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卷第3期Vol.34№.3
(人文社会科学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ofAnhuiNormalUniversity(Hum.Soc.Sci.)2006年5月
May2006
辛亥革命促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了么?
苏全有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3
关键词:辛亥革命;民主;深入人心
摘 要:,、政坛混乱及民众的冷漠三个方面。其中的原因,光掠影、急功冒进。,只有经历若干次甚至比暴力革命更为艰巨的深刻蜕变,,。中图分类号:K257 :10012435(2006)03034005
DidtheRin’sAcceptanceofDemocracy?SUQuanChina)
SocialDevelopment,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Henan453007,
Keywords:theRevolutionin1911;democracy;people’sacceptanceofdemocracy
Abstract:ThestormyRevolutionin1911failedtopromotetheformationofdemocraticconsciousnessinpeople’smind,whichcanbeprovedbythefactsofthewildrestorationofadethronedfeudalmonarch,thechaosofthepoliticalcircleandtheindifferenceofthepeopleintheearly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Thatwasmainlybecauseoftheimpactoftheoldfeudaltraditionandadditionallyofsuperficialpropagandaofdemocracybythebourgeoisclerisy.Romewasnotbuiltinaday.Anationwiththehistoryofthousandsofyears’autocracydemandeddecadesoforevenhundredsofyearstobetransformedintoademocraticsoci2ety.Therefore,quitealongperiodaftertheRevolutionwastheperiodoftransformation,whichblendedtheoldandthenew,combinedautarchyanddemocracy.Andpeople’sacceptanceoftheconceptionofdemocra2cycanonlyberealizedaftertheexperienceofseveralmorefiercechangesthanrevolution,whichisbeyondthehistoricalmissionoftheRevolutionin1911.
史学界普遍认为,辛亥革命的影响之一是导致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如熊月之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一书中明确指出:“专制殿堂的崩坍,中华民国的成立,民主法令的公布,《临时约法》
[1]
的颁发,都促使了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其它文著也多持类似看法。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时间内伴随着一场不可避免的复辟运动。辛亥革命时期就出现了上述情况。民国初年,社会上存在两股复辟势力,他们分别聚集在袁世凯与溥仪的周围,极力与民国为敌。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行大总统
正式就任礼,发表誓词道:“民国建设,造端伊始,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
[2]
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后来袁世凯的所作所
一
辛亥革命并未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这首先
可从民初复辟运动的疯狂中看出。历史规律表明,几乎所有急剧性的变革虽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导致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也往往在极短的
为则恰恰相反。
从清末推翻满洲统治的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起,袁世凯的一些亲信就开始鼓动他帝制自为[3],这种鼓动时断时续,直至1915年袁世凯采行他们的建议为止。1911年11月,袁世凯的
3收稿日期:20060101
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男,河南省辉县人,教授,博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3期 苏全有:辛亥革命促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了么?341
长子袁克定探询时在北京的一些重要外籍人士的反应:在经历了一段共和时期后,革命欢迎他父亲称帝的可能性如何?[4]结果很不理想。为此,袁世凯卧薪尝胆,决心先夺总统之权,然后渐行复辟。
清室退位后,主张宣统复辟大有人在,对于这些人,袁世凯一方面于1914年11月下令查办,坚决压制其嚣张气焰,另一方面在对于宋育
[5]
仁、劳乃宣等人的处理上,又留有余地。他扬言:“宣统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
[3]135
族。”其“用心正堪寻味也。”
纵观中国历史,大凡尊孔之风一盛,将来临。袁世凯为行复辟,中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提学使及一些幕僚、部属等。其中一些人乃顽固守旧分子,如劳乃宣、胡思敬、刘廷琛等,另外一些人则是原来的帝党分子,如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等。清亡后,这些人散居全国各地、通都大邑,对清朝眷怀系念,无以复加。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要挽回自己的地位、财产,另一方面是卫道精神的作用。其活动方式,一种是诗酒唱和、拜谒崇陵、提倡尊孔、纂史修志,;另一种是奔走年7月20日在加拿大,1907年改名为,以适应国内立宪运动。清王朝灭亡后,保皇会受到沉重打击,内部发生分裂,梁启超等放弃了虚君立宪主张,转趋共和,热衷于民权运动,而康有为,由于生性固执、对光绪感知遇之恩及与袁世凯积怨已深等缘由,故而仍持素志不逾。追随康有为的多为万木草堂弟子,其中以徐勤、麦孟华、潘若海最知名,他们对康有为忠心不贰,积极奔走,图谋复辟。
