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况
杜瑜
这几年我国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形势十分喜人，不仅研究领域不断有所扩展，而且研究深度也较以往大有长进。这与当前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许多方面工作的开展都不同程度地向历史地理学科提出了种种要求，从而不仅有历史地理工作者、史学和地理学工作者在深入研究历史地理问题，而且许多与历史地理学相邻学科的工作者也在结合本身工作研究一些历史地理问题。所以这几年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累累，各类文章每年都在千篇以上，1985年同样如此。较为引人注目的是1985年中还涌现出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专著和论文集，这个良好的势头充分说明历史地理工作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目前正处于丰收旺季。现就1985年中各方面研究情况作一些简要概述。
一、重视历史地理环境作用的研究
解放后由于受苏联影响，片面地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从而在历史地理领域中往往忽视了历史地理环境作用的研究。这几年随着思想解放，冲破了这方面禁区，开始重视历史地理环境作用的研究。严钟奎的《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暨南学报》第3期)中指出，从博丹、孟德斯鸠、黑格尔到柏克尔等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强调过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但缺乏科学分析。马克思开始把地理环境同生产力发展联系起来，进而科学地说明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但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却认为地理环境“根本不影响社会发展的质的方面”，不恰当地“把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速度拿来作比较”，从而“在实际上根本否定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作者从世界史角度择例论证说明地理环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徐日辉继1983年提出“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影响”问题之后，又发表《再谈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就自然区域形成的利弊及地理环境影响下所产生的变态心理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地理因素对长期延续的中国封建社会所起的作用，指出地理环境对发展中的社会所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此外，史念海的《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人文杂志丛刊《文史集林》第1辑)，陈代光、段东升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河
南经济建设的作用》(《中原地理研究》第1期)等文都从历史区域地理范围的研究中阐述了地理环境的作用。赵世超的《略论周代的地理环境及其影响》(《教学通讯》，即《沧州教育学院学报》第3期)一文专论断代地理环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也认为“地理环境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
二、历史政治地理研究
以往对边疆地理研究，主要是利用文献资料来进行，而1985年中在祖国东北和西北两个边境顶端地区先后组织了两次实地学术考察活动，进行了学术研究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的尝试。1985年是著名的雅克萨战争三百周年，黑龙江省黑河地区社会科学联合会于七月份邀集三十名来自北京和东北三省社会科学院的兼职研究人员及特邀学者，在大兴安岭和黑龙江上游地区进行了一次综合性的学术考察。他们参观了大兴安岭的鲜卑石室——嘎仙洞；考察了漠河金矿——老沟金矿工人居住遗址；来到祖国的北极村——漠河；乘船上行，经过洛古河，考察了黑龙江源头——额尔古纳河和石勒喀河会合的河口，并进入额尔古纳河内，然后顺水而下，专程前往当年雅克萨战场遗址——古城岛，考察了清军营盘、战壕的遗址，遥看了苏方所立纪念碑；途经著名的乌鲁苏牡丹卡伦(今呼玛县江湾农场)；最后抵达黑河市，参观了瑷珲古城遗址，行程共三千余公里。一路实地考察，不仅大开眼界，增长了许多感性知识，而且在实地看到当年作战地理形势，可以补充文献史料的不足，加深对当年这场自卫反击战的认识。自五月份起在祖国西北另一端——阿勒泰山区还有一支社会科学考察队在考察图瓦语人。他们按不同专业分设四个小组，先后分三批去阿勒泰、布尔津、哈巴河、富蕴、青河等五个市县，深入到图瓦人生活的深山老林进行多学科考察，至九月份才结束，全程也有三千多公里。通过考察明确了图瓦为突厥语系民族，它是突厥、通古斯和蒙古的混血种，并渗入汉族成份。阿勒泰地区蒙族中的图瓦语人，在历史上与蒙族确不同族，但今天与蒙族已融合在一起。以上两次边疆考察活动对历史边疆地理研究必将有很大促进。
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沙俄与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是研究沙俄侵略东北地区和东北人民抗击沙俄入侵的一部开拓性专著。1985年是台湾光复四十周年，张崇根的《怎样说明台湾自古就是我国领土》(《西藏党校》第3期)一文认为：(1)台湾是中国大陆岛，历史上称作“浮福建”，它不仅
是东海大陆架一部分，而且地质史上也证明它是大陆一个组成部分；(2)台湾是我们中华民族祖先最先发现、占有和开发出来的；(3)中国自宋元以来就设置政治机构管理台湾、澎湖等岛；(4)国际条约也公认它是中国领土。
