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新世相 的第 146 篇文章
今天这篇文章，作者是我的前同事、我最欣赏的商业记者李翔，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最近，他投身自己的“生意”，完成了一次数额近千万的销售。我请他撰文，第一次讲述了这个过程中的心理感受。
这篇文章，也许适合每一个对自己的身份有困惑的人，和每一个经常感到“理想与现实有冲突”的人。作为一个精神世界的沉迷者，他讲述自己怎样按照世界运转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
每个人都要经常面对身份变化：有些变化小而频密，发生在每天生活中，在公司，到家，上地铁，我们的身份时刻变化；大而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毕业、结婚、换工作等时刻。
身份变化瞬间发生，但心理变化总慢一拍。结束工作回到家里，我们变成需要强烈情感投入的家庭成员，但思维却还留在工作关系中，因此感到没有耐心——这导致许多冲突和分手；一位诗人投身商界会痛苦不适，因为他还延续着诗人的态度和情绪，他新的身份却需要逻辑和决断，严重的时候，这导致彻底失败。
每个人都身处动荡时代，身份剧烈转换，这是我们的机会，也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当我们选择了一个身份，就更要学会遵守这个身份的规律和法则。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如何停止带着优越感和自怜感的抱怨，开始思考“活得更好”。
我如何停止忧虑转爱销售
作者：李翔
博学的读者定能一眼辨出，标题来自詹宏志的一篇专栏文章：我如何停止忧虑转爱广告。而詹宏志的标题，又来自斯坦利·库布里克1964年的作品《奇爱博士：我如何学会停止忧虑转爱炸弹》。
看詹宏志的简历，就会猜出这人一定文艺至极。
我看到这个名字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出现过。这部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电影终于要结束时，一长串人名开始出现，白色字体像瀑布断流时断断续续滴下的水珠一样显现在电视机屏幕上。詹宏志的名字在编剧一栏。他就这样和杨德昌联系到了一起。
那时候还没有云盘和视频网站，杨德昌的电影会在北京新街口出售盗版碟与实验电影的小店出没，刻录的光盘装在白色的纸袋。同一家店一定还有贾樟柯的《小武》在售。
后来我知道他还参与了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与《戏梦人生》。
这跟那个号称每天只睡不到5个小时、一年只剪两次头发还固定在3月和11月、当过滚石唱片总经理、创办了台湾最大的出版公司、后来又积极投身到互联网的怀抱创办网络公司鼓吹新经济的詹宏志有何关系？
后来我读到这篇《我如何停止忧虑转爱广告》。文字中满是蝙蝠的纠结与委屈。
他写诗，身边有一群写诗的朋友。参与台湾电影，写随笔，身边又有如朱天文、杨德昌、侯孝贤这样的朋友。我曾在一篇朱天文访问中看到，她提倡自由的前提是减少需求，然后引用了“我一个朋友詹宏志”的例子，“全台湾有多少总经理的工作可以给他换？”
他有蝙蝠的苦恼，因为他热爱文艺作品，但这个做过总经理的人知道，自己不能和朋友一起抱怨：这个社会是多么没有品味，以至于诗集小说没人读，那么美的文艺电影没票房。
因为他懂得一点经济学，“学经济的人多半在‘市场’面前比较谦虚……如果我的诗集卖不出去，我知道这表示‘其他人’（也就是市场上的消费者）并不需要我的诗；我不会因此否定诗作对我的价值，但我也接受其它人不需要的这个事实。”
这样的人很容易就会被鄙视。事情通常就是这样。似乎那些明白点道理、知道如何能做更多事情的人，总会被人视为背叛了文学理想、新闻理想或者其他各种理想的逃兵；而那些坚持夜夜买醉大声斥责现实如此黑暗与让人失望的人，则会被赞誉为纯粹的坚持理想的人。似乎其他人，无论读者、用户还是赚够了“黑心钱”的资本家，有充分的责任与义务满足他们任何”纯粹“的需求——现实世界的人无法理解即使是醉酒、晚起和不工作也是理想主义者的工作。
激愤的理想主义者总是容易混淆理想和方法。
一本小说要想卖的好，除了看到它在书店无人问津然后气得大骂时代世风日下人们只知道看成功学书籍之外，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当然，我也不是主张小说家在写作时就心里暗暗盘算，究竟怎样的主题才能迎合出版商和读者，要加多少枪战片段或者爱情故事才能让人手不释卷。没必要如此。在文学作品被写出来的过程中，它需要作家全身心的投入和完全的创作自由。
但是，当它最终变成了出版商的“产品”之后——对，产品，请原谅我这么说，它需要的就是更加精心的推广，让读者知道它的存在以及读它的必要。这只是方法问题，毫不涉及理想。
出版杂志显然也是同样道理。当我在做杂志主编时，我当然想让杂志被送到更多读者手中。只有读者先拿到了杂志，他才有可能去读我们精心制作的内容。然后，如果有足够多的读者，广告商就会通过投放广告来支持它。
不过，因为你我都知道传统媒体的境况，杂志出版人会在广告商的需求和读者的需求之间摇摆不定。杂志的经济状况越糟糕，出版人就越容易向广告商妥协——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广告披着报道的外衣出现。出版者已经忘记，如果没有读者，就不会有广告商。读者才是最根本的。这是我离开杂志的原因。
