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的提出，进一步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对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总依据”的提出，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
对基本国情和所处历史阶段的清醒判断认识，是提出科学理论、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仅在理论上曾存在诸多错误理解，而且在实践中也出现过不少因过高估计发展阶段而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陷入困境的情况。
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早自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高估自身所处发展阶段的现象，赫鲁晓夫继任后甚至提出要用2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尽管之后苏联对其“超越发展阶段”问题进行过反思和纠偏，但依然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受苏联的影响，东欧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相继提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和拉美社会主义国家，在成立初期也程度不同地出现过超越阶段、急躁冒进的做法，还有为数不少的非执政共产党在革命道路和斗争策略的选择上也出现过超越阶段、脱离国情的现象，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苏东剧变尽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未能正确判断本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未能立足于所处历史阶段的现实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策略和方针路线，也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依据”的提出，是对当代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庄严昭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从社会性质上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具备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方向；从发展阶段来讲，我国依然处于生产不发达、经济落后的初级阶段，需经历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的成熟完善奠定必要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基础，在实践中必须从初级阶段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能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要前提仍然是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最大实际。一方面，面对已经取得的辉煌业绩，面对世界上对“中国奇迹”的赞誉、对“中国道路”的褒扬，我们理应自豪但绝不可陶醉、忘乎所以，要防止超越发展阶段，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特别是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否定，更要立场坚定、保持清醒头脑，决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方面，面对前进道路上存在的诸多困难和问题，面对工作中存在的许多不足，决不能退缩不前，甚至重新走僵化封闭的老路。
“总依据”的提出，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一论断，既立足中国又放眼全球，既科学界定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阶段，又准确把握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的具体展开。
强调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总依据”，表明我们党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任务和目标有着清晰的把握。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面对的最为首要和根本的任务依然是发展。尽管我国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同社会主义的远大奋斗目标相比，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相比，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还存在相当差距。可以说，当代中国发展的任务依然繁重，发展的空间仍旧广阔，“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靠发展来推进，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发展来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发展来完成。而要完成发展的任务实现发展的目标，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而是要大力弘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项伟大事业破浪前行。
深刻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的提出，进一步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对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总依据”的提出，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
对基本国情和所处历史阶段的清醒判断认识，是提出科学理论、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仅在理论上曾存在诸多错误理解，而且在实践中也出现过不少因过高估计发展阶段而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陷入困境的情况。
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早自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高估自身所处发展阶段的现象，赫鲁晓夫继任后甚至提出要用2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尽管之后苏联对其“超越发展阶段”问题进行过反思和纠偏，但依然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受苏联的影响，东欧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相继提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和拉美社会主义国家，在成立初期也程度不同地出现过超越阶段、急躁冒进的做法，还有为数不少的非执政共产党在革命道路和斗争策略的选择上也出现过超越阶段、脱离国情的现象，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苏东剧变尽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未能正确判断本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未能立足于所处历史阶段的现实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策略和方针路线，也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依据”的提出，是对当代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庄严昭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从社会性质上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具备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方向；从发展阶段来讲，我国依然处于生产不发达、经济落后的初级阶段，需经历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的成熟完善奠定必要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基础，在实践中必须从初级阶段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能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要前提仍然是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最大实际。一方面，面对已经取得的辉煌业绩，面对世界上对“中国奇迹”的赞誉、对“中国道路”的褒扬，我们理应自豪但绝不可陶醉、忘乎所以，要防止超越发展阶段，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特别是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否定，更要立场坚定、保持清醒头脑，决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方面，面对前进道路上存在的诸多困难和问题，面对工作中存在的许多不足，决不能退缩不前，甚至重新走僵化封闭的老路。
“总依据”的提出，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一论断，既立足中国又放眼全球，既科学界定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阶段，又准确把握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的具体展开。
强调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总依据”，表明我们党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任务和目标有着清晰的把握。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面对的最为首要和根本的任务依然是发展。尽管我国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同社会主义的远大奋斗目标相比，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相比，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还存在相当差距。可以说，当代中国发展的任务依然繁重，发展的空间仍旧广阔，“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靠发展来推进，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发展来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发展来完成。而要完成发展的任务实现发展的目标，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而是要大力弘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项伟大事业破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