三、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对早期水稻生产地及其变化，有着不同看法。吴汝祚《我国早期种植水稻的氏族部落》(《史前研究》第2期)认为，我国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大体可分两类：即以黄河流域华北地区为主，是以旱地作物粟为主要生活来源；以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为主，是以水稻为主要生活来源。而邹逸麟在《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学报》第3期)中认为，黄河流域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水稻种植，发展到汉唐时期出现多处种植比较普遍的主要产区，至宋金以后水稻生产才日趋衰落。这与黄河流域气候转冷，河湖堙废，水系破坏等因素有关。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也很活跃，一类为概述性研究，如王开的《陕西古代交通概述》(《人文杂志》第3期)，李广洁《先秦时期山西交通述略》(《晋阳学刊》第4期)等。一类是古代交通要道考释，如冯汉镛的《唐“商山路”考》(《人文杂志》第2期)，吴永江的《陇山古道考》(《西北史地》第2期)，陈有忠的《唐五代洛阳开封间的交通路线》(《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再就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如周庆基《琉璃输入与“海上丝绸之路”》、陈炎《东海丝绸之路初探——唐代以前的东海航路和丝绸外传》(《海交史研究》第1、2期)。
在人口地理方面，史实《我国历代人口数初探》(《人口研究》第3期)认为我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经历了四个阶梯，周初一千多万至西汉末增加到近六千万，到北宋末增到一亿左右，到清道光年间已达四亿。葛剑雄在《文史集林》上的新作《西汉关中的人口迁移》系统而又详尽地分析了西汉时期关中地区人口频频迁徙情况及原因。另外解书森、陈冰的《青海古代移民考》(《人口研究》第1期)，认为远古即有人向青海移民垦荒，西汉时形成第一次高潮，以后历代向青海移民从未停止过，移民是青海历史主要缔造者之一。王克的《西藏人口考略》(《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对西藏人口从吐蕃王朝至清乾隆初的变化进行了考释，认为吐蕃最后统一高原时，人口达三百万左右，处于盛期。
四、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日趋繁盛，各地对城市地理研究极为活跃，成果十分可观。三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即以“中国古代城市遗址”为主题，探讨了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和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及其演变规律等问题。11月份在洛阳召开了第三次中国古都讨论会，再一次深入探讨了中国古都各方面的问题。从成果来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1)探索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和早期城市特点，如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第2期)一文，通过研究我国初期城市种种特性来探求我国最早出现城市的概念，他认为中国最早城市与西方归纳的城市概念“不相契合”，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张鸿雁《论中国古代城市形成》(《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城市绝不是专指城墙建筑，主要的是指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在秦以前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城堡阶段，从原始社会后期至夏代；都邑阶段，从商到西周；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兴起，从春秋初年开始。春秋以前可称为城市萌芽阶段。早期城市研究主要有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两处遗址。前者方面已出版《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者方面讨论文章很多，主要探索其断代时间与遗址性质。(2)历代都城研究，专著方面出版了中国古都学会编的论文集《中国古都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学理著的《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撰写的《北京史》(北京出版社出版）。由许永全所译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于1924年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也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论文方面有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文物》第2期）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古代都城各阶段的特性。郭黎安的《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第1期）中对曹魏邺都、六朝建康和北魏洛阳三城形制、渊源等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朱玲玲的《元大都的坊》(《殷都学刊》第3期）考证了元大都城中一些坊的方位。(3)运河城市与港口史方面出了一批新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傅崇兰著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运河城市(主要是通县、天津、德州、临清、济宁、淮阴、扬州、苏州、杭州等九城市)的性质、结构、职能、发展过程及其特点。海洋出版社出版了《广州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了《秦皇岛港史》，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古代刘家港资料集》。此外还有一批城市史出版，如陈世松等编的《宋元之际的泸州》(重庆出版社出版），刘惠吾编的《上海近
