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先武
国际论坛 2004年0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全球)新秩序成了各国学者和政治家苦苦探寻和激烈争论的重大问题。一时间，关于世界(全球)新秩序的理论或模式纷纷出台。(注：代表性的观点有：斯劳特的“世界政府”，参见Anne-Maire Slaughter,“The Real New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eptember-October,1997；克劳瑟的“单极霸权”，参见Charles Kran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Vol.70,no.1,1990—1991；奈的“单极主导下的多极合作”，参见Joseph Nye,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Harper Collins College Press,1993；亨利·基辛格的“多极均势”，参见其专著《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参见其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福尔克的“人道治理”，参见Richard A.Falk,On Humane Government Forward A New Global Politics.Polity Press,1995；考克斯等人“全球公民社会”，参见Robert Cox,“Civil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Prospects for an After Native World Orde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no.1 January 1999；罗斯诺等人的“全球治理”模式，参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不过，从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学(IPE或GPE)角度专门论述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著作并不多见。新千年伊始，被誉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擎天一柱”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相继出版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和《全球政治经济学》两本专著，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西方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评论吉尔平的《全球政治经济学》时说：它“从一位第一流的现实主义政治学家的视角对世界政治经济的主要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罗伯特·杰维斯则说，吉尔平的研究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注：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世界经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和Robert 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封底评论。)
一、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学者们不同的学术观点会导致其分析问题采用不同的视角，结果是即使对同一问题的分析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那么，罗伯特·吉尔平属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哪个学术流派呢?由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流派和学说众多，(注：最常用的是罗伯特·吉尔平的“三分法”，即将IPE分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重商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参见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p.25—64；乔治·克兰等人将民族主义简称为现实主义，而将相互依存、霸权稳定或霸权后合作和国际机制等统称为新现实主义，参见George Crane and Abla Amawi eds.,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Rea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33；还有西奥多·科恩的“三分法”，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历史结构主义(含马克思主义、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和葛兰西学派等)，参见Theodore H.Coh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Theory and Practice.Longman inc.2000,pp.57—129.)学术界对此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吉尔平自己的态度也一直模棱两可。1986年，他说过：“我从未把自己描述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一定让我自己分类的话，我会把自己描绘成是处于现实主义世界里或者更经常地处于马克思阶级斗争社会里的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我是潜伏的自由主义者。”(注：罗伯特·吉尔平：《政治现实主义的丰富传统》，载罗伯特·O.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292页。)1987年，他又说：“尽管我的价值观是自由主义的，但我们所处的世界用经济民族主义观点描述最为恰当，偶尔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描述”；他谈到经济不平衡问题时又说：“我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是现实主义的。”(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25,p.54.)所以，有人批评他没有充分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
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终于对他的学术观点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上述三种我都不是”；“我的学术观点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亦即“本书采用清晰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国际经济。”他对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了一些界定。他认为，尽管民族主义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但不能把它简单地同现实主义划上等号。他说：“现实主义是一种哲学视角和分析视角，它不必对民族国家承担道义责任”；“虽然在强调国家、安全利益和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主要作用方面，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是现实主义者，但在国际事务的规范性判断方面，并非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是民族主义者。”他还对现实主义两大流派——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和以体系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作了区分。他说，前者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它强调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行为者，不存在比这些享有主权的政治单元更高的权威；后者即人们所说的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它强调国际体系中各国权力的分配是国家行为的决定因素。(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13—17.)
那么，吉尔平“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本观点如何呢?他主要阐述了5个方面：一是既强调民族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行为体，也承认跨国公司、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作用。他驳斥了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过时”的观点，“相反，世界上民族国家的数目迅速增加，许多军事大国也随之产生了。”他甚至认为“即使民族国家真的消亡了，某种形式的合法的新的政治权威肯定出现。”二是既强调国际社会的无序性，也承认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他认为，无序并不意味着冲突是常态，只意味着一旦发生纠纷缺乏一个国家可以求助的更高一级的权威机构，所以建立以促进合作为目标的国际机制和其它国际制度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三是既强调国家利益的至关重要，也承认精神道义和价值观念在决定行为中的不可或缺。他认为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就是军事安全和政治独立；对安全的关注意味着权力(包括军事、经济和心理等形式)在国际事务中的优先地位；建立国际机制就是为了增进自己的利益。他虽不同意建构主义者关于身份属性是决定一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或唯一的因素的观点，但承认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意识形态和政治属性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起作用，并且影响着国家行为。四是既强调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的互动性，也强调政治(国家)的作用更为重要。他认为，世界经济的运作取决于市场和国家政策，特别是强大的国家政策；市场和经济力量无法单独解释全球经济结构及其运作。他明确指出：“市场和国际经济扎根于社会政治体系，最重要的是扎根于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中。”五是既强调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相互作用，也强调国内体系更加重要。他认为，在今天的世界里，各国的政策和国内经济仍然是国际经济事务的主要决定因素。他强调，国际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与各国希望保持经济和政治独立之间持续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这应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3—45,pp.77—102.)
