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一直是许多中国人向往的治世之极度。千百年来,多少文人骚客几度梦回,投奔自己热爱的宋朝,不仅如此,就是一些外国人也对宋朝有着非同一般的热恋,成为对古代中国挥不去的一种文化记忆。英国作家汤因比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的确,细检一下几千年封建社会,几十个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朝代,要数宋朝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最为发达了。
不过不要忘了,大宋王朝也是中国历史最为窝囊的朝代,一直是汉民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繁华胜人多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繁荣与屈辱交织在一起,不得不令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宋朝是咋的了?
溯源究由,原因很多,致命的还是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一直在作崇着。
世上之事,常常是“怕处有鬼”,“痒处有虱”。宋朝不敢有敌人,但偏偏没有碰上世界大同的好运气,敌人不但客观存在,而且虎视眈眈。千年之前,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除了建都于汴京的大宋之外,还出现过三个国号:一个是建都于内蒙古近郊的辽,另一个是建都于西北地区的西夏,再一个是建都于会宁的大金。他们觊觎江南沃野,而赵匡胤的后代中没有出李世民这样的一代雄主,却出了徽宗这样的画家、书法家。只要大漠一有动静,或者发几次兵吓吓宋朝的皇帝老儿,就有了种种和盟,得到了丰厚的岁币。
宋与辽、西夏、金进行了无数次战争,但史书中很少见到宋为掠夺资源而对异族首先策马弯弓的记载,更没有与铁蹄已奔袭到家门口的狼窥虎视的对手有过一次像样的叫板。军力不济,国威难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强大的军力作保障,无异于一条腿走路,把自己养肥了任人宰割。“和议终非中国计,强兵才是帝王才”。苟且偷生的朝廷要实现社会长期健康的发展和繁荣,谈何容易?宋朝的对外交往史,“求和”两字是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
史载,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夏政权长期对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索取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十县地,各增银、绢各十万。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议和,北宋又每年大方地“赐予”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叶二万斤,此外在节日赠夏银二万二千两、绢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元佑元年(1084年)司马光、文彦博割安疆等四寨与西夏,以换取西北边境的苟安。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乞求女真贵族退兵。宋室南渡后,与金长期对峙,先后有绍兴和议,规定每年向金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隆兴年间,不仅把与金作战失败的头领的首级函封送给金,还要增加岁币。这些和议的内容,内核是妥协退让、屈膝求和。北宋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兵力有百万之众,实力与辽不相上下,且远胜于西夏;南宋与金以西至大散关,东至淮水为界,以后又有隆兴和议等。
每次议和中能拿出如此之巨的钱财物作为贡品,不会把宋朝的财政压垮吗,或者搞得连年赤字吗?对此,我要负责任地指出:不!我们用不着为大宋王朝杞人忧天。
追溯千年,宋朝在当时可谓超级富国了,这一点贡品只是九牛一毛。当时,中国就与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50多个国家通商贸易。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西方人惊叹不已。但富不简单地等同于强。落后就要挨打,而一个没有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会挨打,丧权辱国。
日子越安逸,统治者越不敢有敌人。既然不敢有敌人,就没有必要保持强大的军队了。这是宋朝最高统治者的治国逻辑,也是其推行的“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的心理基础。开国初期,在整军方面就采取了这样几条实实在在的“抑武事”的措施:第一步是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剥夺中央及各地节度使的兵权;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职,剥夺节度使的行政权;第三步,派专人任转运使,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这些制度和措施的实施,使得汉民族历史上的文武力量发生了180度的改变。在宋朝之前,每个朝代初期掌权的大都是军人出身,或者是军职出身。在中央,太尉、将军等的权力是可以和文职宰相抗衡的,甚至由军人出任宰相。由此,军人的地位开始降低,汉族人的政治完全由文人掌握,宋朝历代的掌权者几乎无不是文人,甚至兵部都由文人节制。这种改变使得汉民族很难抗击外来侵略,失去了炎黄游牧先祖的血性,不仅猎性无存,反而引来了列强,成为被猎取的对象。
通常情况下,当一个新的政权诞生之初,总会呈现群英聚会、大气磅礴、尚武成风、气焰正炽的景象。宋王朝却是个例外,从赵匡胤黄袍加身起,以自身的行为鼓励大家追求和熙富足的生活,保持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这方面,宋真宗不啻身体力行,亲自创作《劝学诗》,教导百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亡国皇帝赵佶,论当皇帝,他只是一个庸君,论文化造诣,他是一个著名的大师,可谓数家集于一身。