代史》上册(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皮明庥编的《武汉近百年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等。
五、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最为显著的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曾昭璇与曾宪珊合著的《历史地貌学》和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与其他单位合著的《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两书。前者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介绍了我国古代历史地貌研究成就，汇集了解放后这方面成果，指出研究方法，并就海岸贝壳堤、三角洲变迁、河道变迁、湖盆地貌、沙漠地形发育等方面的历史地貌学作了系统的研究，这本新著对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具有开拓性作用。后者是一部关于长江中下游河床演变的综合性著作，详细阐明了河道全新世以来变迁情况，对河道各种特性和演变，包括横向和纵向各项形态特征，各种地貌类型及其动态变化作了分析。这方面还有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合著的《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为开发大西北，改造黄土高原，向人们提供历史上黄土高原农、林、牧业分布变化情况，以便保持生态平衡，尽力还林还牧，恢复黄土高原的森林、草原。岳维宗的《从北宋“秦陇市木”案看渭河上游森林的今昔》(兰州《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指出，古代渭河上游曾竹木成林，松柏参天，人们多居“板房”，大约自明清以来，由于开荒种地，伐木造房等原因，森林渐遭破坏，这里才成荒山秃岭。
沙漠绿洲的研究有冯绳武的《河西荒漠绿洲区的生成与特征》(《兰州大学学报》第3期）和李吟屏的《和田地区沙漠与绿洲的变迁——从文字史料与考古资料得到的启示》(《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前文论述了河西荒漠绿洲形成特点，它是历史上中西交通咽喉要道，又是历代战略要地，这里开发较早，汉代置县多于后代；这里割据多于统一；同时多次移民于此，从而绿洲为多次移民屯垦区，成为周围农牧民族争夺之地。后文则探讨了和田地区沙漠化和绿洲在不同历史时期内的变迁及其原因，指出废于沙漠的古遗址以唐代最多，宋元次之，明清罕见，可见明清以来和田绿洲较为稳定；并指出以往所云突然灾变说和气候变干说是不能成立的，无论文字或考古材料中均无此根据。
研究历史水道变迁的论文也很多。陈怀荃的《古代大河三角洲地理环境的变迁与西汉的河患》(《安徽师大学报》第3期）一文，论述了西汉时期是改造古
代大河三角洲地理环境最为关键的时刻，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最为显著，同时，严重河患当时就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杨思植、杜甫亭的《西安地区河流及水系的历史变迁》(《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一文探讨了西安地区诸河发育演变的一般过程以及人类活动对河流变迁的影响。运河方面有钮仲勋的《卫河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第1期），全面考察了卫河历史发展演变过程，指出其最早形成于曹操所开白沟，隋唐为永济渠，宋金元时期为御河，明时改为卫河，清以后称临清以下部分为南运河。湖泊方面研究有崔恒升《古彭蠡与雷池考辨》(《安徽史学》第1期），该文认为安徽望江县至湖北黄梅县沿江一带为古彭蠡所在地，后改称为雷池，故雷池为其总称，不是单指其中某一水域或某一地区，其地貌因象古文“雷”字而得名。
六、其他方面
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论述了中国古代对世界各地经济贸易关系和我国历史上主要港口的形成和变迁与海陆商道的形成与变迁。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评述，继蔡美彪评介（1984年《历史研究》第6期）之后，陈桥驿又从历史地理角度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评述（《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他认为这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我国公开出版的篇幅最大的地图集，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用新式方法绘制的历史地图集，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除了仍然保持详细描绘政区沿革的特色外，它已经包括了大量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内容，具备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所研究的主要要素”。不过，“没有来得及利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成果”。