吉尔平所阐述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及其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直接为他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解读定下了基调。
二、吉尔平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解读
新世纪之初，吉尔平结合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用一种鲜明的“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其核心观点如下：
第一，全球经济呈现出高度一体化和明显脆弱化的双重特征。
吉尔平一方面强调，冷战以来，全球化成了国际经济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政治事务的突出特征，其在经济上的表现主要为：全球化力量使世界经济日益打成一片，包括贸易、金融跨国公司投资和生产等方面在内的一体化取得了重大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推行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全球经济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态势从比较优势走向以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不完全竞争；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和角色明显增多，前共产党国家更加愿意加入全球市场体系，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欧盟等区域组织和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比以前大大提高了。他另一方面又指出，日益开放的全球经济正面临种种威胁，主要包括：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领导地位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合作削弱了，这大大削弱了使国际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政治纽带；重新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区域主义和政治上反贸易自由化的力量成为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不稳定的新因素；跨国公司在贸易、金融和技术转让等全球经济领域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还没有与管理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一样的管理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规则；全球金融制度走向高度一体化、跨国资金流动的规模明显扩大、金融衍生商品不断增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趋向美元化和“无体系”的国际货币制度继续存在等现实，使得国际金融成为全球经济中最不稳定的一面，而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严重威胁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全球经济呈现明显的脆弱性。他说：“在21世纪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战场在全球摆开，参战的类型和数目都大大增多，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被囊括其中。这是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人必须面对的全球经济新秩序。”(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3—12,p.402；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pp.6—7.)
第二，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
吉尔平认为，民族国家继续是国内和国际事务中主要的行为体。他说，经济全球化和跨国经济力量的确正在一些重要方面削弱一国的经济主权，但“人们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严重夸大了，不管怎样，今天的世界仍旧是以国家为主导的。”(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362—363.)
吉尔平针对影响民族国家地位的几种力量及其有关争论逐一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关于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关系，他承认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但不同意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强大的独立的行为体的观点。他说：“不管怎样，在民族国家与跨国公司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优势仍在跨国公司那边。”他说，事实上，跨国公司仍深深地扎根于本国经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本国历史、文化和经济体系的产物，它的战略与行为的许多基本差异反映了各国在制度结构、经济政策和社会关注重点上的差异。关于经济区域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他承认区域主义成为国家集团用以增强经济和政治实力的核心战略，但他反对“经济区域主义特别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努力标志着一场脱离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运动以及后国家时期国际秩序开始”的说法。他强调，区域一体化是扩大本国追求的目标的手段，而不是替代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途径。(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278—304,pp.341—361；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pp.161—189.)
吉尔平开始将国内一国际互动研究，即对各国政治经济体系及其对国内和国际经济事务意义的研究作为论述的重点。他否认经济全球化必然促使各国经济结构特点和私人经济活动的趋同并使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消失的观点，而认为“即使到了21世纪初，各国经济的基本差异仍然不可小觑，美国、德国和日本尤其如此。”他认为，各国社会在法律、政策和结构方面差异已成为各国关系紧张的根源，有时还会引发政治冲突。他举例说，美、日文化在“公平”定义上的差异是两国经济发生冲突有时甚至引发公开冲突的主要原因。他还认为，各国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同已严重妨碍了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和多边的方向发展。比如，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利益的冲突触发反全球化浪潮，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热衷于经济区域主义而不愿意认真考虑多边贸易自由化问题等等，这导致全球贸易体制到20世纪90年代末明显处于防御地位。(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196—233.)
