座汉墓，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绘壁画石室大墓。这座墓堪称地下宝库，共出土各类文物1000多件（套），尤以铜、铁、陶、玉四者所占比重最大。而“文帝行玺”金印是中国考古发掘首次发现的“皇帝”印玺，最为珍贵。
[金印、金带钩与金花泡]
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枚帝印。在传世或发掘出土秦汉印章中，未见一枚王帝印玺，只有文献记载，而且文献讲的帝印是白玉质印、蟠螭虎钮印，印文是“皇帝行玺”或“天子行玺”；而南越国赵昧这枚帝印却是金质、蟠龙钮印，印文是“文帝行玺”。这是金印的独特之处，是南越国自铸、生前实用之印。
南越王墓的金器除金印外，还有金带钩、金花泡和杏形金叶，均是饰物。而金花泡普遍被认为是海外输入的“洋货”。
[银盒、银洗与银带钩]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这个呈扁球行银盒出土时在主棺室，盒内有半盒药丸，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与中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经化学分析和专家们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里面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因此，银盒是海外舶来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南越王墓出土的银器除了银盒外，还有银洗、银厄和银带钩，都是越王室的专用器具。这些银器纹饰复杂，通体鎏金，镶嵌的宝石闪闪发光，显得高贵华丽，是很好的工艺精品，反映了古人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审美观点，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风尚。
[铜鼎、铜壶与铜提筒]
铜器在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中占有重要地位，共有青铜器500多件，不但品种数量多，而且工艺技术精湛，极具地方特色。这批铜器中有厨具、饮食用具、酒器、乐器、车马器、生产生产工具及各种日
用器具，等等。
铜壶。共36件。有汉式鼎、楚式鼎和越式鼎，其中有9件刻有“蕃禺”铭文，都是由南越国的都城工匠所造，是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
铜壶。共9件。其中一个鎏金铜壶造型美观大方，通体鎏金，光亮华丽，是一件艺术精品。
铜提筒。共9件。铜提筒是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最为特别的是一个船纹铜提筒，器身除股长组几何饰纹外，还有4只首尾相连的羽人船，每船有羽人5名，各饰羽冠，赤脚。船首倒挂一具人头，船首尾各竖两要羽旌。5人形态各异，有的划桨，有的击鼓，有的持兵器，有的在杀人。船与船之间还有海线 龟、水鸟、海鱼等。有人分析，广州临海，多海患，画面表现的应是杀俘虏祭海神的场面。
[铜镜、铜鉴与铜熏炉]
南越王墓出土的39件铜镜大是精品，其中绘画镜是彩绘人物大画镜，为国内考古发掘出土最大的西汉绘画圆镜，是汉代铜镜中的珍品。铜鉴出于后藏室，是深鼓腹大盆，可用来盛水或食物，出土时盆内有猪、牛、羊、鸡骨和鱼、龟等海产，说明这是当时的主要食品。铜熏炉。共有11件，有单件和四连体的，炉腹和顶盖均镂孔透气，是用来焚香料的。香料被认为是舶来品。这是最能反映南越国地方特色的典型铜器，其复杂的工艺反映了当时的铸造技术水平。
[钮钟、甬钟与铜句鑃]
钮钟、甬钟、铜句鑃都是乐器。宴乐之器是古代统治者炫耀其奢华生活和身份地位的标志。墓内东耳室出土的一批乐器，旁边还有一名殉葬的乐师。其中一句鑃上有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是迄今我国唯一发现具有绝对年代，而又有序号的句鑃。“文帝九年”是公元前129年。经测定，句鑃音质还好，仍可演奏、弥足珍贵。
