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十大智库名单
由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社科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7日在北京召开。十大智库排名是由国内知名的科研院校、学者专家和智业机构，根据这些智库为国家决策提供的政策和咨询的多寡，以及其提供的咨询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产生的影响而评出的。
十大智库定位清晰
十大著名智库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这些智库大多属于半官方机构，隶属政府不同部门，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均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智囊机构，从全国网罗了一批社科和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在国家内政外交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则侧重于外交政策的研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近年来积极外交政策的推动，这些以研究对外关系为主的研究所显得日益重要，并直接为国家的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则属于军方决策智库，为中国的军事战略，以及中国军队未来的建设与发展走向提供决策。
政府应扶持智库发展
在西方国家，智库的各类专家有可能成为政策执行者，而政府高官也有可能在离开政坛后进入智库成为政策研究者。
如今中国的智库与执政当局也开始出现了这种互动。一些政府高官退休后，也隐入智库机构继续发挥余热，例如钱其琛副总理退休后，就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而著名法律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夏勇，2005年就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进入中南海，成为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核心智囊之一。但中国智库对政府的影响，由于公开度透明度不足，外界知之甚少。
有专家指出，十大智库的集体亮相，必将推动中国各类研究机构的发展，中国智库与政府间的互动势必也将进一步加强和紧密。但目前中国智库的数量和研究领域仍然有限，而其财政来源及服务对象也较单一，无法适应科学执政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国家应大力扶持民间智库的发展，形成百家争鸣的格局，为国家宏观政策和战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证。 西方智库人才常晋身政府
目前在中国，对政府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不少是智库承接的政府课题，因此，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不敢说，敢说的却没有影响力。相比较，西方国家的智库发展及其与决策层的关系已经形成良性循环。
据了解，美国大多数智库均是非牟利的私营机构，依靠企业捐款及出售研究成果生存，他们既注重微观政策的研究，更注重宏观和战略问题的研究。而智库人才与政府高官，在长期的运作中，也形成了“旋转门制度”，智库的各类专家有可能会随着政府换届成为政策执行者，而政府高官也有可能在离开政坛后进入智库成为政策研究者，并蓄积力量等待东山再起。美国国务卿赖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1990年代，作为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的赖斯被老布什总统延揽进政府，担任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四年期满卸任后，回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2000年再度被小布什总统延揽进政府。
美国政策出台始于智库
除向智库招揽人才外，美国的政策出台也多始于智库。美国的决策过程先后有序，大致的先后顺序是：智库→媒体→国会→政府（行政当局）→政策出台。从某种角度看，美国许多政策的出台，政府和国会只是决策的最终结果，而不是决策的源头。美国政策的源头在智库和媒体，这是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
当一项政策出台前，智库首先会独立作多方面的调研、论证和总结，并得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意见。然后，智库又通过媒体进一步公开传播和辩论，引起整个社会对这项政策的关注。紧接着，媒体和智库提出的政策意见势必会引起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关注，国会通过听证会等方法作进一步的辩论。最后，行政部门会根据“意见领袖”的建议或国会的压力对这项政策做出决定，于是，一项政策、法规、法律就出台了。总体上说，美国重大政策的出台过程一般不会脱离这么一个程序。国内政策如此，对外政策也是这样。
美国之所以有这样的决策过程，原因在于美国的政治结构中“四权分离”的状态。智库与媒体、国会、总统、法院，四大权力形式各自独立、各自成熟、各司其职、“各自为政”。当然，有一些智库和媒体有浓厚的官方背景，比如兰德公司、美国之音，但更多的是完全独立于官方的智库和媒体。这就使得智库和媒体能够对权力部门保持距离，并具有极强的独立性，以便独立完成使命。
在日常操作中，智库虽然与政府往来密切，但与政府关系往往是合同关系，实行项目合作。智库做课题研究，资金来源或来自政府，或来自其它机构，美国政府并不干涉。这样就使得智库成为美国政府名副其实的“外脑”，超然于权力之外进行独立思考。