历史地名方面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多，由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有十二篇论文专门论述了十五个省市的县市地名规律。此外尚有蔡迪申的《论历史地名的重复现象》（《地名丛刊》第2期），徐兆奎的《徐霞客在地名研究方面的贡献》，马越山的《东北地区满语地名的演变》，雀丹的《地名是民族历史的见证》，越培成的《清代著名学者徐继关于一些县名的论述》（以上诸文均载《地名知识》）。历史地名研究工作面不断扩大，专题性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同时还出现了对历史旅游地理的研究，如张家的《唐宋时期桂林的风景建设与旅游》（《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
期）。文章指出，桂林之所以能成为旅游城市，当然与其奇山、秀水、异洞等优越自然条件有关，但要成为旅游胜地或风景名城，必须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唐宋时期桂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其风景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而桂林风景的逐步开拓，对于发展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桂林山水扬名海内，约始于唐代，唐宋时期大力经营桂林的山、水、洞，并勒石题名，镌刻诗文，丰富了旅游内容，给秀丽桂林山水增添奇光异彩。这些对发展今天旅游业不无一定的启示。
地方史研究成果也很丰盛，除了上述一些城市、港口史外，还有张博泉著《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朱维幹著《福建史稿》上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由任崇岳、王宗虞等撰写的《河南古代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及朱福珪、许凤仪编的《扬州史话》（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马天彩编的《天水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谢武经等著的《郴州史话》(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等等。这些著作都是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历史地理状况作了概述，以利促进这些地方的历史地理研究。
在历史地理名著研究中最突出的是著名的《水经注》研究专家陈桥驿的《水经注研究》一书，现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解放后系统研究《水经注》的第一部专著，作者把《水经注》中各种地理要素以及地名、版本中问题逐一分篇论述，共有四十三篇之多，凝聚了作者治郦学数十年的心血，也标志着我国研究《水经注》的一个新的起点。赵永复编的《水经注通检今释》(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难得的工具书，它不但为广大历史地理工作者今后使用《水经注》提供了极大方便，而且还根据古今人研究的成果，将其中一部分水道地望明确者一一予以今释；书末又附以按笔画排列的水名索引。这些成果都为今后利用和研究《水经注》作出了贡献。
近年随着地方志编写工作的开展，对地方志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一批批新编的县、市志正如雨后春笋在涌现，这是历史地理研究工作者的福音，它们将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一批新的资料。这里值得提一下的是浙江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了一批浙江简志，其中《浙江地理简志》颇有特色，全书包括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诸要素，其“建置沿革篇”与“历史地理篇”简明扼要地记述了浙江全省的历代建置沿革与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开拓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及历史人口与城市地
理等内容，这不仅为以后编纂《浙江省志》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其他各地编志工作提供了经验。
从以上概述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些特点：
(1)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历史地理研究工作正在日趋繁盛，日渐为人们所重视，以往的理论研究正在逐步与现实需要结合，某些领域正向应用科学方向发展。
(2)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开始步出书斋，把学术研究与社会调查、实地考察相结合，使研究成果更加扎实。
(3)历史地理研究队伍在不断扩大，发表园地在增多，同时出版机构也在增加，除了一些专业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外，许多大专院校出版机构也开始出版历史地理方面专著。
(4)近年城市经济发达，促使城市地理研究工作在深化，这方面研究成果最为丰盛，研究范围也愈来愈宽，今后还会有更多更新的成果出现。
(5)在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仍然还有一些薄弱项目，诸如：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以及历史经济地理中的工矿业分布变迁，商业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中的水文、土壤、动物等。希望今后在这些方面会出现更多的新成果。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2期)
