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统治的需要，清朝入关后实行了汉化政策，但汉化政策进程是受控制的。较自觉地控制汉化进程从康熙开始。康熙帝亲政后实施汉化政策，希望借以“以汉治汉”，但又十分卑视“汉俗”，认为“汉人难治”，甚至汉人一天吃四五顿饭，也成为不知节俭的证据。 对汉化政策进程的控制，乾隆时尤甚，为刹住满洲“文人化”进而“汉人化”的风潮，乾隆帝鸡蛋里挑骨头，甚至不惜兴起大狱。但清朝这种有控制的汉化政策在嘉庆时还是失控了，清朝统治由盛而衰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
敌视汉文化的努尔哈赤，捉到明朝儒生即杀之。九泉之下若得知清朝汉化政策的失控，不知作何感想。
从一本书看一个朝代的兴衰似乎有大题小作之嫌，但这本清代中叶出版的专门收录旗人诗歌的《钦定熙朝雅颂集》，确有标志意义，因为它关系着清朝统治的一个最重要的政策——有控制的汉化政策的失控。
满洲入主中国，建立了以旗人统治为主体的清朝，统治长达267年（从入关算起）之久，为什么清室能以百十万人口的少数民族长期统治拥有数亿人口的汉族？其赖以成功的原因很多，但关键一点，在于它推行了有控制的汉化政策。当这个控制失灵的时候，清朝统治由盛而衰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
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是一种军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它是由氏族部落制度发展来的。平时组织生产，战时全部壮丁都是兵。统一中国之后，清朝统治者面对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民众，必然要承认汉族原有的统治方式，要用汉族原有的统治方法治理国家，那么必然也要接受原有那套意识形态及相应的一套操作科目，例如把孔孟之道、程朱理学视为立国之本，就要笼络汉族文人士大夫，搞礼贤下士，征召隐逸，开科取士等一套。谈论满洲的汉化不能忽视清廷统治的需要，这是自觉的，是在统治者实施的统治计划之中。汉化能够顺利发展（特别在前期），是以统治阶级需求为前提的。
另外一种汉化是追随统治者入关的广大满洲民众。满洲民众的汉化不是由其入关开始的，关外期间，在满汉的交往中，满洲人的汉化就开始了，因为文化走向与流水相反，它总是由低处向高处进展的。这是不自觉的，也不一定是统治者所首肯的。满洲民众的汉化包括语言、衣食、习俗，乃至学习汉文，读汉文著作，写作诗文等。
努尔哈赤对汉文化是敌视的，对于明儒生尤为憎恨，捉到即杀，曾说“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切齿之声可闻。皇太极虽有所缓和，但对满洲人汉化趋向也是十分警惕的。皇太极即位不久就说“我皇考太祖（努尔哈赤）
以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入处汉地，易世以后，皆成汉俗”，从而导致衰亡。
然而，文化是个整体，清统治者在学习汉语、学习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时候，汉文化的其他内容也随之而至。什么当接受什么不当接受呢？这就是个问题！另外，文化虽然要借助一定载体才得以体现，但究其实质来看，文化更像是一种氛围、一个场，处在这个“场”中，很难做到只取有用之物，屏除有害之物。“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果只停留在粗略的层面，还有一定道理；如果涉及精微，就很难一厢情愿。
入关后，八旗变为单纯的军事组织，八旗军成为职业军队。这个职业军队又来到了汉文化的“场”中，虽然八旗进入大城市后都建筑满城，把他们与汉人隔离开来，然而，彻底的隔离是不可能的。交往频繁的城市生活又岂是区区坊墙所能隔离开的。何况八旗子弟作为职业军人整个被朝廷包养起来，没有谋生压力，不事生产，又没有战争，整日游手好闲，彻底成为城市中的顶尖的有闲的阶级，于是，他们有了比汉人更多的机会接受汉文化中奢靡的消费文化，变得日益软化。
