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与焦裕禄相关的二三事
任彦芳是笔者所尊敬的一位敢说实话的老作家，他父亲是革命烈士，继父孟昭芝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曾任河南省兰考县委副书记，与后来的县委书记焦裕禄比邻而居，两家人过从甚密。正因为这个原因，任彦芳老人对焦裕禄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情，前几年，他还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2013的5月14日，是焦裕禄逝世49年的日子，旅居海外的任彦芳发来一个邮件，文中谈到了与焦裕禄相关的二三事。
文中说，1962年初，作为兰考县委副书记继父孟昭芝和兰考县委书记王金壁一同到北京参加了七千人大会，亲耳听到刘少奇在大会上说，大跃进后的三年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再是过去所讲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了。这实事求是的说活，让孟昭芝兴奋激动。可回到兰考，一把手的县委书记却不向下面传达刘主席的这次大会讲话，大概是因为兰考这“七分人祸”更严重、更厉害，也与当时县委执行的极“左”路线有关吧。1962年12月5日，焦裕禄调来兰考后，曾强调：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对兰考历史要实事求是地说真话。1963年，正逢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和“除三害”斗争（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之后，由焦裕禄主持，起草了给地委、省委的一个报告。1965年4月，任彦芳到兰考采访时见到这份报告的原件，就将它珍藏起来，虽经历了文革抄家，这信报告也一直没有丢失。现在再来看看这一份县委报告，里面怵目惊心的事实，真让人有今不如昔的感慨了。地处黄河故道的兰考县，在经历热昏年代的大折腾后，生产力被严重破坏，其农村情况竟比解放前的还不如了。粮食解放前是一亿九百零二万斤，到1962年竟降到了六千八百二十五万斤；牲畜解放前是三万二千头，到1962年竟是二万三千头；耕地解放前是九十七万亩，到1962年竟少到了八十九万亩。继父孟昭芝告诉任彦芳，兰考非正常死亡的数字，当时也经过讨论，但县委多数同志不同意写出来，焦裕禄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也同意不写了，那个数字也是惊人的。笔者也是河南人，记忆中大饥荒年代河南外出要饭的，以兰考县为最多，而且大队都开具证明，准许外出谋生，实际是讨饭活口，中原各个城市，一群群衣不遮体的逃荒人把破碗一伸，口音都是“俺是兰考的，成分贫农！”
任彦芳之所以保存并珍藏这份焦裕禄主持并亲自修改的兰考县委报告，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因为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作为北大中文系学生的他亲眼目睹“左”倾路线给农村带来的巨大灾难。1959年暑假，他曾依照家乡农民的要求，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反映真实情况的求救信，并为此在北大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了半年的批判，直到1960年大学毕业的鉴定书上，还给他写上了“对三面红旗有许多错误看法”。所以，有焦裕禄这样的县委书记敢于实事求，承认过去几年运动给农村带来的现实灾难，而且还勇于反思，能从实际出发找出解决的办法。这让他很感动。如果不是焦裕禄敢于对人民负责和对历史负责，能这样实事求是地写出来吗？直到今天，任彦芳还记得在与焦裕禄交谈时，他说得一句话，让人难忘。他说：兰考在1957年以前是黄金时期呀，兰考的“三害”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人为的错误造成的。我们把兰考搞出了“三害”，把兰考百姓害苦了，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啊。我们不能不拼命工作，让兰考改变面貌啊。焦裕禄就是这样带着对不起老百姓的心情，而去拼命工作的。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惦记的兰考百姓。但他生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身后会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新华社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但为了迎合当年的政治需要，描述他在开县委常委会前，如何学习老三篇；甚至在他死后，硬在他的床头放上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事实上，是哪本书都没有放。更没想到，几个月后共和国风云变幻，作为国家主席一夜之间刘少奇被打倒，这让撰写通讯的记者面对革命大批判也是百口难辩，为什么要把毛主席的好学生说成是刘少奇的好学生？假如说焦裕禄不是因为早逝而进入文革时期，带给这个敢于说出实话、道出真相的县委书记的命运，不知道又会是什么样子？
今年已经是77岁的老人任彦芳文中写道，2012年12月，他到郑州去看望焦裕禄的老领导、曾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同志。张申已经93岁，但头脑清晰，思路不衰。他向任彦芳谈起中央电视台刚刚播出的电视剧《焦裕禄》，说这个电视剧编造的焦裕禄太离谱了，不少情节都背离了真实的历史，是根据政治需要来图解人物的，而且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比如，焦裕禄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来兰考任县委书记的，而十中全会的新精神是要巩固集体经济、大抓阶级斗争、狠批“单干风”的。作为新一届县委书记，焦裕禄的责任是要收回前两年河南省委为了“缓解灾害、借地度荒、耕种归己”而划给社员的借地，因为“借地”是十中全会所批判“右倾翻案”的具体表现。而电视剧却恰恰相反，是焦裕禄在鼓动搞所谓“小片荒”，不仅将大片地分给农民，还亲自带头开荒帮助农民。这是用今天的现实去写当时的历史了，作为县委书记，焦裕禄根本不可能干出与上边精神相悖的事情。按理说，电视剧允许编造一些情节，但不可背离历史原貌或歪曲历史，不然的话，让虚假历史充斥荧屏，真实历史反倒会给虚无湮没了。令人奇怪的是，经了这么多机构的审查，这部有违基本史实的电视剧，居然能顺利通过并在黄金时段放映，太发人深思了。
为此，任彦芳在邮件里痛心疾首地写道：假如焦裕禄地下有知，看到这个任人恣意打扮的电视剧，他这个主张讲实话的老实人该会是何等的痛苦与不安啊！
2013/6/7《湘声报》