最高统治者关注的焦点,通常是社会力量汇聚点。宋时,文化发展到空前高度,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柳永、辛弃疾、李清照等大家灿若星河。就连那些大小官员平时也对咬文嚼字、卖弄文采、风花雪月、浅斟低唱等乐此不疲,以附庸风雅为能事,而一遇国家危机却推诿扯皮,束手无策,甚至奴颜婢膝,卑躬屈节。
没有文化的社会必然是落后愚昧的,但绝对地推崇文化并将它放置到不适合的地位,必然会使文化掉头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社会的一个肿瘤。宋代的科举制度极大地扩大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道路。中举后的优厚俸禄,也极大地吸引着读书的文人们。这确实培养出一批名臣,但良莠不齐。一些无德无才,或有才无德的家伙,在宋代得到了重用。如:蔡京、童贯、朱、梁师成、王黼、李彦,在民间声名狼藉,都称之为六贼,但在赵佶眼中个个都是“英才”。
历朝历代,没有武功,哪有文治?没有武备,再繁荣的经济,再灿烂的文化,也会成为一堆瓦砾。不是吗?汉唐的文治就是建立在武功的基础上的。而宋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大量士兵都是被在脸上刺字发配军队的罪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语就是宋时流行起来的。在这种导向的社会氛围中,习文之风日盛,而尚武之风日衰。社会上的兵源素质差,从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上,就要花更大的工夫,而且事倍功半。在漫长的一百多年的辽宋对峙中,宋朝基本上是输多胜少。
宋朝拥有上百万常备军,宋神宗登基前禁军、厢军达到140万人,人数不可谓不多,并且开创了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新纪元,把指南针用于军队布阵作战,装备不可谓不先进。但是,基本国策的设计对社会精英的导向作用很大。由于军人的社会地位一直不高,所以导致许多人不想从军,不想当军人。文人很多,杰出的军人不多,名将更是凤毛麟角。
在残酷竞争的世界,武功与文治是一对孪生物。国家对武功建设的思路和手段的调整,文治迟早会作出相应的反映。不论武功与文治方略调整孰先孰后,文治必须依赖于武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与自己的敌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有敌人,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因为有敌人,产生了前进的动力;因为有敌人,有了追赶的对象。从一次次的赶超敌人中,获得了内心的成就感与满足感,即使有时无法超越敌人,也至少让敌人引导着不断追赶,不断前行。
敢有敌人,不是为了主动拥有敌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竞争的存在,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的定律。
(摘自《散文选刊》)
大宋王朝,一直是许多中国人向往的治世之极度。千百年来,多少文人骚客几度梦回,投奔自己热爱的宋朝,不仅如此,就是一些外国人也对宋朝有着非同一般的热恋,成为对古代中国挥不去的一种文化记忆。英国作家汤因比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的确,细检一下几千年封建社会,几十个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朝代,要数宋朝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最为发达了。
不过不要忘了,大宋王朝也是中国历史最为窝囊的朝代,一直是汉民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繁华胜人多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繁荣与屈辱交织在一起,不得不令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宋朝是咋的了?
溯源究由,原因很多,致命的还是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一直在作崇着。
世上之事,常常是“怕处有鬼”,“痒处有虱”。宋朝不敢有敌人,但偏偏没有碰上世界大同的好运气,敌人不但客观存在,而且虎视眈眈。千年之前,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除了建都于汴京的大宋之外,还出现过三个国号:一个是建都于内蒙古近郊的辽,另一个是建都于西北地区的西夏,再一个是建都于会宁的大金。他们觊觎江南沃野,而赵匡胤的后代中没有出李世民这样的一代雄主,却出了徽宗这样的画家、书法家。只要大漠一有动静,或者发几次兵吓吓宋朝的皇帝老儿,就有了种种和盟,得到了丰厚的岁币。
宋与辽、西夏、金进行了无数次战争,但史书中很少见到宋为掠夺资源而对异族首先策马弯弓的记载,更没有与铁蹄已奔袭到家门口的狼窥虎视的对手有过一次像样的叫板。军力不济,国威难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强大的军力作保障,无异于一条腿走路,把自己养肥了任人宰割。“和议终非中国计,强兵才是帝王才”。苟且偷生的朝廷要实现社会长期健康的发展和繁荣,谈何容易?宋朝的对外交往史,“求和”两字是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
史载,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夏政权长期对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索取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十县地,各增银、绢各十万。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议和,北宋又每年大方地“赐予”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叶二万斤,此外在节日赠夏银二万二千两、绢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元佑元年(1084年)司马光、文彦博割安疆等四寨与西夏,以换取西北边境的苟安。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乞求女真贵族退兵。宋室南渡后,与金长期对峙,先后有绍兴和议,规定每年向金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隆兴年间,不仅把与金作战失败的头领的首级函封送给金,还要增加岁币。这些和议的内容,内核是妥协退让、屈膝求和。北宋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兵力有百万之众,实力与辽不相上下,且远胜于西夏;南宋与金以西至大散关,东至淮水为界,以后又有隆兴和议等。