清朝最高统治者接受汉族传统的意识形态之后，马上就得到好处。例如源于氏族部落的八旗制度保留了军事民主因素，各旗旗主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都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且，努尔哈赤晚年特别强调“八固山王共理国政”的原则，能持此原则者才能继承他的帝位。这样军事力量大的旗主必然对皇权构成威胁。皇太极主政时一直想要抑制、削弱各旗主的权力，很困难。顺治初，正白旗主多尔衮以摄政王和皇叔父的身份独断专行，俨然太上皇。在他死后两个月顺治就能“籍其家，诛杀其党羽”，“削其尊号及其母妻追封，撤庙享”，甚至掘墓鞭尸，用的“阴谋篡弑”的罪名，凸现了皇权至上的意识。其后顺治将多尔衮统领的正白旗收归皇帝，加上原有的正黄旗、镶黄旗，是为“上三旗”，从此原来大致平等的“八旗”，逐渐产生了上下之分，旗人有功，从“下五旗”转到“上三旗”，这就是“抬旗”，并成为一种制度。这是汉化的第一个成果。也就是“尊君”，或说是加强皇帝极权。这是一个很长、而且有起伏的一个过程，直到雍正期间才最后完成。清史学家孟森说：
太宗（皇太极）以来，苦心变革，渐抑制旗主之权，且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属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之有主。盖至世宗（雍正）朝而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非戴孔孟以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秉承于太祖（努尔哈赤）也。世宗制《朋党论》其时所谓“朋党”，实是各旗主属之名份。太祖所制为纲常，世宗乃破之为朋党，而卒无异言者，得力于尊孔为多也。 所以有人认为清代统治者的“汉化”就是“儒化”，如果仅就意识形态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顺治皇帝是喜欢汉文化的，为了统治新到手的江山也必须学习汉文化，可是在他临终之时，在遗诏中反思执政教训时还说，自己“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此罪之一也”。
康熙亲政后，实施“以汉治汉”的政策，倡导“以文教治天下”，崇尚理学。甚至康熙自己穿上了“儒服”以儒学领袖和天下师自居，并宣称“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这种把“治统”“道统”在自己身上合一的皇帝，历代还不多见。康熙内心对于“汉俗”则是十分卑视的，他常常批评汉人习俗鄙陋面，并认为“汉人难治”，甚至连吃饭这类小事上都认为汉人就是不行，一天吃四五顿饭，不知节俭。但他从现实统治需要，也要与汉人及其文化习俗，虚与委蛇，不过分地在习俗的小问题上过分挑剔，吹毛求疵。他说：“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俗，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可见，康熙在统治上急速推行孔孟、程朱之道、加强皇权专制同时拒绝与此无关的东西。因此从康熙开始是比较自觉地控制着汉化的进程及其内容的。
康熙一边推行汉化政策，一边卑视“汉俗”：（汉人）一天吃四五顿饭，不知节俭。
然而，随着汉化速度加快，统治者担心的负面效应也产生了，清初诗人方文《都下竹枝词》咏及八旗云：“自昔旃裘与酪浆，而今啜茗又焚香。雄心渐向蛾眉老，争肯捐躯入战场。”惯于战场厮杀的八旗健儿进了城，灯红酒绿，一下子钻到温柔乡里，自然战斗力迅速下降。于是，“三藩之乱”时，清廷不得不借助张通、赵良栋来敉平叛乱。
统治者欢迎的“汉化”，即通过对儒道的尊崇，消除“满洲旧俗”中的各个旗主的权力，把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到了雍正时期，这个过程基本完成。现在凸现在最高统治者面前的就是统治基础的稳固问题了。
雍正为人猜忌，他总是有点惴惴不安。虽然立国八十余年，但他总是觉得汉人喜欢闹事，其“意中每似不愿太平安静者”，仍然不少，时时都有可能出点乱子。雍正告诫那些热衷学习
汉文化的八旗子弟，让他们“学习满洲之武略骑射，勿但崇尚文艺、以致二者俱无成就，而以满洲之武略为可鄙也”。他说崇尚汉文化，可能最后弄得“文不成，武不就”，还是守住“武略骑射”和“淳朴世风”好。