韩三洲：与焦裕禄相关的二三事
任彦芳是笔者所尊敬的一位敢说实话的老作家，他父亲是革命烈士，继父孟昭芝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曾任河南省兰考县委副书记，与后来的县委书记焦裕禄比邻而居，两家人过从甚密。正因为这个原因，任彦芳老人对焦裕禄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情，前几年，他还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2013的5月14日，是焦裕禄逝世49年的日子，旅居海外的任彦芳发来一个邮件，文中谈到了与焦裕禄相关的二三事。
文中说，1962年初，作为兰考县委副书记继父孟昭芝和兰考县委书记王金壁一同到北京参加了七千人大会，亲耳听到刘少奇在大会上说，大跃进后的三年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再是过去所讲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了。这实事求是的说活，让孟昭芝兴奋激动。可回到兰考，一把手的县委书记却不向下面传达刘主席的这次大会讲话，大概是因为兰考这“七分人祸”更严重、更厉害，也与当时县委执行的极“左”路线有关吧。1962年12月5日，焦裕禄调来兰考后，曾强调：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对兰考历史要实事求是地说真话。1963年，正逢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和“除三害”斗争（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之后，由焦裕禄主持，起草了给地委、省委的一个报告。1965年4月，任彦芳到兰考采访时见到这份报告的原件，就将它珍藏起来，虽经历了文革抄家，这信报告也一直没有丢失。现在再来看看这一份县委报告，里面怵目惊心的事实，真让人有今不如昔的感慨了。地处黄河故道的兰考县，在经历热昏年代的大折腾后，生产力被严重破坏，其农村情况竟比解放前的还不如了。粮食解放前是一亿九百零二万斤，到1962年竟降到了六千八百二十五万斤；牲畜解放前是三万二千头，到1962年竟是二万三千头；耕地解放前是九十七万亩，到1962年竟少到了八十九万亩。继父孟昭芝告诉任彦芳，兰考非正常死亡的数字，当时也经过讨论，但县委多数同志不同意写出来，焦裕禄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也同意不写了，那个数字也是惊人的。笔者也是河南人，记忆中大饥荒年代河南外出要饭的，以兰考县为最多，而且大队都开具证明，准许外出谋生，实际是讨饭活口，中原各个城市，一群群衣不遮体的逃荒人把破碗一伸，口音都是“俺是兰考的，成分贫农！”
任彦芳之所以保存并珍藏这份焦裕禄主持并亲自修改的兰考县委报告，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因为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作为北大中文系学生的他亲眼目睹“左”倾路线给农村带来的巨大灾难。1959年暑假，他曾依照家乡农民的要求，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反映真实情况的求救信，并为此在北大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了半年的批判，直到1960年大学毕业的鉴定书上，还给他写上了“对三面红旗有许多错误看法”。所以，有焦裕禄这样的县委书记敢于实事求，承认过去几年运动给农村带来的现实灾难，而且还勇于反思，能从实际出发找出解决的办法。这让他很感动。如果不是焦裕禄敢于对人民负责和对历史负责，能这样实事求是地写出来吗？直到今天，任彦芳还记得在与焦裕禄交谈时，他说得一句话，让人难忘。他说：兰考在1957年以前是黄金时期呀，兰考的“三害”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人为的错误造成的。我们把兰考搞出了“三害”，把兰考百姓害苦了，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啊。我们不能不拼命工作，让兰考改变面貌啊。焦裕禄就是这样带着对不起老百姓的心情，而去拼命工作的。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惦记的兰考百姓。但他生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身后会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新华社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但为了迎合当年的政治需要，描述他在开县委常委会前，如何学习老三篇；甚至在他死后，硬在他的床头放上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事实上，是哪本书都没有放。更没想到，几个月后共和国风云变幻，作为国家主席一夜之间刘少奇被打倒，这让撰写通讯的记者面对革命大批判也是百口难辩，为什么要把毛主席的好学生说成是刘少奇的好学生？假如说焦裕禄不是因为早逝而进入文革时期，带给这个敢于说出实话、道出真相的县委书记的命运，不知道又会是什么样子？
今年已经是77岁的老人任彦芳文中写道，2012年12月，他到郑州去看望焦裕禄的老领导、曾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同志。张申已经93岁，但头脑清晰，思路不衰。他向任彦芳谈起中央电视台刚刚播出的电视剧《焦裕禄》，说这个电视剧编造的焦裕禄太离谱了，不少情节都背离了真实的历史，是根据政治需要来图解人物的，而且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比如，焦裕禄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来兰考任县委书记的，而十中全会的新精神是要巩固集体经济、大抓阶级斗争、狠批“单干风”的。作为新一届县委书记，焦裕禄的责任是要收回前两年河南省委为了“缓解灾害、借地度荒、耕种归己”而划给社员的借地，因为“借地”是十中全会所批判“右倾翻案”的具体表现。而电视剧却恰恰相反，是焦裕禄在鼓动搞所谓“小片荒”，不仅将大片地分给农民，还亲自带头开荒帮助农民。这是用今天的现实去写当时的历史了，作为县委书记，焦裕禄根本不可能干出与上边精神相悖的事情。按理说，电视剧允许编造一些情节，但不可背离历史原貌或歪曲历史，不然的话，让虚假历史充斥荧屏，真实历史反倒会给虚无湮没了。令人奇怪的是，经了这么多机构的审查，这部有违基本史实的电视剧，居然能顺利通过并在黄金时段放映，太发人深思了。
为此，任彦芳在邮件里痛心疾首地写道：假如焦裕禄地下有知，看到这个任人恣意打扮的电视剧，他这个主张讲实话的老实人该会是何等的痛苦与不安啊！
2013/6/7《湘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