第三，全球经济管理需要强大的领导和经济大国的合作。
面对上述种种现实，全球经济应该怎样管理呢?吉尔平在评价了3种最主要的观点即新自由制度主义、新中世纪主义和跨政府主义后认为，尽管这3种方法都有助于全球经济管理，但是它们没有一个能够满足国际管理提出的要求。他强调：“在一个国家非常注重自我为中心的环境中，谈论用全球治理取代民族国家的支配地位是徒劳的。人们最美好的希冀是，大国为了自身和整个世界的利益而共同缔结一个更稳定和更人道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377—402.)吉尔平关于全球经济管理的核心观点是：霸权国领导下的各经济大国的合作。他认为，自由的国际秩序需要强大的领导和各经济大国的合作；只有存在一个能够利用本国的资源和影响去建立和管理自由贸易、货币稳定和资本流动自由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领导国时，才可能存在自由的国际经济。他认为，美国仍然是惟一能够承担这种领导的国家。他还认为，该观点立足于国际合作的思想。他说：“有了霸权国，合作就更加可行”，而“没有霸权国的话，贸易、货币和其他大多数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即使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极难实现的。”他特别强调：“美国领导和国际合作是开放稳定的全球经济的惟一基础。”(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96—100,pp.388.)
第四，全球经济新秩序必须立足于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吉尔平十分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相互作用。他认为，国际政治的稳定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他说：“没有强大的政治基础的支持，管理世界经济的国际规则是不可能行之有效的。”在他看来，这种政治因素主要是强国的支持政策及这些国家之间的良好的政治关系。他用历史的经验证明，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只享受过两段较长时间的贸易自由化和持续的繁荣，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利坚治下的和平”，而这两个时期都“立足于强大的政治基础。”他认为，冷战以后全球经济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就是所有支持它的政治因素已经大大削弱了。这主要表现在：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和意愿都已下降；冷战时期盟国那种政治团结已经荡然无存，它们比以前更多地重视本国和本地区的优先权：美国、西欧各国人民的意见越来越不一致了。比如，他在阐述冷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时说，由于各经济大国之间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这就意味着“以制度化的政策协调和严格的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再也不可能出现。”(注：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pp.6—11，pp.128,pp.308,pp.353.)
三、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评价
在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观点及其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解读综述之后，这里就对其作出两点自己的评价。
首先，他深刻剖析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并通过各个侧面来梳理二者的关系，为理解全球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吉尔平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学向全球政治经济学方向转变的趋势，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定格在全球经济的核心问题，即研究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性矛盾与冲突以及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而这恰恰又是全球经济新秩序面临的迫切问题。所以，他担心全球经济面临的种种威胁和各种对全球化影响过于乐观或悲观的看法和由此采取的行为会模糊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识，甚至侵蚀“不可渗透”的国家主权。这样，他用大量的事实来捍卫民族国家，并努力为建立民族国家主导下的、有合作的、稳定的全球经济新秩序出谋划策。客观上讲，在民族国家仍然处于国际事务核心地位的今天，与其它有名的全球经济新秩序观(如全球公民社会及其全球治理)相比，他的关于自由的开放的经济大国主导的合作的全球经济新秩序模式，尽管不是很完美的，但还是较为可行的。而任何将民族国家尤其是经济大国排除在外的全球治理或合作恐怕都会产生误导甚至是社会危害。毕竟，经济大国的稳定在全球经济稳定中所起的作用要更大。
吉尔平用最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诠释自己“国家中心”的现实主义观点，也增加了他的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说服力。他认为，包括新的内生增长理论、新战略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等在内的“新经济理论”提出了与80年代以前大多数理论完全不同的“世界性观点”，如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或寡头垄断竞争和多种均衡等。他强调，新经济理论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及其政策现在或将来都会对国际经济的运作举足轻重。(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163—147.)而吉尔平国内—国际互动研究不仅弥补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足，也代表着该学科研究的一种新趋势，即从过度关注国际体系及其对国际和各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到重视对各国政治经济体系及其对国际体系作用。有国内学者说：“国内与国际因素的互动研究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有可能使国际关系研究突破当前停滞不前的局面。”(注：王勇：《IPE的新进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其次，他过分强调“国家中心”、“霸权稳定”和“自由秩序”，忽视了一些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和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并客观上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的代言人。
吉尔平“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观点重点分析国家间的竞争、谈判和合作以及国家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过分强调增加国家权力的政治经济目标，而对增加社会福利的目标给予较少关注。所以，尽管他简要提及全球经济中出现的不平等、不平衡、贫穷、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和“反全球化”的抗议浪潮，但“他没有严肃对待它 们”。显然，在他看来，这些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只是国内问题。既然如此，“他就把 诸如贫穷等问题留给命运或者至少应由市场和国家去解决了。”(注：Douglas A.Hicks,“Thinking Globally.”Christian Century.12/12/2001,vol.118,p.14.)实质上，吉尔平“以国家为中心”就是以大国或经济强国为中心，所以，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他并不否认它们的在全球经济管理中的作用。的确，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全球经济秩序经济大国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当前国际经济组织已经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时，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和各国共同搭建的这样的活动平台，大国的合作会真正造福于全球经济秩序吗?
