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拇指阅读
口述|李霄峰
整理|苏早
老左按：
我们是一个谈论流行文化的公号，而流行文化跟他背后的人密切相关。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个反流行的人。
我的朋友李霄峰。少年成名，却又远离名利，一门心思要去做电影。他现在的身份包括，影评人、编剧、男演员、作家、导演，或者还包括“失败的商人”。
从李霄峰以网络影评成名，到现如今商业电影的畸形繁荣，这16年的跨度足以锻造几个上市电影公司。而我的朋友，明明可以靠网红吃饭，偏偏要做文艺片导演。其间的惆怅与迷失，孤独与失意，聚焦“成功学”的媒体永远不会关注，却是更真实也更普遍的一种人生经历。
我相信，各行各业都存在这样的人，他们从小就有梦想，长大后在现实中迷路，最终回到梦开始的地方，才发现梦想已成信仰。这十几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是因为我们发现彼此都是非常纯粹的人，我们欣赏这种纯粹。如今，这种纯粹为他带来了两项金马奖提名。
这种纯粹当然是有巨大代价的，因为现实永远是残酷的。所以，他有个句子流传甚广，也曾经对我激励甚多，我想也适合今天各种年纪，各个行业里，抱有坚定信念的人。那句话就是今天这篇文章的标题——
和这个世界交手的许多年来，你是否光彩依旧，兴致盎然。
《南方人物周刊》说他
“用电影完成了对大人的报复”
而妈妈却不时念叨着
“李霄峰，你能不能回比利时，把文凭拿回来？”
小时候——热爱电影 不务正业
少年李霄峰从租录像带开始对电影产生兴趣。
我从小爱看电影。家里开始有录像机的时候，就总去租看录像带。印象最深的还是《007金手指》。从那部电影开始，我意识到男人应该有一种反观自身的幽默感。还有一部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就是张元的《北京杂种》。
大概1993年的时候，我们家楼下有户人家是租录像带的。有一天在他们家看到一盘录像带，就特别想把它偷出来。某天中午，我趁他们家人在屋里吃饭，就溜进他家院子，把录像带给偷了出来。当时看完那录像带，就是《北京杂种》，特别激动。觉得怎么能把北京拍到这个程度，看的时候似乎能闻到街道上的臭味，还有崔健、窦唯的那种状态，觉得很有力量。这是一部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电影。
我从初中开始数学成绩很差，只有语文和英语还不错。学校门口的磁带店是我的据点，听音乐，跟一帮朋友到处玩到处混，学校附近的街道对我们来说像个游乐园。早恋，以至于我爸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关于他儿子不靠谱的小报告，为此我有段时间很痛恨他单位里的那些叔叔阿姨，直到二十多岁我回到大院里都还怀有敌意，觉得每栋楼里都有一双监视我的眼睛。高中的时候我是文体委员，一到上体育课我就带着所有人逃课，其他的课也越逃越多。还有偷卷子，让班长和学习委员一起先把卷子做了，再把答案公布给大家，当时就干这些事。
我那时在合肥的高中里，还挺有名，因为我写的东西。当时我每个学期都会买一个新本子，在上面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散文、小说都写，当然了，大部分比较幼稚，但也有处在萌芽状态的对世界的看法和灵感。我一好朋友说，你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博客。因为当时不少同学喜欢看我写的东西，看完之后还会写评语、感受。慢慢地，这个本子就流到外校去了，可能在好几个学校之间传了一大圈，过了一两个月才回到我手里。当到我手里的时候，下边写满了评语，甚至有些人还会接着再写一段。
那个时候，我还搞不懂电影和电视的区别，所以1997年高考的时候，报考了北京一所艺术院校的编导专业。我以为影视是一块儿的，你会了这个就能懂另一个。结果第一年专业分考得挺高的，能排全国前15名以内，但就是因为文化课成绩太差没考上。
大学——Liar走红 大学辍学
很多人认识李霄峰，是从影评人Liar开始。
我高三复读了一年，复读后上了中国农业大学。
那时候是1998年，网络已经开始兴起。大学时整天在宿舍里上网，开始接触到bbs，比如水木清华、复旦的bbs，我还做过清华电影版的版主。那时候的校园BBS真是开放、自由，没有界限和芥蒂，每个人讨论电影都揣着真知灼见，也不拒绝相反的意见，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复旦的日月光华版。
到了1999年，我开始写电影观后感，在新浪、电影红茶坊写。写着写着，就被网易挖过去写专栏了。我就同时兼着网易的编辑，用Liar这个笔名。认识了很多朋友，比如顾小白、绿妖、冯睿、陆川、左志坚，后来很多人以为我们是相互支撑着走过来的，其实不是，我们不太喜欢没事儿瞎聚在一起，而是各走各的路，在独立的基础上交朋友。
