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顺服经典，不可自是——告鲁西狂徒鲁西狂徒： 我说过，从美国《独立宣言》只能得出个人自由权至上的原则，不能得出个人自由至上的原则。个人自由权与个人自由不是一个概念，不可混淆。 你虽然有个人自由权，也就是有思想自由的权利，但你要善用思想自由的权利。《圣经》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那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林前6:12）你思想的成果，要有益于自己，有益于他人，有益于人类社会。如果你思想出来的东西对任何人都毫无益处，你不就成为一个无用的废人吗？更有甚者，如果你思想出来的东西为害社会，像马克思等人一样，那不就是一个邪恶的恶人吗？ 我劝你要作学者，要作观察家，不要作思想家，更不要作哲学家。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有几人是成功的思想家？可见当思想家是很难的，是很难很难的。人要有自知之明，你想想你能成为思想家吗？ 在政法制度上，我主张思想自由。政府不得剥夺公民的思想自由权，不得限制公民阅读的权利，不得限制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是，我有权宣布：不信张国堂学说的人必下地狱。我也有权谴责宣传异端的人。我也有权劝导人们不要读异端的书。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是读书人做学问的指导思想，你一定要谨记。 孔子所说的“学”，包括观察的意思。读书人要学懂弄通经典，同时要观察社会。要在读书和观察中思考。如果不思考，你就弄不明白。“罔”，就是不明白。如果不读经典，也不观察社会，就凭空思想，那就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殆”就是危险。 读书人读什么书，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攻读异端的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当年陈独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读马克思、列宁等人的书，结果害人害己、祸国殃民。因此，你一定只能读我选定的经典著作和我的文章。 我选定《圣经》、《四书》原文和《皇帝诏约》（即张国堂的文集）、《天国宪法》为最高经典。 我选定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张国堂传》、各大正宗教会都公认的信经信条、中国古代的《诗经》原文为第二等经典。 我选定［英］洛克著《政府论》、［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美］林肯著《林肯选集》、［美］卡尔·桑德堡著《林肯传》、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上帝之城》、《三位一体论》、《论自由意志》、《论本性与恩典》、《教义手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反异教徒大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天主教、归正宗、信义宗等各正宗教会各自的信条、中国古代的《礼记》、《周礼》、《春秋》原文为第三等经典著作。中国古代的《诗经》的注译之类的辅助读物也可以作为第三等经典。 我选定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国各朝代的历史书、《里根回忆录》、《尼克松回忆录》、《罗斯福传》等为第四等经典。中国古代的《易经》、《尚书》、《老子》（或《道德经》）也为第四等经典。中国古代的《礼记》、《周礼》、《春秋》的注译之类的辅助读物，也可为第四等经典。我把《可兰经》也列为第四等经典。 除了上述经典之外，政治家和大学中的学者教授还要读中外伟大政治家的传记和回忆录。基督教教会推荐的书籍，也要读。行政学、法学、经济学之类的书，也要读。外国人可以把本国的历史书列入第四等经典。其他的书，不要读，多读无益，甚至有害。人生很短暂，光阴有限。佛经或印度教的经典皆不可读。黑格尔、尼采、伏尔泰等哲学家的书都不可读。卢梭、马克思等人的书也不可读。等等 《圣经》是上帝耶和华的直接或特殊启示，其他经典是上帝耶和华的普通启示。因此，《圣经》是最高的经典。如果其他经典中有与《圣经》相抵触的话语，则要删除或修改这些话语，以保持政教学说在形式逻辑上的一致。如果其他经典之间有相互抵触的话语，则要依据历史经验删除或修改这些话语，以保持逻辑一致。