1985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况
杜瑜
这几年我国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形势十分喜人，不仅研究领域不断有所扩展，而且研究深度也较以往大有长进。这与当前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许多方面工作的开展都不同程度地向历史地理学科提出了种种要求，从而不仅有历史地理工作者、史学和地理学工作者在深入研究历史地理问题，而且许多与历史地理学相邻学科的工作者也在结合本身工作研究一些历史地理问题。所以这几年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累累，各类文章每年都在千篇以上，1985年同样如此。较为引人注目的是1985年中还涌现出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专著和论文集，这个良好的势头充分说明历史地理工作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目前正处于丰收旺季。现就1985年中各方面研究情况作一些简要概述。
一、重视历史地理环境作用的研究
解放后由于受苏联影响，片面地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从而在历史地理领域中往往忽视了历史地理环境作用的研究。这几年随着思想解放，冲破了这方面禁区，开始重视历史地理环境作用的研究。严钟奎的《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暨南学报》第3期)中指出，从博丹、孟德斯鸠、黑格尔到柏克尔等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强调过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但缺乏科学分析。马克思开始把地理环境同生产力发展联系起来，进而科学地说明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但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却认为地理环境“根本不影响社会发展的质的方面”，不恰当地“把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速度拿来作比较”，从而“在实际上根本否定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作者从世界史角度择例论证说明地理环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徐日辉继1983年提出“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影响”问题之后，又发表《再谈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就自然区域形成的利弊及地理环境影响下所产生的变态心理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地理因素对长期延续的中国封建社会所起的作用，指出地理环境对发展中的社会所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此外，史念海的《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人文杂志丛刊《文史集林》第1辑)，陈代光、段东升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河
南经济建设的作用》(《中原地理研究》第1期)等文都从历史区域地理范围的研究中阐述了地理环境的作用。赵世超的《略论周代的地理环境及其影响》(《教学通讯》，即《沧州教育学院学报》第3期)一文专论断代地理环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也认为“地理环境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
二、历史政治地理研究
以往对边疆地理研究，主要是利用文献资料来进行，而1985年中在祖国东北和西北两个边境顶端地区先后组织了两次实地学术考察活动，进行了学术研究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的尝试。1985年是著名的雅克萨战争三百周年，黑龙江省黑河地区社会科学联合会于七月份邀集三十名来自北京和东北三省社会科学院的兼职研究人员及特邀学者，在大兴安岭和黑龙江上游地区进行了一次综合性的学术考察。他们参观了大兴安岭的鲜卑石室——嘎仙洞；考察了漠河金矿——老沟金矿工人居住遗址；来到祖国的北极村——漠河；乘船上行，经过洛古河，考察了黑龙江源头——额尔古纳河和石勒喀河会合的河口，并进入额尔古纳河内，然后顺水而下，专程前往当年雅克萨战场遗址——古城岛，考察了清军营盘、战壕的遗址，遥看了苏方所立纪念碑；途经著名的乌鲁苏牡丹卡伦(今呼玛县江湾农场)；最后抵达黑河市，参观了瑷珲古城遗址，行程共三千余公里。一路实地考察，不仅大开眼界，增长了许多感性知识，而且在实地看到当年作战地理形势，可以补充文献史料的不足，加深对当年这场自卫反击战的认识。自五月份起在祖国西北另一端——阿勒泰山区还有一支社会科学考察队在考察图瓦语人。他们按不同专业分设四个小组，先后分三批去阿勒泰、布尔津、哈巴河、富蕴、青河等五个市县，深入到图瓦人生活的深山老林进行多学科考察，至九月份才结束，全程也有三千多公里。通过考察明确了图瓦为突厥语系民族，它是突厥、通古斯和蒙古的混血种，并渗入汉族成份。阿勒泰地区蒙族中的图瓦语人，在历史上与蒙族确不同族，但今天与蒙族已融合在一起。以上两次边疆考察活动对历史边疆地理研究必将有很大促进。
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沙俄与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是研究沙俄侵略东北地区和东北人民抗击沙俄入侵的一部开拓性专著。1985年是台湾光复四十周年，张崇根的《怎样说明台湾自古就是我国领土》(《西藏党校》第3期)一文认为：(1)台湾是中国大陆岛，历史上称作“浮福建”，它不仅
是东海大陆架一部分，而且地质史上也证明它是大陆一个组成部分；(2)台湾是我们中华民族祖先最先发现、占有和开发出来的；(3)中国自宋元以来就设置政治机构管理台湾、澎湖等岛；(4)国际条约也公认它是中国领土。