通过吉尔平所阐述的观点可以发现，他的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与我们经常提到的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完全不同的。今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俄罗斯访问时发表的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5项主张表明，我们需要的应该是民主、平等、多样和协作并能促进全球经济均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注：详见“胡锦涛在俄演讲阐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五主张”，2003年05月28日，http://www.sina.com.cn.)而吉尔平大谈“霸权稳定”、“经济大国合作”和“自由秩序”，他的观点实质上只能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他在解释“霸权稳定论”的基本观点时说：“我们使用希腊语中的‘霸主’而不是‘领导国’来说明领导国时常不得不动用权力来实现建立和管理自由世界经济的目标。霸主定义为联盟的领导国……”所以，美国应当与盟国一起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他还说，为了维护世界的稳定与和平，“至少需要美国政治和军事力量继续在欧洲和亚洲存在下去。”(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368,p.99；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p.345,p.352.)吉尔平的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竟然与美国对外政策如此浑然一体!
当然，从整体上看，吉尔平观点中存在的这些“纰漏”和“倾向”远不会削弱它自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所以，笔者还是期待着吉尔平世纪之初关于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观点，能像当年他所阐述的“霸权稳定论”和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三分法”一样，成为代表同一时期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最高水平的真正的“里程碑式”的理论。
作者介绍：郑先武，讲师，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02级博士生。(南京，210093)
作者：郑先武
国际论坛 2004年0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全球)新秩序成了各国学者和政治家苦苦探寻和激烈争论的重大问题。一时间，关于世界(全球)新秩序的理论或模式纷纷出台。(注：代表性的观点有：斯劳特的“世界政府”，参见Anne-Maire Slaughter,“The Real New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eptember-October,1997；克劳瑟的“单极霸权”，参见Charles Kran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Vol.70,no.1,1990—1991；奈的“单极主导下的多极合作”，参见Joseph Nye,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Harper Collins College Press,1993；亨利·基辛格的“多极均势”，参见其专著《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参见其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福尔克的“人道治理”，参见Richard A.Falk,On Humane Government Forward A New Global Politics.Polity Press,1995；考克斯等人“全球公民社会”，参见Robert Cox,“Civil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Prospects for an After Native World Orde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no.1 January 1999；罗斯诺等人的“全球治理”模式，参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不过，从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学(IPE或GPE)角度专门论述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著作并不多见。新千年伊始，被誉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擎天一柱”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相继出版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和《全球政治经济学》两本专著，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西方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评论吉尔平的《全球政治经济学》时说：它“从一位第一流的现实主义政治学家的视角对世界政治经济的主要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罗伯特·杰维斯则说，吉尔平的研究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注：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世界经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和Robert 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封底评论。)
一、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学者们不同的学术观点会导致其分析问题采用不同的视角，结果是即使对同一问题的分析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那么，罗伯特·吉尔平属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哪个学术流派呢?由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流派和学说众多，(注：最常用的是罗伯特·吉尔平的“三分法”，即将IPE分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重商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参见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p.25—64；乔治·克兰等人将民族主义简称为现实主义，而将相互依存、霸权稳定或霸权后合作和国际机制等统称为新现实主义，参见George Crane and Abla Amawi eds.,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Rea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33；还有西奥多·科恩的“三分法”，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历史结构主义(含马克思主义、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和葛兰西学派等)，参见Theodore H.Coh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Theory and Practice.Longman inc.2000,pp.57—129.)学术界对此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吉尔平自己的态度也一直模棱两可。1986年，他说过：“我从未把自己描述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一定让我自己分类的话，我会把自己描绘成是处于现实主义世界里或者更经常地处于马克思阶级斗争社会里的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我是潜伏的自由主义者。”(注：罗伯特·吉尔平：《政治现实主义的丰富传统》，载罗伯特·O.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292页。)1987年，他又说：“尽管我的价值观是自由主义的，但我们所处的世界用经济民族主义观点描述最为恰当，偶尔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描述”；他谈到经济不平衡问题时又说：“我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是现实主义的。”(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25,p.54.)所以，有人批评他没有充分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
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终于对他的学术观点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上述三种我都不是”；“我的学术观点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亦即“本书采用清晰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国际经济。”他对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了一些界定。他认为，尽管民族主义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但不能把它简单地同现实主义划上等号。他说：“现实主义是一种哲学视角和分析视角，它不必对民族国家承担道义责任”；“虽然在强调国家、安全利益和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主要作用方面，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是现实主义者，但在国际事务的规范性判断方面，并非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是民族主义者。”他还对现实主义两大流派——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和以体系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作了区分。他说，前者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它强调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行为者，不存在比这些享有主权的政治单元更高的权威；后者即人们所说的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它强调国际体系中各国权力的分配是国家行为的决定因素。(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13—17.)