其实到了北京之后，一旦你生活到这种环境，就觉得也没什么。一当你来了，与它同呼吸共命运，就觉得以前的那种强大的吸引力不复存在了。
2000年出国到了比利时，一开始我选择的专业是艺术与哲学，后来有一个转点。出国后，我也经常租录像带，很多中国的地下电影我都是在国外看的。当时觉得，这些片怎么能拍得那么好，包括里边的人物、人物设置和情节之间的关系，还有对时代的比喻关系，印象最深的是田壮壮导演的《蓝风筝》。当时我在想，既然都到了比利时了，不如考个电影学院，然后我就找到了布鲁塞尔的一家电影学院。初试、复试、三试，都是用英语考的，结果都过了，就这么进入了电影学院，我是那个学校招收的第一个亚洲人。
我在欧洲的生活，还是脱离不了上网，仍然在给国内写稿。当时在网易的工资是一个月1500元人民币，稿费比工资还要多。这样直接导致我早上起不来，上课的状态似乎又回到了高中，到了教室，教授开始放电影，我就开始睡觉，醒来都中午了。后来我反思自己是不是在浪费生命，我发现自己可能早就不适合被教育，或者说不太适应“上课”这种学习与吸纳的方式。
当时已经完全不满意自己的生存状态，就想找个机会实践。正好新浪有一个网友，叫做陆川，那时候他已经拍完《寻枪》了，我们这帮刚冒出头的网友当时纷纷帮他呐喊。姜文就对陆川说，“你小子掌握了一个地下中宣部啊！”他发现当时网上那些，包括《南方都市报》那些人，都很顶陆川。《寻枪》当年在《南方都市报》娱乐版的头条，还是我写的，标题叫《带上你的全家去看》。现在想想真是热情过了头，凭什么要别人带着全家去看电影啊，简直是神经病。这种过了头的热情，还是因为有对电影的赤诚。
可可西里，五道梁，楚玛尔河，
5500米海拔，
零下十度的河水。
这不是剧组，
哥们第一次进剧组是他妈参军来了。
辍学——潜回北京 再不读书
2003年，李霄峰担任《可可西里》电影剧组的纪录片导演。
认识陆川，是在一个电影青年聚会的饭局，所谓电影青年的聚会，就是除了把饭菜扒到嘴里的时间，都在聊电影。饭局上我年龄最小，正处于浑不吝的阶段。他坐我旁边，身形高大，一头长发，面色却苍白，眼神里共存着生猛与脆弱。一桌十来个人，唯有他正进行着电影的实践，令我羡慕。
我想，是不是可以跟着陆川学点东西。那是2002年的八九月份吧，我当时已经打算回来了。我没跟我父母说，但给陆川写了封信，我说“听说你在筹备《可可西里》，我想找一个实习的机会，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但是只要你让我去，让我做什么都行。”陆川很痛快地回信，“啥也别说了，你就赶紧回来，咱们一起干。”
然后，我经历了二次辍学，并且打算以后再也不读书了。回来时九月份，骗父母说自己还在比利时，还讲得有模有样的，谎编得挺圆。那时我在合肥租了一间房子，在离家特别远的地方，我的活动范围就是那房子附近。那时候还写稿，比如给《明星周刊》。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挣了9000块稿费，平均水平也是3000-5000块。当时中国媒体特别有良心，很少拖欠，而且最让我感动的是《大连商报》，当时那些报纸是不上网的，但他们从我的网易专栏里转载了一篇文章，还主动联系我发稿费——100块。
我在合肥住了3个月，在给家里打电话的问题上，解决得很有意思。我在2002年寒假的时候，借换电话之名，把家里有来电显示功能的电话换成了不显示号码的。我每周都会往家里打电话，那时候中国到欧洲的通话线路不像现在这么快，声音会有延迟，我妈讲完话后，我在心里默数3秒再回话。就这样蒙混了家里3个月，3个月后，我告诉家里人我要回北京，但其实我是从合肥飞过去的。到了机场，还给家里打电话说我从布鲁塞尔回来了，从那时起，就正式加入了陆川工作室。
2002底年我回国，去他那里实习，和他一起工作。冰天雪地里从火车站出来，坐上制片主任郭涛的红色小奥拓，那奥拓没有副驾驶座位，像是刚从修理厂偷出来的。陆川坐在后座上，直接把腿杵在了车厢前面，感觉要把这辆小车撑爆了。我们坐着这辆即将撑爆的小奥拓来到他位于六里桥的家，筒子楼，只能看见剪影的长长走廊，四面冷风倒灌，他打开铁门，那一室一厅，像一个修炼的铁笼。下楼之后他说你丫也算是进京了，我嘲笑他：您这儿是丰台，丰台也算是北京？
我在陆川工作室一开始担任的文学策划和广告执行。陆川当时也得拍广告，可他完全没有时间管广告的事。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到北京的当天早上，大概8点半，他打电话过来说，“你到北京了吧，那你去华谊广告公司去谈广告”。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广告，也不懂怎么去谈。去到那见到俩广告公司的人，就开始聊创意，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开始聊创意了，一个人面对一个手机品牌市场部的八个女人聊创意，感觉很荒诞。现在那广告还能搜到，是赵薇和郭晓冬演的。还记得最后一次聊创意，总算敲定了分镜头，已经20多稿了，对面的手机市场总监忽然问我：你是不是网易的那个写影评的liar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她说从你的邮箱看出来的，我们都是你的读者啊。我感觉很不好意思，一个在网上到处对别人的电影指指点点的人，其实在生活中只是个刚学会狗刨的替补队员。