三、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对早期水稻生产地及其变化，有着不同看法。吴汝祚《我国早期种植水稻的氏族部落》(《史前研究》第2期)认为，我国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大体可分两类：即以黄河流域华北地区为主，是以旱地作物粟为主要生活来源；以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为主，是以水稻为主要生活来源。而邹逸麟在《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学报》第3期)中认为，黄河流域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水稻种植，发展到汉唐时期出现多处种植比较普遍的主要产区，至宋金以后水稻生产才日趋衰落。这与黄河流域气候转冷，河湖堙废，水系破坏等因素有关。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也很活跃，一类为概述性研究，如王开的《陕西古代交通概述》(《人文杂志》第3期)，李广洁《先秦时期山西交通述略》(《晋阳学刊》第4期)等。一类是古代交通要道考释，如冯汉镛的《唐“商山路”考》(《人文杂志》第2期)，吴永江的《陇山古道考》(《西北史地》第2期)，陈有忠的《唐五代洛阳开封间的交通路线》(《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再就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如周庆基《琉璃输入与“海上丝绸之路”》、陈炎《东海丝绸之路初探——唐代以前的东海航路和丝绸外传》(《海交史研究》第1、2期)。
在人口地理方面，史实《我国历代人口数初探》(《人口研究》第3期)认为我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经历了四个阶梯，周初一千多万至西汉末增加到近六千万，到北宋末增到一亿左右，到清道光年间已达四亿。葛剑雄在《文史集林》上的新作《西汉关中的人口迁移》系统而又详尽地分析了西汉时期关中地区人口频频迁徙情况及原因。另外解书森、陈冰的《青海古代移民考》(《人口研究》第1期)，认为远古即有人向青海移民垦荒，西汉时形成第一次高潮，以后历代向青海移民从未停止过，移民是青海历史主要缔造者之一。王克的《西藏人口考略》(《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对西藏人口从吐蕃王朝至清乾隆初的变化进行了考释，认为吐蕃最后统一高原时，人口达三百万左右，处于盛期。
四、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日趋繁盛，各地对城市地理研究极为活跃，成果十分可观。三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即以“中国古代城市遗址”为主题，探讨了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和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及其演变规律等问题。11月份在洛阳召开了第三次中国古都讨论会，再一次深入探讨了中国古都各方面的问题。从成果来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1)探索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和早期城市特点，如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第2期)一文，通过研究我国初期城市种种特性来探求我国最早出现城市的概念，他认为中国最早城市与西方归纳的城市概念“不相契合”，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张鸿雁《论中国古代城市形成》(《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城市绝不是专指城墙建筑，主要的是指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在秦以前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城堡阶段，从原始社会后期至夏代；都邑阶段，从商到西周；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兴起，从春秋初年开始。春秋以前可称为城市萌芽阶段。早期城市研究主要有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两处遗址。前者方面已出版《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者方面讨论文章很多，主要探索其断代时间与遗址性质。(2)历代都城研究，专著方面出版了中国古都学会编的论文集《中国古都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学理著的《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撰写的《北京史》(北京出版社出版）。由许永全所译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于1924年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也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论文方面有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文物》第2期）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古代都城各阶段的特性。郭黎安的《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第1期）中对曹魏邺都、六朝建康和北魏洛阳三城形制、渊源等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朱玲玲的《元大都的坊》(《殷都学刊》第3期）考证了元大都城中一些坊的方位。(3)运河城市与港口史方面出了一批新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傅崇兰著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运河城市(主要是通县、天津、德州、临清、济宁、淮阴、扬州、苏州、杭州等九城市)的性质、结构、职能、发展过程及其特点。海洋出版社出版了《广州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了《秦皇岛港史》，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古代刘家港资料集》。此外还有一批城市史出版，如陈世松等编的《宋元之际的泸州》(重庆出版社出版），刘惠吾编的《上海近
