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洞彻事理，惟对中医抱有偏见。曾说过很偏激的话：“中医都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自称“中国近代史少了一个梁启超，就要重写”的饮冰室主人，也不屑中医。他们大凡有病，多问医求药于西医。但命运弄人，贬斥中医和笃信西医的鲁迅和梁启超，却偏偏殒命于西医的误诊或医疗事故。 鲁迅的英年早逝，人们一直心存疑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多位医学专家会读鲁迅的胸部X光胶片，一致断定鲁迅不是死于过去所说的肺结核，而是被肺气肿夺命。就是说，当时给鲁迅治病的日籍须藤医生，误将肺气肿当成肺结核导致的哮喘，采取不当治疗造成鲁迅的悲剧。当时，中医高手很有把握治愈肺气肿，且活人无数。 与鲁迅不同，梁启超向来身体强壮，诚如其长子梁思成所云“体质素强，疾病极少”。只是因梁启超嗜烟如命，贪杯好酒，又常常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导致年仅45岁时就已患呕血病。 1923年在上海梁启超请法国医生检查身体，确诊已患心脏病。三年后又尿血不止，住进有洋人背景的北京协和医院，查出肾脏有毛病，经由手术，切掉右肾。不久，媒体披露，因值班护士用碘酒在梁体上标错位置，执刀者又没有核对，结果错切好肾，一时舆论哗然。直到半年之后，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说出“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真相大白于天下。 事已至此，悲剧似可以告一段落，但且慢，梁启超的噩梦还在延续。1928年9月，靠左肾维持生命的梁启超，痔疮突然发作，便血不止，又匆匆乘车赶到北京，再住协和医院治疗。返津后，被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说：“这回上协和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辛稼轩先生年谱》只编到辛稼轩五十二岁，因病重而搁笔。年底病情甚重，由其弟梁启勋送至协和医院就医，不久因医治无效而辞世。 一直关注梁启超病情的京城“四大名医”之萧龙友，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批评协和切肾乃处置不当。指出，梁氏“乃心房漏血之虚证，用心则有，静养则无，何病灶之有，此病灶之错误也”。昔日，袁世凯也死于法国医生的误诊误治。袁患癃闭之症，一日不溲，法国医生诊断，谓病灶在腰部，有淤血阻塞溺道，出其血则溺自通。于是在腰际注射六针，取出血汁六小杯，而溺仍不通，一夕而亡。萧龙友对这种疗法持否定意见，曰：“不知此乃化源已绝之病，从何处而取溺哉！” 本小文引用萧龙友对几桩病案的点评，无意揭西医之短，颂中医万能。学问公器也，讲学公理也，就事论事而已，西医中医皆属科学，都为人类健康和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公正地讲，日医须藤和协和医院，并非恶意渎职，草菅人命。那时的西医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完善，出现医疗事故在所难免。但在那个西风东渐的时代，不少国人包括一些文化精英蔑视中医，而相继殒命于西医的误诊谬治。鲁迅、梁启超一生笔底风雷，都是有影响开风气的人物。梁漱溟曾感慨：“我亦是被历史决定的，所以我亦料不到自己啊！”鲁迅、梁启超对西医的选择，又何尝不是历史使然。 （摘自《今晚报》）
鲁迅洞彻事理，惟对中医抱有偏见。曾说过很偏激的话：“中医都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自称“中国近代史少了一个梁启超，就要重写”的饮冰室主人，也不屑中医。他们大凡有病，多问医求药于西医。但命运弄人，贬斥中医和笃信西医的鲁迅和梁启超，却偏偏殒命于西医的误诊或医疗事故。 鲁迅的英年早逝，人们一直心存疑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多位医学专家会读鲁迅的胸部X光胶片，一致断定鲁迅不是死于过去所说的肺结核，而是被肺气肿夺命。就是说，当时给鲁迅治病的日籍须藤医生，误将肺气肿当成肺结核导致的哮喘，采取不当治疗造成鲁迅的悲剧。当时，中医高手很有把握治愈肺气肿，且活人无数。 与鲁迅不同，梁启超向来身体强壮，诚如其长子梁思成所云“体质素强，疾病极少”。只是因梁启超嗜烟如命，贪杯好酒，又常常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导致年仅45岁时就已患呕血病。 1923年在上海梁启超请法国医生检查身体，确诊已患心脏病。三年后又尿血不止，住进有洋人背景的北京协和医院，查出肾脏有毛病，经由手术，切掉右肾。不久，媒体披露，因值班护士用碘酒在梁体上标错位置，执刀者又没有核对，结果错切好肾，一时舆论哗然。直到半年之后，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说出“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真相大白于天下。 事已至此，悲剧似可以告一段落，但且慢，梁启超的噩梦还在延续。1928年9月，靠左肾维持生命的梁启超，痔疮突然发作，便血不止，又匆匆乘车赶到北京，再住协和医院治疗。返津后，被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说：“这回上协和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辛稼轩先生年谱》只编到辛稼轩五十二岁，因病重而搁笔。年底病情甚重，由其弟梁启勋送至协和医院就医，不久因医治无效而辞世。 一直关注梁启超病情的京城“四大名医”之萧龙友，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批评协和切肾乃处置不当。指出，梁氏“乃心房漏血之虚证，用心则有，静养则无，何病灶之有，此病灶之错误也”。昔日，袁世凯也死于法国医生的误诊误治。袁患癃闭之症，一日不溲，法国医生诊断，谓病灶在腰部，有淤血阻塞溺道，出其血则溺自通。于是在腰际注射六针，取出血汁六小杯，而溺仍不通，一夕而亡。萧龙友对这种疗法持否定意见，曰：“不知此乃化源已绝之病，从何处而取溺哉！” 本小文引用萧龙友对几桩病案的点评，无意揭西医之短，颂中医万能。学问公器也，讲学公理也，就事论事而已，西医中医皆属科学，都为人类健康和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公正地讲，日医须藤和协和医院，并非恶意渎职，草菅人命。那时的西医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完善，出现医疗事故在所难免。但在那个西风东渐的时代，不少国人包括一些文化精英蔑视中医，而相继殒命于西医的误诊谬治。鲁迅、梁启超一生笔底风雷，都是有影响开风气的人物。梁漱溟曾感慨：“我亦是被历史决定的，所以我亦料不到自己啊！”鲁迅、梁启超对西医的选择，又何尝不是历史使然。 （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