那么，吉尔平“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本观点如何呢?他主要阐述了5个方面：一是既强调民族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行为体，也承认跨国公司、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作用。他驳斥了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过时”的观点，“相反，世界上民族国家的数目迅速增加，许多军事大国也随之产生了。”他甚至认为“即使民族国家真的消亡了，某种形式的合法的新的政治权威肯定出现。”二是既强调国际社会的无序性，也承认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他认为，无序并不意味着冲突是常态，只意味着一旦发生纠纷缺乏一个国家可以求助的更高一级的权威机构，所以建立以促进合作为目标的国际机制和其它国际制度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三是既强调国家利益的至关重要，也承认精神道义和价值观念在决定行为中的不可或缺。他认为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就是军事安全和政治独立；对安全的关注意味着权力(包括军事、经济和心理等形式)在国际事务中的优先地位；建立国际机制就是为了增进自己的利益。他虽不同意建构主义者关于身份属性是决定一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或唯一的因素的观点，但承认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意识形态和政治属性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起作用，并且影响着国家行为。四是既强调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的互动性，也强调政治(国家)的作用更为重要。他认为，世界经济的运作取决于市场和国家政策，特别是强大的国家政策；市场和经济力量无法单独解释全球经济结构及其运作。他明确指出：“市场和国际经济扎根于社会政治体系，最重要的是扎根于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中。”五是既强调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相互作用，也强调国内体系更加重要。他认为，在今天的世界里，各国的政策和国内经济仍然是国际经济事务的主要决定因素。他强调，国际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与各国希望保持经济和政治独立之间持续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这应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3—45,pp.77—102.)
吉尔平所阐述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及其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直接为他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解读定下了基调。
二、吉尔平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解读
新世纪之初，吉尔平结合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用一种鲜明的“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其核心观点如下：
第一，全球经济呈现出高度一体化和明显脆弱化的双重特征。
吉尔平一方面强调，冷战以来，全球化成了国际经济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政治事务的突出特征，其在经济上的表现主要为：全球化力量使世界经济日益打成一片，包括贸易、金融跨国公司投资和生产等方面在内的一体化取得了重大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推行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全球经济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态势从比较优势走向以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不完全竞争；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和角色明显增多，前共产党国家更加愿意加入全球市场体系，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欧盟等区域组织和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比以前大大提高了。他另一方面又指出，日益开放的全球经济正面临种种威胁，主要包括：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领导地位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合作削弱了，这大大削弱了使国际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政治纽带；重新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区域主义和政治上反贸易自由化的力量成为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不稳定的新因素；跨国公司在贸易、金融和技术转让等全球经济领域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还没有与管理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一样的管理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规则；全球金融制度走向高度一体化、跨国资金流动的规模明显扩大、金融衍生商品不断增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趋向美元化和“无体系”的国际货币制度继续存在等现实，使得国际金融成为全球经济中最不稳定的一面，而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严重威胁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全球经济呈现明显的脆弱性。他说：“在21世纪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战场在全球摆开，参战的类型和数目都大大增多，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被囊括其中。这是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人必须面对的全球经济新秩序。”(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3—12,p.402；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pp.6—7.)