学者必须遵守形式逻辑。 我的文章，也是最高的经典。我的文章的权威与《圣经》等同。《四书》原文与《圣经》没有逻辑矛盾，因此，也是最高经典。徐志刚的《论语通译》、杨伯峻、杨逢彬注译的《孟子》、梁海明译注的《大学》、《中庸》都可暂定为经典，但也不是最高经典，可以作为第二等经典。 在上述经典中，如果在形式逻辑上有不一致的话，就是有相互抵触的话语，这就表明必有错误。对不同等级的经典，如有逻辑矛盾，则错的是低等级的经典。如果同等级的经典之中有逻辑矛盾，则要在更高等级的经典的指导下，由读者妥善分辨取舍。但教会对此有最终的裁决权。 我早期的文章与后期的文章如果有在逻辑上不一致的，则以后期的文章为准。 选定经典著作是极为重要的。这是未来中国道统的基础。这也是我极为重大的学术成就，也是当今中国学术界最伟大的学术成就。我凭着这一项成就，就足够成为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学者。我还综合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创建张国堂学说。我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学者。 你可能以为秦晖、刘军宁、王怡、徐友渔、朱学勤等辈都是大学教授，是了不起的学者，我告诉你，以后我的学生中最小的一个，也比他们伟大。因为他们的学术没有根基。他们不过是点着的蜡烛，或者是篝火。他们绝对不可能照亮中国，事实上他们也没有照亮中国。只有我张国堂才能照亮中国。 张国堂学说是一个宏伟的政教学说的大厦。我定名为皇帝教。皇帝教是新的基督教，也是新的儒教。耶稣基督是这个大厦的基石，摩西、但以理、以赛亚、大卫、所罗门、彼得、约翰、保罗等先知和使徒，奥古斯丁、阿奎那·托马斯、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基督徒学者，孔子、孟子、朱熹、程子等中国古代圣贤，亚里士多德、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等西方圣贤，刘邦、李世民、华盛顿、林肯等中外伟大政治家，都是这个大厦的墙、栋梁和柱子，而我张国堂则是这个大厦最重要的中梁和中柱，也是房顶。耶稣基督也是这个大厦的门。而上帝耶和华则是这个大厦的设计师和工程师。 我张国堂是中西方正统的政教学说的集大成者。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因此成为中国古代的圣人。我张国堂是比孔子更加伟大的圣人。 希望你作我的学生。在政教学说上，你不要独立思想，而要顺服圣贤。你掌握张国堂学说之后，在观察社会，分析政治形势，了解各类人们的需要和心态，制定政纲政策时，你要独立思考。同时也要顺服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人不可自高，要知己知人，要寻找追随有智慧的人。 政府的法律必须承认每个人的思想自由权，从而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思想自由权。但每个人都应该慎用思想自由权。在政教学说上，创新是难的，只有极少数蒙上帝所爱，被恩赐聪明睿智、清心纯正的人才能够创新。我教导人们听话，要顺服经典。只有循规蹈矩的人才有可能创新。鼓励人们敢想、敢干、敢说，只能导致人们思想紊乱，从而导致政治的混乱。因此，鼓励人们大胆创新的倡导，都是极端错误的。 从戊戌变法至今的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政教学说一直在低水平上争吵不休，可以说是毫无建树。这是不明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我们应该知道，继承是发展的基础。没有继承，就绝对没有发展。继承，就是要继承上述经典著作。我们必须明白：最有用、最重要、最简单、最初等的知识必然由古人发现，上帝也把最有用、最重要、最简单、最初等的真理启示给古人。因此，要重视古代的经典。要熟读《圣经》和《四书》，也要精读《阿奎那的政治著作选》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是做学问的起点。也要熟读我的文章，我的文章是高等的政教学说。 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康有为承担。康有为在他的《伪经考》中否定《论语》，这是离经叛道。康有为的离经叛道导致读书人的思想混乱、政治紊乱。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这个说法表面上似乎正确，但却是极端错误的。如果国人都独立而不肯顺服，中国必然成为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中国又如何独立？