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人民币的双重悖论 上海交大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潘英丽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
字号最大 较大 默认 较小 最小
背景
评论[34条] 打印 电邮 收藏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人民币成为国内外最为关注的理论和政策话题。其中，人民币要不要加快升值以及人民币是否需要当局推动以加快其国际化进程成为主要议程；与此同时，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人民币国际化是否需要实现汇率浮动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等问题引人关注。
诸多悖论与争议背后，如何破解?
首先，笔者认为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已是不争的事实。理解这一现象，关键在于理解中国现行货币政策的操作规则和官方外汇储备的性质。
本世纪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规则实际上是以稳定汇率为第一目标。这源于加入WTO后中国形成了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国际货币缺乏协调、国际汇率大幅度波动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稳定事关中国的增长和就业目标，自然不可等闲视之。同时，由于国内面临普遍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并未成为现实的威胁。中国政府试图将人民币汇率稳定在较低水平，这就必然引来西方政府和市场热钱两方面的升值压力。
进一步看，人民币对内贬值还源于外汇储备国际购买力的贬值。官方外汇储备并非国有资产，而是中央银行与其所持债务（已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对应的资产，有点类似于家庭和企业负债场合的抵押品。
当前的国际环境与上世纪70年代有点类似。本世纪以来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金融化程度日益增强，已成为除黄金之外最重要的美元危机避风港；而中国实体经济对外部石油和大宗商品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因此美元的大幅度贬值或硬着落必然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中国外汇储备购买力的重大损失会通过进口成本的上升和进口数量的减少带来通货膨胀和经济收缩的两重压力。
因此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币对内贬值趋势与其对外升值不充分有一定联系。两者由热钱流入、外汇占款以及外汇储备贬值三种机制相链接。面对如此格局，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加快升值？或者选择更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让汇率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趋向合适的水平？
回答这一问题前，我们首先分析人民币未能大幅度升值的内生性因素。
首先，人民币未能大幅度升值是由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特征决定的。曾有学者根据地区间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认为中国经济相当于发展水平各异的22个国家。其实就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内部市场的分割性和地区间交易的摩擦和成本而言，把中国经济看成上百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也是不过分的。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多数产业都存在较为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比如家用电器产业的企业数目曾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2万多家减至目前的近200家；整车制造企业在本世纪初曾有600余家，目前恐怕仍有近百家。内部市场的一体化和产业内的整合是一个长期过程，短期内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产业冲击很可能将超出经济自身的消化能力。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对汇率稳定有内在要求。我们假定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中国和全球的长远根本利益，那么对人民币国际化最有利的状态是人民币币值的长期稳定，而不是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其实英镑、美元国际化的成功都借助了各自与白银和黄金之间兑换率的稳定机制。相比较，日本在浮动汇率背景下推出的日元国际化并不成功，其中资本账户开放背景下汇率决定自主性的丧失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破解人民币的双重悖论 上海交大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潘英丽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
字号最大 较大 默认 较小 最小
背景
评论[34条] 打印 电邮 收藏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人民币成为国内外最为关注的理论和政策话题。其中，人民币要不要加快升值以及人民币是否需要当局推动以加快其国际化进程成为主要议程；与此同时，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人民币国际化是否需要实现汇率浮动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等问题引人关注。
诸多悖论与争议背后，如何破解?
首先，笔者认为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已是不争的事实。理解这一现象，关键在于理解中国现行货币政策的操作规则和官方外汇储备的性质。
本世纪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规则实际上是以稳定汇率为第一目标。这源于加入WTO后中国形成了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国际货币缺乏协调、国际汇率大幅度波动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稳定事关中国的增长和就业目标，自然不可等闲视之。同时，由于国内面临普遍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并未成为现实的威胁。中国政府试图将人民币汇率稳定在较低水平，这就必然引来西方政府和市场热钱两方面的升值压力。
进一步看，人民币对内贬值还源于外汇储备国际购买力的贬值。官方外汇储备并非国有资产，而是中央银行与其所持债务（已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对应的资产，有点类似于家庭和企业负债场合的抵押品。
当前的国际环境与上世纪70年代有点类似。本世纪以来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金融化程度日益增强，已成为除黄金之外最重要的美元危机避风港；而中国实体经济对外部石油和大宗商品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因此美元的大幅度贬值或硬着落必然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中国外汇储备购买力的重大损失会通过进口成本的上升和进口数量的减少带来通货膨胀和经济收缩的两重压力。
因此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币对内贬值趋势与其对外升值不充分有一定联系。两者由热钱流入、外汇占款以及外汇储备贬值三种机制相链接。面对如此格局，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加快升值？或者选择更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让汇率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趋向合适的水平？
回答这一问题前，我们首先分析人民币未能大幅度升值的内生性因素。
首先，人民币未能大幅度升值是由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特征决定的。曾有学者根据地区间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认为中国经济相当于发展水平各异的22个国家。其实就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内部市场的分割性和地区间交易的摩擦和成本而言，把中国经济看成上百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也是不过分的。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多数产业都存在较为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比如家用电器产业的企业数目曾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2万多家减至目前的近200家；整车制造企业在本世纪初曾有600余家，目前恐怕仍有近百家。内部市场的一体化和产业内的整合是一个长期过程，短期内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产业冲击很可能将超出经济自身的消化能力。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对汇率稳定有内在要求。我们假定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中国和全球的长远根本利益，那么对人民币国际化最有利的状态是人民币币值的长期稳定，而不是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其实英镑、美元国际化的成功都借助了各自与白银和黄金之间兑换率的稳定机制。相比较，日本在浮动汇率背景下推出的日元国际化并不成功，其中资本账户开放背景下汇率决定自主性的丧失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