第二，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
吉尔平认为，民族国家继续是国内和国际事务中主要的行为体。他说，经济全球化和跨国经济力量的确正在一些重要方面削弱一国的经济主权，但“人们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严重夸大了，不管怎样，今天的世界仍旧是以国家为主导的。”(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362—363.)
吉尔平针对影响民族国家地位的几种力量及其有关争论逐一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关于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关系，他承认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但不同意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强大的独立的行为体的观点。他说：“不管怎样，在民族国家与跨国公司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优势仍在跨国公司那边。”他说，事实上，跨国公司仍深深地扎根于本国经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本国历史、文化和经济体系的产物，它的战略与行为的许多基本差异反映了各国在制度结构、经济政策和社会关注重点上的差异。关于经济区域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他承认区域主义成为国家集团用以增强经济和政治实力的核心战略，但他反对“经济区域主义特别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努力标志着一场脱离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运动以及后国家时期国际秩序开始”的说法。他强调，区域一体化是扩大本国追求的目标的手段，而不是替代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途径。(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278—304,pp.341—361；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pp.161—189.)
吉尔平开始将国内一国际互动研究，即对各国政治经济体系及其对国内和国际经济事务意义的研究作为论述的重点。他否认经济全球化必然促使各国经济结构特点和私人经济活动的趋同并使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消失的观点，而认为“即使到了21世纪初，各国经济的基本差异仍然不可小觑，美国、德国和日本尤其如此。”他认为，各国社会在法律、政策和结构方面差异已成为各国关系紧张的根源，有时还会引发政治冲突。他举例说，美、日文化在“公平”定义上的差异是两国经济发生冲突有时甚至引发公开冲突的主要原因。他还认为，各国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同已严重妨碍了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和多边的方向发展。比如，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利益的冲突触发反全球化浪潮，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热衷于经济区域主义而不愿意认真考虑多边贸易自由化问题等等，这导致全球贸易体制到20世纪90年代末明显处于防御地位。(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196—233.)
第三，全球经济管理需要强大的领导和经济大国的合作。
面对上述种种现实，全球经济应该怎样管理呢?吉尔平在评价了3种最主要的观点即新自由制度主义、新中世纪主义和跨政府主义后认为，尽管这3种方法都有助于全球经济管理，但是它们没有一个能够满足国际管理提出的要求。他强调：“在一个国家非常注重自我为中心的环境中，谈论用全球治理取代民族国家的支配地位是徒劳的。人们最美好的希冀是，大国为了自身和整个世界的利益而共同缔结一个更稳定和更人道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377—402.)吉尔平关于全球经济管理的核心观点是：霸权国领导下的各经济大国的合作。他认为，自由的国际秩序需要强大的领导和各经济大国的合作；只有存在一个能够利用本国的资源和影响去建立和管理自由贸易、货币稳定和资本流动自由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领导国时，才可能存在自由的国际经济。他认为，美国仍然是惟一能够承担这种领导的国家。他还认为，该观点立足于国际合作的思想。他说：“有了霸权国，合作就更加可行”，而“没有霸权国的话，贸易、货币和其他大多数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即使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极难实现的。”他特别强调：“美国领导和国际合作是开放稳定的全球经济的惟一基础。”(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96—100,pp.388.)
第四，全球经济新秩序必须立足于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吉尔平十分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相互作用。他认为，国际政治的稳定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他说：“没有强大的政治基础的支持，管理世界经济的国际规则是不可能行之有效的。”在他看来，这种政治因素主要是强国的支持政策及这些国家之间的良好的政治关系。他用历史的经验证明，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只享受过两段较长时间的贸易自由化和持续的繁荣，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利坚治下的和平”，而这两个时期都“立足于强大的政治基础。”他认为，冷战以后全球经济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就是所有支持它的政治因素已经大大削弱了。这主要表现在：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和意愿都已下降；冷战时期盟国那种政治团结已经荡然无存，它们比以前更多地重视本国和本地区的优先权：美国、西欧各国人民的意见越来越不一致了。比如，他在阐述冷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时说，由于各经济大国之间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这就意味着“以制度化的政策协调和严格的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再也不可能出现。”(注：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pp.6—11，pp.128,pp.308,pp.353.)
