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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前的甲午战争还在影响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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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
还在影响中日关系
本报通讯员 黄双 本报记者 章咪佳/整理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到今年，刚好是两个甲子，120周年。
12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回顾甲午战争的历史，能够得到什么启示？应该想些什么？该怎样来看待这场战争？
5月5日，由浙江省社科联、钱江晚报主办，杭州师范大学承办的第324期浙江人文大讲堂，特别邀请来了历史学家、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教授，来为大家解读历史洪流里的这场甲午战争。
清军窝囊战败
对中国产生世纪影响
1894年7月开始到1895年3月，中日甲午战争打了差不多八、九个月时间。
在整个战争进行当中，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消极防御作战方针的指导下，仗打得很窝囊。
1894年9月有两场大战：平壤大战和黄海海战。平壤大战因为清军不布置远局，不侦查敌情而全军覆没；黄海大战应该说是世界上现代战舰的第一次海上大战，打了四、五个小时。
李鸿章当时上报说“北洋舰队是快船、快炮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实行“避战保船”死守港口的方针，放弃了黄海制海权。他不是要打仗而是要把北洋舰队保留下来。
1894年10月，日军从鸭绿江过来，其实当时还是有七、八万清军在对抗，但是前线各军互不团结，没抵抗住。
1894年11月，日军从容不迫地在花园口登陆，之后占领了金州，马上就攻下了设防的大连湾，攻下了“铁打的旅顺”，日军在这里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旅顺大屠杀。
1895年2月，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1895年3月，日军占领澎湖列岛，准备进攻北京，不过也几乎耗尽了财力物力，没有力量推进。
清政府意欲求和，派李鸿章和日本政府进行谈判。清政府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最后签订了《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的打击是世纪性的。
首先是中国的宝岛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在《马关条约》中被割让给日本。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苦心经营的台湾模范省，一举被日本攫走，台湾人民失去祖国庇护，遭受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到今天还是受影响。
其次是至今影响中、日关系进展的钓鱼岛问题。从历史上看，至少在明朝初年，钓鱼岛就为中国人发现、管辖，钓鱼岛这个名字就是中国人在14世纪命名的。但是，日本人在1895年1月，乘着甲午战争的胜利，通过内阁会议决定把钓鱼岛划归冲绳县，这个决定没有对世界公布，是窃取钓鱼岛。
这是一场
蓄谋已久的战争
直到今天，这场战争仍然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种纠结，影响着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我们今天再次回顾、反观这场战争，可以得到很多教训和启发。
回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结局，中国人是没有料到的，日本人也没有完全料到，西方列强也没有想到，中国在这一次战争中被一个小国日本给打败了。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
甲午战争之前，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重新确定了天皇的统治地位。当时，明治天皇立志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首先就把目标指向了琉球、朝鲜、台湾。
1888年，日本吞并琉球为日本冲绳县后，就开始抓紧国内的军备备战，大力建设海陆军，并且成立了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
同时，日本还派遣了大批间谍到中国侦察敌情，在中国各个地方都建立了日本的情报机构，也收买了一些中国人。这些情报人员，回国后都要提交研究报告。
日本参谋本部的陆军大佐（相当于上校）小川又次综合侦查结果，提交了《征讨清国方略》，对中国的总兵力和各省的军力分布作了详细的调查。
为了发动战争，小川又次还分析了清政府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清政府海军的建设情况、以及中国当时沿海和沿长江一带的防御设施情况。同时，他又分析了中国的官僚层和国民的素质，对比分析了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军费和海军建设，日本的官僚和国民的素质，都做了一个很详细的研究，最后向日本政府提出一个计划：要先发制人。