我不是不喜欢商业，我只是不喜欢忘记了最终目的的商业。
但我仍然喜欢内容。我希望能找到一条让做内容的人体面生存的方式，而不必依赖收公关费或者发布软文。这个想法得到了罗辑思维的创始人罗振宇的支持。他跟我一起，用了半年时间，打磨出一款内容付费产品《李翔商业内参》。
这个产品的目的，是帮助人以更高效率的方式获取更高质量的内容。以往大公司的CEO或者投资公司的合伙人会请自己的秘书、智囊和咨询机构来为他们收集和提炼信息，提高他们摄取内容的效率和质量。
我的想法是，既然移动互联网可以让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以往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专车服务、家政服务等等，为什么不可以让每个人都享受高质量的内容服务？本质上，它和你叫一辆专车并无区别。
《李翔商业内参》这个内容产品，目前来看它能够为用户提供的价值，至少包括：
①它能够帮助用户节省时间；
②帮人理解变化；
③帮人提供很多有趣的谈资和可以写入PPT、或者开会时可以引用的故事、洞察和金句。
④我过去十二年的从业经验可以保证它的质量和水准。所有的内容，每一段文字，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在电脑上，然后，用投影仪投射在大屏幕上，团队每个人看过去。
哦，上面的介绍像不像销售？
好吧。我会将“停止忧虑转爱销售”的过程描述为一个学习如何将事情最终做成、并且做好的过程。它建立在对世界运行之道更深刻的理解之上。它让我们学习如何跟世界与现实相处，然后在尊重他人与外部世界的基础上，实现我们自己的理想。
总之，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那我会停止抱怨世界，多去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读点经济学、社会学甚至管理学，然后按照世界的运转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此同时，我会保持对那些值得热爱的事物的热爱——比如读点好小说。
晚祷时刻：
如何停止带着优越感和自怜感的抱怨，开始思考“活得更好”
李翔是一个拥有12年媒体经验的资深媒体人。做过《经济观察报》主笔和总编辑助理之后，他学习做杂志，先后担任过《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副主编、《时尚先生esquire》执行主编以及《财经天下》周刊出版人。他也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商业记者之一。他采访过几乎所有中国商业世界的知名人物：包括柳传志、张瑞敏、王石；马云、丁磊、田溯宁、曹国伟；王兴、程维、张旭豪等。
这是 新世相 的第 146 篇文章
今天这篇文章，作者是我的前同事、我最欣赏的商业记者李翔，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最近，他投身自己的“生意”，完成了一次数额近千万的销售。我请他撰文，第一次讲述了这个过程中的心理感受。
这篇文章，也许适合每一个对自己的身份有困惑的人，和每一个经常感到“理想与现实有冲突”的人。作为一个精神世界的沉迷者，他讲述自己怎样按照世界运转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
每个人都要经常面对身份变化：有些变化小而频密，发生在每天生活中，在公司，到家，上地铁，我们的身份时刻变化；大而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毕业、结婚、换工作等时刻。
身份变化瞬间发生，但心理变化总慢一拍。结束工作回到家里，我们变成需要强烈情感投入的家庭成员，但思维却还留在工作关系中，因此感到没有耐心——这导致许多冲突和分手；一位诗人投身商界会痛苦不适，因为他还延续着诗人的态度和情绪，他新的身份却需要逻辑和决断，严重的时候，这导致彻底失败。
每个人都身处动荡时代，身份剧烈转换，这是我们的机会，也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当我们选择了一个身份，就更要学会遵守这个身份的规律和法则。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如何停止带着优越感和自怜感的抱怨，开始思考“活得更好”。
我如何停止忧虑转爱销售
作者：李翔
博学的读者定能一眼辨出，标题来自詹宏志的一篇专栏文章：我如何停止忧虑转爱广告。而詹宏志的标题，又来自斯坦利·库布里克1964年的作品《奇爱博士：我如何学会停止忧虑转爱炸弹》。
看詹宏志的简历，就会猜出这人一定文艺至极。
我看到这个名字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出现过。这部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电影终于要结束时，一长串人名开始出现，白色字体像瀑布断流时断断续续滴下的水珠一样显现在电视机屏幕上。詹宏志的名字在编剧一栏。他就这样和杨德昌联系到了一起。
那时候还没有云盘和视频网站，杨德昌的电影会在北京新街口出售盗版碟与实验电影的小店出没，刻录的光盘装在白色的纸袋。同一家店一定还有贾樟柯的《小武》在售。
后来我知道他还参与了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与《戏梦人生》。