代史》上册(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皮明庥编的《武汉近百年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等。
五、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最为显著的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曾昭璇与曾宪珊合著的《历史地貌学》和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与其他单位合著的《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两书。前者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介绍了我国古代历史地貌研究成就，汇集了解放后这方面成果，指出研究方法，并就海岸贝壳堤、三角洲变迁、河道变迁、湖盆地貌、沙漠地形发育等方面的历史地貌学作了系统的研究，这本新著对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具有开拓性作用。后者是一部关于长江中下游河床演变的综合性著作，详细阐明了河道全新世以来变迁情况，对河道各种特性和演变，包括横向和纵向各项形态特征，各种地貌类型及其动态变化作了分析。这方面还有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合著的《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为开发大西北，改造黄土高原，向人们提供历史上黄土高原农、林、牧业分布变化情况，以便保持生态平衡，尽力还林还牧，恢复黄土高原的森林、草原。岳维宗的《从北宋“秦陇市木”案看渭河上游森林的今昔》(兰州《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指出，古代渭河上游曾竹木成林，松柏参天，人们多居“板房”，大约自明清以来，由于开荒种地，伐木造房等原因，森林渐遭破坏，这里才成荒山秃岭。
沙漠绿洲的研究有冯绳武的《河西荒漠绿洲区的生成与特征》(《兰州大学学报》第3期）和李吟屏的《和田地区沙漠与绿洲的变迁——从文字史料与考古资料得到的启示》(《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前文论述了河西荒漠绿洲形成特点，它是历史上中西交通咽喉要道，又是历代战略要地，这里开发较早，汉代置县多于后代；这里割据多于统一；同时多次移民于此，从而绿洲为多次移民屯垦区，成为周围农牧民族争夺之地。后文则探讨了和田地区沙漠化和绿洲在不同历史时期内的变迁及其原因，指出废于沙漠的古遗址以唐代最多，宋元次之，明清罕见，可见明清以来和田绿洲较为稳定；并指出以往所云突然灾变说和气候变干说是不能成立的，无论文字或考古材料中均无此根据。
研究历史水道变迁的论文也很多。陈怀荃的《古代大河三角洲地理环境的变迁与西汉的河患》(《安徽师大学报》第3期）一文，论述了西汉时期是改造古
代大河三角洲地理环境最为关键的时刻，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最为显著，同时，严重河患当时就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杨思植、杜甫亭的《西安地区河流及水系的历史变迁》(《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一文探讨了西安地区诸河发育演变的一般过程以及人类活动对河流变迁的影响。运河方面有钮仲勋的《卫河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第1期），全面考察了卫河历史发展演变过程，指出其最早形成于曹操所开白沟，隋唐为永济渠，宋金元时期为御河，明时改为卫河，清以后称临清以下部分为南运河。湖泊方面研究有崔恒升《古彭蠡与雷池考辨》(《安徽史学》第1期），该文认为安徽望江县至湖北黄梅县沿江一带为古彭蠡所在地，后改称为雷池，故雷池为其总称，不是单指其中某一水域或某一地区，其地貌因象古文“雷”字而得名。
六、其他方面
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论述了中国古代对世界各地经济贸易关系和我国历史上主要港口的形成和变迁与海陆商道的形成与变迁。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评述，继蔡美彪评介（1984年《历史研究》第6期）之后，陈桥驿又从历史地理角度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评述（《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他认为这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我国公开出版的篇幅最大的地图集，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用新式方法绘制的历史地图集，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除了仍然保持详细描绘政区沿革的特色外，它已经包括了大量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内容，具备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所研究的主要要素”。不过，“没有来得及利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成果”。