与此同时，日本在外交上，在国际上也开始在做出一些很重要的准备。
日本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与英国秘密谈判：“如果我们和中国打起来，你最好保持中立。”
1894年的7月，在中日战争爆发的这个月，日本和英国签订了条约，英国在外交上支持了日本。也就是说，日本已经是在政治、军事、外交、情报工作上的各方面，做好了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的准备。
而清政府呢，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做过任何对日本侵略的应对措施。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英美的实力还是领教了的，但是朝野各大臣，他们对自己眼皮子底下的日本还是看不起的，始终没有把日本当成一回事儿。
中、日在1871年签订了《修好条约》，没有满足日本想要的和英美国家一样的贸易特权，日本一直怀恨在心。
而清政府对国际局势基本上是懵懂无知的，也不知道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做了哪些变革，更不了解日本蓄谋向中国发动战争而进行备战。日本参谋本部派人从事种种间谍活动，包括与若干官员接触，清政府竟然罔无所闻。
清政府事先对日本可能发生的侵略也缺乏调查研究，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没有做出一个准备和判断。比如说中日之间不断发生的台湾问题、琉球事件、壬午兵变、甲申政变等，清政府只是就事论事，得过且过，并不追究日本动作背后的原因，对中日关系的走向未能作出认真的正确的判断。
“一人对一国”
背后是清政府的腐朽
有一种观点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对一国”。
李鸿章对国际事务还是知道一点的，但是仍然对侵略手足无措。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很有名，但1888年成军以后就不再购进新的战舰，加上慈禧太后60大寿，修建圆明园挪用军费，使军费捉襟见肘，弹药严重不足。
在清政府总税务司工作的英国人赫德说：“北洋水师的克虏伯火炮没有炮弹，阿姆斯特朗的火炮又无火药。足够打一场几个钟头之久的大海战的炮弹，现在还没有到手。”
而根据《泰晤士报》记者当时的报告：日本在大战以前储存的弹药，比在一次对华战争中可能耗去的还要多，弹药非常充足。
并且，李鸿章管得了北洋舰队却管不了南洋舰队。清政府内各大臣意见相左，主战、主和争论不休，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相互攻讦：为了巩固光绪皇帝的地位，帝党主战，但是他们拿不出一点主意来；慈禧太后为了不耽误自己的60岁大庆，觉得能够和就和，支持李鸿章对日妥协。
而李鸿章当时相信外国的国际法，他始终认为日本不会先开战。
所以李鸿章一开始就总是想以外交调停来解决中日纠纷。中日形势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寄托于国际调停，他请俄、英、美参与调停，还请法、德调停，但是法国、德国都没有答应。实际上，俄、英、美背后也是支持日本的，所以李鸿章的调停都是白做。清政府始终是把战争的准备放在外交调停之上，是把“保全和局”的调停外交作为最后目标，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
日本也利用外交关系。但是日本是利用英俄矛盾——英国和俄国在远东有利益冲突，英国怕俄国在远东的势力进一步增加。日本在中间挑唆，使得英国后来保持中立。
我们可以想象，日本在战前已经做了多少年的准备，胜负不是很清楚了吗？
120年以后
我们仍有必要反思
在100多年以后，我们也仍然有必要反思：中国为什么会败？为什么消极对抗？这也和战争之前，两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有很重要的联系。
我总结有这么几点：
第一，就是中日两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中国由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后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在1860年代开展了洋务运动，但在社会发展阶段和改革效果上，中国尚不及幕府末期，更不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后的改革相比较。
第二，中日两国经济实力不同。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全国统一市场，颁布了宪法，召开了国会，建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机构；政府大臣大多数留学欧洲，或者到欧美各国考察过，建立了新式的陆海军，新式陆军加上预备役部队差不多有30万人，而中国完全是旧式军人。
第三，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同，这点之前已经说得很详尽了。
第四，两国战争的指导原则不同，日本是积极进攻，中方是消极防御。
第五，国际环境不同，当时的国际环境总体对中方不利。
甲午战争以来的中日国交的历史，战争多于和平，紧张多于友好。要创造和平多于战争，友好多于紧张的局面，中日两国人民都要经常回顾历史，牢记教训。
