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的距离之远是在采访毕飞宇之后发觉的。生于1964年的毕飞宇和我是大学校友。我入校时他已毕业两年。除了是校友之外，和他还算是有点渊源，在校时我负责的大学生文学社前身的创始人便是毕飞宇，而后他曾对我发表的几首诗歌很欣赏，这曾让我陶醉很久。毕业后的毕飞宇在南京开始了教书生涯，后又做了《南京日报》的记者，现在是《雨花》杂志社的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其实从我打算采访毕飞宇到此次成行，也有近两年的时间了。当初打算采访他纯粹是1999年我的节目《人物周刊》的需要，而今天的采访纯属个人行为了。因为我在的栏目早已与文化人相距遥远。借着诗人晓庆的沟通，一半为公一半为私，我与另一档节目的编导，还有晓庆，一行三人达成了采访毕飞宇的南京之行，直赴相约的凤凰台酒店。 电梯直达五楼，迈出电梯口，身外的车水马龙立刻远遁了，眼前是一个散发书香之所，这是在南京文化人中颇有口碑的凤凰台读书沙龙。身陷赭色方形的欧式沙发中，坐在我面前的便是毕飞宇，也许是因为校友或因为他曾算是泰州人的缘故，第一次与之谋面的我并没有觉得与这位文坛颇具实力的青年作家距离有多远。 显然，毕飞宇对着黑洞洞的摄像机早已习以为常，并问“一台机怎么照顾到主持人呢”，还问要不要白纸调白，一边把胸麦很熟练地夹上了满是口袋的绿背心。 开机了，摄像机里的磁带发出滋滋的转动声，我的思维顿时活跃起来。我哗拉拉地倒出我的开场白和随后一些套近乎的话，他很有耐心，并记起确实有这么个写诗的我，这让我感觉状态很放松，便时不时地眼神游离。这间五星级宾馆里的读书沙龙，精致得让你看不出装修过的痕迹，里外两间，近百个平方的样子，满眼都是高深莫测的书名，时不时还进来一两个衣着斐然的顾客，他们安静而有序，只是轻轻地翻阅他们感兴趣的书，他们含蓄的身影竟成了我们采访绝佳的背景。 对面的毕飞宇剪着极短又一丝不苟的平顶发，有一张略显疲惫消瘦的脸，还有不停比画着的长长手指，这些都在告诉我：这是一个典型的写字的人，认真、慎微、敏捷、感性。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毕飞宇的小说《上海往事》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只看过电影；还有就是他的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看过原文；后来又看过他的新小说《青衣》，感觉不错。采访之前，我特地调阅了一些毕飞宇的文字。拿文字与他的人对照，与他的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农村的父母对照，与他的生地兴化对照，与他辗转的经历对照，与影视所谓的“触电”之说对照，话题似乎很多很多，我却感觉话语像是一杯浓郁的咖啡被不断地加入水，水，开始显得淡然寡味。 他给我说南京城里栖息着的一群年轻作家，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亲疏远近，说他们不同的生活状态，说他离群索居与他们的不同。我若有所思的听着，作为一个一度向往成为作家的文学爱好者，我突然觉得做一个作家得首先把自己孤立起来，先要挖一个很深的坑，把自己思想里的记忆或者灵魂掩埋起来，到适当的时候就是你用语言能准确并与众不同表述每一点细微的时候，你就可以动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作家。 毕飞宇二十出头就开始写作了，我一直以为写作本来就与年龄与经历无关。有的人一生阅历丰富，人生坎坷，但很多记忆与灵感并没有在意，任其流逝，他也就无优势可言。毕飞宇的经历并不算坎坷，但他的很多记忆被深坑积淀了，发酵了，所以他掌握了文字的性灵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毕飞宇说自己运气好，是被几千字带上路的，一个出色的短篇同样有百万巨著的功效，它让毕飞宇几乎一夜成名。