那两个广告耗了我整整半年，中间没做别的，就帮陆川看看剧本等等很琐碎的事情，包括给《可可西里》拉赞助的文案，就写了20多份，每面对一个厂家就要写一份。本质上是什么都做，但这种训练对一个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是极其有效的。
陆川对我最大的训练是，本来你是个不会游泳的人，他把你直接扔到海里边，你爱死不死——你要淹死了，那是你的事，你要淹不死，那是你的本事。
2003年10月，开始拍《可可西里》的纪录片。全程都是我扛摄像机自己拍，部分剧照也是我拍的，当时拍了100多盘素材带，不过没有参加剪辑。
2004年的5月份，我离开陆川工作室。
当我得知剧本被毙掉，
突然之间眼泪就啪啦啪啦往下掉。
很难受。
感觉忙活了一年，写了8稿以上，
结果被毙掉了。
失业——告别Liar 快要穷死
李霄峰在电影《达达》中饰演赵野
当时也是因为想换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就加入了一家公司做了三个月的海外发行。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去推销，有一次带着圣丹斯电影节的人来看片，出了门以后我握着对方的手连连说不好意思，拍得不好。对方看着我笑觉得这个小伙子真够实诚的，留了我的电话让我推荐别的电影，我推荐了《可可西里》，自己买票请他们看电影。
2004年11月到2005年五六月份，基本上就是失业状态，不知道该干嘛，也没收入。当时还是有很多人知道Liar这个名字。但我就不想用这个名字，想以一个真实的年轻人的身份来融入到社会中去，所以我去哪都不会提到Liar。
然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张元。张元看了我两个短篇小说。他当时已经去了威尼斯，凭借《看上去很美》去参展。他从飞机上下来，就过来见我，然后说咱们合作吧。从那时，就开始了漫长的剧本创作历程，这是一个极其挣扎的过程。
张元是一个学识很丰富很饱满的人，书读得很多，对艺术的欣赏趣味很高。在审美上，在对事物的判断上，包括在剧本的简洁程度上，张元对我的影响都挺大的。我以前的写作比较随性，但是在跟张元写剧本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把一些毛病都给削减掉了，开始意识到文字的精炼程度无论对剧本还是对任何文字体例都很重要。张元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他很多的审美体现在生活中，我对他也是有一种学生对老师的感情。
我们几个人写的第一个剧本叫《无法无天》，但剧本没有通过审查，讲的是一帮少年抢劫犯的故事。当时我27岁。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人最好的创作阶段是25-30岁，那个阶段根本没有顾忌。
那剧本整整忙活了一年，到2006年10月被毙掉，那是我这十年来第一次掉眼泪。我印象特别深，当我得知剧本被毙掉，我起来倒水，突然之间眼泪就啪啦啪啦往下掉。那一天很难受，感觉忙活了一年，写了8稿以上，结果被毙掉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达达》是2个月后，也就是12月份开始写的。我有一天去他们家聊天儿，顺便想和他说自己打算从此不写剧本了。结果那天，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我看到的一个社会新闻，我的《失败者之歌》里边有一篇叫《夏田野》，讲的是一个女孩被一个男孩强奸，但最后两人居然相爱了。聊起来就觉得这挺不错的，要不再弄一个吧！
有时候，你费尽心血去做一件事，反而做不成。这个回家随便写写，写得也不费劲，剧本就通过审查了。当时很高兴，但比之前平静了一些。那已经到了2007年，8月份我帮导演选演员，选了一圈没选到合适的，张元说要不你上去试试吧。于是我去表演了一段，张元说，就你吧。就这么意外地成了《达达》的男一号。现在想想，真是感谢张元。如果说陆川把我领进了这个行当，那么张元稳稳当当在我脚底下铺了一块垫脚石，让我从编剧和演员两个岗位上介入到电影的制作。
不过那之后，我的状态是对电影圈身心俱疲，感觉付出的心血和得到的回报太不成正比了，觉得这圈我实在没法呆，不仅穷死，而且觉得编剧完全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你的剧本，可以被任何人掌握，除了你自己。后来也参与过其他项目，但大多数没成。所以我想，是不是该开一家公司，来掌握一下自己的命运。不过适得其反，不仅没掌握自己的命运，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
每天半夜去楼下吃烤串和啤酒，
喝醉了酒往马路中间扔瓶子，
可以砸到整个十字路口都是酒瓶子。
