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长城刻不容缓
1984年初，我多次到八达岭长城采访，并走访了一些文物专家。在长城上，我看到旅游的人们登上的仅仅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资修复的南北4座城台。北五、北六两座城台正由国家拨款修复。我了解到，从清代中叶以来，长城开始失修，许多地方沦为废墟。“十年动乱”中，长城也未能幸免浩劫。已经倒塌的城墙，城砖、条石又被附近农民拉走垒猪圈、盖房子。长城是中华民族伟大力量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是，人们登上长城看到的却是一条遍体鳞伤、伏地沉睡的巨龙。
我决定写报道呼吁保护长城。在市文物局古建处，我又了解到，土木之工不可擅动，何况是修长城这样大的工程。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绵绵万里长城，不可能全部依靠国家拨款修复。需要国家投资的地方太多了，仅北京市就有百十项古建等待投资抢修。这样，报纸上的呼吁也只能停留在文字上，而不能起到实际的作用。
怎么办？当时我想到，我国劳动人民自古以来就有集资修建、保护文物的传统，许多地方的寺庙、楼台就是这样修建起来的。不过，对于修复长城这样的一号文物，是否可以采用这个办法，这确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
市文物局的同志听到我的想法，意见不一。有人说，国家保护的重点文物，由社会集资修复，还无先例可循，政策上是否允许？也有人担心，万一没有人捐款，如何收场？更多的人则表示，保护长城，刻不容缓，社会集资也是一条路。但需要在社会上有影响、在群众中有号召力的单位或部门来牵头组织。
当年6月上旬，我向《北京晚报》领导提出这项建议。总编辑顾行首先表示支持，并作了具体指示。我又和副总编辑张志华等同志一起，直接向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徐惟诚以及副市长白介夫等领导请示汇报，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徐惟诚同志还专门就此问题请示了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北京日报社编委会也为此召开会议，总编辑王立行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决定《北京日报》《北京日报郊区版》也参加倡议活动，并邀请了《经济日报》和《工人日报》参加。
活动得到中央领导支持
赞助活动的启事在报上发表以后，立即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和响应。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同志对《北京晚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件大好事。”并为这个活动题了词。
1984年9月1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为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社会各界人士、各单位团体、海外侨胞和外国朋友，积极踊跃地参加赞助。前来赞助活动委员会办公室捐款的人络绎不绝，各种书信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寄来，感人肺腑的事迹一件又一件，充分反映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生动地表达了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
首都和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著名书法家、画家、歌唱家、戏剧家、医生、运动员，纷纷举行义画、义演、义诊，为修复长城尽一份心意。
延庆县西拨子乡岔道村张志有等12户农民，献出长城砖石1500多块。美联社、埃菲社、《纽约时报》《美洲华侨日报》等三四十家国外报刊、电台、通讯社和电视台迅速发表了消息，旅居海外的华侨、外籍华裔和瑞典、日本、加拿大、美国、法国、丹麦、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也参加了赞助。以李政道、杨振宁（2017年2月，他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等一批海外著名华裔科学家为代表的赞助，以及希腊船主拉第希斯先生的百万美元捐款，在国际上非同凡响。为了取信于全国人民和国内外赞助者，“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委员会聘请了北京市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兼律师刘捷、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李文杰为义务财务顾问，由他们负责监督这项活动的财务收支。
修复长城影响深远
1984年7月28日，社会赞助的第一、二期工程同时开工。这两项工程主要修复的范围是八达岭长城的最高点——北八城台和北七城台以及北六城台至北八城台之间的城墙。
同年9月17日上午，第一、二期工程竣工典礼在八达岭隆重举行。从这一天起，游人可以登上海拔887.6米的八达岭最高点，俯瞰八达岭全貌。这是全国人民献给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一份厚礼。同一天，中国邮票总公司发行10万套40万枚“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纪念封。发行一套4枚的纪念封，在中国邮政史上是第一次。4枚纪念封的图案，分别为北京地区长城的代表——居庸关云台、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古北口长城。
八达岭北九、北十两座台和慕田峪长城三座楼的修复工程，也如期竣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发起于北京，遍及全国，在世界上也引起了较大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天津、锦州、西安、秦皇岛等城市当时也相继成立了当地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组织，修复所在地段的长城，并取得成果。
正如一位领导同志所说，这次社会赞助活动，不仅仅是为了修复长城，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北京市和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都举办了以长城为主题的队会、团日活动。
（责任编辑：王晓霞）
来源：《晚晴》2017年第4期