我喜欢他的短篇小说《是谁在深夜说话》，喜欢里面那句“江苏省兴化市第二建筑队终于驻扎在城墙边了”，作家的故土情节是常常令人感动的。毕飞宇生于兴化，不管怎样，他对兴化的记忆是深刻的，他在很多文章中对农村的描述大抵来源于出生地的记忆。 谈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毕飞宇原本冷峻的脸上开始有了笑意，就像一个母亲忙完了所有的活计，歇下来与人谈起她心爱孩子的童年趣事。出于采访的需要，来之前我又一次仔细地阅读了小说，那是一个水乡小镇上小男孩渴望母爱的故事，文字很朴实沉厚，根本不像一个年轻作家的手笔，印象中小说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还获了个什么电视奖。如今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字铺天盖地，他的这种朴素的叙事风格、朴素的故事真是不多见。我问毕飞宇，为什么读他的很多短篇小说，会觉得结尾很突然，就像一路赏花到精妙之处却被一座大山横亘眼前，让人有翻过去的欲望。毕飞宇说，这正是他追求的效果，在兴趣正浓之时，即使在最缓慢的速度和最轻盈的节奏里，你也能感受到那种从容而又雄浑的内在驱动，它停下来，你却飞了出去。真的是这样，我的感受与其他读者无异，但我依然不能理解作者留下的悬念究竟是好是坏，在追求极乐的时代，还有多少人愿意放弃轻松而选择思考呢，至少我更愿意多看些一眼可以看穿的文字。但听得出毕飞宇更愿意走自己的路，他的话语声微但坚定。 整整采访了一个小时，我们一口水也没喝，这个沙龙没有白开水，而最便宜的茶也要28元一杯。抬头看到书吧的墙壁上挂着赵薇和张艺谋的大幅照片，并附之文字介绍说他俩都曾在此处泡吧，并且张艺谋一下买走了3000余元的书籍，这可真让我们敬而远之。收拾机器的时候，正是下午四点来钟，此时的毕飞宇急急地向我们告辞，说要去接幼儿园的儿子。送走毕飞宇，我们几人不约而同地站到了窗户边，从窗口望去，南京城显得有些老态，满眼的自行车滚滚流淌，毕飞宇的身影一晃便融进了车流之中。
我与文学的距离之远是在采访毕飞宇之后发觉的。生于1964年的毕飞宇和我是大学校友。我入校时他已毕业两年。除了是校友之外，和他还算是有点渊源，在校时我负责的大学生文学社前身的创始人便是毕飞宇，而后他曾对我发表的几首诗歌很欣赏，这曾让我陶醉很久。毕业后的毕飞宇在南京开始了教书生涯，后又做了《南京日报》的记者，现在是《雨花》杂志社的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其实从我打算采访毕飞宇到此次成行，也有近两年的时间了。当初打算采访他纯粹是1999年我的节目《人物周刊》的需要，而今天的采访纯属个人行为了。因为我在的栏目早已与文化人相距遥远。借着诗人晓庆的沟通，一半为公一半为私，我与另一档节目的编导，还有晓庆，一行三人达成了采访毕飞宇的南京之行，直赴相约的凤凰台酒店。 电梯直达五楼，迈出电梯口，身外的车水马龙立刻远遁了，眼前是一个散发书香之所，这是在南京文化人中颇有口碑的凤凰台读书沙龙。身陷赭色方形的欧式沙发中，坐在我面前的便是毕飞宇，也许是因为校友或因为他曾算是泰州人的缘故，第一次与之谋面的我并没有觉得与这位文坛颇具实力的青年作家距离有多远。 显然，毕飞宇对着黑洞洞的摄像机早已习以为常，并问“一台机怎么照顾到主持人呢”，还问要不要白纸调白，一边把胸麦很熟练地夹上了满是口袋的绿背心。 开机了，摄像机里的磁带发出滋滋的转动声，我的思维顿时活跃起来。我哗拉拉地倒出我的开场白和随后一些套近乎的话，他很有耐心，并记起确实有这么个写诗的我，这让我感觉状态很放松，便时不时地眼神游离。这间五星级宾馆里的读书沙龙，精致得让你看不出装修过的痕迹，里外两间，近百个平方的样子，满眼都是高深莫测的书名，时不时还进来一两个衣着斐然的顾客，他们安静而有序，只是轻轻地翻阅他们感兴趣的书，他们含蓄的身影竟成了我们采访绝佳的背景。 对面的毕飞宇剪着极短又一丝不苟的平顶发，有一张略显疲惫消瘦的脸，还有不停比画着的长长手指，这些都在告诉我：这是一个典型的写字的人，认真、慎微、敏捷、感性。