如果说顺治时期朝廷对于汉化无论是襄赞还是抵制都还缺少自觉的政策意识，把汉化作为一种自觉的政策意识则是从康熙开始的。雍正皇帝对汉化的控制意识加强了，开始了防堵；而到了乾隆时期，他继其父继续整顿旗务，把控制八旗汉化当作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他隐隐感到汉化的实质是“文人化”和“汉人化”，前者消弱了满洲的战斗力，没有“八旗健儿”的“骑射”，清朝不是要处在风雨飘摇中吗？后者更可怕了，如果旗人成了“汉人”，满洲皇室的基础又在哪儿呢？因此乾隆对控制汉化政策，抓的最紧，力度更大，甚至不惜兴起大狱。
乾隆帝对汉化政策进程的控制最甚，不惜兴起大狱
在整饬旗务过程中，乾隆要旗人重温皇太极昔日对满洲人的教导：“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满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等四条。
四条中的“骑射”（武功）“国语”（满洲话）好懂。乾隆就是从这两条简单的抓起。在接见满洲臣工时，他常常用“清语”“清字”，测验臣子们有没有忘本？不能用请语、清字的回答的，轻则“申饬”，重则撤职。另外，在满洲人、旗人如参与科举考试必先考弓马骑射。 “敦崇淳朴”需要解释一下。其实说透了就是忠于满洲皇帝，如果说汉族士大夫真的忠于满洲皇帝的话（在雍正、乾隆眼中，许多汉人是假忠），那还是通过儒家经典的教诲，懂得了“忠君”的意义，从而转换成忠于满洲皇帝行动的。而满洲人不是这样，他们忠于自己则是他们的本性，淳朴就是不假外力、不需要学习，自然形成的。显然，这是欺骗，是为了拉拢住八旗子弟的饰辞。
什么叫“浮华”？这包括更为广泛，凡是满洲人接受了为皇帝看着不顺眼的汉人习俗，都可以称之为“浮华”。比如写诗作文在汉族文人士大夫看来是件雅事，它又有怡情悦性的功能，遂成为文人的时尚。康熙、雍正、乾隆等几代皇帝也读历代文人士大夫的书，自然也羡慕汉族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康熙、乾隆二人合起来十二次江南之巡，内在的动机就有对汉族文士所肯定山水之美的追求。雍正、乾隆都有穿戴汉族文人服饰的造像，有的还做“抚孤松而盘桓”状。但皇帝是皇帝，可以率性而为，他怎么“汉化”也没人敢有异议，谁也不敢说这是“浮华”，至于这些满洲世仆，穿汉人的衣服，改汉姓，不会说清语、写清字都是问题。这些都可以称作“浮华”。
隆特别厌恶身为满洲而以文人自居，像钟音这样久任督抚大员的满洲官员，因为不关心武备，“自号文人”，也严加“申饬”。可见他对满洲人“文人化”的轻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古代史上文字狱最厉害的就是乾隆时期，此间仅经由皇帝处理的文字大狱就有六七十起之多，其中也涉及满洲大臣。最典型的是处理胡中藻诗案中对广西巡抚满洲人鄂昌的惩罚。胡中藻曾是内阁学士，乾隆十五年向皇帝献其所著《坚磨生诗集》，二十年三月突然下了一道上谕，指责胡诗集中多有“悖逆”之词，胡中藻下狱。诗集中有与鄂昌唱和之作，遂株连鄂，抄了鄂昌的家，在鄂家发现了鄂昌自己写的诗和其他满洲人的诗集，乾隆觉得有典型意义，发了一道上谕：
谕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漫，渐成恶习。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今检其所作《塞上吟》，词句粗陋鄙率，难以言诗。而其背谬之甚者，且至称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
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夫满洲未经读书，素知尊君亲上之大义。即孔门以诗书垂教，亦必先以事君事父为重。若读书徒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岂孔门垂教之本意。况借以诋呵讽刺，居心日就险薄，不更为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断不可长。著将此通行传谕八旗，令其务崇敦朴旧规，毋失先民矩矱。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作，哆口吟咏，自蹈嚣凌恶习者朕必重治其罪。