旧官僚是指与共和政治妥协而继续任职于民国政府的前清文武官员,这些人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大量涌入新政权中,思想依旧保守,观念落伍,加上几千年传统的熏染,心存复辟倾向。只是在共和趋向下,他们多半安于现状,谨守既得利益,复辟的倾向隐晦微弱,可一旦复辟事件出现,人们会随势响应,参与行动。在这些人中,以张勋最具代表。袁世凯在位时,张勋虽暗有图谋,但安于民国职任,而至袁世凯死后,他先后召开四次徐州会议,又与德、日等国勾结,终于利用府院之争的机缘,发动了丁巳复辟。
袁世凯复辟集团与清室复辟派虽然拥戴的对象不同,但他们的活动却遥相呼应,使民初民主共和制度备遭蹂躏,民主观念自难深入人心。
论。民国初年,定的诞辰———凯声称:“政体虽取革新,。”1914年9月25日,他发布《大总统祭圣告令》,厉行尊
[6]孔。除了尊孔之外,袁世凯又行祭天之礼。祭天在古代只有君主才能施行,他之所以如此,也是在为帝制张本。1915年12月,洪宪帝制出笼,就是上述行为自然而然的结果了。
袁世凯并非极端顽固守旧分子,他之所以称帝自为,其诱因不在“自然保守主义”,而在于“现代保守主义”。他力图建立新权威,压制地方分裂势力。但不论如何,袁世凯称帝说明民主观
[7]
念并未深入到他及其所代表的北洋系的心中。
与袁世凯复辟集团同时存在的清室复辟派,包括四种类型的群体:宗社党人、逊清遗老、旧保皇党分子、旧官僚群。
宗社党成立于1912年1月,主要成员为载洵、良弼、溥伟、善耆、载涛、载泽、铁良、毓朗等满清王公宗室分子,他们抱持捍卫宗庙社稷于不坠的宗旨,其活动方式,不外武装分裂、暗杀政要、宣传复辟、联络同志,武力基础多半来自盗贼、帮会、无业游民、失意军人,活动范围遍及东北、蒙古、湖北、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其中,东北、蒙古等地区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区。1912年,善耆勾结日本搞了“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又有“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出现。
逊清遗老是清室复辟派骨干分子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包括前清中央中的太傅、大学士、尚书、部臣、大学堂监督、翰林院编修,地方政府
二
民主观念在辛亥革命时期并未深入人心的表现之二在于政坛混乱,所谓民主政体———中华民国,成了一具躯壳。
由于辛亥革命的超前性所导致的中国宪政制度,实为一早产儿,在其初生阶段的混乱到了令人泣笑不得的地步。正如时人所道:“政制虽号称革新,而固有之行政系统破坏殆尽。新建者无
[8]
代兴之实力,官僚积弊甚于晚清。”
关于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孙中山、宋教仁、袁世凯、段祺瑞等意见分歧,且因地位的变
化而变化。孙中山在当选总统的前夕,召集同盟会核心人物商讨新政府的形式,会上,宋教仁力主“内阁制”,而孙中山则赞成“总统制”。1912年1月2日,孙中山颁布了《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是一个典型的总统制共和国制度,是完全仿效美国总统制制定的。而至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又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是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专制所制订的分权制度,约法》规定的大总统,家元首。统权力,1914年5月1日,,这是对《临时约法》的否定,主要内容是实行总统独权制。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独揽政柄,他身任国务总理,为削总统黎元洪之权,又明令恢复《临时约法》,行内阁制。总统制与内阁制二者之间本身都属民主制,并无什么重大差异,但民初人们对之则意见分歧,原因只能是基于权力之争。
民国初年成立了三百多个政党[9],“政党群
[10]
兴,党争随起”,矛盾集中在国民党与进步党之间。国民党主张宪法由国会制定、重民权、行地方分权、先定宪法,而进步党则主张宪法由政府起草、重国权、行中央集权、先选总统。党争阵线错综复杂,使许多场合都弥漫着党派敌视的
党争有关,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议员本身素质低及其堕落,也起了相当的作用。丁中江说:“国会的议员,有价有市出卖,今天卖给甲党,
[5]450
明天又卖给乙党”。靠着出卖人格,议员们成了豪客,凭空增添了北京的热闹。这一时期,北京风气之坏,实在是超过了清末。政客利用议员,议员又利用政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灯红酒绿,争逐歌舞。这是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
,““民主”、“共,实在看不到民主的痕迹了。
三
民众的态度也是我们审视辛亥革命时期民主观念是否深入人心的重要窗口,毕竟,人心其实就是民心,而民众的态度则是折射民心的窗口。
辛亥革命后民众对民主的认识、态度,是民主观念是否深入人心的关键,许多论者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大多畅谈辛亥革命后民众如何如何踊跃等等,其实,西方民主经资产阶级革命派介绍到中国以后,虽然在知识界赢得了相当的信仰者,但它对中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民众来说,仍是十分陌生的东西,人们不仅没有这方面
的经验,恐怕也没有这方面的常识。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
[11]
气氛与情绪,甚至发展为暴力冲突和暗杀行为。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他在晚年一它极大地败坏了政党在国人心中的印象,令人大再抱怨国人民智低下,期望以改造国民性作为解为失望,且使重要的政治事务常常被耽搁或忽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甚至专门著成《民权初略,大大降低了政治效能,内阁处于飘摇、动荡步》,从如何集会、如何选举等常识入手,“而以
[12]
之中,袁世凯却借机坐收渔利,权力日增。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