今天的中国，既不是第二次中日战争时的中国，更不是甲午年第一次中日战争时的中国，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居安思危，常有战备之思，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角度说，120年前的甲午战争，今天还在影响着中日两国，非常值得中日两国人民思考，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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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回顾甲午战争的历史，能够得到什么启示？应该想些什么？该怎样来看待这场战争？
5月5日，由浙江省社科联、钱江晚报主办，杭州师范大学承办的第324期浙江人文大讲堂，特别邀请来了历史学家、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教授，来为大家解读历史洪流里的这场甲午战争。
清军窝囊战败
对中国产生世纪影响
1894年7月开始到1895年3月，中日甲午战争打了差不多八、九个月时间。
在整个战争进行当中，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消极防御作战方针的指导下，仗打得很窝囊。
1894年9月有两场大战：平壤大战和黄海海战。平壤大战因为清军不布置远局，不侦查敌情而全军覆没；黄海大战应该说是世界上现代战舰的第一次海上大战，打了四、五个小时。
李鸿章当时上报说“北洋舰队是快船、快炮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实行“避战保船”死守港口的方针，放弃了黄海制海权。他不是要打仗而是要把北洋舰队保留下来。
1894年10月，日军从鸭绿江过来，其实当时还是有七、八万清军在对抗，但是前线各军互不团结，没抵抗住。
1894年11月，日军从容不迫地在花园口登陆，之后占领了金州，马上就攻下了设防的大连湾，攻下了“铁打的旅顺”，日军在这里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旅顺大屠杀。
1895年2月，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1895年3月，日军占领澎湖列岛，准备进攻北京，不过也几乎耗尽了财力物力，没有力量推进。
清政府意欲求和，派李鸿章和日本政府进行谈判。清政府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最后签订了《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的打击是世纪性的。
首先是中国的宝岛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在《马关条约》中被割让给日本。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苦心经营的台湾模范省，一举被日本攫走，台湾人民失去祖国庇护，遭受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到今天还是受影响。
其次是至今影响中、日关系进展的钓鱼岛问题。从历史上看，至少在明朝初年，钓鱼岛就为中国人发现、管辖，钓鱼岛这个名字就是中国人在14世纪命名的。但是，日本人在1895年1月，乘着甲午战争的胜利，通过内阁会议决定把钓鱼岛划归冲绳县，这个决定没有对世界公布，是窃取钓鱼岛。
这是一场
蓄谋已久的战争
直到今天，这场战争仍然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种纠结，影响着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我们今天再次回顾、反观这场战争，可以得到很多教训和启发。
回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结局，中国人是没有料到的，日本人也没有完全料到，西方列强也没有想到，中国在这一次战争中被一个小国日本给打败了。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
甲午战争之前，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重新确定了天皇的统治地位。当时，明治天皇立志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首先就把目标指向了琉球、朝鲜、台湾。
1888年，日本吞并琉球为日本冲绳县后，就开始抓紧国内的军备备战，大力建设海陆军，并且成立了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
同时，日本还派遣了大批间谍到中国侦察敌情，在中国各个地方都建立了日本的情报机构，也收买了一些中国人。这些情报人员，回国后都要提交研究报告。
日本参谋本部的陆军大佐（相当于上校）小川又次综合侦查结果，提交了《征讨清国方略》，对中国的总兵力和各省的军力分布作了详细的调查。
为了发动战争，小川又次还分析了清政府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清政府海军的建设情况、以及中国当时沿海和沿长江一带的防御设施情况。同时，他又分析了中国的官僚层和国民的素质，对比分析了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军费和海军建设，日本的官僚和国民的素质，都做了一个很详细的研究，最后向日本政府提出一个计划：要先发制人。
与此同时，日本在外交上，在国际上也开始在做出一些很重要的准备。
日本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与英国秘密谈判：“如果我们和中国打起来，你最好保持中立。”
