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 1886― 1967）曾写过一行不朽的警句：“In me the tiger sniffe the rose.”勉强把它译成中文，便是：“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如果一行诗句可以代表一种诗派（有一本英国文学史曾举柯立治“忽必烈汗”中的三行诗句：“好一处蛮荒的所在！如此的圣洁、鬼怪，/像在那残月之下，/有一个女人在哭她幽冥的欢爱！”为浪漫诗派的代表），我就愿举这行诗为象征诗派艺术的代表。每次念及，我不禁想起法国现代画家昂利・卢梭（Henri Rousseau，1844―1910）的杰作“沉睡的吉普赛人”。假使卢梭当日所画的不是雄狮逼视着梦中的浪子，而是猛虎在细嗅含苞的蔷薇，我相信，这幅画同样会成为杰作。借乎卢梭逝世，而萨松尚未成名。 我说这行诗是象征诗派的代表，因为它具体而又微妙地表现出许多哲学家所无法说清的话；它表现出人性里两种相对的本质，但同时更表现出那两种相对的本质的调和。假使他把原诗写成了“我心里有猛虎雄踞在花旁”，那就会显得呆笨，死板，徒然加强了人性的内在矛盾。只有原诗才算恰到好处，因为猛虎象征人性的一方面，蔷薇象征人性的另一面，而“细嗅”刚刚象征着两者的关系，两者的调和与统一。 原来人性含有两面：其一是男性的，其一是女性的；其一如苍鹰，如飞瀑，如怒马；其一如夜莺，如静池，如驯羊。所谓雄伟和秀美，所谓外向和内向，所谓戏剧型的和图画型的，所谓戴奥尼苏斯艺术和阿波罗艺术，所谓“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所谓“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和“大江东去”，一句话，姚姬传所谓的阳刚和阴柔，都无非是这两种气质的注脚。两者粗看若相反，实则乃相成。实际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兼有这两种气质，只是比例不同而已。 东坡有幕士，尝谓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他显然因此种阳刚和阴柔之分而感到自豪。其实东坡之词何尝都是“大江东去”？“笑渐不闻声渐杳，多情却被无情恼”；“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这些词句，恐怕也只合十七八女郎曼声低唱吧？而柳永的词句：“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以及“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机高举。”又是何等境界！就是晓风残月的上半阕那一句“暮霭沉沉楚天阔”，谁能说它竟是阴柔？他如王维以清淡胜，却写过“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诗句；辛弃疾以沉雄胜，却写过“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的词句。再如浪漫诗人济慈和雪莱，无疑地都是阴柔的了。可是清啭的夜莺也曾唱过：“或是像精壮的科德慈，怒着鹰眼，凝视在太平洋上。”就是在那阴柔到了极点的“夜莺曲”里，也还有这样的句子。“同样的歌声时常――迷住了神怪的长窗――那荒僻妖土的长窗――俯临在惊险的海上。”至于那只云雀，他那“西风歌”里所蕴藏的力量，简直是排山倒海，雷霆万钧！还有那一首十四行诗“阿西曼地亚斯”（ozymandias）除了表现艺术不朽的思想不说，只其气象之伟大，魄力之雄浑，已可匹敌太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也就是因为人性里面，多多少少地含有这相对的两种气质，许多人才能够欣赏和自己气质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人。例如在英国，华兹华斯欣赏密尔顿；拜伦欣赏顶普吕夏绿蒂；白朗戴欣赏萨克瑞；史哥德欣赏简・奥斯丁；史云朋欣赏兰道；兰道欣赏白朗宁。在我国，辛弃疾欣赏李清照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是平时为什么我们提起一个人，就觉得他是阳刚，而提起另一个人，又觉得他是阴柔呢？这是因为各人心里的猛虎和蔷薇所成的形势不同。有人的心原是虎穴，穴口的几朵蔷薇免不了猛虎的践踏；有人的心原是花园，园中的猛虎不免给那一片香潮醉倒。所以前者气质近于阳刚，而后者气质近于阴柔。