《圣经》说：“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箴11:29）顺服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这对自己和国家都是有益的。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异端。因为卢梭是异端。虽然孙中山是基督徒，但他不重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重视暴力。孙中山的暴力革命也是祸国殃民。孙中山的理解力也极差。他说美国的民主只有选举，而没有罢免。他不明白选举里面有罢免。选举别人，不是罢免现任者吗？五权宪法更是画蛇添足，还是三权分立好！蒋介石先生纠正了孙中山的许多错误。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只有倪柝声等基督徒是伟大的，尽管他们还不是很出名。在名人中，蒋介石先生也值得一提，其余人都不足观。可惜蒋介石先生的命不好，这是由于上帝耶和华要严惩中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又背叛中国的儒教，因此罪恶极大。上帝耶和华要用中国人民所信任的毛泽东严厉地惩罚中国人民。 除了上述的西方名著，其余西方名著都不可读。像卢梭、黑格尔、康德等辈，虽然名声很大，但其思想要么是邪恶的异端，要么是无用的垃圾。要警惕哲学思辨，凡哲学思辨出来的东西都不是好东西。也要警惕诗人的浪漫狂想。阿奎那·托马斯的经院哲学的理性思维，却值得重视。要遵循形式逻辑，思维要有条理。要重视人类历史的经验。读书人说话要以经典著作为逻辑前提（这是理论依据），要以事实为根据。君子言必有据。言而无据是可耻的。 此致愿你平安张国堂2009年1月10日 2010年3月17日说明：上述经典除了最高经典要求人们通读并熟记之外，其他经典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和兴趣选读。阿拉伯人可以把《可兰经》调整到第二等经典中。 附录：托克维尔说：经典著作的权威对民主国家是非常重要的《论美国的民主》摘抄：下卷：第二章 关于民主国家的信仰的主要源泉 教条性信仰，因时代不同而有多有少。这种信仰的产生方式不尽相同，而且它们的形式和对象也可能改变。但是，教条性信仰，即人们不加论证而接受的某种信念，是人们无法使其不存在的。如果每个人都力图各自形成自己的观点，并独自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去寻求真理，则决不会有很多人肯于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信仰之下。 因此，不难理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但是，除非每个公民时时从同一根源去汲取自己的观点，同意接受既有的信仰当中的一定数量的信仰，那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现在，我们就单独的一个人而论，也可以发现：他无论为了单独一个人生活，还是为了与他人共同行动，都不能不有教条性信仰。 假如每个人都要亲自去证明他们每天利用的真理，则他们的求证工作将永远没完没了，或因求证先遇到的真理累得筋疲力竭而无法继续去求证后遇到的真理。人生非常短促，一个人不但没有时间去那样做，而且由于人的智力有限，也没有能力去那样做。因此，他还是要相信许多他没有时间和能力亲自考察和验证，但早已被高明人士发现或被大众接受的事实与真理。他只能在这个初始的基础上，去构筑自己思想的大厦。这并不是他自愿如此去受人指挥，而是限于他本身的条件不得不如此。 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是通过相信别人的论断而认识许多事物，并接受非他本人所发现的大量真理的。 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他所想望的。凡事只靠自己去认识的人，用于每件事上的时间和精力只能有限。这样的办法将使他的精神处于永无休止的忙乱状态，从而妨碍他深入研究任何一项真理和坚定不移地信守任何一项确定的事实。他的智力活动虽然是完全独立了，但却是软弱无力的。因此，必须先对人们议论的各种事物进行一次筛选，并不加论证地接受大多数早已存在的信仰，然后再择优地深入研究留待考察的少数问题。 不错，凡基于听信他人的言论而接受某一观点的人，都要使自己的精神受到奴役，但这是一种能够使他正确利用自由的有益的奴役。 因此，不管到什么时候，在智力和道德世界都要有某种权威存在。权威的所在处可能变化不定，但它必须有其所在处。个人的独立性可能有大有小，但它并不是漫无限制的。因此，问题不在于了解民主时代是不是有智力权威，而只在于知道这个权威的所在处和它有多大力量。