三、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评价
在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观点及其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解读综述之后，这里就对其作出两点自己的评价。
首先，他深刻剖析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并通过各个侧面来梳理二者的关系，为理解全球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吉尔平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学向全球政治经济学方向转变的趋势，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定格在全球经济的核心问题，即研究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性矛盾与冲突以及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而这恰恰又是全球经济新秩序面临的迫切问题。所以，他担心全球经济面临的种种威胁和各种对全球化影响过于乐观或悲观的看法和由此采取的行为会模糊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识，甚至侵蚀“不可渗透”的国家主权。这样，他用大量的事实来捍卫民族国家，并努力为建立民族国家主导下的、有合作的、稳定的全球经济新秩序出谋划策。客观上讲，在民族国家仍然处于国际事务核心地位的今天，与其它有名的全球经济新秩序观(如全球公民社会及其全球治理)相比，他的关于自由的开放的经济大国主导的合作的全球经济新秩序模式，尽管不是很完美的，但还是较为可行的。而任何将民族国家尤其是经济大国排除在外的全球治理或合作恐怕都会产生误导甚至是社会危害。毕竟，经济大国的稳定在全球经济稳定中所起的作用要更大。
吉尔平用最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诠释自己“国家中心”的现实主义观点，也增加了他的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说服力。他认为，包括新的内生增长理论、新战略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等在内的“新经济理论”提出了与80年代以前大多数理论完全不同的“世界性观点”，如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或寡头垄断竞争和多种均衡等。他强调，新经济理论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及其政策现在或将来都会对国际经济的运作举足轻重。(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p.163—147.)而吉尔平国内—国际互动研究不仅弥补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足，也代表着该学科研究的一种新趋势，即从过度关注国际体系及其对国际和各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到重视对各国政治经济体系及其对国际体系作用。有国内学者说：“国内与国际因素的互动研究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有可能使国际关系研究突破当前停滞不前的局面。”(注：王勇：《IPE的新进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其次，他过分强调“国家中心”、“霸权稳定”和“自由秩序”，忽视了一些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和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并客观上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的代言人。
吉尔平“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观点重点分析国家间的竞争、谈判和合作以及国家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过分强调增加国家权力的政治经济目标，而对增加社会福利的目标给予较少关注。所以，尽管他简要提及全球经济中出现的不平等、不平衡、贫穷、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和“反全球化”的抗议浪潮，但“他没有严肃对待它 们”。显然，在他看来，这些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只是国内问题。既然如此，“他就把 诸如贫穷等问题留给命运或者至少应由市场和国家去解决了。”(注：Douglas A.Hicks,“Thinking Globally.”Christian Century.12/12/2001,vol.118,p.14.)实质上，吉尔平“以国家为中心”就是以大国或经济强国为中心，所以，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他并不否认它们的在全球经济管理中的作用。的确，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全球经济秩序经济大国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当前国际经济组织已经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时，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和各国共同搭建的这样的活动平台，大国的合作会真正造福于全球经济秩序吗?
通过吉尔平所阐述的观点可以发现，他的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与我们经常提到的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完全不同的。今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俄罗斯访问时发表的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5项主张表明，我们需要的应该是民主、平等、多样和协作并能促进全球经济均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注：详见“胡锦涛在俄演讲阐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五主张”，2003年05月28日，http://www.sina.com.cn.)而吉尔平大谈“霸权稳定”、“经济大国合作”和“自由秩序”，他的观点实质上只能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他在解释“霸权稳定论”的基本观点时说：“我们使用希腊语中的‘霸主’而不是‘领导国’来说明领导国时常不得不动用权力来实现建立和管理自由世界经济的目标。霸主定义为联盟的领导国……”所以，美国应当与盟国一起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他还说，为了维护世界的稳定与和平，“至少需要美国政治和军事力量继续在欧洲和亚洲存在下去。”(注：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368,p.99；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p.345,p.352.)吉尔平的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竟然与美国对外政策如此浑然一体!
当然，从整体上看，吉尔平观点中存在的这些“纰漏”和“倾向”远不会削弱它自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所以，笔者还是期待着吉尔平世纪之初关于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观点，能像当年他所阐述的“霸权稳定论”和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三分法”一样，成为代表同一时期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最高水平的真正的“里程碑式”的理论。
作者介绍：郑先武，讲师，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02级博士生。(南京，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