后来重回北京，《少女哪吒》获奖了。
开公司——颓废酗酒 重回北京
2012年，李霄峰参加《失败者之歌》朗读交流会
当时借了几十万开公司，想得挺好的，包括调研什么的做得很深入齐全，结果发现没有客户。那一年半，一开始我还认真地上班，公司就俩员工，还有一个是我的妹妹。公司虽小，但五脏俱全，投影、桌上足球什么都有，但什么都没干，我还酗酒。
我后来总结，在上海做得并不好，最重要的是脱离了自己喜欢的事，脱离了电影，像鱼离开了水。
在上海有一个转点，2008年的夏天，我接到通知，说《达达》过审了，那天特别愉快。
2008年9月份，参加釜山电影节，年底参加迪拜电影节，2009年年初是圣丹斯电影节，然后觉得这事，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它真的就来了。那时候我就决定，还是得回北京。
《纸牌屋》第一季被干掉的那州长，我看到他的时候，完全感同身受。那时候我酗酒，家楼下的小超市，柜子上就摆了一瓶威士忌和一瓶伏特加，我每天能喝一整瓶威士忌。
当时我开玩笑说，等我们公司NB了，可以取个名字叫“下午”，因为永远都是下午2点多上班。我那妹妹每天很早就起来了，10点钟准时坐在办公室里。但我就是每天下午3点钟，酒还没醒就过去了。每天半夜去楼下吃烤串和啤酒，喝醉了酒往马路中间扔瓶子，可以砸到整个十字路口都是酒瓶子。
那是一段低谷，我得感谢那些陪我度过低谷的人。在低谷里面我学会了不少事，最重要的一个本事就是真的低下去，在低的状态里观察自己在饱满的状态下看不见的生活，并在此后的日子里永远低下去，这对我已经是一种创作的乐趣。后来我在那几年里积攒下的文字被一位叫乔纳森的书评界前辈发现，推荐到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成一本书，叫《失败者之歌》。
重回北京——《哪吒》获奖 即将公映
李霄峰和他的电影处女作《少女哪吒》
《达达》在2009年9月份公映，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把上海的公司停掉了，重新回到了北京。
我觉得我这个人更新过很多次。2009年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又是一个新人。其实那两三年，大家变化很大。等我回来后，发现当年和我一起混电影论坛的朋友都是媒体领导了。当时我很久不接触媒体了，记得有一次给朋友打电话问了一个很愚蠢的问题，“他们记者来采访我，我要不要请他吃饭？”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很笨拙，跟一个初来乍到的小学生一样。比起才出道的时候笨拙多了。1999年的时候，一切顺风顺水，有很多人罩着我，像是世界中心。而到了2009年，我和媒体、和电影界，都远了，是个边缘人，要努力挣回自己的尊严。
回北京后，做编剧，又参加过一些项目，本质上没太大变化，因为又回到了一个零点，成为了一个新人。直到2010年，我带着我的一个项目《追踪》，去上海电影节参加创投。
这是第一次带着自己的项目去上海电影节，当时站在台上，腿都在抖，很不自信。那次没得奖，默默无闻就下台了。所以后来2013年《少女哪吒》得奖的时候，我特别注意，我知道没得奖的人，虽然表面上笑嘻嘻的还表示祝贺，其实内心是很失落的。
那两年我一直在忙《追踪》，和另一个编剧徐展雄一起。这个剧本写了大概七八稿，走了至少五家公安局，从安徽到浙江到山西，我们和刑警队员一起吃住、一起抓捕犯人，一起审讯犯人，看法院的卷宗。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到了第7稿的时候，已经是2013年的四五月份了，我已经开始看景了。结果这个时候，突然得知《少女哪吒》入围了上海电影节创投。于是就把《追踪》搁下了。
《追踪》也挺玄乎的，一分钱没有就开始看景了，跑到武汉和重庆，选景就选了俩礼拜。我当时还在想自己是不是想拍电影想疯了所以很不切实际，但后来跟几个新导演聊天，发现他们丫全这样，都是这样的疯子。但真的，一个电影有它自己的命，你看《少女哪吒》，是我2012年10月份看到绿妖的小说，看到小说时被打动，当时就觉得想拍，不拍很可惜。2013年1月份签的版权协议，4月份送到上海电影节，5月份就得知入围，然后6月份就得奖了。
7月份第一稿剧本出来，8月份过审，立项，10月份出第二稿，开始筹备。
现在，《少女哪吒》即将公映，它入围了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另两位编剧是王沐、潘彧），入围了釜山电影节的“新浪潮”单元，这是我的导演处女作，这个结果已经远远超出我的预期，这中间像击鼓传花一样，得到来自业界前辈和朋友们无数双手的支撑帮助。这两年的故事够写一本很厚的书，那天我看了一下邮箱里两年来关于《少女哪吒》的邮件，很巧，整整1895封邮件。
等《少女哪吒》尘埃落定之后，《追踪》是时候拾起来，继续推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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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李霄峰