袁世凯利用党争,于1913年9月让进步党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认为,“袁世凯之人熊希龄组织了第一流人才内阁,以拉拢进步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若夫别尊党,攻击国会中第一大党———国民党,使自己在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
[13]
10月6日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1月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他在4日,他借口国民党参与“叛乱”,下令解散,1917年还指出:“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这样,国会就因不足法定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人数而名存实亡了。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和,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
[14]
干脆下令解散国会。2月,他过河拆桥,一脚踢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开了进步党。5月,袁世凯公布了《中华民国约鲁迅在其名著《阿Q正传》中塑造了农民法》,独揽大权,再也不让其他党派染指。阿Q的形象,他说:“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阴谋得逞,一方面固然与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
似的革命党出现。”他还说:“柿油党”“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
[15]
‘柿油党’了”。基于此,鲁迅大力呼吁改造国民性。
ErnestP.Young也著文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一般民众”,对于民主“不是毫无所知,
[16]
就是漠不关心。”
如果说上述看法多是名人或学者的认识的话,那么,1917年张勋率领数千辫子军北上复辟,使得“三角龙旗翻飞京城,蟒服顶戴成了热
[17]
门货。”则是实证性的例子。
从上可见,国人确实漠视民主,,反正、抗捐抗税。其实,这些活,因为历史上这类事件比比皆是。1912年白朗起义中,其“政见是反共和、亲清廷的。他们的一个
[18]
口号是:‘为大清朝廷辛亥蒙怨报仇’。”王朝已成为历史,与王朝相应的心态却依然如故。如果我们考虑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其斗争历程中如何脱离甚而蔑视民众的话,那么就不会轻易产生上述认识了。至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失败,也不能作为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的依据,而是他们将“信仰”帝制理解成“支持”了。
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一成不变的经济,僵化的制度,保守的观念及封闭心态,使得他们难以承认自己的落后,需要借鉴异质文化而改塑自己。费正清说:“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
[19]
就”。
几千年的传统背负,其影响太深了!士绅阶、列、劣主昏君诸般故,,只是被压抑下去至于一般民众,帝制的声歌、故事根植在他们的文化中,连压抑的情况都不存在。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的皇权心态,辛亥革命并没有革去,康有为说:“共和虽美,民治虽正,而中国数千年未之行之,四万万人士未之知之,众瞽论
[20]
日……吾虑其错行而颠坠也。”这确非寻常之论。
原因之二,则在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民主宣传浮光掠影,无论是从时间、内容,还是从深度、广度上看,都存在问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大碰撞中,出于富国强兵的良好愿望,而产生了强烈的超越意识。超越就是超过西方。先进的中国人并未用“超越”这个词,但类似的词语如“制夷”、“驭夷”、“驾乎其上”、“制胜”、“并立”、“争雄”、“并驾”、“问鼎西洋”、“雄视五洲”等,则不胜枚举。郑观应说:“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晰,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设书院,人人皆得而学之。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智力,何难驾出西人而上之
[21]
哉!”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序》中也说:“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士,四万万之农、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驾于英、美而逾越于俄、日,可立待也。日本变法二十年而大成,吾
[22]
民与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超越意识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由此引发的情绪急躁、行为冒进及急功近利。性急心理作为近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反映了先进知识层心态的失衡与扭曲。
急功冒进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极不深入。以20世纪初十年为例,1900-1902年思想界的主流为改良派的民权思潮,1903-1906年是革命民主思潮的天下,1907年以后,无政府
四