要顺服经典，不可自是——告鲁西狂徒鲁西狂徒： 我说过，从美国《独立宣言》只能得出个人自由权至上的原则，不能得出个人自由至上的原则。个人自由权与个人自由不是一个概念，不可混淆。 你虽然有个人自由权，也就是有思想自由的权利，但你要善用思想自由的权利。《圣经》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那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林前6:12）你思想的成果，要有益于自己，有益于他人，有益于人类社会。如果你思想出来的东西对任何人都毫无益处，你不就成为一个无用的废人吗？更有甚者，如果你思想出来的东西为害社会，像马克思等人一样，那不就是一个邪恶的恶人吗？ 我劝你要作学者，要作观察家，不要作思想家，更不要作哲学家。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有几人是成功的思想家？可见当思想家是很难的，是很难很难的。人要有自知之明，你想想你能成为思想家吗？ 在政法制度上，我主张思想自由。政府不得剥夺公民的思想自由权，不得限制公民阅读的权利，不得限制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是，我有权宣布：不信张国堂学说的人必下地狱。我也有权谴责宣传异端的人。我也有权劝导人们不要读异端的书。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是读书人做学问的指导思想，你一定要谨记。 孔子所说的“学”，包括观察的意思。读书人要学懂弄通经典，同时要观察社会。要在读书和观察中思考。如果不思考，你就弄不明白。“罔”，就是不明白。如果不读经典，也不观察社会，就凭空思想，那就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殆”就是危险。 读书人读什么书，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攻读异端的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当年陈独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读马克思、列宁等人的书，结果害人害己、祸国殃民。因此，你一定只能读我选定的经典著作和我的文章。 我选定《圣经》、《四书》原文和《皇帝诏约》（即张国堂的文集）、《天国宪法》为最高经典。 我选定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张国堂传》、各大正宗教会都公认的信经信条、中国古代的《诗经》原文为第二等经典。 我选定［英］洛克著《政府论》、［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美］林肯著《林肯选集》、［美］卡尔·桑德堡著《林肯传》、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上帝之城》、《三位一体论》、《论自由意志》、《论本性与恩典》、《教义手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反异教徒大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天主教、归正宗、信义宗等各正宗教会各自的信条、中国古代的《礼记》、《周礼》、《春秋》原文为第三等经典著作。中国古代的《诗经》的注译之类的辅助读物也可以作为第三等经典。 我选定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国各朝代的历史书、《里根回忆录》、《尼克松回忆录》、《罗斯福传》等为第四等经典。中国古代的《易经》、《尚书》、《老子》（或《道德经》）也为第四等经典。中国古代的《礼记》、《周礼》、《春秋》的注译之类的辅助读物，也可为第四等经典。我把《可兰经》也列为第四等经典。 除了上述经典之外，政治家和大学中的学者教授还要读中外伟大政治家的传记和回忆录。基督教教会推荐的书籍，也要读。行政学、法学、经济学之类的书，也要读。外国人可以把本国的历史书列入第四等经典。其他的书，不要读，多读无益，甚至有害。人生很短暂，光阴有限。佛经或印度教的经典皆不可读。黑格尔、尼采、伏尔泰等哲学家的书都不可读。卢梭、马克思等人的书也不可读。等等 《圣经》是上帝耶和华的直接或特殊启示，其他经典是上帝耶和华的普通启示。因此，《圣经》是最高的经典。如果其他经典中有与《圣经》相抵触的话语，则要删除或修改这些话语，以保持政教学说在形式逻辑上的一致。如果其他经典之间有相互抵触的话语，则要依据历史经验删除或修改这些话语，以保持逻辑一致。学者必须遵守形式逻辑。 我的文章，也是最高的经典。我的文章的权威与《圣经》等同。