整理|苏早
老左按：
我们是一个谈论流行文化的公号，而流行文化跟他背后的人密切相关。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个反流行的人。
我的朋友李霄峰。少年成名，却又远离名利，一门心思要去做电影。他现在的身份包括，影评人、编剧、男演员、作家、导演，或者还包括“失败的商人”。
从李霄峰以网络影评成名，到现如今商业电影的畸形繁荣，这16年的跨度足以锻造几个上市电影公司。而我的朋友，明明可以靠网红吃饭，偏偏要做文艺片导演。其间的惆怅与迷失，孤独与失意，聚焦“成功学”的媒体永远不会关注，却是更真实也更普遍的一种人生经历。
我相信，各行各业都存在这样的人，他们从小就有梦想，长大后在现实中迷路，最终回到梦开始的地方，才发现梦想已成信仰。这十几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是因为我们发现彼此都是非常纯粹的人，我们欣赏这种纯粹。如今，这种纯粹为他带来了两项金马奖提名。
这种纯粹当然是有巨大代价的，因为现实永远是残酷的。所以，他有个句子流传甚广，也曾经对我激励甚多，我想也适合今天各种年纪，各个行业里，抱有坚定信念的人。那句话就是今天这篇文章的标题——
和这个世界交手的许多年来，你是否光彩依旧，兴致盎然。
《南方人物周刊》说他
“用电影完成了对大人的报复”
而妈妈却不时念叨着
“李霄峰，你能不能回比利时，把文凭拿回来？”
小时候——热爱电影 不务正业
少年李霄峰从租录像带开始对电影产生兴趣。
我从小爱看电影。家里开始有录像机的时候，就总去租看录像带。印象最深的还是《007金手指》。从那部电影开始，我意识到男人应该有一种反观自身的幽默感。还有一部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就是张元的《北京杂种》。
大概1993年的时候，我们家楼下有户人家是租录像带的。有一天在他们家看到一盘录像带，就特别想把它偷出来。某天中午，我趁他们家人在屋里吃饭，就溜进他家院子，把录像带给偷了出来。当时看完那录像带，就是《北京杂种》，特别激动。觉得怎么能把北京拍到这个程度，看的时候似乎能闻到街道上的臭味，还有崔健、窦唯的那种状态，觉得很有力量。这是一部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电影。
我从初中开始数学成绩很差，只有语文和英语还不错。学校门口的磁带店是我的据点，听音乐，跟一帮朋友到处玩到处混，学校附近的街道对我们来说像个游乐园。早恋，以至于我爸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关于他儿子不靠谱的小报告，为此我有段时间很痛恨他单位里的那些叔叔阿姨，直到二十多岁我回到大院里都还怀有敌意，觉得每栋楼里都有一双监视我的眼睛。高中的时候我是文体委员，一到上体育课我就带着所有人逃课，其他的课也越逃越多。还有偷卷子，让班长和学习委员一起先把卷子做了，再把答案公布给大家，当时就干这些事。
我那时在合肥的高中里，还挺有名，因为我写的东西。当时我每个学期都会买一个新本子，在上面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散文、小说都写，当然了，大部分比较幼稚，但也有处在萌芽状态的对世界的看法和灵感。我一好朋友说，你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博客。因为当时不少同学喜欢看我写的东西，看完之后还会写评语、感受。慢慢地，这个本子就流到外校去了，可能在好几个学校之间传了一大圈，过了一两个月才回到我手里。当到我手里的时候，下边写满了评语，甚至有些人还会接着再写一段。
那个时候，我还搞不懂电影和电视的区别，所以1997年高考的时候，报考了北京一所艺术院校的编导专业。我以为影视是一块儿的，你会了这个就能懂另一个。结果第一年专业分考得挺高的，能排全国前15名以内，但就是因为文化课成绩太差没考上。
大学——Liar走红 大学辍学
很多人认识李霄峰，是从影评人Liar开始。
我高三复读了一年，复读后上了中国农业大学。
那时候是1998年，网络已经开始兴起。大学时整天在宿舍里上网，开始接触到bbs，比如水木清华、复旦的bbs，我还做过清华电影版的版主。那时候的校园BBS真是开放、自由，没有界限和芥蒂，每个人讨论电影都揣着真知灼见，也不拒绝相反的意见，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复旦的日月光华版。
到了1999年，我开始写电影观后感，在新浪、电影红茶坊写。写着写着，就被网易挖过去写专栏了。我就同时兼着网易的编辑，用Liar这个笔名。认识了很多朋友，比如顾小白、绿妖、冯睿、陆川、左志坚，后来很多人以为我们是相互支撑着走过来的，其实不是，我们不太喜欢没事儿瞎聚在一起，而是各走各的路，在独立的基础上交朋友。