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它并未能达到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的地步,原因之一是传统的影响。古代华夏文明居于世界前列,在世界文明史上堪称奇迹。但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经济,几千年来持续的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格局,人们重农抑商、重本轻末,资本主义萌芽难以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中发展壮大。政治上,日趋完善、严密的中央集权只是发挥着稳定功能,这一顽石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窒息一切的稳定性,扼杀了政治制度中的革新功能。思想上,人们为圣贤古训、祖宗成法所束缚,难以逾越。长期缺乏优于本位文化的异质文化的客观现实,巩固、增强并进而形成中国人以本位为中心的内聚意识,这种观念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中,流被四泽,几乎牢不可破。尤其是“夷夏之辨”的世界观,严重阻碍着我国汲取异质文明,
主义思潮又风行一时,十年之中,议题三换,发
展不可谓不快,革新势力不可谓不活跃,但是,透过繁荣的表象,即可发现不深入的劣根。西方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各种主张、认识,像压缩饼干一样被挤压在一起,由各个不同的派别反映出来,洛克、卢梭、克鲁泡特金被请到一起来进行大混战,这种场景看上去蔚为壮观,绚丽多彩,但实际上什么思想也没有真正扎根。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式的运动,其结果只能是在社会需要时,一切从头再来。
与近代欧洲相比更能看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跨入快车道。就民主思想进程而言,洲从15世纪到18世纪经历了300中国只用了80年。时间而言很短,层,此外,我们还应该虑及民族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救亡与启蒙作为矛盾本身的一个对子,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又有相互冲突、对立的一面,在近代中国,由于来自西方社会的外在威慑一直存在,且日益加剧,以至于救亡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国人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西方入侵所造成的深深的危机感,显然加大了国人的心理压力。相对而言,启蒙工作因处于次要地位而明显滞后,因此,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层只好又回过头来高举“德先生”大旗,进行民主宣传上的补课。
一个拥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要过渡到民主阶段,不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就能到位的,而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方能完成。将外国的民主模式强加给中国,而缺乏对政治民主化阶段性的深刻认识,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犯的错误。只有经历若干次甚至比暴力革命更为艰巨的深刻蜕变,方能化蛹为蝶,整个华夏大地盛开民主之花,但这却不是辛亥革命的历史使命。参考文献:
[1]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M].上海:上海
[4] Jordan致外相Greym,(1911年11月14日),
FO405/205.G.E.MorrsionDiary(1911年11
月14日)MP・91条.
[5]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一)[M].北京: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1992:522523.
[6] 程 .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M].上海:东
方读经会,1938:3738.
[7] 梁严冰.袁世凯与清末官制改革[J].河南师范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24.
[8] 章伯锋,李宗一.:第一卷[M].武
汉::[9.的区域研究———江苏省
:541.
[10] 谢彬.民国政党史[C]//荣孟源,等.近代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海(6).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9.
[11]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卷3[M].北京:中华
书局,1984:374.
[12]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6:384.
[13] 陈独秀.袁世凯复活[J].新青年,卷2第
4号.
[14] 陈独秀.思想与国体问题[J].新青年,卷3第
3号.
[15] 鲁迅.《阿Q正传》的正因[M]//鲁迅.鲁迅
全集(1).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496
497.
[16] ERNESTPY.现代的保守主义者———洪宪帝制
[C]//傅乐诗,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
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80:241.
[17] 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81:529.
[18] 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68.
[19] 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7.
[20]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M]//汤志钧.康有为政
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699.
[21] 夏东元.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2:202.
[22] 姜义华.康有为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
人民出版社,1986:474.
[2] 曹亚伯.武昌起义真史:下[M].上海:上海书
版社,1992:586.
责任编辑:肖建新
店,1982:753.
[3] 张国淦.洪宪遗闻[C]//全国文史委.文史资
料选辑(1).北京:中华书局,1960:132-133.