从这道上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托名读书，无知妄作，哆口吟咏”的痛恨。最后鄂昌也被处死。为什么处理如此严重？他感到鄂昌的汉化滑到了“汉人化”的边缘了，竞称满洲人“二弟”（满洲未入关时为了与蒙古团结一起与明朝征战，自命为刘备，视蒙古为关公）——蒙古为“胡儿”，这已经不仅是文人化消弱战斗力的问题了。
道上谕在当时很有威力，必然加深旗人、特别是满洲人对写诗作文危险性的认识。从这个案例可见乾隆在控制满洲汉化过程中手段的严酷。
从入关到乾隆末年150年间，出于各种动机，到此时汉人编选的清人诗歌选本，就我个人所寓目的就有二三十种之多，然而独独没有专门以满洲人、八旗人诗歌创作为收录对象的选本问世。这是为什么？其根本原因就是皇帝厌恶满洲人搞这些虚浮的东西。旗人自己写点诗文，自己刊刻一下，就周围的小圈子的人知道，一编成选本就显得格外招摇，害怕因此得罪。 然而，乾隆一死，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嘉庆九年（1804），内务府就刊刻了第一部旗人诗歌创作总集——《熙朝雅颂集》。此书共138卷，编辑者最初为满洲正黄旗的铁保，乾隆三十七年进士，也是屡任广东巡抚、浙江巡抚、两江总督的地方大员。乾隆去世五年后，他把编成的“八旗诗”献给嘉庆，不仅未受责备，还受到表彰，并赐名《熙朝雅颂集》。嘉庆皇帝为此书作序说：
夫言为心声，流露于篇章，散见于字句者，奚可不存？非存其诗，存其人也。非爱其诗律深沉，对偶亲切；爱其品端心正，勇敢之忱洋溢于楮墨间也。是崇文而未忘习武，若逐末舍本，流为纤靡曼声，非予命名“雅颂”之本意。知干城御侮之意者，可与之言诗。图但与此函，侈言吟咏太平，不知开创之艰难，则予之命集，得不偿失，为耽逸恶劳之作俑，观其集者应谅予之苦心矣。
虽然为了与祖宗的说法“接轨”，也讲些“爱其品端心正”“崇文而未忘习武”这些空洞的“政治正确”的话，但方向变了。乾隆间的旗人诗何尝没有“品端心正”“崇文而未忘习武”的作品！皇帝之所以鸡蛋里挑骨头就是要刹住满洲“文人化”进而“汉人化”的这股风潮。牢牢地控制住汉化的进程。而到了嘉庆时这股力量控制不住了。
朝雅颂集》标明“钦定”，黄缎子封面，绵白纸作衬，墨色鲜亮，刊刻精美，看起来真是赏心悦目。用现代的话来说，如此高调出版，那时谁知它是清统治者一项重要政策失控的标志呢？（文/王学泰 来源：学习时报）
因为统治的需要，清朝入关后实行了汉化政策，但汉化政策进程是受控制的。较自觉地控制汉化进程从康熙开始。康熙帝亲政后实施汉化政策，希望借以“以汉治汉”，但又十分卑视“汉俗”，认为“汉人难治”，甚至汉人一天吃四五顿饭，也成为不知节俭的证据。 对汉化政策进程的控制，乾隆时尤甚，为刹住满洲“文人化”进而“汉人化”的风潮，乾隆帝鸡蛋里挑骨头，甚至不惜兴起大狱。但清朝这种有控制的汉化政策在嘉庆时还是失控了，清朝统治由盛而衰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
敌视汉文化的努尔哈赤，捉到明朝儒生即杀之。九泉之下若得知清朝汉化政策的失控，不知作何感想。
从一本书看一个朝代的兴衰似乎有大题小作之嫌，但这本清代中叶出版的专门收录旗人诗歌的《钦定熙朝雅颂集》，确有标志意义，因为它关系着清朝统治的一个最重要的政策——有控制的汉化政策的失控。
满洲入主中国，建立了以旗人统治为主体的清朝，统治长达267年（从入关算起）之久，为什么清室能以百十万人口的少数民族长期统治拥有数亿人口的汉族？其赖以成功的原因很多，但关键一点，在于它推行了有控制的汉化政策。当这个控制失灵的时候，清朝统治由盛而衰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
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是一种军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它是由氏族部落制度发展来的。平时组织生产，战时全部壮丁都是兵。统一中国之后，清朝统治者面对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民众，必然要承认汉族原有的统治方式，要用汉族原有的统治方法治理国家，那么必然也要接受原有那套意识形态及相应的一套操作科目，例如把孔孟之道、程朱理学视为立国之本，就要笼络汉族文人士大夫，搞礼贤下士，征召隐逸，开科取士等一套。谈论满洲的汉化不能忽视清廷统治的需要，这是自觉的，是在统治者实施的统治计划之中。汉化能够顺利发展（特别在前期），是以统治阶级需求为前提的。