其实到了北京之后，一旦你生活到这种环境，就觉得也没什么。一当你来了，与它同呼吸共命运，就觉得以前的那种强大的吸引力不复存在了。
2000年出国到了比利时，一开始我选择的专业是艺术与哲学，后来有一个转点。出国后，我也经常租录像带，很多中国的地下电影我都是在国外看的。当时觉得，这些片怎么能拍得那么好，包括里边的人物、人物设置和情节之间的关系，还有对时代的比喻关系，印象最深的是田壮壮导演的《蓝风筝》。当时我在想，既然都到了比利时了，不如考个电影学院，然后我就找到了布鲁塞尔的一家电影学院。初试、复试、三试，都是用英语考的，结果都过了，就这么进入了电影学院，我是那个学校招收的第一个亚洲人。
我在欧洲的生活，还是脱离不了上网，仍然在给国内写稿。当时在网易的工资是一个月1500元人民币，稿费比工资还要多。这样直接导致我早上起不来，上课的状态似乎又回到了高中，到了教室，教授开始放电影，我就开始睡觉，醒来都中午了。后来我反思自己是不是在浪费生命，我发现自己可能早就不适合被教育，或者说不太适应“上课”这种学习与吸纳的方式。
当时已经完全不满意自己的生存状态，就想找个机会实践。正好新浪有一个网友，叫做陆川，那时候他已经拍完《寻枪》了，我们这帮刚冒出头的网友当时纷纷帮他呐喊。姜文就对陆川说，“你小子掌握了一个地下中宣部啊！”他发现当时网上那些，包括《南方都市报》那些人，都很顶陆川。《寻枪》当年在《南方都市报》娱乐版的头条，还是我写的，标题叫《带上你的全家去看》。现在想想真是热情过了头，凭什么要别人带着全家去看电影啊，简直是神经病。这种过了头的热情，还是因为有对电影的赤诚。
可可西里，五道梁，楚玛尔河，
5500米海拔，
零下十度的河水。
这不是剧组，
哥们第一次进剧组是他妈参军来了。
辍学——潜回北京 再不读书
2003年，李霄峰担任《可可西里》电影剧组的纪录片导演。
认识陆川，是在一个电影青年聚会的饭局，所谓电影青年的聚会，就是除了把饭菜扒到嘴里的时间，都在聊电影。饭局上我年龄最小，正处于浑不吝的阶段。他坐我旁边，身形高大，一头长发，面色却苍白，眼神里共存着生猛与脆弱。一桌十来个人，唯有他正进行着电影的实践，令我羡慕。
我想，是不是可以跟着陆川学点东西。那是2002年的八九月份吧，我当时已经打算回来了。我没跟我父母说，但给陆川写了封信，我说“听说你在筹备《可可西里》，我想找一个实习的机会，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但是只要你让我去，让我做什么都行。”陆川很痛快地回信，“啥也别说了，你就赶紧回来，咱们一起干。”
然后，我经历了二次辍学，并且打算以后再也不读书了。回来时九月份，骗父母说自己还在比利时，还讲得有模有样的，谎编得挺圆。那时我在合肥租了一间房子，在离家特别远的地方，我的活动范围就是那房子附近。那时候还写稿，比如给《明星周刊》。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挣了9000块稿费，平均水平也是3000-5000块。当时中国媒体特别有良心，很少拖欠，而且最让我感动的是《大连商报》，当时那些报纸是不上网的，但他们从我的网易专栏里转载了一篇文章，还主动联系我发稿费——100块。
我在合肥住了3个月，在给家里打电话的问题上，解决得很有意思。我在2002年寒假的时候，借换电话之名，把家里有来电显示功能的电话换成了不显示号码的。我每周都会往家里打电话，那时候中国到欧洲的通话线路不像现在这么快，声音会有延迟，我妈讲完话后，我在心里默数3秒再回话。就这样蒙混了家里3个月，3个月后，我告诉家里人我要回北京，但其实我是从合肥飞过去的。到了机场，还给家里打电话说我从布鲁塞尔回来了，从那时起，就正式加入了陆川工作室。
2002底年我回国，去他那里实习，和他一起工作。冰天雪地里从火车站出来，坐上制片主任郭涛的红色小奥拓，那奥拓没有副驾驶座位，像是刚从修理厂偷出来的。陆川坐在后座上，直接把腿杵在了车厢前面，感觉要把这辆小车撑爆了。我们坐着这辆即将撑爆的小奥拓来到他位于六里桥的家，筒子楼，只能看见剪影的长长走廊，四面冷风倒灌，他打开铁门，那一室一厅，像一个修炼的铁笼。下楼之后他说你丫也算是进京了，我嘲笑他：您这儿是丰台，丰台也算是北京？
我在陆川工作室一开始担任的文学策划和广告执行。陆川当时也得拍广告，可他完全没有时间管广告的事。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到北京的当天早上，大概8点半，他打电话过来说，“你到北京了吧，那你去华谊广告公司去谈广告”。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广告，也不懂怎么去谈。去到那见到俩广告公司的人，就开始聊创意，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开始聊创意了，一个人面对一个手机品牌市场部的八个女人聊创意，感觉很荒诞。现在那广告还能搜到，是赵薇和郭晓冬演的。还记得最后一次聊创意，总算敲定了分镜头，已经20多稿了，对面的手机市场总监忽然问我：你是不是网易的那个写影评的liar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她说从你的邮箱看出来的，我们都是你的读者啊。我感觉很不好意思，一个在网上到处对别人的电影指指点点的人，其实在生活中只是个刚学会狗刨的替补队员。