第34卷第3期Vol.34№.3
(人文社会科学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ofAnhuiNormalUniversity(Hum.Soc.Sci.)2006年5月
May2006
辛亥革命促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了么?
苏全有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3
关键词:辛亥革命;民主;深入人心
摘 要:,、政坛混乱及民众的冷漠三个方面。其中的原因,光掠影、急功冒进。,只有经历若干次甚至比暴力革命更为艰巨的深刻蜕变,,。中图分类号:K257 :10012435(2006)03034005
DidtheRin’sAcceptanceofDemocracy?SUQuanChina)
SocialDevelopment,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Henan453007,
Keywords:theRevolutionin1911;democracy;people’sacceptanceofdemocracy
Abstract:ThestormyRevolutionin1911failedtopromotetheformationofdemocraticconsciousnessinpeople’smind,whichcanbeprovedbythefactsofthewildrestorationofadethronedfeudalmonarch,thechaosofthepoliticalcircleandtheindifferenceofthepeopleintheearly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Thatwasmainlybecauseoftheimpactoftheoldfeudaltraditionandadditionallyofsuperficialpropagandaofdemocracybythebourgeoisclerisy.Romewasnotbuiltinaday.Anationwiththehistoryofthousandsofyears’autocracydemandeddecadesoforevenhundredsofyearstobetransformedintoademocraticsoci2ety.Therefore,quitealongperiodaftertheRevolutionwastheperiodoftransformation,whichblendedtheoldandthenew,combinedautarchyanddemocracy.Andpeople’sacceptanceoftheconceptionofdemocra2cycanonlyberealizedaftertheexperienceofseveralmorefiercechangesthanrevolution,whichisbeyondthehistoricalmissionoftheRevolutionin1911.
史学界普遍认为,辛亥革命的影响之一是导致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如熊月之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一书中明确指出:“专制殿堂的崩坍,中华民国的成立,民主法令的公布,《临时约法》
[1]
的颁发,都促使了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其它文著也多持类似看法。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时间内伴随着一场不可避免的复辟运动。辛亥革命时期就出现了上述情况。民国初年,社会上存在两股复辟势力,他们分别聚集在袁世凯与溥仪的周围,极力与民国为敌。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行大总统
正式就任礼,发表誓词道:“民国建设,造端伊始,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
[2]
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后来袁世凯的所作所
一
辛亥革命并未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这首先
可从民初复辟运动的疯狂中看出。历史规律表明,几乎所有急剧性的变革虽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导致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也往往在极短的
为则恰恰相反。
从清末推翻满洲统治的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起,袁世凯的一些亲信就开始鼓动他帝制自为[3],这种鼓动时断时续,直至1915年袁世凯采行他们的建议为止。1911年11月,袁世凯的
3收稿日期:20060101
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男,河南省辉县人,教授,博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3期 苏全有:辛亥革命促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了么?341
长子袁克定探询时在北京的一些重要外籍人士的反应:在经历了一段共和时期后,革命欢迎他父亲称帝的可能性如何?[4]结果很不理想。为此,袁世凯卧薪尝胆,决心先夺总统之权,然后渐行复辟。
清室退位后,主张宣统复辟大有人在,对于这些人,袁世凯一方面于1914年11月下令查办,坚决压制其嚣张气焰,另一方面在对于宋育
[5]
仁、劳乃宣等人的处理上,又留有余地。他扬言:“宣统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
[3]135
族。”其“用心正堪寻味也。”
纵观中国历史,大凡尊孔之风一盛,将来临。袁世凯为行复辟,中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提学使及一些幕僚、部属等。其中一些人乃顽固守旧分子,如劳乃宣、胡思敬、刘廷琛等,另外一些人则是原来的帝党分子,如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等。清亡后,这些人散居全国各地、通都大邑,对清朝眷怀系念,无以复加。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要挽回自己的地位、财产,另一方面是卫道精神的作用。其活动方式,一种是诗酒唱和、拜谒崇陵、提倡尊孔、纂史修志,;另一种是奔走年7月20日在加拿大,1907年改名为,以适应国内立宪运动。清王朝灭亡后,保皇会受到沉重打击,内部发生分裂,梁启超等放弃了虚君立宪主张,转趋共和,热衷于民权运动,而康有为,由于生性固执、对光绪感知遇之恩及与袁世凯积怨已深等缘由,故而仍持素志不逾。追随康有为的多为万木草堂弟子,其中以徐勤、麦孟华、潘若海最知名,他们对康有为忠心不贰,积极奔走,图谋复辟。