《四书》原文与《圣经》没有逻辑矛盾，因此，也是最高经典。徐志刚的《论语通译》、杨伯峻、杨逢彬注译的《孟子》、梁海明译注的《大学》、《中庸》都可暂定为经典，但也不是最高经典，可以作为第二等经典。 在上述经典中，如果在形式逻辑上有不一致的话，就是有相互抵触的话语，这就表明必有错误。对不同等级的经典，如有逻辑矛盾，则错的是低等级的经典。如果同等级的经典之中有逻辑矛盾，则要在更高等级的经典的指导下，由读者妥善分辨取舍。但教会对此有最终的裁决权。 我早期的文章与后期的文章如果有在逻辑上不一致的，则以后期的文章为准。 选定经典著作是极为重要的。这是未来中国道统的基础。这也是我极为重大的学术成就，也是当今中国学术界最伟大的学术成就。我凭着这一项成就，就足够成为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学者。我还综合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创建张国堂学说。我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学者。 你可能以为秦晖、刘军宁、王怡、徐友渔、朱学勤等辈都是大学教授，是了不起的学者，我告诉你，以后我的学生中最小的一个，也比他们伟大。因为他们的学术没有根基。他们不过是点着的蜡烛，或者是篝火。他们绝对不可能照亮中国，事实上他们也没有照亮中国。只有我张国堂才能照亮中国。 张国堂学说是一个宏伟的政教学说的大厦。我定名为皇帝教。皇帝教是新的基督教，也是新的儒教。耶稣基督是这个大厦的基石，摩西、但以理、以赛亚、大卫、所罗门、彼得、约翰、保罗等先知和使徒，奥古斯丁、阿奎那·托马斯、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基督徒学者，孔子、孟子、朱熹、程子等中国古代圣贤，亚里士多德、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等西方圣贤，刘邦、李世民、华盛顿、林肯等中外伟大政治家，都是这个大厦的墙、栋梁和柱子，而我张国堂则是这个大厦最重要的中梁和中柱，也是房顶。耶稣基督也是这个大厦的门。而上帝耶和华则是这个大厦的设计师和工程师。 我张国堂是中西方正统的政教学说的集大成者。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因此成为中国古代的圣人。我张国堂是比孔子更加伟大的圣人。 希望你作我的学生。在政教学说上，你不要独立思想，而要顺服圣贤。你掌握张国堂学说之后，在观察社会，分析政治形势，了解各类人们的需要和心态，制定政纲政策时，你要独立思考。同时也要顺服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人不可自高，要知己知人，要寻找追随有智慧的人。 政府的法律必须承认每个人的思想自由权，从而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思想自由权。但每个人都应该慎用思想自由权。在政教学说上，创新是难的，只有极少数蒙上帝所爱，被恩赐聪明睿智、清心纯正的人才能够创新。我教导人们听话，要顺服经典。只有循规蹈矩的人才有可能创新。鼓励人们敢想、敢干、敢说，只能导致人们思想紊乱，从而导致政治的混乱。因此，鼓励人们大胆创新的倡导，都是极端错误的。 从戊戌变法至今的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政教学说一直在低水平上争吵不休，可以说是毫无建树。这是不明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我们应该知道，继承是发展的基础。没有继承，就绝对没有发展。继承，就是要继承上述经典著作。我们必须明白：最有用、最重要、最简单、最初等的知识必然由古人发现，上帝也把最有用、最重要、最简单、最初等的真理启示给古人。因此，要重视古代的经典。要熟读《圣经》和《四书》，也要精读《阿奎那的政治著作选》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是做学问的起点。也要熟读我的文章，我的文章是高等的政教学说。 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康有为承担。康有为在他的《伪经考》中否定《论语》，这是离经叛道。康有为的离经叛道导致读书人的思想混乱、政治紊乱。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这个说法表面上似乎正确，但却是极端错误的。如果国人都独立而不肯顺服，中国必然成为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中国又如何独立？