然而踏碎了的蔷薇犹能盛开，醉倒了的猛虎有时醒来。所以霸王有时悲歌，弱女有时杀贼；梅村，子山晚作悲凉，萨松在第一次大战后出版了低调的“心旅”（The Heart，s Journey）。“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人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孤星。有猛虎，才能创造慷慨悲歌的英雄事业；涵蔓耿介拔俗的志士胸怀，才能做到孟郊所谓的――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同时人生又是幽谷，有蔷薇才能烛隐显幽，体贴入微；有蔷薇才能看到苍蝇控脚，蜘蛛吐丝，才能听到暮色潜动，春草萌芽，才能做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在人性的国度里，一只真正的猛虎应该能充分地欣赏蔷薇，而一朵真正的蔷薇也应该能充分地尊敬猛虎；微蔷薇，猛虎变成了菲力斯旦（Philistine）；微猛虎，蔷薇变成了懦夫。韩黎诗：“受尽了命运那巨棒的痛打，我的头在流血，但不曾垂下！”华兹华斯诗：“最微小的花朵对于我，能激起非泪水所能表现的深思。”完整的人生应该兼有这两种至高的境界。一个人到了这种境界，他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能微笑也能痛哭，能像廿世纪人一样的复杂，也能像亚当夏娃一样的纯真，一句话，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一九五二年十月廿四日夜 （选自《余光中全集》） 余光中语录 1. 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2. 散文有如地球，诗有如月亮：月球被地球所吸引，绕地球旋转，成为卫星，但地球也不能把月球吸得更近，力的平衡便长此维持；另一方面，月球对地球的吸引力，也形成了海潮。 3. 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诗，是一切艺术的入场券。 4. 散文可以向诗学一点生动的意象，活泼的节奏，和虚实相济的艺术，然而散文毕竟非诗。旗可以迎风而舞，却不可随风而去，更不能变成风。把散文写成诗，正如把诗写成散文，都不是好事。 一、极简的生活 余光中在思想上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他不烟不酒，一杯茶足矣，过的是清教徒式的生活。机械得连吃饭都上固定的餐馆，点菜都是千篇一律。他是当年办《文学杂志》的朋友中惟一一个不上牌桌的人。他不想见那些不必见的人，因为他既不求官，也不竞选。对有共同旨趣的朋友，他盛情接纳，在香港七年，他的家几近成为台湾会馆，人称“沙田孟尝君”。对话不投机者，则三句嫌多，道不同不与为谋。但他确实又是一位冷面热心者，很会善解人意，乐于提携有才情的朋友与后学。余光中文章写得好，人品又高尚，他晚年供职的高雄中山大学，校长把他当做镇校之宝，请他在运动衫、雨伞上题字，以赠来宾。而余光中自己“不喜欢在媒体上晃来晃去”，他是一位唯美主义者，追求心灵一片净土。 二、幽默、平易近人的长者 余光中说他生就一副“不列颠的脸”，西装、领带，洋气十足，外表一本正经；但他的锦心绣口是有名的。他把谐趣作为社交场合一件漂亮的服饰。他刚到中山大学执教，他称女研究生们为“村姑”，毕业后这些女弟子们相约来为他祝寿，他对“村姑们”说：“不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用了。写介绍信啦，作证婚人啦，为宝宝取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说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学生们把听他的课当做一种享受。他是诗文大家，一次饭桌上论道，他说菜单是诗歌，账单是散文。自己却戏言：“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为了娱人；写批评，尤其是写序，为了娱友；翻译，是为了娱妻，因为翻译的工作平稳，收入可靠。”又说：“这四样东西的版权将来正好分给四个女儿”……余光中的家庭是女性世界。他戏说他与五个女人为伍，戏称余宅是“女生宿舍”，他是“舍监”……他的谐趣尽现在他洋洋洒洒的文字中，《我的四个假想敌》在清淡中蕴深情，读之无不捧腹、喷饭！ （选编自《文摘周报》《余光中传――茱萸的孩子》）