旧官僚是指与共和政治妥协而继续任职于民国政府的前清文武官员,这些人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大量涌入新政权中,思想依旧保守,观念落伍,加上几千年传统的熏染,心存复辟倾向。只是在共和趋向下,他们多半安于现状,谨守既得利益,复辟的倾向隐晦微弱,可一旦复辟事件出现,人们会随势响应,参与行动。在这些人中,以张勋最具代表。袁世凯在位时,张勋虽暗有图谋,但安于民国职任,而至袁世凯死后,他先后召开四次徐州会议,又与德、日等国勾结,终于利用府院之争的机缘,发动了丁巳复辟。
袁世凯复辟集团与清室复辟派虽然拥戴的对象不同,但他们的活动却遥相呼应,使民初民主共和制度备遭蹂躏,民主观念自难深入人心。
论。民国初年,定的诞辰———凯声称:“政体虽取革新,。”1914年9月25日,他发布《大总统祭圣告令》,厉行尊
[6]孔。除了尊孔之外,袁世凯又行祭天之礼。祭天在古代只有君主才能施行,他之所以如此,也是在为帝制张本。1915年12月,洪宪帝制出笼,就是上述行为自然而然的结果了。
袁世凯并非极端顽固守旧分子,他之所以称帝自为,其诱因不在“自然保守主义”,而在于“现代保守主义”。他力图建立新权威,压制地方分裂势力。但不论如何,袁世凯称帝说明民主观
[7]
念并未深入到他及其所代表的北洋系的心中。
与袁世凯复辟集团同时存在的清室复辟派,包括四种类型的群体:宗社党人、逊清遗老、旧保皇党分子、旧官僚群。
宗社党成立于1912年1月,主要成员为载洵、良弼、溥伟、善耆、载涛、载泽、铁良、毓朗等满清王公宗室分子,他们抱持捍卫宗庙社稷于不坠的宗旨,其活动方式,不外武装分裂、暗杀政要、宣传复辟、联络同志,武力基础多半来自盗贼、帮会、无业游民、失意军人,活动范围遍及东北、蒙古、湖北、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其中,东北、蒙古等地区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区。1912年,善耆勾结日本搞了“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又有“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出现。
逊清遗老是清室复辟派骨干分子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包括前清中央中的太傅、大学士、尚书、部臣、大学堂监督、翰林院编修,地方政府
二
民主观念在辛亥革命时期并未深入人心的表现之二在于政坛混乱,所谓民主政体———中华民国,成了一具躯壳。
由于辛亥革命的超前性所导致的中国宪政制度,实为一早产儿,在其初生阶段的混乱到了令人泣笑不得的地步。正如时人所道:“政制虽号称革新,而固有之行政系统破坏殆尽。新建者无
[8]
代兴之实力,官僚积弊甚于晚清。”
关于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孙中山、宋教仁、袁世凯、段祺瑞等意见分歧,且因地位的变
化而变化。孙中山在当选总统的前夕,召集同盟会核心人物商讨新政府的形式,会上,宋教仁力主“内阁制”,而孙中山则赞成“总统制”。1912年1月2日,孙中山颁布了《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是一个典型的总统制共和国制度,是完全仿效美国总统制制定的。而至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又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是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专制所制订的分权制度,约法》规定的大总统,家元首。统权力,1914年5月1日,,这是对《临时约法》的否定,主要内容是实行总统独权制。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独揽政柄,他身任国务总理,为削总统黎元洪之权,又明令恢复《临时约法》,行内阁制。总统制与内阁制二者之间本身都属民主制,并无什么重大差异,但民初人们对之则意见分歧,原因只能是基于权力之争。
民国初年成立了三百多个政党[9],“政党群
[10]
兴,党争随起”,矛盾集中在国民党与进步党之间。国民党主张宪法由国会制定、重民权、行地方分权、先定宪法,而进步党则主张宪法由政府起草、重国权、行中央集权、先选总统。党争阵线错综复杂,使许多场合都弥漫着党派敌视的
党争有关,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议员本身素质低及其堕落,也起了相当的作用。丁中江说:“国会的议员,有价有市出卖,今天卖给甲党,
[5]450
明天又卖给乙党”。靠着出卖人格,议员们成了豪客,凭空增添了北京的热闹。这一时期,北京风气之坏,实在是超过了清末。政客利用议员,议员又利用政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灯红酒绿,争逐歌舞。这是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
,““民主”、“共,实在看不到民主的痕迹了。
三
民众的态度也是我们审视辛亥革命时期民主观念是否深入人心的重要窗口,毕竟,人心其实就是民心,而民众的态度则是折射民心的窗口。
辛亥革命后民众对民主的认识、态度,是民主观念是否深入人心的关键,许多论者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大多畅谈辛亥革命后民众如何如何踊跃等等,其实,西方民主经资产阶级革命派介绍到中国以后,虽然在知识界赢得了相当的信仰者,但它对中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民众来说,仍是十分陌生的东西,人们不仅没有这方面
的经验,恐怕也没有这方面的常识。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
[11]
气氛与情绪,甚至发展为暴力冲突和暗杀行为。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他在晚年一它极大地败坏了政党在国人心中的印象,令人大再抱怨国人民智低下,期望以改造国民性作为解为失望,且使重要的政治事务常常被耽搁或忽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甚至专门著成《民权初略,大大降低了政治效能,内阁处于飘摇、动荡步》,从如何集会、如何选举等常识入手,“而以
[12]
之中,袁世凯却借机坐收渔利,权力日增。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