1894年的7月，在中日战争爆发的这个月，日本和英国签订了条约，英国在外交上支持了日本。也就是说，日本已经是在政治、军事、外交、情报工作上的各方面，做好了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的准备。
而清政府呢，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做过任何对日本侵略的应对措施。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英美的实力还是领教了的，但是朝野各大臣，他们对自己眼皮子底下的日本还是看不起的，始终没有把日本当成一回事儿。
中、日在1871年签订了《修好条约》，没有满足日本想要的和英美国家一样的贸易特权，日本一直怀恨在心。
而清政府对国际局势基本上是懵懂无知的，也不知道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做了哪些变革，更不了解日本蓄谋向中国发动战争而进行备战。日本参谋本部派人从事种种间谍活动，包括与若干官员接触，清政府竟然罔无所闻。
清政府事先对日本可能发生的侵略也缺乏调查研究，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没有做出一个准备和判断。比如说中日之间不断发生的台湾问题、琉球事件、壬午兵变、甲申政变等，清政府只是就事论事，得过且过，并不追究日本动作背后的原因，对中日关系的走向未能作出认真的正确的判断。
“一人对一国”
背后是清政府的腐朽
有一种观点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对一国”。
李鸿章对国际事务还是知道一点的，但是仍然对侵略手足无措。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很有名，但1888年成军以后就不再购进新的战舰，加上慈禧太后60大寿，修建圆明园挪用军费，使军费捉襟见肘，弹药严重不足。
在清政府总税务司工作的英国人赫德说：“北洋水师的克虏伯火炮没有炮弹，阿姆斯特朗的火炮又无火药。足够打一场几个钟头之久的大海战的炮弹，现在还没有到手。”
而根据《泰晤士报》记者当时的报告：日本在大战以前储存的弹药，比在一次对华战争中可能耗去的还要多，弹药非常充足。
并且，李鸿章管得了北洋舰队却管不了南洋舰队。清政府内各大臣意见相左，主战、主和争论不休，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相互攻讦：为了巩固光绪皇帝的地位，帝党主战，但是他们拿不出一点主意来；慈禧太后为了不耽误自己的60岁大庆，觉得能够和就和，支持李鸿章对日妥协。
而李鸿章当时相信外国的国际法，他始终认为日本不会先开战。
所以李鸿章一开始就总是想以外交调停来解决中日纠纷。中日形势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寄托于国际调停，他请俄、英、美参与调停，还请法、德调停，但是法国、德国都没有答应。实际上，俄、英、美背后也是支持日本的，所以李鸿章的调停都是白做。清政府始终是把战争的准备放在外交调停之上，是把“保全和局”的调停外交作为最后目标，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
日本也利用外交关系。但是日本是利用英俄矛盾——英国和俄国在远东有利益冲突，英国怕俄国在远东的势力进一步增加。日本在中间挑唆，使得英国后来保持中立。
我们可以想象，日本在战前已经做了多少年的准备，胜负不是很清楚了吗？
120年以后
我们仍有必要反思
在100多年以后，我们也仍然有必要反思：中国为什么会败？为什么消极对抗？这也和战争之前，两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有很重要的联系。
我总结有这么几点：
第一，就是中日两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中国由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后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在1860年代开展了洋务运动，但在社会发展阶段和改革效果上，中国尚不及幕府末期，更不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后的改革相比较。
第二，中日两国经济实力不同。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全国统一市场，颁布了宪法，召开了国会，建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机构；政府大臣大多数留学欧洲，或者到欧美各国考察过，建立了新式的陆海军，新式陆军加上预备役部队差不多有30万人，而中国完全是旧式军人。
第三，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同，这点之前已经说得很详尽了。
第四，两国战争的指导原则不同，日本是积极进攻，中方是消极防御。
第五，国际环境不同，当时的国际环境总体对中方不利。
甲午战争以来的中日国交的历史，战争多于和平，紧张多于友好。要创造和平多于战争，友好多于紧张的局面，中日两国人民都要经常回顾历史，牢记教训。
今天的中国，既不是第二次中日战争时的中国，更不是甲午年第一次中日战争时的中国，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居安思危，常有战备之思，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角度说，120年前的甲午战争，今天还在影响着中日两国，非常值得中日两国人民思考，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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