另外一种汉化是追随统治者入关的广大满洲民众。满洲民众的汉化不是由其入关开始的，关外期间，在满汉的交往中，满洲人的汉化就开始了，因为文化走向与流水相反，它总是由低处向高处进展的。这是不自觉的，也不一定是统治者所首肯的。满洲民众的汉化包括语言、衣食、习俗，乃至学习汉文，读汉文著作，写作诗文等。
努尔哈赤对汉文化是敌视的，对于明儒生尤为憎恨，捉到即杀，曾说“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切齿之声可闻。皇太极虽有所缓和，但对满洲人汉化趋向也是十分警惕的。皇太极即位不久就说“我皇考太祖（努尔哈赤）
以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入处汉地，易世以后，皆成汉俗”，从而导致衰亡。
然而，文化是个整体，清统治者在学习汉语、学习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时候，汉文化的其他内容也随之而至。什么当接受什么不当接受呢？这就是个问题！另外，文化虽然要借助一定载体才得以体现，但究其实质来看，文化更像是一种氛围、一个场，处在这个“场”中，很难做到只取有用之物，屏除有害之物。“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果只停留在粗略的层面，还有一定道理；如果涉及精微，就很难一厢情愿。
入关后，八旗变为单纯的军事组织，八旗军成为职业军队。这个职业军队又来到了汉文化的“场”中，虽然八旗进入大城市后都建筑满城，把他们与汉人隔离开来，然而，彻底的隔离是不可能的。交往频繁的城市生活又岂是区区坊墙所能隔离开的。何况八旗子弟作为职业军人整个被朝廷包养起来，没有谋生压力，不事生产，又没有战争，整日游手好闲，彻底成为城市中的顶尖的有闲的阶级，于是，他们有了比汉人更多的机会接受汉文化中奢靡的消费文化，变得日益软化。
清朝最高统治者接受汉族传统的意识形态之后，马上就得到好处。例如源于氏族部落的八旗制度保留了军事民主因素，各旗旗主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都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且，努尔哈赤晚年特别强调“八固山王共理国政”的原则，能持此原则者才能继承他的帝位。这样军事力量大的旗主必然对皇权构成威胁。皇太极主政时一直想要抑制、削弱各旗主的权力，很困难。顺治初，正白旗主多尔衮以摄政王和皇叔父的身份独断专行，俨然太上皇。在他死后两个月顺治就能“籍其家，诛杀其党羽”，“削其尊号及其母妻追封，撤庙享”，甚至掘墓鞭尸，用的“阴谋篡弑”的罪名，凸现了皇权至上的意识。其后顺治将多尔衮统领的正白旗收归皇帝，加上原有的正黄旗、镶黄旗，是为“上三旗”，从此原来大致平等的“八旗”，逐渐产生了上下之分，旗人有功，从“下五旗”转到“上三旗”，这就是“抬旗”，并成为一种制度。这是汉化的第一个成果。也就是“尊君”，或说是加强皇帝极权。这是一个很长、而且有起伏的一个过程，直到雍正期间才最后完成。清史学家孟森说：
太宗（皇太极）以来，苦心变革，渐抑制旗主之权，且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属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之有主。盖至世宗（雍正）朝而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非戴孔孟以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秉承于太祖（努尔哈赤）也。世宗制《朋党论》其时所谓“朋党”，实是各旗主属之名份。太祖所制为纲常，世宗乃破之为朋党，而卒无异言者，得力于尊孔为多也。 所以有人认为清代统治者的“汉化”就是“儒化”，如果仅就意识形态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顺治皇帝是喜欢汉文化的，为了统治新到手的江山也必须学习汉文化，可是在他临终之时，在遗诏中反思执政教训时还说，自己“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此罪之一也”。