袁世凯利用党争,于1913年9月让进步党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认为,“袁世凯之人熊希龄组织了第一流人才内阁,以拉拢进步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若夫别尊党,攻击国会中第一大党———国民党,使自己在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
[13]
10月6日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1月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他在4日,他借口国民党参与“叛乱”,下令解散,1917年还指出:“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这样,国会就因不足法定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人数而名存实亡了。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和,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
[14]
干脆下令解散国会。2月,他过河拆桥,一脚踢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开了进步党。5月,袁世凯公布了《中华民国约鲁迅在其名著《阿Q正传》中塑造了农民法》,独揽大权,再也不让其他党派染指。阿Q的形象,他说:“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阴谋得逞,一方面固然与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
似的革命党出现。”他还说:“柿油党”“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
[15]
‘柿油党’了”。基于此,鲁迅大力呼吁改造国民性。
ErnestP.Young也著文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一般民众”,对于民主“不是毫无所知,
[16]
就是漠不关心。”
如果说上述看法多是名人或学者的认识的话,那么,1917年张勋率领数千辫子军北上复辟,使得“三角龙旗翻飞京城,蟒服顶戴成了热
[17]
门货。”则是实证性的例子。
从上可见,国人确实漠视民主,,反正、抗捐抗税。其实,这些活,因为历史上这类事件比比皆是。1912年白朗起义中,其“政见是反共和、亲清廷的。他们的一个
[18]
口号是:‘为大清朝廷辛亥蒙怨报仇’。”王朝已成为历史,与王朝相应的心态却依然如故。如果我们考虑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其斗争历程中如何脱离甚而蔑视民众的话,那么就不会轻易产生上述认识了。至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失败,也不能作为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的依据,而是他们将“信仰”帝制理解成“支持”了。
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一成不变的经济,僵化的制度,保守的观念及封闭心态,使得他们难以承认自己的落后,需要借鉴异质文化而改塑自己。费正清说:“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
[19]
就”。
几千年的传统背负,其影响太深了!士绅阶、列、劣主昏君诸般故,,只是被压抑下去至于一般民众,帝制的声歌、故事根植在他们的文化中,连压抑的情况都不存在。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的皇权心态,辛亥革命并没有革去,康有为说:“共和虽美,民治虽正,而中国数千年未之行之,四万万人士未之知之,众瞽论
[20]
日……吾虑其错行而颠坠也。”这确非寻常之论。
原因之二,则在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民主宣传浮光掠影,无论是从时间、内容,还是从深度、广度上看,都存在问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大碰撞中,出于富国强兵的良好愿望,而产生了强烈的超越意识。超越就是超过西方。先进的中国人并未用“超越”这个词,但类似的词语如“制夷”、“驭夷”、“驾乎其上”、“制胜”、“并立”、“争雄”、“并驾”、“问鼎西洋”、“雄视五洲”等,则不胜枚举。郑观应说:“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晰,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设书院,人人皆得而学之。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智力,何难驾出西人而上之
[21]
哉!”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序》中也说:“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士,四万万之农、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驾于英、美而逾越于俄、日,可立待也。日本变法二十年而大成,吾
[22]
民与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超越意识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由此引发的情绪急躁、行为冒进及急功近利。性急心理作为近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反映了先进知识层心态的失衡与扭曲。
急功冒进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极不深入。以20世纪初十年为例,1900-1902年思想界的主流为改良派的民权思潮,1903-1906年是革命民主思潮的天下,1907年以后,无政府
四