那两个广告耗了我整整半年，中间没做别的，就帮陆川看看剧本等等很琐碎的事情，包括给《可可西里》拉赞助的文案，就写了20多份，每面对一个厂家就要写一份。本质上是什么都做，但这种训练对一个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是极其有效的。
陆川对我最大的训练是，本来你是个不会游泳的人，他把你直接扔到海里边，你爱死不死——你要淹死了，那是你的事，你要淹不死，那是你的本事。
2003年10月，开始拍《可可西里》的纪录片。全程都是我扛摄像机自己拍，部分剧照也是我拍的，当时拍了100多盘素材带，不过没有参加剪辑。
2004年的5月份，我离开陆川工作室。
当我得知剧本被毙掉，
突然之间眼泪就啪啦啪啦往下掉。
很难受。
感觉忙活了一年，写了8稿以上，
结果被毙掉了。
失业——告别Liar 快要穷死
李霄峰在电影《达达》中饰演赵野
当时也是因为想换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就加入了一家公司做了三个月的海外发行。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去推销，有一次带着圣丹斯电影节的人来看片，出了门以后我握着对方的手连连说不好意思，拍得不好。对方看着我笑觉得这个小伙子真够实诚的，留了我的电话让我推荐别的电影，我推荐了《可可西里》，自己买票请他们看电影。
2004年11月到2005年五六月份，基本上就是失业状态，不知道该干嘛，也没收入。当时还是有很多人知道Liar这个名字。但我就不想用这个名字，想以一个真实的年轻人的身份来融入到社会中去，所以我去哪都不会提到Liar。
然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张元。张元看了我两个短篇小说。他当时已经去了威尼斯，凭借《看上去很美》去参展。他从飞机上下来，就过来见我，然后说咱们合作吧。从那时，就开始了漫长的剧本创作历程，这是一个极其挣扎的过程。
张元是一个学识很丰富很饱满的人，书读得很多，对艺术的欣赏趣味很高。在审美上，在对事物的判断上，包括在剧本的简洁程度上，张元对我的影响都挺大的。我以前的写作比较随性，但是在跟张元写剧本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把一些毛病都给削减掉了，开始意识到文字的精炼程度无论对剧本还是对任何文字体例都很重要。张元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他很多的审美体现在生活中，我对他也是有一种学生对老师的感情。
我们几个人写的第一个剧本叫《无法无天》，但剧本没有通过审查，讲的是一帮少年抢劫犯的故事。当时我27岁。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人最好的创作阶段是25-30岁，那个阶段根本没有顾忌。
那剧本整整忙活了一年，到2006年10月被毙掉，那是我这十年来第一次掉眼泪。我印象特别深，当我得知剧本被毙掉，我起来倒水，突然之间眼泪就啪啦啪啦往下掉。那一天很难受，感觉忙活了一年，写了8稿以上，结果被毙掉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达达》是2个月后，也就是12月份开始写的。我有一天去他们家聊天儿，顺便想和他说自己打算从此不写剧本了。结果那天，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我看到的一个社会新闻，我的《失败者之歌》里边有一篇叫《夏田野》，讲的是一个女孩被一个男孩强奸，但最后两人居然相爱了。聊起来就觉得这挺不错的，要不再弄一个吧！
有时候，你费尽心血去做一件事，反而做不成。这个回家随便写写，写得也不费劲，剧本就通过审查了。当时很高兴，但比之前平静了一些。那已经到了2007年，8月份我帮导演选演员，选了一圈没选到合适的，张元说要不你上去试试吧。于是我去表演了一段，张元说，就你吧。就这么意外地成了《达达》的男一号。现在想想，真是感谢张元。如果说陆川把我领进了这个行当，那么张元稳稳当当在我脚底下铺了一块垫脚石，让我从编剧和演员两个岗位上介入到电影的制作。
不过那之后，我的状态是对电影圈身心俱疲，感觉付出的心血和得到的回报太不成正比了，觉得这圈我实在没法呆，不仅穷死，而且觉得编剧完全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你的剧本，可以被任何人掌握，除了你自己。后来也参与过其他项目，但大多数没成。所以我想，是不是该开一家公司，来掌握一下自己的命运。不过适得其反，不仅没掌握自己的命运，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
每天半夜去楼下吃烤串和啤酒，