康熙亲政后，实施“以汉治汉”的政策，倡导“以文教治天下”，崇尚理学。甚至康熙自己穿上了“儒服”以儒学领袖和天下师自居，并宣称“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这种把“治统”“道统”在自己身上合一的皇帝，历代还不多见。康熙内心对于“汉俗”则是十分卑视的，他常常批评汉人习俗鄙陋面，并认为“汉人难治”，甚至连吃饭这类小事上都认为汉人就是不行，一天吃四五顿饭，不知节俭。但他从现实统治需要，也要与汉人及其文化习俗，虚与委蛇，不过分地在习俗的小问题上过分挑剔，吹毛求疵。他说：“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俗，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可见，康熙在统治上急速推行孔孟、程朱之道、加强皇权专制同时拒绝与此无关的东西。因此从康熙开始是比较自觉地控制着汉化的进程及其内容的。
康熙一边推行汉化政策，一边卑视“汉俗”：（汉人）一天吃四五顿饭，不知节俭。
然而，随着汉化速度加快，统治者担心的负面效应也产生了，清初诗人方文《都下竹枝词》咏及八旗云：“自昔旃裘与酪浆，而今啜茗又焚香。雄心渐向蛾眉老，争肯捐躯入战场。”惯于战场厮杀的八旗健儿进了城，灯红酒绿，一下子钻到温柔乡里，自然战斗力迅速下降。于是，“三藩之乱”时，清廷不得不借助张通、赵良栋来敉平叛乱。
统治者欢迎的“汉化”，即通过对儒道的尊崇，消除“满洲旧俗”中的各个旗主的权力，把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到了雍正时期，这个过程基本完成。现在凸现在最高统治者面前的就是统治基础的稳固问题了。
雍正为人猜忌，他总是有点惴惴不安。虽然立国八十余年，但他总是觉得汉人喜欢闹事，其“意中每似不愿太平安静者”，仍然不少，时时都有可能出点乱子。雍正告诫那些热衷学习
汉文化的八旗子弟，让他们“学习满洲之武略骑射，勿但崇尚文艺、以致二者俱无成就，而以满洲之武略为可鄙也”。他说崇尚汉文化，可能最后弄得“文不成，武不就”，还是守住“武略骑射”和“淳朴世风”好。
如果说顺治时期朝廷对于汉化无论是襄赞还是抵制都还缺少自觉的政策意识，把汉化作为一种自觉的政策意识则是从康熙开始的。雍正皇帝对汉化的控制意识加强了，开始了防堵；而到了乾隆时期，他继其父继续整顿旗务，把控制八旗汉化当作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他隐隐感到汉化的实质是“文人化”和“汉人化”，前者消弱了满洲的战斗力，没有“八旗健儿”的“骑射”，清朝不是要处在风雨飘摇中吗？后者更可怕了，如果旗人成了“汉人”，满洲皇室的基础又在哪儿呢？因此乾隆对控制汉化政策，抓的最紧，力度更大，甚至不惜兴起大狱。
乾隆帝对汉化政策进程的控制最甚，不惜兴起大狱
在整饬旗务过程中，乾隆要旗人重温皇太极昔日对满洲人的教导：“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满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等四条。
四条中的“骑射”（武功）“国语”（满洲话）好懂。乾隆就是从这两条简单的抓起。在接见满洲臣工时，他常常用“清语”“清字”，测验臣子们有没有忘本？不能用请语、清字的回答的，轻则“申饬”，重则撤职。另外，在满洲人、旗人如参与科举考试必先考弓马骑射。 “敦崇淳朴”需要解释一下。其实说透了就是忠于满洲皇帝，如果说汉族士大夫真的忠于满洲皇帝的话（在雍正、乾隆眼中，许多汉人是假忠），那还是通过儒家经典的教诲，懂得了“忠君”的意义，从而转换成忠于满洲皇帝行动的。而满洲人不是这样，他们忠于自己则是他们的本性，淳朴就是不假外力、不需要学习，自然形成的。显然，这是欺骗，是为了拉拢住八旗子弟的饰辞。
什么叫“浮华”？这包括更为广泛，凡是满洲人接受了为皇帝看着不顺眼的汉人习俗，都可以称之为“浮华”。比如写诗作文在汉族文人士大夫看来是件雅事，它又有怡情悦性的功能，遂成为文人的时尚。康熙、雍正、乾隆等几代皇帝也读历代文人士大夫的书，自然也羡慕汉族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康熙、乾隆二人合起来十二次江南之巡，内在的动机就有对汉族文士所肯定山水之美的追求。雍正、乾隆都有穿戴汉族文人服饰的造像，有的还做“抚孤松而盘桓”状。但皇帝是皇帝，可以率性而为，他怎么“汉化”也没人敢有异议，谁也不敢说这是“浮华”，至于这些满洲世仆，穿汉人的衣服，改汉姓，不会说清语、写清字都是问题。这些都可以称作“浮华”。