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它并未能达到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的地步,原因之一是传统的影响。古代华夏文明居于世界前列,在世界文明史上堪称奇迹。但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经济,几千年来持续的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格局,人们重农抑商、重本轻末,资本主义萌芽难以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中发展壮大。政治上,日趋完善、严密的中央集权只是发挥着稳定功能,这一顽石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窒息一切的稳定性,扼杀了政治制度中的革新功能。思想上,人们为圣贤古训、祖宗成法所束缚,难以逾越。长期缺乏优于本位文化的异质文化的客观现实,巩固、增强并进而形成中国人以本位为中心的内聚意识,这种观念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中,流被四泽,几乎牢不可破。尤其是“夷夏之辨”的世界观,严重阻碍着我国汲取异质文明,
主义思潮又风行一时,十年之中,议题三换,发
展不可谓不快,革新势力不可谓不活跃,但是,透过繁荣的表象,即可发现不深入的劣根。西方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各种主张、认识,像压缩饼干一样被挤压在一起,由各个不同的派别反映出来,洛克、卢梭、克鲁泡特金被请到一起来进行大混战,这种场景看上去蔚为壮观,绚丽多彩,但实际上什么思想也没有真正扎根。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式的运动,其结果只能是在社会需要时,一切从头再来。
与近代欧洲相比更能看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跨入快车道。就民主思想进程而言,洲从15世纪到18世纪经历了300中国只用了80年。时间而言很短,层,此外,我们还应该虑及民族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救亡与启蒙作为矛盾本身的一个对子,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又有相互冲突、对立的一面,在近代中国,由于来自西方社会的外在威慑一直存在,且日益加剧,以至于救亡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国人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西方入侵所造成的深深的危机感,显然加大了国人的心理压力。相对而言,启蒙工作因处于次要地位而明显滞后,因此,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层只好又回过头来高举“德先生”大旗,进行民主宣传上的补课。
一个拥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要过渡到民主阶段,不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就能到位的,而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方能完成。将外国的民主模式强加给中国,而缺乏对政治民主化阶段性的深刻认识,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犯的错误。只有经历若干次甚至比暴力革命更为艰巨的深刻蜕变,方能化蛹为蝶,整个华夏大地盛开民主之花,但这却不是辛亥革命的历史使命。参考文献:
[1]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M].上海:上海
[4] Jordan致外相Greym,(1911年11月14日),
FO405/205.G.E.MorrsionDiary(1911年11
月14日)MP・91条.
[5]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一)[M].北京: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1992:522523.
[6] 程 .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M].上海:东
方读经会,1938:3738.
[7] 梁严冰.袁世凯与清末官制改革[J].河南师范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24.
[8] 章伯锋,李宗一.:第一卷[M].武
汉::[9.的区域研究———江苏省
:541.
[10] 谢彬.民国政党史[C]//荣孟源,等.近代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海(6).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9.
[11]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卷3[M].北京:中华
书局,1984:374.
[12]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6:384.
[13] 陈独秀.袁世凯复活[J].新青年,卷2第
4号.
[14] 陈独秀.思想与国体问题[J].新青年,卷3第
3号.
[15] 鲁迅.《阿Q正传》的正因[M]//鲁迅.鲁迅
全集(1).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496
497.
[16] ERNESTPY.现代的保守主义者———洪宪帝制
[C]//傅乐诗,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
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80:241.
[17] 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81:529.
[18] 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68.
[19] 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7.
[20]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M]//汤志钧.康有为政
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699.
[21] 夏东元.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2:202.
[22] 姜义华.康有为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
人民出版社,1986:474.
[2] 曹亚伯.武昌起义真史:下[M].上海:上海书
版社,1992:586.
责任编辑:肖建新
店,1982:753.
[3] 张国淦.洪宪遗闻[C]//全国文史委.文史资
料选辑(1).北京:中华书局,1960:13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