喝醉了酒往马路中间扔瓶子，
可以砸到整个十字路口都是酒瓶子。
后来重回北京，《少女哪吒》获奖了。
开公司——颓废酗酒 重回北京
2012年，李霄峰参加《失败者之歌》朗读交流会
当时借了几十万开公司，想得挺好的，包括调研什么的做得很深入齐全，结果发现没有客户。那一年半，一开始我还认真地上班，公司就俩员工，还有一个是我的妹妹。公司虽小，但五脏俱全，投影、桌上足球什么都有，但什么都没干，我还酗酒。
我后来总结，在上海做得并不好，最重要的是脱离了自己喜欢的事，脱离了电影，像鱼离开了水。
在上海有一个转点，2008年的夏天，我接到通知，说《达达》过审了，那天特别愉快。
2008年9月份，参加釜山电影节，年底参加迪拜电影节，2009年年初是圣丹斯电影节，然后觉得这事，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它真的就来了。那时候我就决定，还是得回北京。
《纸牌屋》第一季被干掉的那州长，我看到他的时候，完全感同身受。那时候我酗酒，家楼下的小超市，柜子上就摆了一瓶威士忌和一瓶伏特加，我每天能喝一整瓶威士忌。
当时我开玩笑说，等我们公司NB了，可以取个名字叫“下午”，因为永远都是下午2点多上班。我那妹妹每天很早就起来了，10点钟准时坐在办公室里。但我就是每天下午3点钟，酒还没醒就过去了。每天半夜去楼下吃烤串和啤酒，喝醉了酒往马路中间扔瓶子，可以砸到整个十字路口都是酒瓶子。
那是一段低谷，我得感谢那些陪我度过低谷的人。在低谷里面我学会了不少事，最重要的一个本事就是真的低下去，在低的状态里观察自己在饱满的状态下看不见的生活，并在此后的日子里永远低下去，这对我已经是一种创作的乐趣。后来我在那几年里积攒下的文字被一位叫乔纳森的书评界前辈发现，推荐到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成一本书，叫《失败者之歌》。
重回北京——《哪吒》获奖 即将公映
李霄峰和他的电影处女作《少女哪吒》
《达达》在2009年9月份公映，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把上海的公司停掉了，重新回到了北京。
我觉得我这个人更新过很多次。2009年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又是一个新人。其实那两三年，大家变化很大。等我回来后，发现当年和我一起混电影论坛的朋友都是媒体领导了。当时我很久不接触媒体了，记得有一次给朋友打电话问了一个很愚蠢的问题，“他们记者来采访我，我要不要请他吃饭？”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很笨拙，跟一个初来乍到的小学生一样。比起才出道的时候笨拙多了。1999年的时候，一切顺风顺水，有很多人罩着我，像是世界中心。而到了2009年，我和媒体、和电影界，都远了，是个边缘人，要努力挣回自己的尊严。
回北京后，做编剧，又参加过一些项目，本质上没太大变化，因为又回到了一个零点，成为了一个新人。直到2010年，我带着我的一个项目《追踪》，去上海电影节参加创投。
这是第一次带着自己的项目去上海电影节，当时站在台上，腿都在抖，很不自信。那次没得奖，默默无闻就下台了。所以后来2013年《少女哪吒》得奖的时候，我特别注意，我知道没得奖的人，虽然表面上笑嘻嘻的还表示祝贺，其实内心是很失落的。
那两年我一直在忙《追踪》，和另一个编剧徐展雄一起。这个剧本写了大概七八稿，走了至少五家公安局，从安徽到浙江到山西，我们和刑警队员一起吃住、一起抓捕犯人，一起审讯犯人，看法院的卷宗。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到了第7稿的时候，已经是2013年的四五月份了，我已经开始看景了。结果这个时候，突然得知《少女哪吒》入围了上海电影节创投。于是就把《追踪》搁下了。
《追踪》也挺玄乎的，一分钱没有就开始看景了，跑到武汉和重庆，选景就选了俩礼拜。我当时还在想自己是不是想拍电影想疯了所以很不切实际，但后来跟几个新导演聊天，发现他们丫全这样，都是这样的疯子。但真的，一个电影有它自己的命，你看《少女哪吒》，是我2012年10月份看到绿妖的小说，看到小说时被打动，当时就觉得想拍，不拍很可惜。2013年1月份签的版权协议，4月份送到上海电影节，5月份就得知入围，然后6月份就得奖了。
7月份第一稿剧本出来，8月份过审，立项，10月份出第二稿，开始筹备。
现在，《少女哪吒》即将公映，它入围了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另两位编剧是王沐、潘彧），入围了釜山电影节的“新浪潮”单元，这是我的导演处女作，这个结果已经远远超出我的预期，这中间像击鼓传花一样，得到来自业界前辈和朋友们无数双手的支撑帮助。这两年的故事够写一本很厚的书，那天我看了一下邮箱里两年来关于《少女哪吒》的邮件，很巧，整整1895封邮件。
等《少女哪吒》尘埃落定之后，《追踪》是时候拾起来，继续推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