[铜戈、铜剑与铜虎节]
墓中出土的兵器种类多，数量大，除15把剑为铁质外，其余皆为铜造。最为难得的是一把“张仪”铜戈，铭文“王四年相邦张义（仪）”等字，“王四年”应为秦惠王时，由张仪监造，说明是由秦带入南越的。
墓中出土的铜虎节是一件难得的珍品，是国内紧存的一件错金虎节，属于孤品。节是外交和军事上的信符，有虎节、龙节、人节之分，可以用来征调战车和士兵。
[铜钫与印花铜凸版]
铜钫是一个方形壶。这种盛酒的铜器制作技术精良。饰以繁缛的浮纹，复杂多变，具有透雕效果。
印花铜凸版是用来在丝织物上印染图案的工具，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印染工具，对研究古代纺织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铁剑、铠甲与错金争铜间铁矛]
南越王墓出土的铁器有700多件，有农具、工具、兵器和日用器具等。 铠甲。这种轻型铁甲适合于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使用，与北方中原地区出土的铁铠甲形制有较大差别。
铁剑。共15件，其中一件出自墓主腰间左侧。
错金银铜间铁矛。这个铁矛间铜质、鎏金，错间金银的三角图纹和流云纹，如此华丽的铁矛应为南越王自用或用于仪仗。
[玉壁、玉盒与丝镂玉衣]
南越王墓出土各种玉壁56件，仅主棺旧有47件，说明墓主对玉壁的喜爱。其中主棺室出土的一件大玉壁，直径达33.4厘米，是我国已知考古发掘出土玉壁中体型最大、龙纹饰最多的一块。
玉盒。主棺室出土，刻有两凤鸟，饰以美丽浮雕纹，结构严谨，雕工精细，光洁夺目，被称为“玉器绝品”。
丝镂玉衣。玉衣是汉代特有的丧葬殓服，东汉灭亡以后，未发现有玉衣。玉衣是有等级规定的，有金镂、银镂、铜镂玉衣，诸侯王多用金镂，也有用银镂的。南越王墓出土的丝镂玉衣为首次发现，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件。整件玉衣全长1.73米，共用玉片2291块。用朱红色丝带粘贴，构成多重几何形纹样，色彩鲜艳夺目。
[玉印、玉佩与玉角杯]
玉印。共9枚，其中有文字的玉印（有6枚无文字）都是出土在主棺墓主身上，分别是“赵昧”、“泰子”、“帝印”的方行玉印。“赵昧”印和“帝印”都是墓主身份的物证。“帝印”是“帝王之印”的意思，是赵昧生前攒越称帝的物证。
玉佩。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饰品有130余件，墓主赵昧的组玉佩是最大、最豪华的一套。
玉脚杯。出自主棺“头箱”，为主人自用的酒具
[陶鼎、陶瓮与长乐宫器]
南越王墓共出土陶器371件，众多的陶器说明其在王宫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打上“长乐宫器”戳印的四件陶鼎、陶瓮。因为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南越国宫殿中是否有“长乐宫”？我们知道，长乐宫是汉代首都长安最重要的皇宫，是皇帝和太后居住的宫殿。最近，考古工作者在儿童公园东边试掘出约500平方米的宫殿遗址。是不是长乐宫的遗址？因为按照长安的宫殿位置，长乐宫在东南边，未央宫在西边，正好位置相符，而这个试掘宫殿遗址的东边又是宫署御花苑，是南越王及王室休闲和游乐的地方。据推测这四件长乐宫器应是南越国长乐宫的用物，以其随葬，是祈求赵昧死后仍会长生长乐。
[主人殉葬与奴隶制残余]
南越王墓共发现15具人殉。前室1具，身份是“景巷令”；东耳室1具与乐器丗出，可能是乐伎；东侧室有4具“夫人”；西侧室有7具与厨房用具同出，可能是厨师或杂役奴仆；墓道中有2具，其中1具置于斜坡尽头处，可能是卫兵。另1具在外藏椁中，可能 是车夫。经专家鉴定，殉人多是击砸后脑致死的，可见人殉是十分残酷的。我国发掘的11座西汉陵墓中，除南越王墓外，都没有发现有活人殉葬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