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 1886― 1967）曾写过一行不朽的警句：“In me the tiger sniffe the rose.”勉强把它译成中文，便是：“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如果一行诗句可以代表一种诗派（有一本英国文学史曾举柯立治“忽必烈汗”中的三行诗句：“好一处蛮荒的所在！如此的圣洁、鬼怪，/像在那残月之下，/有一个女人在哭她幽冥的欢爱！”为浪漫诗派的代表），我就愿举这行诗为象征诗派艺术的代表。每次念及，我不禁想起法国现代画家昂利・卢梭（Henri Rousseau，1844―1910）的杰作“沉睡的吉普赛人”。假使卢梭当日所画的不是雄狮逼视着梦中的浪子，而是猛虎在细嗅含苞的蔷薇，我相信，这幅画同样会成为杰作。借乎卢梭逝世，而萨松尚未成名。 我说这行诗是象征诗派的代表，因为它具体而又微妙地表现出许多哲学家所无法说清的话；它表现出人性里两种相对的本质，但同时更表现出那两种相对的本质的调和。假使他把原诗写成了“我心里有猛虎雄踞在花旁”，那就会显得呆笨，死板，徒然加强了人性的内在矛盾。只有原诗才算恰到好处，因为猛虎象征人性的一方面，蔷薇象征人性的另一面，而“细嗅”刚刚象征着两者的关系，两者的调和与统一。 原来人性含有两面：其一是男性的，其一是女性的；其一如苍鹰，如飞瀑，如怒马；其一如夜莺，如静池，如驯羊。所谓雄伟和秀美，所谓外向和内向，所谓戏剧型的和图画型的，所谓戴奥尼苏斯艺术和阿波罗艺术，所谓“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所谓“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和“大江东去”，一句话，姚姬传所谓的阳刚和阴柔，都无非是这两种气质的注脚。两者粗看若相反，实则乃相成。实际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兼有这两种气质，只是比例不同而已。 东坡有幕士，尝谓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他显然因此种阳刚和阴柔之分而感到自豪。其实东坡之词何尝都是“大江东去”？“笑渐不闻声渐杳，多情却被无情恼”；“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这些词句，恐怕也只合十七八女郎曼声低唱吧？而柳永的词句：“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以及“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机高举。”又是何等境界！就是晓风残月的上半阕那一句“暮霭沉沉楚天阔”，谁能说它竟是阴柔？他如王维以清淡胜，却写过“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诗句；辛弃疾以沉雄胜，却写过“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的词句。再如浪漫诗人济慈和雪莱，无疑地都是阴柔的了。可是清啭的夜莺也曾唱过：“或是像精壮的科德慈，怒着鹰眼，凝视在太平洋上。”就是在那阴柔到了极点的“夜莺曲”里，也还有这样的句子。“同样的歌声时常――迷住了神怪的长窗――那荒僻妖土的长窗――俯临在惊险的海上。”至于那只云雀，他那“西风歌”里所蕴藏的力量，简直是排山倒海，雷霆万钧！还有那一首十四行诗“阿西曼地亚斯”（ozymandias）除了表现艺术不朽的思想不说，只其气象之伟大，魄力之雄浑，已可匹敌太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也就是因为人性里面，多多少少地含有这相对的两种气质，许多人才能够欣赏和自己气质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人。例如在英国，华兹华斯欣赏密尔顿；拜伦欣赏顶普吕夏绿蒂；白朗戴欣赏萨克瑞；史哥德欣赏简・奥斯丁；史云朋欣赏兰道；兰道欣赏白朗宁。在我国，辛弃疾欣赏李清照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是平时为什么我们提起一个人，就觉得他是阳刚，而提起另一个人，又觉得他是阴柔呢？这是因为各人心里的猛虎和蔷薇所成的形势不同。有人的心原是虎穴，穴口的几朵蔷薇免不了猛虎的践踏；有人的心原是花园，园中的猛虎不免给那一片香潮醉倒。所以前者气质近于阳刚，而后者气质近于阴柔。然而踏碎了的蔷薇犹能盛开，醉倒了的猛虎有时醒来。