这跟那个号称每天只睡不到5个小时、一年只剪两次头发还固定在3月和11月、当过滚石唱片总经理、创办了台湾最大的出版公司、后来又积极投身到互联网的怀抱创办网络公司鼓吹新经济的詹宏志有何关系？
后来我读到这篇《我如何停止忧虑转爱广告》。文字中满是蝙蝠的纠结与委屈。
他写诗，身边有一群写诗的朋友。参与台湾电影，写随笔，身边又有如朱天文、杨德昌、侯孝贤这样的朋友。我曾在一篇朱天文访问中看到，她提倡自由的前提是减少需求，然后引用了“我一个朋友詹宏志”的例子，“全台湾有多少总经理的工作可以给他换？”
他有蝙蝠的苦恼，因为他热爱文艺作品，但这个做过总经理的人知道，自己不能和朋友一起抱怨：这个社会是多么没有品味，以至于诗集小说没人读，那么美的文艺电影没票房。
因为他懂得一点经济学，“学经济的人多半在‘市场’面前比较谦虚……如果我的诗集卖不出去，我知道这表示‘其他人’（也就是市场上的消费者）并不需要我的诗；我不会因此否定诗作对我的价值，但我也接受其它人不需要的这个事实。”
这样的人很容易就会被鄙视。事情通常就是这样。似乎那些明白点道理、知道如何能做更多事情的人，总会被人视为背叛了文学理想、新闻理想或者其他各种理想的逃兵；而那些坚持夜夜买醉大声斥责现实如此黑暗与让人失望的人，则会被赞誉为纯粹的坚持理想的人。似乎其他人，无论读者、用户还是赚够了“黑心钱”的资本家，有充分的责任与义务满足他们任何”纯粹“的需求——现实世界的人无法理解即使是醉酒、晚起和不工作也是理想主义者的工作。
激愤的理想主义者总是容易混淆理想和方法。
一本小说要想卖的好，除了看到它在书店无人问津然后气得大骂时代世风日下人们只知道看成功学书籍之外，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当然，我也不是主张小说家在写作时就心里暗暗盘算，究竟怎样的主题才能迎合出版商和读者，要加多少枪战片段或者爱情故事才能让人手不释卷。没必要如此。在文学作品被写出来的过程中，它需要作家全身心的投入和完全的创作自由。
但是，当它最终变成了出版商的“产品”之后——对，产品，请原谅我这么说，它需要的就是更加精心的推广，让读者知道它的存在以及读它的必要。这只是方法问题，毫不涉及理想。
出版杂志显然也是同样道理。当我在做杂志主编时，我当然想让杂志被送到更多读者手中。只有读者先拿到了杂志，他才有可能去读我们精心制作的内容。然后，如果有足够多的读者，广告商就会通过投放广告来支持它。
不过，因为你我都知道传统媒体的境况，杂志出版人会在广告商的需求和读者的需求之间摇摆不定。杂志的经济状况越糟糕，出版人就越容易向广告商妥协——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广告披着报道的外衣出现。出版者已经忘记，如果没有读者，就不会有广告商。读者才是最根本的。这是我离开杂志的原因。
我不是不喜欢商业，我只是不喜欢忘记了最终目的的商业。
但我仍然喜欢内容。我希望能找到一条让做内容的人体面生存的方式，而不必依赖收公关费或者发布软文。这个想法得到了罗辑思维的创始人罗振宇的支持。他跟我一起，用了半年时间，打磨出一款内容付费产品《李翔商业内参》。
这个产品的目的，是帮助人以更高效率的方式获取更高质量的内容。以往大公司的CEO或者投资公司的合伙人会请自己的秘书、智囊和咨询机构来为他们收集和提炼信息，提高他们摄取内容的效率和质量。
我的想法是，既然移动互联网可以让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以往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专车服务、家政服务等等，为什么不可以让每个人都享受高质量的内容服务？本质上，它和你叫一辆专车并无区别。
《李翔商业内参》这个内容产品，目前来看它能够为用户提供的价值，至少包括：
①它能够帮助用户节省时间；
②帮人理解变化；
③帮人提供很多有趣的谈资和可以写入PPT、或者开会时可以引用的故事、洞察和金句。
④我过去十二年的从业经验可以保证它的质量和水准。所有的内容，每一段文字，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在电脑上，然后，用投影仪投射在大屏幕上，团队每个人看过去。
哦，上面的介绍像不像销售？
好吧。我会将“停止忧虑转爱销售”的过程描述为一个学习如何将事情最终做成、并且做好的过程。它建立在对世界运行之道更深刻的理解之上。它让我们学习如何跟世界与现实相处，然后在尊重他人与外部世界的基础上，实现我们自己的理想。
总之，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那我会停止抱怨世界，多去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读点经济学、社会学甚至管理学，然后按照世界的运转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此同时，我会保持对那些值得热爱的事物的热爱——比如读点好小说。
晚祷时刻：
如何停止带着优越感和自怜感的抱怨，开始思考“活得更好”
李翔是一个拥有12年媒体经验的资深媒体人。做过《经济观察报》主笔和总编辑助理之后，他学习做杂志，先后担任过《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副主编、《时尚先生esquire》执行主编以及《财经天下》周刊出版人。他也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商业记者之一。他采访过几乎所有中国商业世界的知名人物：包括柳传志、张瑞敏、王石；马云、丁磊、田溯宁、曹国伟；王兴、程维、张旭豪等。