《圣经》说：“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箴11:29）顺服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这对自己和国家都是有益的。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异端。因为卢梭是异端。虽然孙中山是基督徒，但他不重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重视暴力。孙中山的暴力革命也是祸国殃民。孙中山的理解力也极差。他说美国的民主只有选举，而没有罢免。他不明白选举里面有罢免。选举别人，不是罢免现任者吗？五权宪法更是画蛇添足，还是三权分立好！蒋介石先生纠正了孙中山的许多错误。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只有倪柝声等基督徒是伟大的，尽管他们还不是很出名。在名人中，蒋介石先生也值得一提，其余人都不足观。可惜蒋介石先生的命不好，这是由于上帝耶和华要严惩中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又背叛中国的儒教，因此罪恶极大。上帝耶和华要用中国人民所信任的毛泽东严厉地惩罚中国人民。 除了上述的西方名著，其余西方名著都不可读。像卢梭、黑格尔、康德等辈，虽然名声很大，但其思想要么是邪恶的异端，要么是无用的垃圾。要警惕哲学思辨，凡哲学思辨出来的东西都不是好东西。也要警惕诗人的浪漫狂想。阿奎那·托马斯的经院哲学的理性思维，却值得重视。要遵循形式逻辑，思维要有条理。要重视人类历史的经验。读书人说话要以经典著作为逻辑前提（这是理论依据），要以事实为根据。君子言必有据。言而无据是可耻的。 此致愿你平安张国堂2009年1月10日 2010年3月17日说明：上述经典除了最高经典要求人们通读并熟记之外，其他经典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和兴趣选读。阿拉伯人可以把《可兰经》调整到第二等经典中。 附录：托克维尔说：经典著作的权威对民主国家是非常重要的《论美国的民主》摘抄：下卷：第二章 关于民主国家的信仰的主要源泉 教条性信仰，因时代不同而有多有少。这种信仰的产生方式不尽相同，而且它们的形式和对象也可能改变。但是，教条性信仰，即人们不加论证而接受的某种信念，是人们无法使其不存在的。如果每个人都力图各自形成自己的观点，并独自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去寻求真理，则决不会有很多人肯于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信仰之下。 因此，不难理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但是，除非每个公民时时从同一根源去汲取自己的观点，同意接受既有的信仰当中的一定数量的信仰，那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现在，我们就单独的一个人而论，也可以发现：他无论为了单独一个人生活，还是为了与他人共同行动，都不能不有教条性信仰。 假如每个人都要亲自去证明他们每天利用的真理，则他们的求证工作将永远没完没了，或因求证先遇到的真理累得筋疲力竭而无法继续去求证后遇到的真理。人生非常短促，一个人不但没有时间去那样做，而且由于人的智力有限，也没有能力去那样做。因此，他还是要相信许多他没有时间和能力亲自考察和验证，但早已被高明人士发现或被大众接受的事实与真理。他只能在这个初始的基础上，去构筑自己思想的大厦。这并不是他自愿如此去受人指挥，而是限于他本身的条件不得不如此。 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是通过相信别人的论断而认识许多事物，并接受非他本人所发现的大量真理的。 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他所想望的。凡事只靠自己去认识的人，用于每件事上的时间和精力只能有限。这样的办法将使他的精神处于永无休止的忙乱状态，从而妨碍他深入研究任何一项真理和坚定不移地信守任何一项确定的事实。他的智力活动虽然是完全独立了，但却是软弱无力的。因此，必须先对人们议论的各种事物进行一次筛选，并不加论证地接受大多数早已存在的信仰，然后再择优地深入研究留待考察的少数问题。 不错，凡基于听信他人的言论而接受某一观点的人，都要使自己的精神受到奴役，但这是一种能够使他正确利用自由的有益的奴役。 因此，不管到什么时候，在智力和道德世界都要有某种权威存在。权威的所在处可能变化不定，但它必须有其所在处。个人的独立性可能有大有小，但它并不是漫无限制的。因此，问题不在于了解民主时代是不是有智力权威，而只在于知道这个权威的所在处和它有多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