中国著名十大智库名单
由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社科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7日在北京召开。十大智库排名是由国内知名的科研院校、学者专家和智业机构，根据这些智库为国家决策提供的政策和咨询的多寡，以及其提供的咨询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产生的影响而评出的。
十大智库定位清晰
十大著名智库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这些智库大多属于半官方机构，隶属政府不同部门，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均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智囊机构，从全国网罗了一批社科和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在国家内政外交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则侧重于外交政策的研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近年来积极外交政策的推动，这些以研究对外关系为主的研究所显得日益重要，并直接为国家的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则属于军方决策智库，为中国的军事战略，以及中国军队未来的建设与发展走向提供决策。
政府应扶持智库发展
在西方国家，智库的各类专家有可能成为政策执行者，而政府高官也有可能在离开政坛后进入智库成为政策研究者。
如今中国的智库与执政当局也开始出现了这种互动。一些政府高官退休后，也隐入智库机构继续发挥余热，例如钱其琛副总理退休后，就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而著名法律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夏勇，2005年就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进入中南海，成为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核心智囊之一。但中国智库对政府的影响，由于公开度透明度不足，外界知之甚少。
有专家指出，十大智库的集体亮相，必将推动中国各类研究机构的发展，中国智库与政府间的互动势必也将进一步加强和紧密。但目前中国智库的数量和研究领域仍然有限，而其财政来源及服务对象也较单一，无法适应科学执政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国家应大力扶持民间智库的发展，形成百家争鸣的格局，为国家宏观政策和战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证。 西方智库人才常晋身政府
目前在中国，对政府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不少是智库承接的政府课题，因此，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不敢说，敢说的却没有影响力。相比较，西方国家的智库发展及其与决策层的关系已经形成良性循环。
据了解，美国大多数智库均是非牟利的私营机构，依靠企业捐款及出售研究成果生存，他们既注重微观政策的研究，更注重宏观和战略问题的研究。而智库人才与政府高官，在长期的运作中，也形成了“旋转门制度”，智库的各类专家有可能会随着政府换届成为政策执行者，而政府高官也有可能在离开政坛后进入智库成为政策研究者，并蓄积力量等待东山再起。美国国务卿赖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1990年代，作为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的赖斯被老布什总统延揽进政府，担任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四年期满卸任后，回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2000年再度被小布什总统延揽进政府。
美国政策出台始于智库
除向智库招揽人才外，美国的政策出台也多始于智库。美国的决策过程先后有序，大致的先后顺序是：智库→媒体→国会→政府（行政当局）→政策出台。从某种角度看，美国许多政策的出台，政府和国会只是决策的最终结果，而不是决策的源头。美国政策的源头在智库和媒体，这是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
当一项政策出台前，智库首先会独立作多方面的调研、论证和总结，并得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意见。然后，智库又通过媒体进一步公开传播和辩论，引起整个社会对这项政策的关注。紧接着，媒体和智库提出的政策意见势必会引起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关注，国会通过听证会等方法作进一步的辩论。最后，行政部门会根据“意见领袖”的建议或国会的压力对这项政策做出决定，于是，一项政策、法规、法律就出台了。总体上说，美国重大政策的出台过程一般不会脱离这么一个程序。国内政策如此，对外政策也是这样。
美国之所以有这样的决策过程，原因在于美国的政治结构中“四权分离”的状态。智库与媒体、国会、总统、法院，四大权力形式各自独立、各自成熟、各司其职、“各自为政”。当然，有一些智库和媒体有浓厚的官方背景，比如兰德公司、美国之音，但更多的是完全独立于官方的智库和媒体。这就使得智库和媒体能够对权力部门保持距离，并具有极强的独立性，以便独立完成使命。
在日常操作中，智库虽然与政府往来密切，但与政府关系往往是合同关系，实行项目合作。智库做课题研究，资金来源或来自政府，或来自其它机构，美国政府并不干涉。这样就使得智库成为美国政府名副其实的“外脑”，超然于权力之外进行独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