保护长城刻不容缓
1984年初，我多次到八达岭长城采访，并走访了一些文物专家。在长城上，我看到旅游的人们登上的仅仅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资修复的南北4座城台。北五、北六两座城台正由国家拨款修复。我了解到，从清代中叶以来，长城开始失修，许多地方沦为废墟。“十年动乱”中，长城也未能幸免浩劫。已经倒塌的城墙，城砖、条石又被附近农民拉走垒猪圈、盖房子。长城是中华民族伟大力量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是，人们登上长城看到的却是一条遍体鳞伤、伏地沉睡的巨龙。
我决定写报道呼吁保护长城。在市文物局古建处，我又了解到，土木之工不可擅动，何况是修长城这样大的工程。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绵绵万里长城，不可能全部依靠国家拨款修复。需要国家投资的地方太多了，仅北京市就有百十项古建等待投资抢修。这样，报纸上的呼吁也只能停留在文字上，而不能起到实际的作用。
怎么办？当时我想到，我国劳动人民自古以来就有集资修建、保护文物的传统，许多地方的寺庙、楼台就是这样修建起来的。不过，对于修复长城这样的一号文物，是否可以采用这个办法，这确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
市文物局的同志听到我的想法，意见不一。有人说，国家保护的重点文物，由社会集资修复，还无先例可循，政策上是否允许？也有人担心，万一没有人捐款，如何收场？更多的人则表示，保护长城，刻不容缓，社会集资也是一条路。但需要在社会上有影响、在群众中有号召力的单位或部门来牵头组织。
当年6月上旬，我向《北京晚报》领导提出这项建议。总编辑顾行首先表示支持，并作了具体指示。我又和副总编辑张志华等同志一起，直接向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徐惟诚以及副市长白介夫等领导请示汇报，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徐惟诚同志还专门就此问题请示了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北京日报社编委会也为此召开会议，总编辑王立行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决定《北京日报》《北京日报郊区版》也参加倡议活动，并邀请了《经济日报》和《工人日报》参加。
活动得到中央领导支持
赞助活动的启事在报上发表以后，立即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和响应。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同志对《北京晚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件大好事。”并为这个活动题了词。
1984年9月1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为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社会各界人士、各单位团体、海外侨胞和外国朋友，积极踊跃地参加赞助。前来赞助活动委员会办公室捐款的人络绎不绝，各种书信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寄来，感人肺腑的事迹一件又一件，充分反映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生动地表达了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
首都和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著名书法家、画家、歌唱家、戏剧家、医生、运动员，纷纷举行义画、义演、义诊，为修复长城尽一份心意。
延庆县西拨子乡岔道村张志有等12户农民，献出长城砖石1500多块。美联社、埃菲社、《纽约时报》《美洲华侨日报》等三四十家国外报刊、电台、通讯社和电视台迅速发表了消息，旅居海外的华侨、外籍华裔和瑞典、日本、加拿大、美国、法国、丹麦、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也参加了赞助。以李政道、杨振宁（2017年2月，他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等一批海外著名华裔科学家为代表的赞助，以及希腊船主拉第希斯先生的百万美元捐款，在国际上非同凡响。为了取信于全国人民和国内外赞助者，“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委员会聘请了北京市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兼律师刘捷、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李文杰为义务财务顾问，由他们负责监督这项活动的财务收支。
修复长城影响深远
1984年7月28日，社会赞助的第一、二期工程同时开工。这两项工程主要修复的范围是八达岭长城的最高点——北八城台和北七城台以及北六城台至北八城台之间的城墙。
同年9月17日上午，第一、二期工程竣工典礼在八达岭隆重举行。从这一天起，游人可以登上海拔887.6米的八达岭最高点，俯瞰八达岭全貌。这是全国人民献给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一份厚礼。同一天，中国邮票总公司发行10万套40万枚“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纪念封。发行一套4枚的纪念封，在中国邮政史上是第一次。4枚纪念封的图案，分别为北京地区长城的代表——居庸关云台、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古北口长城。
八达岭北九、北十两座台和慕田峪长城三座楼的修复工程，也如期竣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发起于北京，遍及全国，在世界上也引起了较大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天津、锦州、西安、秦皇岛等城市当时也相继成立了当地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组织，修复所在地段的长城，并取得成果。
正如一位领导同志所说，这次社会赞助活动，不仅仅是为了修复长城，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北京市和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都举办了以长城为主题的队会、团日活动。
（责任编辑：王晓霞）
来源：《晚晴》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