每次议和中能拿出如此之巨的钱财物作为贡品,不会把宋朝的财政压垮吗,或者搞得连年赤字吗?对此,我要负责任地指出:不!我们用不着为大宋王朝杞人忧天。
追溯千年,宋朝在当时可谓超级富国了,这一点贡品只是九牛一毛。当时,中国就与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50多个国家通商贸易。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西方人惊叹不已。但富不简单地等同于强。落后就要挨打,而一个没有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会挨打,丧权辱国。
日子越安逸,统治者越不敢有敌人。既然不敢有敌人,就没有必要保持强大的军队了。这是宋朝最高统治者的治国逻辑,也是其推行的“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的心理基础。开国初期,在整军方面就采取了这样几条实实在在的“抑武事”的措施:第一步是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剥夺中央及各地节度使的兵权;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职,剥夺节度使的行政权;第三步,派专人任转运使,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这些制度和措施的实施,使得汉民族历史上的文武力量发生了180度的改变。在宋朝之前,每个朝代初期掌权的大都是军人出身,或者是军职出身。在中央,太尉、将军等的权力是可以和文职宰相抗衡的,甚至由军人出任宰相。由此,军人的地位开始降低,汉族人的政治完全由文人掌握,宋朝历代的掌权者几乎无不是文人,甚至兵部都由文人节制。这种改变使得汉民族很难抗击外来侵略,失去了炎黄游牧先祖的血性,不仅猎性无存,反而引来了列强,成为被猎取的对象。
通常情况下,当一个新的政权诞生之初,总会呈现群英聚会、大气磅礴、尚武成风、气焰正炽的景象。宋王朝却是个例外,从赵匡胤黄袍加身起,以自身的行为鼓励大家追求和熙富足的生活,保持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这方面,宋真宗不啻身体力行,亲自创作《劝学诗》,教导百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亡国皇帝赵佶,论当皇帝,他只是一个庸君,论文化造诣,他是一个著名的大师,可谓数家集于一身。
最高统治者关注的焦点,通常是社会力量汇聚点。宋时,文化发展到空前高度,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柳永、辛弃疾、李清照等大家灿若星河。就连那些大小官员平时也对咬文嚼字、卖弄文采、风花雪月、浅斟低唱等乐此不疲,以附庸风雅为能事,而一遇国家危机却推诿扯皮,束手无策,甚至奴颜婢膝,卑躬屈节。
没有文化的社会必然是落后愚昧的,但绝对地推崇文化并将它放置到不适合的地位,必然会使文化掉头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社会的一个肿瘤。宋代的科举制度极大地扩大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道路。中举后的优厚俸禄,也极大地吸引着读书的文人们。这确实培养出一批名臣,但良莠不齐。一些无德无才,或有才无德的家伙,在宋代得到了重用。如:蔡京、童贯、朱、梁师成、王黼、李彦,在民间声名狼藉,都称之为六贼,但在赵佶眼中个个都是“英才”。
历朝历代,没有武功,哪有文治?没有武备,再繁荣的经济,再灿烂的文化,也会成为一堆瓦砾。不是吗?汉唐的文治就是建立在武功的基础上的。而宋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大量士兵都是被在脸上刺字发配军队的罪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语就是宋时流行起来的。在这种导向的社会氛围中,习文之风日盛,而尚武之风日衰。社会上的兵源素质差,从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上,就要花更大的工夫,而且事倍功半。在漫长的一百多年的辽宋对峙中,宋朝基本上是输多胜少。
宋朝拥有上百万常备军,宋神宗登基前禁军、厢军达到140万人,人数不可谓不多,并且开创了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新纪元,把指南针用于军队布阵作战,装备不可谓不先进。但是,基本国策的设计对社会精英的导向作用很大。由于军人的社会地位一直不高,所以导致许多人不想从军,不想当军人。文人很多,杰出的军人不多,名将更是凤毛麟角。
在残酷竞争的世界,武功与文治是一对孪生物。国家对武功建设的思路和手段的调整,文治迟早会作出相应的反映。不论武功与文治方略调整孰先孰后,文治必须依赖于武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与自己的敌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有敌人,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因为有敌人,产生了前进的动力;因为有敌人,有了追赶的对象。从一次次的赶超敌人中,获得了内心的成就感与满足感,即使有时无法超越敌人,也至少让敌人引导着不断追赶,不断前行。
敢有敌人,不是为了主动拥有敌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竞争的存在,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的定律。
(摘自《散文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