隆特别厌恶身为满洲而以文人自居，像钟音这样久任督抚大员的满洲官员，因为不关心武备，“自号文人”，也严加“申饬”。可见他对满洲人“文人化”的轻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古代史上文字狱最厉害的就是乾隆时期，此间仅经由皇帝处理的文字大狱就有六七十起之多，其中也涉及满洲大臣。最典型的是处理胡中藻诗案中对广西巡抚满洲人鄂昌的惩罚。胡中藻曾是内阁学士，乾隆十五年向皇帝献其所著《坚磨生诗集》，二十年三月突然下了一道上谕，指责胡诗集中多有“悖逆”之词，胡中藻下狱。诗集中有与鄂昌唱和之作，遂株连鄂，抄了鄂昌的家，在鄂家发现了鄂昌自己写的诗和其他满洲人的诗集，乾隆觉得有典型意义，发了一道上谕：
谕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漫，渐成恶习。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今检其所作《塞上吟》，词句粗陋鄙率，难以言诗。而其背谬之甚者，且至称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
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夫满洲未经读书，素知尊君亲上之大义。即孔门以诗书垂教，亦必先以事君事父为重。若读书徒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岂孔门垂教之本意。况借以诋呵讽刺，居心日就险薄，不更为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断不可长。著将此通行传谕八旗，令其务崇敦朴旧规，毋失先民矩矱。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作，哆口吟咏，自蹈嚣凌恶习者朕必重治其罪。
从这道上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托名读书，无知妄作，哆口吟咏”的痛恨。最后鄂昌也被处死。为什么处理如此严重？他感到鄂昌的汉化滑到了“汉人化”的边缘了，竞称满洲人“二弟”（满洲未入关时为了与蒙古团结一起与明朝征战，自命为刘备，视蒙古为关公）——蒙古为“胡儿”，这已经不仅是文人化消弱战斗力的问题了。
道上谕在当时很有威力，必然加深旗人、特别是满洲人对写诗作文危险性的认识。从这个案例可见乾隆在控制满洲汉化过程中手段的严酷。
从入关到乾隆末年150年间，出于各种动机，到此时汉人编选的清人诗歌选本，就我个人所寓目的就有二三十种之多，然而独独没有专门以满洲人、八旗人诗歌创作为收录对象的选本问世。这是为什么？其根本原因就是皇帝厌恶满洲人搞这些虚浮的东西。旗人自己写点诗文，自己刊刻一下，就周围的小圈子的人知道，一编成选本就显得格外招摇，害怕因此得罪。 然而，乾隆一死，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嘉庆九年（1804），内务府就刊刻了第一部旗人诗歌创作总集——《熙朝雅颂集》。此书共138卷，编辑者最初为满洲正黄旗的铁保，乾隆三十七年进士，也是屡任广东巡抚、浙江巡抚、两江总督的地方大员。乾隆去世五年后，他把编成的“八旗诗”献给嘉庆，不仅未受责备，还受到表彰，并赐名《熙朝雅颂集》。嘉庆皇帝为此书作序说：
夫言为心声，流露于篇章，散见于字句者，奚可不存？非存其诗，存其人也。非爱其诗律深沉，对偶亲切；爱其品端心正，勇敢之忱洋溢于楮墨间也。是崇文而未忘习武，若逐末舍本，流为纤靡曼声，非予命名“雅颂”之本意。知干城御侮之意者，可与之言诗。图但与此函，侈言吟咏太平，不知开创之艰难，则予之命集，得不偿失，为耽逸恶劳之作俑，观其集者应谅予之苦心矣。
虽然为了与祖宗的说法“接轨”，也讲些“爱其品端心正”“崇文而未忘习武”这些空洞的“政治正确”的话，但方向变了。乾隆间的旗人诗何尝没有“品端心正”“崇文而未忘习武”的作品！皇帝之所以鸡蛋里挑骨头就是要刹住满洲“文人化”进而“汉人化”的这股风潮。牢牢地控制住汉化的进程。而到了嘉庆时这股力量控制不住了。
朝雅颂集》标明“钦定”，黄缎子封面，绵白纸作衬，墨色鲜亮，刊刻精美，看起来真是赏心悦目。用现代的话来说，如此高调出版，那时谁知它是清统治者一项重要政策失控的标志呢？（文/王学泰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