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毕飞宇的小说《上海往事》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只看过电影；还有就是他的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看过原文；后来又看过他的新小说《青衣》，感觉不错。采访之前，我特地调阅了一些毕飞宇的文字。拿文字与他的人对照，与他的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农村的父母对照，与他的生地兴化对照，与他辗转的经历对照，与影视所谓的“触电”之说对照，话题似乎很多很多，我却感觉话语像是一杯浓郁的咖啡被不断地加入水，水，开始显得淡然寡味。 他给我说南京城里栖息着的一群年轻作家，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亲疏远近，说他们不同的生活状态，说他离群索居与他们的不同。我若有所思的听着，作为一个一度向往成为作家的文学爱好者，我突然觉得做一个作家得首先把自己孤立起来，先要挖一个很深的坑，把自己思想里的记忆或者灵魂掩埋起来，到适当的时候就是你用语言能准确并与众不同表述每一点细微的时候，你就可以动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作家。 毕飞宇二十出头就开始写作了，我一直以为写作本来就与年龄与经历无关。有的人一生阅历丰富，人生坎坷，但很多记忆与灵感并没有在意，任其流逝，他也就无优势可言。毕飞宇的经历并不算坎坷，但他的很多记忆被深坑积淀了，发酵了，所以他掌握了文字的性灵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毕飞宇说自己运气好，是被几千字带上路的，一个出色的短篇同样有百万巨著的功效，它让毕飞宇几乎一夜成名。我喜欢他的短篇小说《是谁在深夜说话》，喜欢里面那句“江苏省兴化市第二建筑队终于驻扎在城墙边了”，作家的故土情节是常常令人感动的。毕飞宇生于兴化，不管怎样，他对兴化的记忆是深刻的，他在很多文章中对农村的描述大抵来源于出生地的记忆。 谈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毕飞宇原本冷峻的脸上开始有了笑意，就像一个母亲忙完了所有的活计，歇下来与人谈起她心爱孩子的童年趣事。出于采访的需要，来之前我又一次仔细地阅读了小说，那是一个水乡小镇上小男孩渴望母爱的故事，文字很朴实沉厚，根本不像一个年轻作家的手笔，印象中小说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还获了个什么电视奖。如今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字铺天盖地，他的这种朴素的叙事风格、朴素的故事真是不多见。我问毕飞宇，为什么读他的很多短篇小说，会觉得结尾很突然，就像一路赏花到精妙之处却被一座大山横亘眼前，让人有翻过去的欲望。毕飞宇说，这正是他追求的效果，在兴趣正浓之时，即使在最缓慢的速度和最轻盈的节奏里，你也能感受到那种从容而又雄浑的内在驱动，它停下来，你却飞了出去。真的是这样，我的感受与其他读者无异，但我依然不能理解作者留下的悬念究竟是好是坏，在追求极乐的时代，还有多少人愿意放弃轻松而选择思考呢，至少我更愿意多看些一眼可以看穿的文字。但听得出毕飞宇更愿意走自己的路，他的话语声微但坚定。 整整采访了一个小时，我们一口水也没喝，这个沙龙没有白开水，而最便宜的茶也要28元一杯。抬头看到书吧的墙壁上挂着赵薇和张艺谋的大幅照片，并附之文字介绍说他俩都曾在此处泡吧，并且张艺谋一下买走了3000余元的书籍，这可真让我们敬而远之。收拾机器的时候，正是下午四点来钟，此时的毕飞宇急急地向我们告辞，说要去接幼儿园的儿子。送走毕飞宇，我们几人不约而同地站到了窗户边，从窗口望去，南京城显得有些老态，满眼的自行车滚滚流淌，毕飞宇的身影一晃便融进了车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