历史地名方面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多，由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有十二篇论文专门论述了十五个省市的县市地名规律。此外尚有蔡迪申的《论历史地名的重复现象》（《地名丛刊》第2期），徐兆奎的《徐霞客在地名研究方面的贡献》，马越山的《东北地区满语地名的演变》，雀丹的《地名是民族历史的见证》，越培成的《清代著名学者徐继关于一些县名的论述》（以上诸文均载《地名知识》）。历史地名研究工作面不断扩大，专题性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同时还出现了对历史旅游地理的研究，如张家的《唐宋时期桂林的风景建设与旅游》（《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
期）。文章指出，桂林之所以能成为旅游城市，当然与其奇山、秀水、异洞等优越自然条件有关，但要成为旅游胜地或风景名城，必须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唐宋时期桂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其风景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而桂林风景的逐步开拓，对于发展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桂林山水扬名海内，约始于唐代，唐宋时期大力经营桂林的山、水、洞，并勒石题名，镌刻诗文，丰富了旅游内容，给秀丽桂林山水增添奇光异彩。这些对发展今天旅游业不无一定的启示。
地方史研究成果也很丰盛，除了上述一些城市、港口史外，还有张博泉著《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朱维幹著《福建史稿》上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由任崇岳、王宗虞等撰写的《河南古代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及朱福珪、许凤仪编的《扬州史话》（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马天彩编的《天水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谢武经等著的《郴州史话》(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等等。这些著作都是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历史地理状况作了概述，以利促进这些地方的历史地理研究。
在历史地理名著研究中最突出的是著名的《水经注》研究专家陈桥驿的《水经注研究》一书，现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解放后系统研究《水经注》的第一部专著，作者把《水经注》中各种地理要素以及地名、版本中问题逐一分篇论述，共有四十三篇之多，凝聚了作者治郦学数十年的心血，也标志着我国研究《水经注》的一个新的起点。赵永复编的《水经注通检今释》(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难得的工具书，它不但为广大历史地理工作者今后使用《水经注》提供了极大方便，而且还根据古今人研究的成果，将其中一部分水道地望明确者一一予以今释；书末又附以按笔画排列的水名索引。这些成果都为今后利用和研究《水经注》作出了贡献。
近年随着地方志编写工作的开展，对地方志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一批批新编的县、市志正如雨后春笋在涌现，这是历史地理研究工作者的福音，它们将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一批新的资料。这里值得提一下的是浙江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了一批浙江简志，其中《浙江地理简志》颇有特色，全书包括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诸要素，其“建置沿革篇”与“历史地理篇”简明扼要地记述了浙江全省的历代建置沿革与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开拓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及历史人口与城市地
理等内容，这不仅为以后编纂《浙江省志》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其他各地编志工作提供了经验。
从以上概述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些特点：
(1)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历史地理研究工作正在日趋繁盛，日渐为人们所重视，以往的理论研究正在逐步与现实需要结合，某些领域正向应用科学方向发展。
(2)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开始步出书斋，把学术研究与社会调查、实地考察相结合，使研究成果更加扎实。
(3)历史地理研究队伍在不断扩大，发表园地在增多，同时出版机构也在增加，除了一些专业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外，许多大专院校出版机构也开始出版历史地理方面专著。
(4)近年城市经济发达，促使城市地理研究工作在深化，这方面研究成果最为丰盛，研究范围也愈来愈宽，今后还会有更多更新的成果出现。
(5)在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仍然还有一些薄弱项目，诸如：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以及历史经济地理中的工矿业分布变迁，商业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中的水文、土壤、动物等。希望今后在这些方面会出现更多的新成果。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