所以霸王有时悲歌，弱女有时杀贼；梅村，子山晚作悲凉，萨松在第一次大战后出版了低调的“心旅”（The Heart，s Journey）。“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人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孤星。有猛虎，才能创造慷慨悲歌的英雄事业；涵蔓耿介拔俗的志士胸怀，才能做到孟郊所谓的――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同时人生又是幽谷，有蔷薇才能烛隐显幽，体贴入微；有蔷薇才能看到苍蝇控脚，蜘蛛吐丝，才能听到暮色潜动，春草萌芽，才能做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在人性的国度里，一只真正的猛虎应该能充分地欣赏蔷薇，而一朵真正的蔷薇也应该能充分地尊敬猛虎；微蔷薇，猛虎变成了菲力斯旦（Philistine）；微猛虎，蔷薇变成了懦夫。韩黎诗：“受尽了命运那巨棒的痛打，我的头在流血，但不曾垂下！”华兹华斯诗：“最微小的花朵对于我，能激起非泪水所能表现的深思。”完整的人生应该兼有这两种至高的境界。一个人到了这种境界，他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能微笑也能痛哭，能像廿世纪人一样的复杂，也能像亚当夏娃一样的纯真，一句话，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一九五二年十月廿四日夜 （选自《余光中全集》） 余光中语录 1. 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2. 散文有如地球，诗有如月亮：月球被地球所吸引，绕地球旋转，成为卫星，但地球也不能把月球吸得更近，力的平衡便长此维持；另一方面，月球对地球的吸引力，也形成了海潮。 3. 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诗，是一切艺术的入场券。 4. 散文可以向诗学一点生动的意象，活泼的节奏，和虚实相济的艺术，然而散文毕竟非诗。旗可以迎风而舞，却不可随风而去，更不能变成风。把散文写成诗，正如把诗写成散文，都不是好事。 一、极简的生活 余光中在思想上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他不烟不酒，一杯茶足矣，过的是清教徒式的生活。机械得连吃饭都上固定的餐馆，点菜都是千篇一律。他是当年办《文学杂志》的朋友中惟一一个不上牌桌的人。他不想见那些不必见的人，因为他既不求官，也不竞选。对有共同旨趣的朋友，他盛情接纳，在香港七年，他的家几近成为台湾会馆，人称“沙田孟尝君”。对话不投机者，则三句嫌多，道不同不与为谋。但他确实又是一位冷面热心者，很会善解人意，乐于提携有才情的朋友与后学。余光中文章写得好，人品又高尚，他晚年供职的高雄中山大学，校长把他当做镇校之宝，请他在运动衫、雨伞上题字，以赠来宾。而余光中自己“不喜欢在媒体上晃来晃去”，他是一位唯美主义者，追求心灵一片净土。 二、幽默、平易近人的长者 余光中说他生就一副“不列颠的脸”，西装、领带，洋气十足，外表一本正经；但他的锦心绣口是有名的。他把谐趣作为社交场合一件漂亮的服饰。他刚到中山大学执教，他称女研究生们为“村姑”，毕业后这些女弟子们相约来为他祝寿，他对“村姑们”说：“不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用了。写介绍信啦，作证婚人啦，为宝宝取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说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学生们把听他的课当做一种享受。他是诗文大家，一次饭桌上论道，他说菜单是诗歌，账单是散文。自己却戏言：“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为了娱人；写批评，尤其是写序，为了娱友；翻译，是为了娱妻，因为翻译的工作平稳，收入可靠。”又说：“这四样东西的版权将来正好分给四个女儿”……余光中的家庭是女性世界。他戏说他与五个女人为伍，戏称余宅是“女生宿舍”，他是“舍监”……他的谐趣尽现在他洋洋洒洒的文字中，《我的四个假想敌》在清淡中蕴深情，读之无不捧腹、喷饭！ （选编自《文摘周报》《余光中传――茱萸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